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歌手李健的粉丝“听友”群体中，文本再生产是群体内部交流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听友们的文本再生产行为遵守着群体性规范，又呈现出个体的创造力。群体内部的多元声音与群体外部的多因素变迁使得听友群体的实践始终处于传承与迁变的两极张力之中，维持着动态平衡。文本再生产行为关联着群体秩序的构建与群体认同的聚散，也是个体确立认同与履职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文本再生产行为模式背后的作用力的追索，也可窥见流动着的听友群体的边界。

听友；文本再生产；

交流民族志；言说模型

在中国，随着国内娱乐市场的逐渐完善，粉丝群体规模激增。在传播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粉丝围绕共同偶像进行的群体内部互动日渐频繁，而随之大量出现的粉丝社区也逐渐引起当代学界的关注。在粉丝社区的诸多令人瞩目的行为中，文本再生产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粉丝们热衷于对偶像及其相关的文本进行二次加工，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制作图片、视频、文字等形式的再生性文本。这些文本在粉丝群体内广泛传播，有的甚至为粉丝们津津乐道，成为日常交流中的重要话题。

本研究的兴趣正源于笔者作为歌手李健的一名“听友”的日常实践。生产、传播再生性文本构成了听友们日常交流中的重要部分，每逢大型活动，再生性文本更是充斥着听友交流空间。

面对这种现象，一些基本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听友们为何这样热衷于再生性的文本生产？怎样的再生性文本为听友群体所认可与接纳？文本再生产对于听友群体又有什么意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受“语言转向”的影响，“以表演为中心”（performance-centered）的民俗学范式全面崛起。表演学派的形成标志是1972年出版的《民俗学的新视角》，经过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的发展，在其论文《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中被概括为“以表演为中心的方法”。在“表演”概念引导下，文本的核心地位受到动摇，取而代之的是以表演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民俗学实现从历史到现实、从文本到表演的转变，民俗的实践、作为表演的民俗，成为了民俗学家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20世纪末以来，表演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民俗学。在中国新时期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与本土民俗学发展的内在需求相适应，表演理论在中国民俗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也在中国民俗学者的本土化实践中得到丰富与发展。“语境”“过程”“表演者”“朝向当下”成为了当代民俗学研究的关键词，对当下各种语境中发生的民俗实践的考察已成研究主流。

无论是以“表演”为关键词的系列理论自身的意涵，还是其与中国民俗学之间互动相生的历程，都非三言两语所能阐释清楚。此处仅想强调，表演理论的意义不止在于提出了关于民间文学表演性的分析框架，“而是试图通过视角的改变来纠正民俗学者以往对民俗现象的过于扁平的看法”。“它不再把口头传统仅仅视为文本性的对象（textual objects），而是将口头传统视为一种特殊的交流行为模式的展示，是实践社会生活的资源”。这种理解无疑为民俗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为民俗学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独特作用赋予了新的可能性。

回到粉丝文化研究，国内的粉丝文化研究始于借鉴英美粉丝文化研究理论成果以对国内的粉丝现象进行分析。21世纪以来，在互联网技术发展普及与大众媒介文化高度发展的促进下，粉丝群体规模大幅增长，引导粉丝文化研究开拓新的方向。研究者不再满足于粉丝现象的简单描述。一方面，“学者们开始慢慢尝试着去靠近粉丝群体”，运用网络民族志、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真正触及“活生生”的粉丝。另一方面，学者们试图“超越”亚文化，开始观照粉丝的行为与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粉丝文化研究呈现出三种新趋势：将粉丝视为网络社区成员、视为狂热消费者、视为免费劳工。对于网络粉丝社区，学者们着重于“考量技术变化所导致的文化、身份和社区的形成”等问题。而对于作为狂热消费者、免费劳工的粉丝，学者则着力于通过对粉丝的消费行为、免费劳动等行为模式的辨析，探讨促进粉丝经济的效益置换、驱动粉丝进行免费劳动的可能性。研究目的在于厘清粉丝群体的行为触发机制，从而推动粉丝群体在社会文化经济中发挥作用。

在这三种趋势中，粉丝群体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本生产力是学者们密切关注并反复言明的。但是，相应的研究呈现出两个方向：要么集中于粉丝个体生产文本的动机，要么着重于文本再生产行为对文化工业和资本经济的影响。前者将粉丝个体从网络社区中抽离，回应新媒介空间中个体身份的建立。后者将粉丝群体视为均质化的整体，指向亚文化群体如何为文化工业提供产能。生产行为对于社区中的粉丝个体的意义、对于生息着的粉丝群体的价值，则为既往的研究所规避。

对此，民俗学朝向交流实践的视角则可有所助益。在粉丝群体中，粉丝生产再生性的文本后，便会将其发布于网络粉丝社区。文本被传播、讨论、甚至引发再次生产，直到围绕文本的交流互动行为停止，这一次再生产行为才告一段落。生产、发布、传播、接收与解读等一系列行为彼此相依，文本再生产在粉丝们的交流互动中完成，再生性文本也因而被赋予生命力。文本再生产之于粉丝个体与粉丝群体的意义与价值，正是在交流实践之中产生。

戴尔·海默斯的交流民族志为研究粉丝交流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工具。海默斯视语言为特定民族的言说或交流事件，将其视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活动。事件的组织形式，便是交流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基于此，海默斯借鉴了雅各布森的语言学模型，经过诸多学者修正与田野工作实践，创立了作为分析交流事件工具的“言说模型”（Speaking-Model）。借助交流民族志的视角与言说模型这一理论工具，可以很好地揭示作为交流实践事件的文本再生产行为自身及其背后的意涵。

（一）听友：可视为言语社区的粉丝群体

言说模型适用的基本分析单位是言语事件。每一个文本再生产行为都可视作一个言语事件。因此，有必要对听友群体生态进行简述，在此基础上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言语事件进行分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听友群体的非均质化组成。听友群体大致分为三个层级：生产团队、“大粉”与“散粉”。生产团队是听友自发成立的群体，在听友群体中承担着引导作用，主要有李健后援团、李健野生动物园、大亮小甜豆数据站，分别负责群体性应援组织、再生性文本生产以及打榜、投票等数据活动组织。“大粉”与“散粉”则以个人身份进行日常交流。“大粉”在群体内知名度较高，也更为积极地参与生产团队组织的各种活动，部分“大粉”会自发组织小型应援活动。“散粉”在群体中数量最多，在群体性活动中通常处于被引导的位置，参与活动的积极程度往往也因人而异。在文本再生产活动中，生产团队与“大粉”也通常居于引导位置，不仅积极从事特定类型的文本再生产，更致力于呼吁“散粉”加入文本生产与传播。当然，生产者与受众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散粉”会加入生产，生产团队与“大粉”同样也作为受众传播、消费群体中的再生性文本。

在听友群体中，生产文本的热情随着群体中“节日”与“日常”的更替而提升下降，群体的持续性生产活力在张弛中维系。其中，最能引发群体热烈讨论的“节日”便是李健的个人演唱会。听友们深爱着李健的歌声，个人演唱会作为为数不多能近距离欣赏李健演唱的机会，对每一位听友几乎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每逢演唱会期间，听友群体进入“狂欢”状态，再生性的文本呈现井喷态势。文本再生产行为背后的行动秩序、听友群体对文本的价值取向等平日里隐而不彰的群体内部规则，也在充满张力的群体性狂欢中被推到台前，得以在纷繁复杂的交流事件中被窥见。

2018年，李健开启“不止是李健”世界巡回演唱会。截止到2019年1月22日，新浪微博话题“不止是李健演唱会”已拥有37万条讨论，4.6亿人次阅读量，话题之外对李健演唱会的相关讨论更是不计其数。围绕“不止是李健”演唱会发生的诸多言语事件，给予研究文本再生产行为以良好契机。通过使用言说模型对这些代表性言语事件进行分析，可以窥见言语事件背后的群体行动逻辑，从而探讨再生产行为对于听友个体、群体的意义与价值。

（二）言说模型概说：以“不止是李健”演唱会为例

围绕演唱会的言语事件呈现出非常明晰的一致性。文本再生产的内容围绕着演唱会这一核心事件，听友们使用着诸多借助互联网媒介传播的文类，言说着抢票前的紧张、演出中的激动、演出后的失落与感动、未能去往现场的遗憾以及这一集体事件对自己带来的意义等等，这些言说呈现出积极的基调，将演唱会引发的节日气氛进一步彰显。

这种一致性的形成背后离不开听友群体共享的一整套言说规范。规范制约着群体内部的交流方式，也在交流中被听友习得。生产团队与“大粉”通常充当规范的发布者与强调者，通过直接的言明或是发布符合规范的言论来间接引导，提醒听友们注意。演唱会期间，“发布视频不得超过30秒”被生产团队和“大粉”们以单独发言与附在自己发布的再生性文本后的形式反复强调，而听友们也逐渐接受并开始互相提醒遵守规范。当提醒无果时，生产团队也会利用微博平台自带的删除功能，对发布者的言论采取强制删除、甚至封禁账号等惩戒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违规行为并不严重，掌握规则的听友们也会自发对不恰当的言论提出意见，并委婉指出不合适之处。诸多隐性规则正是在这种交流中被习得与内化，最终呈现出“乱中有序”的文本生产态势。

不过，大体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生产文本的过程总是千人一面。在群体“传统”赋予的文化期待之下，不同主体以不同的目的与不同的角色投入到交流互动中。生产团队居于引导者的位置，进行文本生产的同时呼吁群体成员积极加入。“大粉”是积极的参与者，传播与生产再生性文本的同时，部分“大粉”甚至以个人名义组织生产活动。“散粉”是主要参与者，传播与生产文本的动机都极为多样。在再生性文本中重温现场的激动、找寻可能被自己遗漏的惊喜细节，通过文本生产抒发情感、寻找他人的共鸣等等，这些目的出于个体的切身需求，充填着“演唱会”周围的情感空间，并彰显着节日的气氛。

同时，听友群体也不总是如此循规蹈矩。在听友这一松散的“趣缘”群体中，规范只能框定出行动的边界，被认可的行为与违规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则时常为成员触及。其中，“求经验帖”便是常见的一类。这类言论的内容通常并无实质意义，发言的目的是通过在“超话”中活动以获得经验值。部分发言者会直接言明自己的目的正在于“求经验”，希望他人为自己点赞、评论。这类言论并不直接与群体规范相抵触，但部分听友认为此类言论若大量存在，会有损于“超话”这一公共平台的环境。持这种观点的听友因而另外发表言论，呼吁减少类似帖子的数量，并推出“如何快速增加经验值”的教程，以作为折中的方法，化解求经验值与群体规范间的矛盾。

此外，“意外”偶尔会不期而至。2018年11月24日，武汉场演唱会进行到歌曲《向往》时，现场音响出现失误，伴奏无声的状态持续了数秒，可以称之为一次小型演出事故。听友们并未规避此事故，而是着重描绘伴奏无声时李健微皱的眉头及其在无伴奏状态下保持的高水准演唱，将关注点从“事故”本身转移到对李健追求完美的音乐态度与扎实的演唱功底的赞赏。有时，群体之外也会传来攻击性言论。演唱会期间常有“李健雇人观看演唱会”的论调。对此，听友们一方面发布现场全景图片以展示极高的上座率，从而证实演唱会自身的高热度，使不实言论不攻自破（见图1）；另一方面，则以开玩笑的方式顺应该论调，发布“我被雇过去热场子了”“第三张里雇了我和我妈”等言论，既回应了外部的攻击，又维持着群体内的节日氛围。

（三）听友实践：在内外张力之间

借助言说模型，言语事件的基本面貌得以呈现。在诸多主体的协作下，文本再生产既共同遵循着听友群体规范，又维持着个体创造力，呈现出蓬勃生长而又不至杂乱无序的态势。而新的问题便是，为什么听友群体的文本再生产行为会呈现出这样的面貌？

既有研究已经指出，作为明星产业链的一环，粉丝群体在接受文化工业引导的同时，也展现出鲜明的能动性与自我意识。听友群体也不例外，在明晰并接受自身在产业链中角色、遵守“粉丝群体”被期望的行动方式的同时，也创造性地赋予再生性文本以听友群体自身的特质。而这些令人瞩目的“群体特质”，既非文化工业所赋予，亦非群体中的“领导者”所决定，而是在异质性的群体之中，在“领导者”与“沉默的大多数”的协商之中产生与迁变。

此前提及，通常居于“读者”位置的“散粉”也会参与生产，他们自身的声音也通过再生性的文本传递。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声音处于由并不严苛的群体规范划定的范围之内，是听友群体的多样性与创造力的一部分，彰显着群体的活力。“散粉”们的单个生产行为通常并不会引发群体的较大关注，但当特定诉求使他们的声音汇集，巨大的基数便使其拥有了对既有规范形成“威胁”或“挑战”的力量。正因听友群体没有绝对的“管理者”，只有相对居于群体“引导者”的角色，当这样的声音无法忽视，规范的调整便会随之发生。诸如“如何快速增加经验值”等折中手段，正是因“散粉”们的诉求而产生。

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作为沉默的阅读者的“散粉”，同样施展着自身对于群体言说方式的影响。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指出了阅读或消费中被忽视的潜在力量，认为面对主导秩序，“消费者的消费程序和计谋将构成反规训的体系”。当然，面对居于主导秩序的文化工业，作为整体的听友群体也在实践中展露这种“反规训”。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异质性的听友群体内部，规训与反规训的张力也始终存在。“散粉”们的抵制不需要大张旗鼓，甚至不需要公之于众，最简单的措施便是“沉默”。对“生产团队”或“大粉”的呼吁视而不见，对伴随呼吁的再生性文本避而不谈，或是对与之相反的言论予以赞扬，这些细碎而微小的行动清晰地传达了他们态度，并汇集成不可忽视的力量。面对这些沉默的阅读者，来自群体引导者的声音通常也并不强硬。“我们只是希望你在超话发微博的时候，多带那么一个话题，……多打一些有营养的文案，附上一些自己拍的或制作的健哥的照片，……可能就对超话有好的影响。”这种表达方式或许可以被理解为言说策略，但对策略的选择也显示出言说者对接受者中潜藏的力量与可能发生的抵制的认知与重视。

当然，不同于德·赛托所说的分属于截然对立面的权威生产者与大众消费者，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泾渭分明的作者与读者，听友群体内部的层级分隔始终是相对的。“大粉”与“散粉”之间时常互相转化，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也复合于“听友”这一身份之中，因而群体内的言说行为也总是在多层主体的反复互动中被确立与实践。而遗留的问题便是，当群体试图做出某种改变时，是什么在影响着它被轻易接受或坚决抵制？

在这里有必要引入时间的维度。听友群体的生长伴随着李健事业的发展与文化工业的变迁，面对改变的态度也同时受制于群体内部既往的“传统”规约与群体之外“大环境”的即时要求，他们的选择也不尽相同。部分听友希望向文化工业要求的“标准化”粉丝形象靠近，部分听友则希望坚守群体原先的行为习惯、并对将前一类听友行为视为过度“饭圈化”而有所反感。类似的分歧与争议始终存在，不同阵营的成员也可能随着时间流逝而更改自己的态度。但正因为在群体之中异质性的主体之间、在群体内部“传统”与群体外环境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听友群体实践呈现出的总体特征很少在短时间内发生剧变，群体实践也因而在群体中反复的言说行为之中、在传承与迁变的两极之间呈现出动态平衡。

（一）群体：秩序的构建与认同的聚散

在交流民族志的视角中，听友群体文本再生产行为的基本面貌得以展现。同时，文本再生产之于听友群体的第一个意义也可被推论：再生产行为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秩序，既包括成员间的层级秩序，也包含成员共享的群体秩序。

在再生产行为中，生产团队、“大粉”与“散粉”各司其职，群体内部的层级区分被明晰。同时，言说规范的彰显促使群体言说秩序被强化。秩序不仅包括上文所述的言说规范，也涵盖言说基调、文化期待、面对特殊事件的解决技巧等内部知识。繁杂的内部知识在独立的言语事件中被片段展现，听友们在诸多言语事件中学习积累，群体共享的一整套知识体系在个体间建立，从而实现群体秩序构建。

群体秩序与群体认同伴生。在规范化的共同行为中，听友之间的情感纽带得到加强，群体凝聚力得以增强。群体文化期待与行动秩序的确立增强了个体对群体的认知，但并非所有个体都认可群体的某些规范或价值倾向，认同也因而并不总被增强。部分听友在对群体认知增强中选择离开，认同因再生产行为消散而非凝聚。

（二）个体：认同的确立与责任的履行

个体对听友身份的接纳基于对群体的认同，认同的建立也发生在群体内部的互动之中。演唱会这样的场合既是听友群体自身的狂欢，也是李健作为歌手被大众“看见”的重要契机。成为听友的初始正是在看见了李健的契机中，增进对他的了解而加深对其的喜爱。加入听友群体并留在群体中的选择，也缘于在这些契机中遇见一群同样喜欢李健的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加深彼此的情感纽带，继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个体向群体习得内部知识、群体向个体敞开怀抱的过程中，个体向群体表达着别处难以诉说的隐秘情感与个体体验，群体向个体反馈理解与共鸣，双方的认同迅速深化。在围绕李健的日复一日的交流中，“我”被作为“我们”的“听友”取代。

认同的建立伴随对听友身份赋予责任的习得。听友应承担的责任作为群体知识的一部分在交流中被个体内化，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则确保了被赋予责任的正当性。同时，因为个体与群体紧密相连，群体则与李健相连，个体的行为便通过群体达成与李健本人的某种联系，个体对责任的承担从而被赋予更深层的情感驱动力与超越个体层面的价值。

在层级化的群体内部，不同身份的听友被赋予不同的责任。“散粉”位列观众席，为优秀的再生性文本鼓掌叫好便尽分内之责，投入生产更是锦上添花。“大粉”居于舞台，积极投入文本生产，利用自身影响力带动群体良性发展。群体对“大粉”的额外回馈便是声望，通过履行额外的责任，“大粉”在群体中获得认可、称赞与话语权力。深厚情感纽带使听友们并不将生产行为看作免费劳动，他们获得的喜悦、成就感、同伴、声望已足以支付报酬。

（三）生息：“我”“我们”与“他们”

认同勾连着个体与群体，在两端的张力中维系。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可以在文本再生产中增强，亦可能因为生产活动未带来个体满意的回馈而被削弱。相应的，群体对个体的认同源自于个体对群体行为规范的遵循与反复实践，而当个体生产意愿降低，群体对个体的认同也相应削减。在这种张力中，双向认同强烈的个体可能以更大热情投入文本生产，向群体中的更高层级移动。认同衰减的个体可能选择继续退向边缘，也可能在重拾对群体认同的基础上积极生产，从而博取群体认可，重回中心。

群体的活力正是在这种张弛中维系，群体因而得以在广阔的网络空间中生息。在网络空间中，不同群体依赖于不同的内部交流符码互相分隔，自认为“听友”的“我们”正是在这种交流符码的区隔中“抱团取暖”。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言说方式似乎划清了群体的边界，而它本身又由群体创造。它好像成为了鉴别听友身份的标准，但标准本身正是由听友所决定。因而，“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限总是如此暧昧不清，处于交接地带的群体内的沉默者与群体外的“路人粉”之间的分别，似乎只能凭借当事人的自我定位这一更为模糊的标准进行判断。

不过，德·赛托所说的“避让但不逃离”的抵制理论或许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解答方式：即使默不作声，听友们仍然栖身于群体所建立的秩序之内，其实践也因而得以对群体行为产生影响。笔者与其他听友谈及粉丝与非粉丝的区别时，得到的答复是“坚守”。这种看似主观的自我认知，实则可以通过文本再生产行为这一窗口进行窥视——当然，界限仍然是模糊的、变动的、难以把握的，但内与外的分别，并不仅仅是口头的宣称那样简单随意，而是能够从细碎的日常交流中窥见轮廓。

在听友群体这一言语社区中，文本再生产是社区中一类重要的交流事件。在交流事件中，群体的秩序被习得与强化，群体认同被凝聚与退散。听友个体在交流事件中确立认同、习得责任，认同为个体履职提供动力，不同身份的个体承担的责任不同，群体则给予相应的回馈。听友群体的认同在个体与群体两端中构建，在交流事件中增强减弱，在张弛中维系群体生息。

文本再生产是听友群体内外多元主体博弈的场域，再生产行为背后折射出群体内的生态与群体外部的文化环境。透过再生产行为，亦可窥视听友群体模糊而变动、却又清晰存在的边界。当“流动性”在当代社会中愈发显著，当“边界”问题越发难以捉摸，交流实践的民俗学视角或许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不再追寻身份各异的流动的人群，而是透过群体中的交流实践，去反问谁在言说，谁又在决定着怎样言说。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