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相较，中国旅游行为最显著的现象特征之一就是“黄金周”法定假期旅行，即旅行与国家规定的公共假期合二为一，旅行消费与想象以及法定假期的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规模宏大的周期性的“黄金周”话语体系。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中所抛掷出的“新工人”“新穷人”通过作为自然化社会日程的“黄金周”，获得了社会机械团结的有效整合，游客凝视的虚假个性以及阶层缝合在制度凝视中取得了主体性的想象性满足。

旅游从一个工业化时期的再生产安排到现如今更加体现国家宏观调控的属性，已然成为当下社会生活日程安排的调控枢纽之一。“黄金周”法定假期的制度源流与“黄金周”游客的消费想象两者之间的交汇，显现为精细的定制化旅游产业，其背后是三十年城镇化进程构成的流动型城市形态，共同促成了旅游从个体实在观念下的“游客凝视”转变为国家有机体形态下宏观调控以及市场配置对游客的双重“凝视”。

一、个体实在与总体性立场：

从“游客凝视”到凝视游客

旅游作为一种“异常”（Deviance）现象，它是否显现了“正常”社会的“有趣和重要的那些方面”？如果从本体的角度出发很可能是一种美学或者人类学探讨，针对这一议题人们逐渐地将旅游视为一种社会“症候”加以观察和分析，试图解释旅游所遮蔽的背后的真相，尤其是对后现代学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权力运作和话语构建问题。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尤瑞（John Urry）借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医学凝视”概念较早提出“游客凝视”（Tourist Gaze）理论，从而将旅游纳入到后现代研究的框架中。然而福柯的“医学凝视”以显现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运作机制为批判目的，而尤瑞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危机及其批判作为其思考的背景和目的。与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背景背道而驰的是，尤瑞的思想是建立在个体实在论的基础上的，他始终认为旅游终究是寻求“令人愉悦的体验”的个体行为，与“医学凝视”所力图揭露的微观权力的渗透与压制不同，他将凝视的主体从总体性的权力话语转移到个体化的游客，强调凝视创造的个体化视觉文化意义。在从福柯到尤瑞的转换中，凝视从总体性规训跳转为个体化体验，从微观权力的操控变换为个体想象。尽管尤瑞也注意到凝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社会性行为，本质上来自体制和话语机制构建的符号生产和消费系统，凝视和被凝视隐含着视觉驯服和虚假供给的权力话语关系，然而由于尤瑞立足于个体实在，形成了游客—风景的二元理论结构，导致权力话语既不充当第三个参考变量，也无法在个体实在的观念里作为充分的背景和批判目标融入其理论体系之中。因而尤瑞最终只能“无意中遗忘了一个极其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游客凝视’目光的塑造，不仅仅只是‘寻求个性’这样简单，它还牵连到社会如何控制其成员的意识形态行为”。

当我们将尤瑞建立在个体实在论之上的“游客凝视”理论横移至“黄金周”法定假期的旅游行为之上时，表面上的游客的个体化凝视，在游客—风景的二元结构中失去了解释力。2017年国庆被称为“超级黄金周”，国内旅游人数跃升至7.05亿人次，其中道路和铁路客运量已经跃至5.6亿人次和1.3亿人次。旅游目的地的高度一致以及短期大规模人群流动造成的巨大的交通瘫痪和景区拥堵，已经从根本上取消了尤瑞所谓的“愉悦体验”的凝视基础。甚至“黄金周”的周期性短暂瘫痪也已经在13%左右递增的旅游GDP中成为国家景观化的社会奇观。丧失“游客凝视”体验机制与旅游欲望的持续攀升形成了触目惊心的悖论。

实际上仅从理论上而言，尤瑞游客凝视理论的个体实在论基础已经显现出由于仅仅强调游客的主体性所带来的理论缺陷，因此迫使“游客凝视”理论又陆续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如从游客凝视的反向凝视、性别权利、后殖民主义角度研究游客主体的认同和重塑，甚至拓展至游客主体间凝视、隐性凝视、专家凝视，等等。尽管这套凝视系统进一步完善了尤瑞的“游客凝视”理论，然而它们仍然停留在个体实在论的道路继续将“游客凝视”推向个体的一端，而没有在社会实在论乃至总体性的另一端进行回溯和发展。

个体实在论的“游客凝视”理想模型立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市场和市民社会结构之上，它关注的是在完整意义上的旅游行为是如何在一个整体的社会工程中完成的——“属于后现代，因为它特殊地将视觉、审美、商业和流行结合在一起”，并且赋予自主凝视以浪漫主义的审美化情调。反观中国法定假期旅游，游客的文化内涵和主体建构更强烈地体现了制度安排的规范和引导。如果我们从个体实在论的一极返回被尤瑞中断的以总体性立场为基础的福柯的凝视理论的话，可以暂时称为旅游的制度凝视，即制度对游客的总体性凝视。简而言之，在法定假期旅行中，制度重新回到了尤瑞排除的那个旅游的缺席主体，它通过法定假期立法、市政管理、交通管制、行政监管和鼓励消费、财政补贴等一系列配置手段，促成了具有行政管理属性的规范性旅游行为。制度安排已经取代游客成为旅游的主体，游客凝视的愉悦成为制度管理效力、经济增长以及劳动力再生产的附属物，游客凝视的背后是更具主导力量的制度凝视。

二、被凝视的“黄金周”：

从工人运动到消费欲望

法定假期从发生学上看是工业社会下工人运动促成的直接产物。农耕社会依四时而作，春播夏耕秋收冬藏，人的劳动和休息由世俗权力之外的天时决定。而工业化社会机器大生产导致人脱离了对天时的绝对服从，人失去了自然的生活规律，代之以国家机器安排人的劳动和休息。创造规定的假期带有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即人被社会分工支配到不能窥探生产全貌的末端，并且被异化到机器的附属地位。无论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还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都从一种宏大叙事的角度阐发了人的不自由状况。因此，依赖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迫使生产暂停对人的固化，以一种绝对判断的方式象征性转喻人的权力和解放，恰是法定假期的话语动机。

从历史角度看，法定假期最早可以上溯到1889年7月14日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通过的《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同时还规定了“三八妇女节”，以及八小时工作制。由于第二国际主要掌握在考茨基为首的修正主义者手中，导致第二国际最大的并且延续至今的成果之一就是对世界工人法定假期的制定。因此法定假期本质上是修正主义试图实现折中与调和的结果，是以一种宣言的方式以及制度安排的途径想象性地将工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历史冲动转化为可被意识形态涵盖和言说的对象。这种想象性的方案伴随着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早已褪去工人运动的革命意味，欧美多数国家“五一”劳动节放假一天，隐匿于众多的宗教节日以及普遍实施的带薪休假制度之中。

在我国，法定假期首先是作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民族国家的“主权”象征，其次作为与资本主义对峙以划分自我界限的宣言而被提上国家核心制度。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发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国家统一规定的用以开展纪念、庆祝活动的休息时间”，以无产阶级专政、普遍享有革命成果的新生象征，成为“黄金周”的话语起源。尽管在历史起源与社会日程属性之间的张力之中，“黄金周”始终是诸多话语的冲突地带，然而自1999年修订3个连续7天的长假制度，法定假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象征开始转向“休闲”日程功能。在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的双重力量下，它逐步从革命叙事中蜕变出来，日益承载着从意识形态辨识到社会化管理，再到经济增长的国家功能。然而法定假期一旦与消费主义主导的流动的城镇生活接触，除了开辟出暂时解脱劳动束缚的固化结构，为人们在这个短暂时限里提供自我实现的途径和渴望外，也同样只能深刻地被消费主义欲望缝合，并逐步将“黄金周”置于旅游的凝视之中。

法定假期与旅游在制度安排下实现了自然化的统一。在前现代社会，旅游被认为是士人方舆纪闻、抵抗政治，寻求精神解脱的主智主义行为，如魏源之“游山学”。但步入后工业社会，旅游的“内涵并不是由游客自身赋予，而是通过其背后的社会性体制、组织和话语机制来规定的”。通过对“黄金周”的构建，法定假期从革命运动的宏大叙事内容逐步替换为大众旅游的消费欲望。法定假期也随之由最初的工人运动产物逐步过渡为日常社会生活的制度安排。

国家政策和旅游主管部门不断地对法定假期的旅游化做出的系统化工程，促使法定假期的空闲转移到旅游消费实质上来。国家对法定假期旅游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从法定假期的不断修订、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急速膨胀的高铁系统、国家媒体的旅游广告、专门的旅游频道、各个地方政府的“旅游GDP”意识、已经初步形成的汽车文化、青年旅馆文化以及“开发西部”的想象等，都直接创造了“黄金周”的旅游内涵。然而可见的外因在后工业社会国家存有类似的现象，因为旅游作为一个庞大的产业经济已经在全球显示了它巨大的利润诱惑，旅游已经成为全球流动的金融载体。与之相比，造成法定假期和旅游的直接重合，更主导的力量来自隐藏的内因。即在可见的制度工程之外，那些与旅游制度并不直接相关，但在历史效果上直接促成了法定假期的制度安排——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城镇化进程和消费主义文化机制。

三、流动的“新穷人”：

“黄金周”对“游客”的凝视

“黄金周”作为制度凝视的对象，也同时对“游客”创建了凝视机制，它们共同经历了30年总体性的社会变迁。根据2001年开始实施的“黄金周旅游信息调查统计制度”大数据分析，国内旅游目的地主要为包括历史景观、主题公园、游乐场的大中城市人工景观、小城镇自然景观、各个城乡风景区等。从目的地可以判断人群流动的方向，基本是按照城乡跨区域差异化凝视。城镇化的城乡流动型社会步伐正好与“黄金周”旅行在上行数据上基本是同步的。这与尤瑞在分析19世纪晚期英国工业城市工人阶级涌向海滨胜地的旅游史具有相似性。所不同的是，国内城镇化表现出了更强的总体性社会工程的特征，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口流动的社会形态。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了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城镇化的国家进程，到90年代，城镇化改革的直接成果“正是农村的破产、农民的贫困化和农业的危机，为日益扩张的‘世界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与此同时，国企改革也迅速打碎稳固的职业传统，创生出新的在底层流动的市民阶层。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报告，“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5%，增速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这些庞大的农民工构成了改革红利的基础，但也同时造就了中国社会结构新的变化，进一步发展出费孝通所忧虑的城乡矛盾的新产物——“新工人阶级”，以及在城镇化过程中承受巨大购房压力而处于漂泊状态的“蚁族”。这些流动于城市中的下岗工人、“新工人”“蚁族”以及城镇化大众构成了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谓的“新穷人”（New Poor）的主体，他们是被商品和意义双重剥削的贫困阶层，是完全无力招架商品社会冲击的弱势群体。

在中国，“新穷人”不是“一种关于穷人的政治想象”，而是流动的城镇人口的社会结构，因此“新穷人”面临着制度安排的需要。“黄金周”旅游作为总体性工程的产物，既是对流动社会的人口管理，也成为被束缚在经济总量快速发展但仍然被世界产业边缘化的第三世界劳动者周期性释放的假想性狂欢，为受物质困顿和精神贫乏双重压抑的“新穷人”定期打开了泄压的阀门。

城镇化促使人们进入机器大生产系统，他们在消费社会“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与物质的匮乏，还有痛苦的剥夺与失落”的苦闷，通过离开工作环境和利益空间，步入差异化的与自身利益疏远的陌生场景中，从而暂时地解决了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贫困处境，摆脱了符号消费的贫困感。据携程发布的《2017“十一”周边游报告》显示，2017年8天“超级黄金周”的7.05亿游客中，49%是介于26岁至35岁的青年。青年是“尚未做好准备”的人，是需要在直观的旅游消费体验中获得主体构建的一代。这一事实也同样显现休闲时间管理是如何实现社会价值的认同与文明化进程的。在日趋数字化控制的工厂制度之外，建立具有渗透日常生活的常态行为塑造和引导的管理体系，“黄金周”通过建立完整的旅游法律和行政条例以及旅游行为规范，将庞大的“新穷人”流动人口吸引到旅游的管理体系当中去，检视个体对社会道德与纪律的认同。在离开中被旅游命名，也在旅游的消费欲望中建构日常中丧失的主体感。

在“黄金周”旅游中，“新穷人”作为服务对象与其他人群暂时取得了相同的“游客”身份，模糊了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的差距，在拥挤的人群中取得了表面上的平等。“新穷人”作为游客以选择旅游目的的自由，获得了自由支配假期时间和内容的假象。在国人想象中最具符号象征魅力的旅游景点，通过消费最热门的旅游符号，“新穷人”达到了主体自由以及身份认同的满足，也即真正实现了“游客化”的主体幻觉，在离开和到达的形式中，生产出了法定假期旅游隐藏的真正愉悦。

四、结语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由制度设计主导、社会急剧转型、城镇化进程爆发性增长的国家中，制度凝视无疑在一切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都起到核心作用，尤其在法定假期旅游上极其强烈地显现出它的积极主动性。在尤瑞看来“非日常化”的旅游行为在如今已经逐步“日常化”了，只是法定假期作为有限的休闲时间成为压力释放的泄洪口，反而表现出“不正常”的集体症候。旅游的“日常化”体现在整个制度设计导致的“新穷人”居无定所的漂泊状态，那种离乡背井的“离开”时态，导致人们无论走进工厂还是离开工厂，都始终在城市景观中处于游客的身份体验中。

吊诡的是，法定假期旅游恰恰暂时解决了游客化的身份焦虑，以真正的游客消费代偿了日常游客化的符号空洞，消解了从有产阶层转移到底层消费欲望的饥渴和无力。同时法定假期旅游作为一种集体狂欢，实际上是对日常游客化的挑战和戏谑，而“黄金周”则以旅游消解了游客化的精神困境，实现了狂欢的非对抗释放。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