１９８７年，河南濮阳西水坡４５号墓葬考古发现了蚌壳龙虎图。该墓葬是仰韶文化第一阶段的遗存。墓室正中，壮年男子骨架头南足北，骨架左右两侧是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龙在人右，虎在人左。距骨架０．３５米处发现了两根人的胫骨，胫骨西侧有一堆被人为塑成三角形的蚌壳。（图１．１）除Ｍ４５的蚌壳龙虎图之外，第二组蚌图摆塑出现在距Ｍ４５约２０米处的一个浅地穴中，图案有龙、虎、鹿和蜘蛛等。第三组蚌图发现于第二组蚌图南面２５米处的灰沟中，图案为虎与人骑龙的形象。后两组蚌图的意义尚有待研究，但第一组Ｍ４５蚌壳龙虎图所反映的天文学意象却是明确的。
图1.1 濮阳西水坡M45平面图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第4页）
骨架北部的两支胫骨是北斗的图像表达，意为斗柄；其西侧三角形蚌壳堆意为斗魁。斗柄指东，斗魁指西。《鹖冠子·环流》有“斗柄东指，天下皆春”的说法。以人的胫骨而非蚌壳来指示斗柄，反映了“测影”的本义，《周髀算经》有云：“髀者，表也。”斗柄与斗魁所指东西两向，与骨架左右两侧的龙、虎图案相对应。龙、虎的布列方位，反映的即是东西“二陆”的天文学概念。《史记·天官书》曰：“东宫苍龙，房、心。”又曰：“参为白虎。”《说文》称：“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苍龙又被称为“辰”，《左传·昭公元年》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参、商不可能同时获见于天，因此是判定春秋二分的标准星象。由西水坡Ｍ４５龙虎图案所见，仰韶文化时期的先民可能已认识参、商二星的运行规律，虽未名之曰“春分”“秋分”，但已能把握这两个时间节点了。
相对于“二分”，夏至与冬至的观测稍难。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疑为“观象台”的ⅡＦＪＴ1基址。遗迹背依陶寺中期大城内道南城墙，向东南接出一个大半圆形建筑。该遗迹有三层夯土台基，第三层台基柱缝基础墙基上部表面挖出１０道槽缝，将墙基上部平面“分割出１１个夯土方块Ｄ１～Ｄ１１，加上墙基本身的夯土版块Ｄ１２、Ｄ１３，柱缝基础墙基上部平面共可见１３个方块”。（图１．２）为验证该建筑的天文观测功能，山西考古队在原址复制模型，自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１日冬至至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４日秋分，进行了一年半的实地模拟观测：东２号缝对应于冬至时的日出方位，东７号缝对应于春秋分时的日出方位，东１２缝对应于夏至时的日出方位，其他各缝都对应于一年之中两个时日的日出方位。由此，至晚在龙山文化后期，“两分两至”也已被观测出来。
图1.2 观测点夯土基础与柱缝基础局部图
（《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Ⅱ 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4期，第11页）
“分至四中气”观念被商人继承。卜辞中的“四方神”与“四方风”，可能就是分至四中气之神，但尔时四中气尚未与季节结合起来。甲骨卜辞只见“春”“秋”二季，例如：（１）庚申卜，今秋亡丞之？七月。庚申卜，今春亡丞？七月（《乙》８８１８）。（２）惠今秋？于春？（《粹》１１５１）于省吾认为，后世的春夏秋冬“四时”观念要至西周晚期才出现。从卜辞内容来看，“春”“秋”这一对季节概念与农业种植、收获周期相关，尚不具备“政统”“天命”等意义。
由上引卜辞可知，殷商已有“日”的概念，并以干支纪日。殷墟出土的六旬式支干表，上有“月一正”“二月”等月序，说明“月”的历法概念也已产生。晚商时期，用“一祀”表示一年的时间跨度（３６０—３７０日）。顾名思义，“祀”即祭祀，商人以祭祀周期指代一年，印证时间秩序的建立与人事的节奏密切相关。“年”与“岁”字虽现身于卜辞，有农业收获的意思，但尚与纪年无关。
周初金文仍有以“祀”纪年的情况，但作为时间单位的“年”也出现了。如，西周早期的中方鼎记曰“唯王令南宫伐叛虎方之年”（《集成》２７５１）。若于省吾先生所论不误，那么待“四季”观念产生，西周晚期“日—月—四时—年”的基本时间体系遂宣告形成。在四时的基础上，又细化为分（二分）、至（二至）、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共八节。《左传·昭公十七年》称：“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这是将四种候鸟的来去视作“八节”标志。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的正式确立，就是以“八节”作为支撑的。
时间体系的搭建完成缘于历法的完善，但在技术层面之外，春秋战国时人往往将圣人或神灵视为时间的创造者。《尚书·尧典》曰：
（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尧典》将“定四时成岁”想象为圣人敬授民时的结果。所记四中星大体相当于二十八宿中的张宿（星鸟）、心宿（星火）、虚宿（星虚）和昴宿（星昴）。四中星纪事，即在二分二至之日的黄昏，分别观察上述四宿行至正南方向，以此掌正四季仲月。换言之，就是以分至日为标准，四季仲月根据这四个标准日，前后各推十五日而定。关于四中星的观测年代及《尧典》成篇年代，结论不一，从春夏秋冬之四时名称已出现于篇中来看，《尧典》成书不会早于春秋。
能与《尚书·尧典》“圣人授时”对观的，是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乙篇，其中有云：“未又（有）日月，四神相戈（隔），乃步以为岁，是隹（惟）四寺（时）。”楚帛书将“四时”产生解释为伏羲四子（四神）分守四方，通过相互换位“步以成岁”。尽管上述两个传说中“圣人”与“四神”的名称互不相同，但创作逻辑与诠释模式却是类似的。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太一生水》，同样是对“成岁”过程的阐释：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凔热。凔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简１—简４）
它的书写模式与“四神掌四时”传说不同，而认为时间的产生由太一生水开始，经历天地、神明、阴阳、四时、凔热、湿燥多重阶段，最终成岁而止。
以上关于时间如何产生的传说，都有意将时间神圣化。在制作传说的同时，一些季节与时间节点的特殊性也被凸显出来。《春秋·隐公元年》起首的“春王正月”，字字俱含春秋大义。《左传正义》曰：
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则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
殷历中，春、秋只是表示农业休作区间的自然时间概念。但至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季节之一的“春”，已不再指单纯的农业时间，而具备了“正朔”“三统”的象征意义，成为“神圣的时间”。
同样是神圣的时间，“日南至”（冬至），尤其是“朔，日南至”（朔旦冬至），被视为一年中最为重要的时间点。杜预注谓：“朔旦冬至，历数之所始。治历者因此则可以明其术数，审别阴阳，叙事训民。”正因为这一天在历法上的意义特殊，周人即以日南至所在的夏历十一月作为岁首，所谓“周人建子”。降至汉晋隋唐，即使岁首孟春变更为夏历正月，冬至依然有至高地位。
对时间的认识与掌握，是月令出现的前提。今所见月令文献，大多成书于战国时期或秦汉初年，已是体系完备的作品。其中，包含纪时系统、时月宜忌在内的时令观念，已十分成熟。尽管战国以前的月令文献今已罕见，但零星的时令观念却能在早期文献的记载中窥探一二。
*本文节选自本书 第一章 月令文本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