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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华延续前辈的学术传统，在与学人的广泛交往中，将自己的民间故事研究融入到国家命运、时代生活中，形成了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独特理解。民间故事艺术世界是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反映，凝聚着民众的生活经验、情感价值和理想愿望。刘守华从民间故事是人民群众最普遍的口头语言艺术的学术理念出发，通过对民间故事与社会、宗教、民族关系的解析，呈现了民间故事纵横交织的文化关系以及艺术性，揭示了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艺术之美、生活之美和精神之美，丰富了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文化意蕴。

关键词：刘守华；民间故事；艺术世界

民间故事承载着民众的生活知识、情感经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价值追求，并“在多重文化纵横交错的历史背景下构成演进，从而获得丰厚的文化内涵与多姿多彩的艺术特色”。可以说，民间故事的“核心或本质是其艺术世界”。艺术世界是刘守华民间故事研究的一贯追求，他循着前辈的足迹，试图通过民间故事研究揭开艺术世界的神秘面纱，并对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进行理论阐释。

自歌谣运动以来，不少学者纷纷深度挖掘故事材料，加强民间故事的理论探索。周作人认为童话具有艺术性，他在1922年发表的《王尔德童话》中提到，“王尔德的文艺上的特色，据我想来是在于他的丰丽的辞藻和精炼的机智……童话也是如此”。语词表达和精彩内容是童话艺术性的体现，而对于童话研究者来说，更重要的在于“其能在表见，所希在享受，撄激心灵，令起追求以上遂也”。因此，童话呈现的艺术之美不只是表面看到的美，还在于沉浸其中的享受性体验，更重要的在于对心灵的洗涤以及隐含在心灵深处的美。不同时期艺术性的呈现是不同的，其受民众生活与社会环境的影响。顾颉刚通过对孟姜女故事演进脉络的系统梳理认为，“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藉了民众的情感和想像而发展”。民间故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变化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根据自己的情感和想象赋予故事艺术之美，营造了民众之于故事的“想象世界”。

民间故事作为文艺作品来自于民众生活并为民众服务。1942年5月2日，毛泽东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艺术的原料在于生活，经由生活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具有艺术性的，“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文艺要能够为人民大众服务，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贴近人民的生活，理解人民的语言，体味人民的情感，挖掘并运用人民生活中丰富的文学艺术矿藏来创作文艺作品。而这些文艺作品在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长的郭沫若看来，是“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是人民大众的文艺。作为民间文艺的民间故事自然也是最基本的、最生动的、最丰富的，人民大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作民间故事，表现出来的不仅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而且是民众喜闻乐见且生动有趣的文艺作品。这就需要学者在研究民间故事时可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理解人民的日常生活，体会人民生活的艺术表达。

众多学人对于民间故事艺术性的认知为刘守华聚焦民间故事艺术世界开启了探索之门，也为他关于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探究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理论前导。

刘守华对民间故事的研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认为民间故事是民众生活的反映，表达了民众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在不断剖析革命故事、幻想故事、动物故事等的过程中，在民间故事的比较分析中形成了对其艺术世界的独到见解。

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研究，一开始就具有艺术的眼光，注重故事中的艺术形象和幻想色彩。就艺术形象而言，他通过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认为革命故事和讽刺故事都是以传统故事即“历史传说和生活故事”为基础进行艺术加工，形成具有广泛概括意义和充满幻想、虚构的正面或反面的艺术形象，体现出人民的机智勇敢和革命斗争精神。就幻想色彩而言，他认为幻想是民间故事的重要特点，这并不是要构造纯粹的虚幻世界，而是要将具有幻想色彩的元素如会飞的扫把、会唱歌的鸟等引入民众生活，借此表达民众对生活的美好追求。面对学界对民间故事幻想色彩的讨论，刘守华极力主张应保留民间故事的幻想色彩，并于1956年发表《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从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的“牛郎织女”和李岳南同志的评论谈起》一文，反对消解民间故事的幻想色彩，认为如果这样就“不符合民间作品的艺术风格”。社会生活是民间故事艺术性的基础，没有社会生活作为民众口头创作的素材，就没有办法进行艺术创作。对于如何将生活素材转变为具有艺术性的民间故事，他提到了讽刺、幻想等民间故事的艺术特点，目前他对民间故事中生活与艺术关系的研究还在深化。

在强调民间故事讽刺、幻想等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刘守华着力对如何从生活素材转化为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过程进行充分探索，从表达方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形成了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较为完整的认识。民间故事类型多样，针对“动物故事、幻想故事、生活故事”等，刘守华分门别类地对其艺术世界进行了讨论。特别是幻想故事，他延续了“五四”时期周作人等的学术传统，认为神奇宝物、神奇魔法等“是人们借用来进行艺术虚构的一种幻想材料”，可为古老的信仰、习俗注入新的活力，形成了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美好世界；并和动物故事、生活故事一起，从类型上描画了民间故事的整体样貌。随着研究的深入，刘守华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探索，一方面注重故事的艺术表达，不仅从民间故事的情节结构、语言特色、角色塑造等方面进行内容分析，还从作为故事活态存在的传承人角度对传承人生活环境、个性等方面关注故事；另一方面注重故事的艺术表现手法，他认为通过夸张、象征、反复、讽刺等手法进行故事叙述和人物形象刻画，增添了民间故事的艺术特色。

2009年，刘守华将自己选编的民间故事研究文集命名为《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按照学理探奥、类型解析、口头叙事考辨等编排自己的文章，体现了他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深刻领悟和清晰的学术指向。2016年，刘守华将自己追踪多年的“求好运”故事集结为《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民间故事》并出版，展现了他对“求好运”故事不懈追索的过程，并将该故事与当下民工潮联系起来，深入挖掘“求好运”与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显现出民间故事持久的艺术生命力。2020年，刘守华将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讨论推向故事诗学的阶段，并且深入地讨论了民间故事艺术世界与故事诗学的关系，“对故事艺术世界的探求……近年有学人称之为‘故事诗学’”。他的故事诗学就是将故事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认为故事研究应“联系中国文学传统、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艺术美学等诸方面来开掘其艺术魅力和社会价值”。刘守华将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探讨上升到诗学高度，意味着他从理论层面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理解的进一步深化，完善了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理论建构。

刘守华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理解与他早年在乡村生活时期的民间故事讲述环境有密切关系。刘守华小时候的乡村生活充满民间故事，村民善于讲故事，村里普通的家常事务都可以成为村民编织故事的素材，并“经说故事的人加以夸张渲染，就在眼前呈现出一个闪耀奇光异彩，隐藏着无穷奥秘的童话世界”。这些孕育在民间的故事所塑造的艺术世界，让他对故事有了新的体悟。后来在沔阳师范学校进行学习，刘守华参与了洪湖相关的故事传说的搜集整理工作，逐渐加深了对民间故事的认识。直到1953年从沔阳师范学校进入华中师范学院，刘守华才开始了对民间故事的专门研究，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持续到现在。过往的生活与学习经历让他领略了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美，而对其艺术世界的开掘则融入他的工作与生活，成了一辈子用心去追寻的事情。几十年来，他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与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将民间生活、民间故事与艺术世界联结了起来，已然形成了他对艺术世界的独特理解。

比较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研究对象彼此间的联系与差别，从中发掘事物的特殊本质。在改革开放之初，刘守华就选择比较方法作为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研究的切入点。1979年，刘守华发表了《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通过对欧洲的《格林童话》中的《有三根金头发的鬼》和中国的《三根金头发》《穷人寨》等故事的比较，认为这些故事主题是相似的，这是他用跨国家的比较研究方法切入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重要一步。“比较研究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刘守华认为比较研究不能局限于国家与国家的民间故事比较，还要注重不同民族之间的比较，特别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理解不同民族民间故事的艺术特点，跨民族比较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刘守华看来，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包括跨国家、跨民族、跨学科比较，拓展了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范围，建立了以中国民间故事为核心的比较故事学的方法论。刘守华将民间故事放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上、放在不同维度上进行比较，揭示了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特点和规律，这些基于比较研究方法论下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比较故事学》《中国民间故事史》《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演变》等著作中，形成了他民间故事研究的重要学术取向。比如在《比较故事学》中，既有中国与日本、印度等不同国家的跨国比较，还有民族之间的跨民族比较，也有古代科技与宗教文化的跨学科比较，充分体现了刘守华的比较研究思想，从中挖掘的民间故事艺术世界在比较中也更为清晰。具体到单个故事而言，刘守华将佛本生故事与傣族阿銮故事进行比较，发现傣族阿銮故事虽然与佛本生故事有渊源关系，但是傣族人民在此基础上结合民族特性与生活传统，对阿銮故事进行再创作，形成了内容广博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故事系统。特别是在艺术形式上，以英雄人物阿銮为中心展开故事叙述，情节曲折生动，内容精彩有趣，在比较中傣族阿銮故事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也愈发明朗。

刘守华以比较研究为主要方法，“始终抓着民间故事这口油井进行开掘，从各个侧面不断对之加宽加深”，夯实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理论建构。虽然他也在交互运用母题、类型等综合研究方法，但是比较研究方法贯穿刘守华民间故事研究的始终，是他理解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重要进入路径和分析方法。从刘守华的整个学术研究历程来看，与其说比较方法是他进入民间故事研究的学术起点，倒不如说是他从事民间故事研究的学术支点。他从民族、学科角度扩展了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范围，承担起民间故事学乃至民间文艺学理论建设，形成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独具特色的学术观念。

在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比较研究道路上，刘守华的学术研究离不开季羡林、丁乃通、钟敬文等学者的帮扶。季羡林对比较文学的态度给予他启发，并对他关注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给予肯定，他将《印度<五卷书>和中国民间故事》的论文寄给季羡林征询意见，季羡林在回信中说，“现在东西各国比较文学之研究均极盛行。我们学术界在这一方面也似乎有点落伍，须急起直追”。季羡林结合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形势，建议刘守华进行中国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极大地鼓励了他，促使他继续进行多侧面比较研究，也推动了他对民间故事比较和佛教与民间故事关系的深入研究。丁乃通在华中师范大学讲述的芬兰学派历史地理比较方法的素材取用和故事生活史的追寻为刘守华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但是他并不拘泥于此方法，而是不断深化对民间故事与社会文化的理解。钟敬文在充分了解刘守华民间故事研究方法后，在《比较故事学》一书中题词，“比较方法是现代科学研究手段之一；只要善于运用，就能奏效立功”。事实确实如此，刘守华将比较研究方法用于故事研究的不同层面，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比较，成果丰硕而又自成体系。这些学者的帮扶，坚定了刘守华用比较研究方法开掘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信心，并且立足“多民族一国”民间故事的特殊性，兼收并蓄又独立成章，形成了他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多元一体的互动互融却又归流于国家共同体的独到理解。

如果说刘守华童年与民间故事相伴的成长环境给予了他学术的兴趣点，比较研究给予了他持续进行民间故事研究的方法，那么民间故事艺术世界则给予了他继续前行的方向，指引着他在民间故事领域持续探索。

要开掘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离不开对民间故事整体面貌的把握。民间故事艺术世界不只存在于文本中，还存在于创作过程中，并与故事所处的生活环境、历史传统密不可分。刘守华上山下乡，不畏艰辛，广罗民间故事材料，在民间故事与社会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多重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完成了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理论建构。

民间故事是现实生活在民众心理的反映，其内容丰富，类型多样，是一种通俗而又富有趣味性的口头艺术。民间故事文本资料，故事整理、改编与创作和故事生态环境三个方面构成了民间故事的整体面貌。把握民间故事的整体面貌是刘守华开掘其艺术世界的知识基础。

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民间故事约有2500年历史，夏商周时期民间故事就出现在人们的口头，经文人记录写定成为书面文本并流传后世，现在比较有名的民间故事多存在于《列异传》《搜神记》《广异记》《夷坚志》《咫闻录》等书中。刘守华通过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20世纪的中国民间故事的深入分析，挖掘了不计其数的幻想故事、生活故事和动物故事，呈现了不同时期民间故事的发展流变，勾连出民间故事流传的网络关系。20世纪80年代，为了探求民间故事的现状，《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采录的民间故事“达183万余篇”。刘守华时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他率领湖北同行对湖北各地民间故事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并且亲自深入村落，了解民间故事的生存环境，采集民间故事，加深了对区域民间故事生活性和整体性的理解。当然，刘守华认为中国民间故事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他注重将中国与世界民间故事连接起来，并将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金荣华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作为自己从事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必备资料。他长期以来对于民间故事的积累与这些学人以索引形式呈现的世界民间故事类型，不仅使他对中国民间故事的实际面貌和基本存量有整体认知，还将中国民间故事放置于世界民间故事体系之中，建立中国与世界民间故事之间的关联，形成了更为全面的对民间故事的理解。同时，刘守华并非将民间故事作为特立独行的文化，而是将其视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从而使他能够在认识、理解和阐释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过程中具有从民间故事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视角。

民间故事的整理、改编与创作蕴含了民间故事流传的无限可能性，展现了民间故事存在的不同形态。在民间故事的整理上，刘守华强调要做到忠实记录、慎重整理，“只有忠实于原作，努力把原作包含的民族生活、思想、情趣等等传达出来，才能显示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美感”。在民间故事的改编过程中，刘守华认为要以传统民间故事的艺术形式为基础，把握民间故事在艺术表现上的基本规律。在与乡村教师黄俏燕的三次通信中，他强调，“我们改写故事并非要突显某种个性色彩，而是要懂得口头语言艺术风格样式的多样性”。进一步来说，对民间故事的改写并不是肆意发挥、随意创作，而是要在对生活的本质和主流有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把握语言艺术的特点、情节结构的风格并进行创意性编排，这样才能延续故事的社会价值与艺术生命力。

民间故事是集体传承的口头叙事，活态地存在于故事生产者的讲述中，只有了解民间故事生产者的生活环境，才能明白民间故事的生活面貌。每个地方的人都会讲故事，只是讲的多少不一样，对故事的艺术构思、语言运用、表达方式不一样。在民间故事传承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那些故事讲述人如汉族的刘德培、胡怀梅、曹衍玉，土家族的孙家香，朝鲜族的金德顺等。讲故事的人较多的村落就形成了有名的故事村，比如伍家沟村、走马镇、耿村等，其中伍家沟村“会讲故事、会唱民歌的有85人，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故事讲述人在对故事进行加工时，会将自己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与个人风格融入其中，这样故事就成为他们表达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人生理想的重要方式，民间故事艺术世界也就具有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些许个人色彩。

民间故事以文本资料的形式存在，以故事改编创作的形式存在，还活态存在于民众生活中。这些都离不开民间故事讲述人，他们是民间故事的生产者和传承者，是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建构者。刘守华从民间故事历史资料，民间故事改编创作，再到对故事家和故事村的关注，呈现了民间故事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民间故事的生活环境，立体地展现了民间故事的不同存在形态，把握了民间故事的整体面貌。

民间故事艺术世界不是虚无缥缈的口头言语，不是日常生活的直接再现，不是资料的重复加工，而是要切实关照民众的生活，观察民间故事的生存环境，进而揭开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真实面貌。因此，探索民间故事艺术世界，除了对民间故事整体面貌有充分的把握之外，还需要关注刘守华对其艺术世界探索所秉持的学术理念。

刘守华的民间故事研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注重人的生活性表达。民间故事“以现实世界中形形色色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及其理想愿望为叙说中心，用巧妙的虚构方式编织而成……有的贴近实际生活，有的饱含神奇幻想，有的诙谐幽默，有的寄寓哲理，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民间故事艺术世界是民众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等对故事的风格、情节、语言等进行或精或粗的加工，表达了民众的情感和价值观念。不管民众是否识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故事讲述者、传播者，可以随着生活情境的变化编织符合时代的故事，以展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民众的生活面貌。这样在理解民间故事的时候自然就要以人民为中心，理清民间故事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发掘故事与民众生活的联系，理解民众生活，这也是刘守华探寻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基本原则。

刘守华强调民间故事是口头语言叙事艺术，包含传承实践和对艺术之美的欣赏。民众是民间故事的传承者，每一次讲述都是在传承民间故事，品味民间故事的艺术之美，延续民间故事的艺术传统。其艺术传统深植于民间故事的语言风格、情节结构、话语表达等方面，刘守华对艺术世界的追寻就是在探索“隐含的叙事逻辑中融合着民众深沉的文化心理、丰富的艺术智慧和独特的审美情趣”。民间故事使民众能够沉浸在故事的艺术魅力之中，这是民间故事的叙事艺术、语言艺术、表现手法等赋予的，是其他题材所不具备的，也是故事形态研究所无法比拟的。

为研究民间故事与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的关系，揭示中国民间故事的艺术魅力，刘守华运用比较研究、类型分析等方法，结合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考据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从不同维度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学术实践。

民间故事不是各种要素的随意拼接，而是民众结合历史文化创作出来的，透过民间故事可以看到社会的文化底蕴，理清社会文化与民间故事的关系，有助于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阐释。中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尊敬长辈成为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而在《斗鼠记》中可知，尊敬长辈的社会习俗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经历了从弃老到敬老的过程，最终形成了社会对老年人的尊敬，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情节，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中国古代属于农耕社会，“狗耕田”故事应运而生，该故事从兄弟分家开始，以弟弟分得的狗能耕田创造奇迹为核心母题，在此基础上增删修剪，发展演变，形成民间故事的“生命树”。刘守华在对该故事类型进行充分的比较分析后指出，“狗耕田”故事中“关于兄弟间均分家产这一制度、习俗是它构成和流行的社会文化基础”，这一习俗是中国农耕文明所孕育出来的，日本、韩国虽处于儒家文化圈，但并没有兄弟均分家产的文化渊源，其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中国文化是民间故事角色孕育的土壤，刘守华认为中国的蛇郎故事内容丰富，情节多变，大体建立在尊崇蛇、以蛇作为男子形象的文化心态之上，这一文化心态源于古代越人的蛇崇拜，中国蛇郎故事围绕两姐妹间的冲突编织故事，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痕迹。蛇郎故事广泛流传于中国大陆很多地方，另外也存活于台湾的口传文学中。台湾高山族的蛇郎君和大陆同型故事形态相似，显示出大陆与台湾共同的民俗文化根基。同样的，台湾的《田螺的故事》和福建流行的《螺女江》属于同一类型，都可以在晋代陶潜《搜神后记》的《白水素女》中找到渊源。刘守华认为，这些同类民间故事在海峡两岸大量存在，“表明了中华文化根基的强固有力”，是“两岸一家亲”的明证，反映了“中华文化特色”。刘守华的民间故事艺术世界根植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从民间故事角色的形象塑造到家庭生活以及中国文化的深层文化心理，都真实地反映在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中，其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故事艺术世界。

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中国特色离不开故事讲述人与社会环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刘守华密切关注民间故事传承人与其社会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民间故事饱含了民众的个性特点及对故事的创造性发展，应重视社会文化环境对故事传承者的影响。为此，刘守华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通过与孙家香、刘德培等故事家的深入交流，他发现故事家在故事讲述中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一方面会将生活所见所闻融入到故事中，另一方面带有村落、个人的文化特点。特别是女性故事家，“对本民族原始古朴的民俗文化往往有着格外敏锐的感受力，从而很自然地把它们融化在自己的口述故事中”，形成个人的故事讲述风格。如金德顺，她在故事讲述中“特别注意细致刻画有关角色的语言、动作、神态，使之活灵活现”。经过讲述者在社会环境、历史风俗、个人风格等方面对民间故事精心构思所形成的民间故事艺术世界充满了本土意味和地方特色。

刘守华的民间故事艺术世界在中外民间故事的对比中，显得更加鲜明。在研究中，他将意大利的麦西娅和中国山东费县的尹宝兰所讲的民间故事略作比较，发现二者讲述的故事时空与故事风格存在差异，尹宝兰的故事具有浓厚的说教意味，代表了接近于儒家正统思想的那一部分。那么，二者所描绘的民间故事艺术世界也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民间故事产生于中国文化环境之中，不管是对故事文化根源的发掘，还是通过故事传承找到其与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其意义不仅仅是透彻理解故事本身，更重要的是在对比中寻找到民众交往交流的脉络，寻找到中国文化的独特艺术魅力。

宗教文化与民间故事艺术世界同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艺术世界增添了别样光彩。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相关人物、文化元素等不同程度地渗透在民间故事之中。一方面，道教信徒有选择地将道教文化渗透到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之中，尽可能地贴近民众生活，进而实现道教神秘信仰的世俗化；另一方面，受道教文化影响，民众不断将道教文化融入民间故事讲述之中，使民间故事具有或多或少的道教文化色彩。位于武当山脚下的伍家沟深受道教文化影响，在《伍家沟民间故事集》中收录的“230多篇故事中，具有道教色彩的达50多篇，占 20%以上”。为深入探求道教文化和中国民间故事的关联，刘守华曾7次上武当山搜集以“张三丰传说”为主题的武当故事传说，深入查找许真君斩蛟传说、张天师传说等。道教文化中的长生不老，凌空飞升所构筑的生动而神秘的幻想世界是刘守华关注的要点。他在解读黄鹤楼传说时，就着重从飘然、俄顷等细节描述中发现了故事中的道教神仙文化，看到了黄鹤楼传说中仙人驾鹤的核心母题中的“神仙情结”，并强调虽然黄鹤楼传说几经变迁，但神仙情结这一饱含道教文化色彩的文化基因始终散发着艺术光芒。刘守华认为，与道教相关的民间故事有“山川风物传说、关于道家人物的传说和吸取道教神怪形象和法术幻想创作的幻想故事”三大类，道教中的八仙、土地爷、灶王爷、道士、相关行业祖师等在民间故事中有较多体现，在不同地方的故事中形态各异。在进行了大量与道教相关的民间故事调查研究后，他总结出：这些融合道教文化的民间故事“不仅具有超凡脱俗的神奇追求，还以景象壮阔、意境幽玄、情趣丰富，透出一种雄健幽深之美”，显现出民间故事特有的艺术韵味，亦彰显了中国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独特意味。

佛教文化与民间故事结合所构建的民间故事艺术世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佛经如《经律异相》《六度集经》《贤愚经》《杂宝藏经》《譬喻经》等包含了丰富的民间故事，在传译演变中融入到中国民众的生活并且转化为中国民间故事。拿AT91型“猴子的心忘在家里”来说，该故事原型是《六度集经》中的“兄 ( 猕猴 ) 本生”和《佛本行集经》中的“虬与猕猴”，传入中国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社会环境相融合逐渐形成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故事形态和价值取向，后来这一故事就形成了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所录的“猴子和鳖打老庚”为代表的民间故事，并在辽宁、山东、山西、福建、西藏、内蒙古等地广为流传。佛经故事倡导博爱众生、因果相报等观念，佛经所载关于动物或人类恩怨因果相报等故事已深入人心，并对民间故事的情节与主题有着积极影响。比如“报恩的动物忘恩负义的人”故事，源于《六度集经》的“理家本生”，主要讲述了财主在洪水中救助动物获报恩而救人者反遭陷害的故事，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以江苏“宝船”为代表的故事。这个故事所倡导人与人之间的慈善友爱是佛教的重要内容，但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之下，虽然故事情节有所改变，但是佛教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依然融进中国文化中，成为民间故事艺术世界重要的价值观念。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融入中国民众的思想中，其通过故事讲述变得熠熠生辉。佛道虽然是不同的宗教，但是通过民众的聪明才智依然可以合理地糅合在同一个故事中并不断流传，为中国民间故事增添了宗教文化特色。

民族是理解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重要维度。历史上，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共同创造历史和文化，彼此之间共同生活而又各具特色。对于中国多民族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建构、认知，刘守华认为，“就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民间文学进行比较研究 , 同样是大有可为、意义深远的一项事业”，中国民间童话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以“两老友”故事为例，该故事主要流传在白族、普米族、怒族、苗族、壮族、水族、毛南族、仡佬族、藏族、乌孜别克族、畲族等民族。刘守华从民族角度将“两老友”故事中的“偷听话”母题做了对比，“白族故事讲，皇宫里的娘娘生了奶花，用山神庙屋顶上生长的那棵灵芝草就能治好；藏族故事讲，土司的女儿生了怪病，五年卧床不起，从高高竖立的旗杆上的那个木斗里取下生长的伏苓，吃下去病就好了，小伙子因此成了土司家的女婿；乌孜别克族故事中也有给公主治病的情节，却是用森林里一棵榆树的叶子煎水喝”。白族、藏族和乌孜别克族在“偷听话”母题上的差异与民族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有关，不同民族民众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历史传统等对故事进行加工，使之具有不同的民族特性。他强调各民族劳动人民“在传述外来故事时，总要根据当时当地的生活实际，予以加工改造，使这些故事产生某种程度的变异”，这种变异正是民族心理、民族生活等与民间故事融合后各民族所产生的文化差异所在。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不同民族的“两老友”故事有差异，但是故事所表达的主题基本一致，包含了“善恶各有所报的道德观念，同情善良憎恨邪恶的强烈义愤”。这种一致的主题思想与各民族历史上民间故事的互相交流、彼此融合有关，展示了各民族文化特色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风采。刘守华通过跨民族比较研究，发掘不同民族民间故事的大同与小异，既体现了各民族的特色，也体现了由各民族聚合而成的中华民族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民族特色。

民间故事“如同多棱宝石，是一种融合多种文化成分的结晶体”。中国民间故事艺术世界与道教、佛教等宗教文化密切相关，充分展现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多元文化形态，包含丰富的人生哲理和普遍的价值观念，表达了劳动人民乐观进取的精神和崇尚美好生活的理想愿望。刘守华通过社会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等方面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进行分析，认为民间故事艺术世界有着纵横交织的文化网络关系和多姿多彩的存在形态，表现了强烈的中国文化特色并在与佛教、道教等的发展中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艺术世界。不过，三者在民间故事中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在长期的文化互动交融中越发深入地融入民间故事，求好运、董永、仙女救夫等故事就是社会环境、宗教因素等多方作用的结果。这也许就是刘守华所说的民间故事的多棱光彩吧。回顾民间故事的学术历程就会发现，他的学术实践一方面是周作人等学术思想艺术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是从民族、社会、宗教维度对民间故事研究的拓展和对其艺术世界的深化，而正是他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学术探索，“把他的研究与其他流派、其他学人区别了开来”。

民间故事艺术世界丰富多彩而又富有深意。刘守华将民间故事置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时空背景下进行考察，既能够看到民间故事的艺术性，又能在同类型民间故事的历史流变中探求民间故事的生活相，还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揭示民间故事中所蕴含的人类共通的深层心理。刘守华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探索是一个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呈现出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艺术之美、生活之美、精神之美的逻辑层次。

民间故事作为口头文学作品，讲述者为了吸引听众会为民间故事增加各种曲折离奇的桥段、绘声绘色的话语表达甚至是手舞足蹈的肢体语言，这样民间故事的艺术性就不言而喻了。民间故事的艺术美外显于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表层，体现在民间故事语言表达、情节叙述、人物角色展演等方面。从表达方式来看，刘守华主要从叙事艺术、语言艺术、形象塑造方面探讨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他认为龙女故事由救鱼放生、动物报恩龙宫得宝、“无名”怪物惩罚恶人等母题巧妙地连结在一起，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曲折生动，艺术性较强。同样，在中国民间故事的叙事艺术中存在对三段式结构的反复应用，如“求好运”故事中的问三不问四。在语言表达上，民间故事的语言平实中富有乐趣。刘守华在采集梁祝传说的时候提到了马秀才扒坟的语言描述，“他气得不吃饭，不喝水，一个劲地扒。肚子饿了，他就紧紧腰带。扒呀 , 紧呀，腰越紧越细，头和屁股越来越大，终于晕倒在地上，变成了蚂蚁”。他认为这个故事用朴实的语言将马秀才变成蚂蚁的情景描述的活灵活现，韵味十足。民间故事的艺术之美还离不开故事角色的形象塑造。断尾龙子类型塑造了断尾孽龙形象，刘守华认为，孽龙在中国民间故事中既令人恐惧又有感恩之心，其中的内在矛盾交织在孽龙身上，让孽龙的艺术形象显得更具特色。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艺术之美也表现在艺术表现手法应用上，夸张、比喻、象征等在民间故事中较为常见。比如象征的运用，《蛇郎》故事中人与蛇的婚恋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因此民间故事中多以蛇来象征某类男性，还有如“神蛙丈夫”“龙女”“虎妻”等都以象征手法增加故事趣味性。这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在民间故事中俯拾皆是，有些是为了吸引听众刻意增加的，有些是平实语言中的无意为之，有的则是深受故事内在逻辑影响，虽有种种区别，但增加了民间故事的艺术之美。

除此之外，刘守华认为只有原汁原味的民间故事，才蕴含着民间故事的艺术之美。为了让更多的读者领会到民间故事艺术世界，他将经典的、原汁原味的民间故事推广到教材、课外读物等方面。刘守华主编的《民间文学导论》除了常规的概论式教材的结构体系外，增加了“民间文学鉴赏”，着重从文学、科学、文学与科学结合的角度鉴赏民间故事的艺术之美，其占教材近二分之一的篇幅。多年来，他还选编了《深林奇谈——神农架传说选编》《唯楚有才——湖北民间才智故事选》《读给孩子的民间故事》《中国美丽故事》《中国民间故事选》等书，不仅有区域性、类型性的民间故事，也有适合孩子的民间故事，他希望通过民间故事选编让不同年龄段、不同区域的民众感受到民间故事的别样精彩，品味到民间故事的艺术魅力，提升民众对民间故事艺术美的品鉴、欣赏能力。

民间故事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土壤，现实世界作为民间故事的素材，其中的风俗、信仰等在民间故事中“成为联结幻想世界 ( 理想境界 ) 与现实世界的桥梁”，是民众构建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基础，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民间故事艺术世界具有较强的生活倾向。

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生活之美表现在故事流变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传承、传播。刘守华认为，通过对异文进行比较，形成同一类型故事的演变路线、传播图谱，从文化交往交流中挖掘故事的生活史，可以建构故事的生活圈，如蛇郎故事和“求好运”故事等，呈现了民间故事的生活面貌和网络关系，也形成了对生活之美的把握。这种生活之美是同类型故事所勾勒出的相互关联而又多姿多彩的生活面貌，它们随着时间的流转不断延续，展现出人类的美好生活。如傣族阿銮故事，故事的每个主人公都叫阿銮，他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神灵的帮助获得幸福美满的生活。该故事将神奇色彩、英雄主义色彩、大团圆结局表达了出来。虽然阿銮故事作为一个故事系统具有丰富性，但是都表现了民众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当然，单个故事也能够表达出民众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刘守华在鲁班造木鸟的故事中认为，鲁班用木鸟上下班的故事与幻想故事不同，这类故事中民众没有借助神奇元素，而是以自身的机智和灵活的双手制作了木鸟，将人们为追求便利的生活方式而进行的积极奋斗表达得淋漓尽致，表现了当时科技发展的水平和民众希望能够飞天的高度自信。民间故事成为民众表达向往生活的媒介，体现了人们的奇思妙想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很好地表达了民间故事的生活之美。

民间故事蕴含民众生活的家庭观、爱情观、生命观等多个方面，建构了人的思想价值体系，凸显了民间故事的精神价值。虽然民间故事数量众多，但是丁乃通、艾伯华、金荣华以及刘守华所构建的民间故事类型体系是清晰的，故事类型知识谱系是明确的，因此，民间故事类型中所隐含的情感因素和价值观念就表达出了共同的精神价值，也体现了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精神之美。

同一类型的民间故事在不同地区、民族、国家可以表达相通的思想观念，形成民间故事共通的价值。刘守华认为源自印度的AT461型民间故事类型“求好运”故事，主要讲的是主人公生活困苦，世代受穷，便不顾路途遥远出门寻找原因，表现了他不畏艰难，努力与命运抗争，主动谋求世代穷苦命运改变的勇气与决心。“求好运”故事主要分布在中国汉、回、土、撒拉、维吾尔、壮、傣、黎、彝、傈僳、布依、毛南、土家等民族以及德国、俄罗斯等国家，跨越了语言的障碍和民族、国家的阻隔，超越了时空，构成了“求好运”故事流变的“世界性故事圈”，具有史诗魅力。刘守华认为，“求好运”故事是人类积极主动寻求幸福和美好意愿的折射，具有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共通的价值观念。同样的，木鸟故事、蛇郎故事等都在不同国家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但是内在的深层心理是趋同的。刘守华在讨论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精神之美时，特意对民间故事中的“大团圆”结局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印度的《五卷书》，欧洲的《格林童话全集》《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绝大多数也是以“大团圆”结尾，表明“大团圆”思想广泛“存在于亚洲、欧洲以至非洲广大地区许多国家的民间故事中”，是人类共通的心理诉求，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正是如此，在中国、韩国、日本流传的“羽衣仙女”，“狼外婆”等类型的故事在不同国家虽然有不同发展，但是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刘守华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艺术之美、生活之美和精神之美的讨论是基于民间故事作为艺术的本质属性，并且将民间故事置于生活世界之中，置于世界民间故事的传承脉络中讨论，更具有认知、理解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格局。刘守华既从内容上如中国传统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等方面，发掘了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艺术特色，又从结构方面层层剖析，揭示了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深层逻辑。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艺术之美、生活之美和精神之美这三个层次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之间联系紧密，并融合在每个民间故事之中，表现出由浅入深的层次感。民间故事的艺术形象富有特色，艺术表达充满魅力，从形式上呈现了艺术的美感，民间故事中描绘的善恶美丑的人物形象、和谐友爱的生活状态从内容上呈现了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生活之美，透过各种各样的生活面貌，潜在地表达了民众的内在情感，流露了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精神之美。其中，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精神之美是人类共同的心理，是民间故事经久不衰的动力，也是民间故事具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的核心。

刘守华对于民间故事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是他始终如一地强调民间故事感染人的艺术美，教育人的灵动美，从民间故事的文学性到艺术世界再到故事诗学传统的坚持，这不仅是刘守华民间故事学的思想脉络，也是他秉持民间故事具有持续生命的艺术力量。

刘守华在比较中建构了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整体理解。他认为民间故事在流传中形成相互关联的故事圈，不仅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还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共同心理；中国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精神之美也是世界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精神之美，这种相通性是构成中华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刘守华民间故事整体观和多层次艺术架构恰好体现了费孝通“多元一体”的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特质。

民间故事艺术世界源于生活世界，生活中的人和事因为民间故事讲述人的艺术加工就形成了艺术世界中的故事生活，民间故事中的艺术形象及其相关的活动是现实生活的投影，刘守华认为民间故事艺术世界并非凭空虚构，而是生活的记录和记忆，艺术世界以“多棱宝镜”的方式将生活世界呈现得五彩缤纷却又充满不朽的魅力！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