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迪士尼动画版电影《花木兰》大胆开掘创新中国木兰传说叙事资源，并融入个人英雄主义、婚姻自由、女性主义等现代西方文化理念，满足了中国观众对木兰形象的新期待，成为当时西方媒体宣称“融中贯西”的电影佳作。以此为蓝本，2020年9月上映的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却争议不断，其对中国文化元素毫无灵魂地堆砌，处处充斥着他者眼光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臆想，无法得到中国广大受众的认同，与动画版原作形成强烈反差。木兰传说作为第二批国家级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美国迪士尼在跨文化视域下演绎中国“木兰”故事，其深刻的经验教训对讲好中国故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迪士尼；中国木兰传说；跨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北朝民歌《木兰辞》以花木兰替父从军为故事主线，刻画了一个忠孝两全的巾帼英雄形象，虽然只有短短三百余字，但其故事情节极富戏剧色彩，加之历代民众对和平发展的渴望与对忠孝仁义价值理念的追求，使木兰形象在民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为“木兰”母题叙事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一） 北朝民歌：乱世中的反战思潮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木兰辞》这首著名的北朝民歌是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必读篇目，更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文学经典。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时期，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在这一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涌入中原纷纷建立政权，西晋汉人衣冠南渡，形成南北朝分庭抗礼的政治格局。在南北朝169年的大分裂时期，南朝自东晋以降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政权的更替，而北朝的局面更为混乱，成汉、前赵、西凉、胡夏、冉魏等数十个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建立。南北朝的动荡带来了民族大融合，胡汉文化的结合也孕育出隋唐盛世包罗万象的气度，但长达百余年频繁的政权更迭对百姓而言却是灾难，战争需要人力，朝廷为增兵而抓壮丁在这一时期已成为常态，“木兰”母题叙事的来源《木兰辞》正诞生于这一时期，其对巾帼英雄替父从军的歌颂背后暗含乱世百姓对战争的厌恶憎恨。

（二） 戏剧小说：“花”木兰的家喻户晓

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中，《木兰辞》所表达的反战思想被大幅度削减，而木兰作为巾帼英雄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孝亲”形象被保留并放大，故事情节也变得愈加丰富。“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孝经》中说“孝”是“德之本”“天之本”“地之本”“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有关木兰的故事之所以能被传唱至今，从短短三百余字的《木兰辞》发展成为品类众多、情节丰富的文学作品，正是得益于其母题所蕴涵的“孝亲”观念。《木兰辞》为北朝作品，最早有关木兰的文学改编创作是明朝徐渭的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在该杂剧中木兰有了明确的姓氏（以花为姓），其父名为“花弧”，其母为“贾氏”，世代居住在河北魏郡。徐渭的杂剧不仅明确了木兰的身世，而且还详细描写了木兰的感情世界，她从军十二载立下战功，回乡后与同在军中的“王郎”成亲，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北魏奇史闺孝烈传》与梅兰芳先生编演的京剧《代父征》一般认为是以《雌木兰替父从军》为蓝本改编的，同样深受影响的还有河南豫剧《花木兰》。正是由于众多戏剧小说作品改编自《雌木兰替父从军》，因此木兰姓花的设定以及其身世细节被广为传颂，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三） 民间传说：“忠孝勇烈”的巾帼将军

当代黄陂木兰传说与清道光年间《忠孝勇烈奇女传》中的记载相类，在该传说中木兰姓朱，其祖父是隋代湖广黄州府西陵县双龙镇人，名叫朱若虚，朱若虚之子朱天禄为木兰之父，木兰之母为杨桂贞，天禄夫妇二人年过三十而无子，去木兰山祈祷后而得女木兰。唐朝时期，太宗讨伐突厥。天禄病重，木兰代父从军，被尉迟恭、李靖提拔为“昭武将军”。木兰征战归来立下赫赫战功，表明女儿身份被封为“武昭公主”。太宗晚年因听信谗言“至乱必由武姓”，暗指“武昭公主”木兰，木兰为表忠心剖腹洗心。事后太宗大悔，封木兰为“贞烈公主”，为其题匾“忠孝勇烈”，葬于木兰山。木兰山位于今天的武汉市黄陂区北部，当地人认为木兰本姓朱，而木兰名前花字不是姓氏，只因“花”是女性的象征才在木兰名前加冠此字。

与《木兰辞》相比，后世的文学艺术，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地方民间传说，表现木兰忠孝的故事情节逐渐增多，而原作中的反战思想被淡化。随着木兰感情路线发展情节的引入，木兰真正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甚至被神化成为地方保护神，如武汉市黄陂区的木兰将军庙正是民间木兰信仰的体现。

1998年迪士尼动画版《花木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活学活用，从个人英雄主义视角出发展开叙事，使中国传统木兰形象脱胎换骨。其2005年的续作以中国古代的和亲故事为背景植入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思想，旧瓶装新酒，使人眼前一亮。两部动画版《花木兰》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打造出迪士尼公主系列中唯一非公主（或王妃）出身且与王子并无瓜葛的独立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思潮的移花接木，其效果无疑是成功的，也是显著的。

（一）活学活用：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融会贯通

1998版《花木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十分巧妙，例如花弧两次去祠堂求祖宗神灵保佑木兰，这一情节设计反映了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在中国先民看来，祠堂中供奉的祖先是家族的保护神，受族内后人香火祭祀，因此，古人将“添丁”称为“续香火”，将“家族兴旺”称作“香火鼎盛”。祖先崇拜观念直接塑造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家庭观价值观，其影响延续至今。该片成功将这一符合中国人文化情结的祖先崇拜观念搬上银幕，可见其创作团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过深入了解。2005版《花木兰》中木兰奶奶为木兰婚事算卦的桥段，男为阳、女为阴的太极阴阳调和理念，都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能将这些文化元素自然流畅地融合在一起，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本身就是影片文化创意的匠心独运之处。两部动画的配角是“木须龙”与“幸运蟋蟀”，笔者认为，这两个小角色的细节设计最能反映迪士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学活用。此二者均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木须龙“花家守护神”的身份暗合了中国古代的龙图腾崇拜。“幸运蟋蟀”原是木兰奶奶的吉祥物，她认为信祖宗不如信吉祥物，这反映了中国人祖先崇拜之外的灵物崇拜，影片中“吃口苹果保平安”的谐音吉祥语也是中国古人精神信仰之写照。除此之外，水墨画的片头、书写小抄的毛笔、决定姻缘的媒婆、皇宫燃放的烟花……这些细节的精心设计为迪士尼跨文化成功演绎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文化大有助益。

（二）脱胎换骨：从“父女情深”到“证明自我”

《木兰辞》与“木兰”母题叙事下的小说、戏剧以及民间传说不同故事情节设计中的相同之处在于木兰的“忠孝”，特别是木兰替父从军的动机——父女情深，而1998年迪士尼动画版《花木兰》中木兰的从军动机除忠孝外更多的是符合西方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的“证明自我”。在动画版《花木兰》中，木兰是一个聪慧机灵的女孩，但她不喜欢循规蹈矩地遵守“妇德、妇言、妇容、妇工”这些中国古代良家女子的行为准则，因此在见媒婆时出了丑，媒婆生气地说：“你（指木兰）可真丢人，不管你怎么打扮，你都不可能为你们花家争光。”这句话使木兰陷入自我怀疑，为其在证明自我的动机驱使下替父从军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皇帝的征兵令下达，腿瘸年迈的花弧因没有长子而被迫选择出征，木兰在父亲临行前的夜晚偷走了父亲的盔甲和宝剑赶赴军营，花弧发现后担心不已，去祠堂求祖宗神灵保佑木兰。而在木兰祖先的派遣下，木须龙阴差阳错地担负起保护木兰的重任，与“幸运蟋蟀”一同去找木兰。木须龙本不是花家的守护神，他想利用木兰证明自己可以守护花家，这一目的与想证明自己可以为花家争光的木兰不谋而合。在木兰女儿身份暴露被逐出军队时，木兰说：“也许我并不是为了爹爹，也许这么做只是想证明自己有本事，这样往后照镜子就会看见一个巾帼英雄。”这句台词使木兰从军的动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父女情深”变为“自我证明”。影片最后，一条不是守护神的木须龙、一只不是吉祥物的蟋蟀和一个不是男儿郎的木兰混入皇宫，阻止了单于的阴谋，保护了皇帝，拯救了国家，证明了自己。木兰返乡后，花弧说的那句“花家最大的荣耀就是有你这么个女儿”更是感动了无数观众。

（三）旧瓶新酒：婚姻自由与男女平等的理念植入

2005年，迪士尼推出了动画版《花木兰》的续集，在第二部剧情中，木兰与李翔在完婚前收到皇帝的召唤，护送婷婷、素素、小梅三位公主去邻国和亲。这一剧情设定非常符合中国的史实。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防边地战事，对偏远的少数民族政权多采取羁縻政策，和亲与互市正是羁縻政策中的关键环节。中国历史上参与和亲的公主有西汉元帝时期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王昭君、唐朝贞观年间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文成公主等。而在该片中，木兰与李翔所护送的三位公主没有像中国历代参与和亲的公主一样，甘受天命，远嫁他乡，而是在木兰的启发下喜欢上了护送自己的三位士兵。影片的末尾，在遥远的异国，三位公主与三位士兵，木兰与李翔共同完婚，迎来了大团圆的结局。在这段续写的故事中，西方的“婚姻自由”观念被巧妙引入，这一观念与中国“木兰”母题叙事中所蕴含的男女平等思想相印合，使整个故事叙事流畅自然。

不仅如此，该影片还将中国传统社会女子结婚后应在母家祠堂除名的习俗巧妙运用。中国古代受男尊女卑观念影响，女子不入母家家谱，而是婚后入夫家家谱，不能做正妻或被认为行为不检点的女子甚至没有入家谱的资格，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三从四德”对女性的束缚。影片以木兰婚后会在花家家谱中除名为切入点制造矛盾，以李翔打破陈规，将“花”“李”两家宗祠排位合并，回归“男女平等”的主旨思想。这一剧情设定既成功塑造了角色间的矛盾对立，又使中国传统民俗观念巧妙融入其中，丰富影片叙事结构的同时，引发中国观众强烈的文化共鸣，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迪士尼跨文化演绎木兰传说所产生的违和感。

（四）移花接木：女性主义对木兰形象的解构与重塑

迪士尼对于中国“木兰”母题叙事的改编与续写除了融合美国本土的“个人英雄主义”“婚姻自由”等价值观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主义在西方的崛起，迪士尼一共打造了十四位公主形象，其早期的创作多以善良、柔弱、美丽为性格特征，如白雪公主、灰姑娘、睡美人等，在这些公主题材的故事中王子起到“公主救星”的作用，换言之，王子的爱对故事圆满结局的到来至关重要，也只有王子的爱才能拯救遭遇种种不幸的公主。这种故事模型反映了传统父权社会“男强女弱”的思维定势。随着女性主义思潮以及女权运动的到来，迪士尼创作的公主形象也发生了变化，《公主与青蛙》中公主蒂安娜帮助王子破除诅咒，由青蛙变回人类；《美女与野兽》中公主的真爱让“野兽”变回“王子”……从过去“王子之爱拯救公主”到“男女真情破除诅咒”的故事模型变化，是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美国社会男女平权思想的初步体现。而在1998版《花木兰》中，男女平权思想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过去迪士尼与公主有关的电影叙事中“爱情”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无论故事模型怎样转变，聚焦于男女之爱的感情线创作模式都是其未能打破的藩篱。1998版《花木兰》问世打破了这一传统，木兰替父从军的亲情叙事取代了单纯的男女之情，木兰与李翔的爱情成为电影结尾的神来之笔，亲情与爱情的双重叙事使其故事内容更加丰满。该影片中女性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获得爱情，而且可以用自身的努力维护亲情，报效国家，为家族争光。2005年《花木兰》的第二部，木兰帮助婷婷、素素、小梅三位公主找寻真爱，拒绝和亲，更是反映了女性主义思潮中女性互助的思想。在女权运动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木兰”这一中国传统的巾帼英雄形象被迪士尼充分开发利用，既深刻解读西方社会对“女性主义”的前沿认知，又充分满足中国观众对“木兰”形象的目标期待，使1998版《花木兰》与2005年的续作成为“融中贯西”的动画经典，获得中外一致好评。

无论是1998年迪士尼动画版的《花木兰》，还是2005年的第二部续作，其创作虽然都融入了西方价值体系下的思想观念，但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运用不可谓不精巧，其对中国“木兰”母题叙事的改编与续写是创造性的、创新性的，加上一贯的美式搞怪幽默、经典的合家欢路数以及成熟的传媒产业模式，进一步迎合西方世界对古老中国的想象，这正是迪士尼动画版《花木兰》取得良好票房与口碑的深层原因。

2020年9月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由武汉籍女孩刘亦菲饰演花木兰，并由甄子丹、李连杰、巩俐等华语影视界知名的重量级演员加盟共同演绎，制作投入不可谓不大，然而引发了广泛争议。其槽点并不是演员演技与影片拍摄技术的问题，而是该版《花木兰》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毫无灵魂地堆砌与滥用。客观来讲，该影片对于“木兰”故事的讲述较动画版相比有值得肯定的方面，比如影片把贯穿全剧的花家守护神由“龙”改为“凤”，似乎更加适合木兰作为巾帼英雄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剧情设定，但这仍然不能改变全片带给中国观众极大的文化隔膜。

（一）得失参半：凤图腾的机械

在1998年动画版《花木兰》中花家的守护神是一尊“巨石神龙”雕像，陪伴木兰从军全过程的也是一只名为“木须”的喷火小龙；而在2020年上映的真人版《花木兰》中，花家的守护神变成了一尊凤凰雕像。在木兰从军的过程中，一只五彩斑斓的大凤凰一直伴随木兰左右，见证木兰的成长。这一设计理念较动画版更适合“木兰”母题的故事叙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男性的象征，而凤是女性的象征，因此，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的这一设计理念更加适合木兰巾帼英雄的女性形象。不仅如此，木兰相传为湖北黄陂人，而湖北地区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所在地，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诸侯国的龙图腾崇拜不同，楚文化是以凤图腾为崇拜对象的文化，因此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以“凤”取代“龙”的改编理念，同时暗合了传说中木兰出生地的文化印记，其匠心值得肯定。然而“凤”元素只是机械地堆砌，木兰家乡的凤凰雕像仅是一尊普通的石像，一出场就被童年时期的木兰踩断了侧翼，而伴随木兰从军始末的大凤凰从出场到影片落幕都没有一句台词，主要任务是像风筝一样在天上飞，机械僵化，作为动画版《花木兰》中“木须龙”与“幸运蟋蟀”的替代者，其极尽幽默搞笑之能事、推进剧情发展的配角功能完全丧失，可谓是影片的一大败笔。

（二）穿凿附会：女巫概念的强行

如果说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凤图腾意象的运用是得失参半，那么该影片其他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可谓穿凿附会，如贯穿影片的另一个角色——女巫（巩俐饰），其化身为“鹰”，与木兰的化身“凤”相对应。影片开头木兰上房捉鸡踩坏石凤凰，引来邻里侧目，晚上木兰父母讨论管教女儿的问题时，木兰母亲担心地说：“They’ll call her a witch！”（他们将会叫她女巫！）这些剧情与台词设计给中国观众带来强烈的违和感，在古代中国，女子就算不守“三从四德”，也只会落得“扫把星”“狐狸精”或“母老虎”的骂名，绝不会被称为“女巫”。但如果将影片中这些有关“女巫”的设计理念带入西方文化的历史语境，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中世纪末期的“猎巫运动”与“女巫审判”曾给欧洲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当时由于黑死病盛行，执政者与教廷只要稍加蛊惑就可以让底层民众相信黑死病是女巫用巫术制造的，女巫审判不仅可以巩固这些执政者与教廷的统治地位，而且能让他们收获巨额财富，因此，女巫审判开始变得癫狂。当时只要被指控为女巫的人，基本等于被宣告了死亡，女巫审判使欧洲进入了“人吃人”的时代。由于对女巫审判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而木兰女战士的形象又与法国被以女巫罪名处死的圣女贞德极为相似，所以影片中才会出现“They’ll call her a witch！”这样令中国观众感到相当突兀甚至难以接受的台词。

（三）过犹不及：女性主义的粗暴展示

真人版影片用“忠、勇、真、孝”四个字诠释了木兰的品格，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木兰“忠、孝、勇、烈”的评价仅一字之差，而“真”与“烈”的差异背后依然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延续。“烈”有强悍、刚直、为名誉为正义献身之意，这无疑是传统木兰形象的写照。而在黄陂民间，人们谈起木兰的品性更喜欢用“节”取代“烈”，认为木兰巾帼不让须眉、恪守妇道、忠孝两全的气节更值得铭记。无论“节”还是“烈”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人们对于木兰形象的合理解读。2020年真人版《花木兰》中用“真”取代“烈（节）”则是完全基于西方女性解放的价值追求。影片中，木兰从小就精通“气”，这种魔力必须在“真”的前提下施展，而替父从军的男人装束使木兰失去了“真”，因此，木兰必须换回女装，才能恢复实力，战胜强大的柔然可汗。由此可见，“真”并非对中国传统木兰形象的进一步阐释，而恰恰反映了当前西方男女平权运动中女性对“做自己”的价值追求。但该影片对“真”的代入存在问题，木兰“真”这一品性的引入是与“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全片自始至终并未介绍木兰“气”的来历，好像是生来就有的魔法，这一设定与《冰雪奇缘》中的艾莎公主如出一辙。换回女装如同解除封印般实力暴增，打败可汗，成功拯救中国，这样的木兰也像极了找回自我后成功控制冰雪魔法并在危难关头保护城邦的艾莎。因此，影片中“气”这一概念看起来更像披着中国文化外衣的西方魔法，无法使中国观众产生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

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机械堆砌与粗制滥造使得该片沦为西方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淫”之作，与两部动画版《花木兰》相比缺乏新意，其对中国文化的拙劣展示也招致了中国观众的反感，简直是对动画版《花木兰》良好口碑的恶性消费。

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文化“走出去”成为当下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值得深入思考。“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美国迪士尼对中国“木兰”故事资源开发利用的得失成败深刻启示后来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绝不可成为博人眼球的噱头，在影片中粗制滥造、毫无灵魂地堆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没有市场，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讲好中国故事，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美国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快餐式恶性消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做法水土不服，值得深刻反思。同样是跨文化创作的商业大片，迪士尼两部动画版《花木兰》对于中国木兰传说的改编与续写是讨巧的、成功的，可供学习借鉴；而2020年的真人版《花木兰》在世界范围内备受争议，需要引以为戒。

中国拥有如木兰传说一般精彩绝伦的海量故事资源，这些都是中国动漫影视产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如何对其进行深度挖掘和合理利用，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文化创意产品，对内立足民族性传统，对外兼顾国际化视野，在互联网时代跨文化语境下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由潜在的文化资源成功转化为可创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文化资本是亟需深入探究的问题。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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