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活动，由国家主导、地方行政部门具体实施，其组织形式往往采用军事化编制。为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劳动报酬采用工分制。工程建设队伍主要包括政府水利部门和公社干部、技术人员及普通劳动者，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为激发工地群众的劳动热情，在工程建设前后，国家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动员。在贯彻国家政策的过程中，地方精英往往出于集体或个人利益考量而进行调适。以下主要从出夫人员选派与宣传动员两方面，考察集体化时期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机制与弹性设置。 

集体化时期水利工程建设的出夫人员选派，在兼顾村社农业生产的同时，遵循受益地区出工的原则。国家水利部在1953年水利会议中强调，“兴修农田水利出工，应当贯彻互助互利、合理负担政策。对于不受益出工和受益少、出工多的应当记工还工或给予合理报酬”。1975年12月，淄川区委、淄川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工程受益情况，从淄川东部的黑旺、寨里、罗村、杨寨及中部的二里共5个公社，抽调5000余名民工参与万米山洞水利工程建设。各村被抽调村民以公社为单位居住和分配任务。为保证材料的及时供应，除在工程现场从事各项劳作外，村民还被派往各规划的原料基地从事采沙、开凿石料、运送水泥煤炭等工作。

地方政府在具体选派出夫人员时，往往会将选择权下放至村队，并考虑村队选派比例、受益程度、技术、年龄、性别等因素，人员数量也会随工程的进展情况灵活增减。村生产队队长对村民较为熟悉，往往直接选派抽调，或以报名方式选择，被抽调人数在生产队中占比不大。公社提出人员需求，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负责人有权根据生产队具体情况自主分配，以保证其利益在人员派出后基本不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夫人员调配过程中，公社或生产队长并非严格按照国家的选派政策规定执行，他们经常受到地方人情关系制约，需要权衡各方利益进行选派。

被选派的民工需要服从安排，其心态会因经济、政治以及自身个性等因素而有所差异。地处深山、经济贫困落后的乡村村民参与积极性较高，在他们看来，参加工程建设既可以赚工分，又能解决吃饭问题，领取微薄补助；而生活相对自足的村民往往不愿意参与，原因是工地上过于辛苦劳累，工作条件差，伙食也一般；也有些民工受制于“个人成分”问题（如地主、富农等），极其希望被选派，以此改善自身乃至整个家族在村落中的地位。另外，一些个性较强的民工因不习惯工地的军事化管理制度而不愿前去或者中途自行退出。

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乡村传统观念与文化道德秩序的影响而有所磋商、妥协，如被选派人员最初按照要求由公社和各大队干部负责带队，但在实际中因受年龄、身体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很多干部难以实现以身示范的带头作用，上级部门不得不另选工地上具有实干精神和道德威望的年轻人替代。工地营部驻地的选址也充分考虑到地方因素，多选在村镇集市附近，便于资源协调。这些都体现出地方政府在执行国家制度时所采取的灵活态度。 

国家权力机关对农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工作有其连续性。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政权之初，就注重了解民间疾苦，从而能够获得群众支持并点燃革命激情。这种印象在中国乡村社会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观念，并影响着百姓对国家的认知。集体化时期国家兴修水利继承了革命时期民众所熟知的一些动员方式。集体化制度不但有利于将村民组织在一起，也便于国家行政部门动员群众对基层干部作风进行监督，这为集体内部形成良好的风气提供了基础。以公社为基础设置的营、连等各级组织，为工地更好的借助乡村原有的集体意识开展宣传教育和生产动员提供了保障。

20世纪70年代，我国正处于“农业学大寨”的历史时期。在万米山洞建设工地上，地方行政部门以会议动员、报纸广播、节目巡演、电影放映等形式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教育，并通过对经典文献的学习、先进典型的表彰等形式加强对劳动者的思想教育，以各种生产竞赛、誓师大会的方式激发劳动者的建设热情。工地上的广播、宣传栏、黑板报等设施，以及四处张贴悬挂的革命标语，共同营造出浓厚的革命建设气氛。来自国家领导人的最新指示或领袖诗词、时政要闻等内容，会被媒介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到基层每个人，转化为劳动生产中的共同口号。时任万米山洞建设总指挥的王复荣在《治水记》中写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毛主席的《水调歌头》《念奴娇》两首词和“两报一刊”社论。指挥部干部和各民兵收听后，当晚进行了座谈。大家表示受到了极大鼓舞，决心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精神，搞好干渠施工。各营干部民兵纷纷用实际行动落实“两报一刊”社论精神。

这些领袖诗词和社论内容迅速被工地以广播、黑板报等形式进行宣传。借助类似的宣传动员方式，国家政策精神得以传达到基层乡村，不断激励着群众积极投身生产劳动。 

树立典型是自革命政权建立之初就建立起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群众动员方式，它在万米山洞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工地上会定期组织劳动竞赛，评选出优秀集体和先进个人，并在誓师大会、表彰大会上对先进团体和个人给予表彰，树立学习典范。这种宣传激励方式，大大调动了民众的劳动热情。

组织学习政治理论也是工地上常用的一种动员机制。地方行政部门通过开展学习班和工地教育等形式，组织劳动者在业余时间对《毛泽东选集》等政治理论以及国家权威媒体中报道的党政要闻进行学习。尽管这种政治理论学习在当时或许已成为“僵化”的“政治戏剧脚本”，但对年轻人而言，革命领袖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依然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当红旗招展、革命口号响彻工地时，村民大都有所忘我，迅速融入到与工地革命建设气氛相协调的情境中，从而获得一种行动角色与力量。来自不同村庄的民工，一起参与劳动生活，尽管偶尔会因利益分配等问题而产生纠纷、消极怠工的情况，但在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工地上总体呈现出良好的劳动气氛。地方行政部门所做的宣传动员，既是推行国家意志的重要手段，也是激发民众集体主义精神的良好方式。 

宣传教育对于处理突发事故尤为重要。万米山洞工程施工条件艰苦，施工难度大，有时会出现意外事故，对民众心理造成消极影响。譬如，1977年6月23日下午，淄川区黑旺地区突降暴雨，造成山洪迸发，洪水由蓼河泻入万米山洞，导致正在洞内施工的黑旺公社16名民工不幸遇难。淄川区委在黑旺公社为死难者举行了追悼会，同时召开了“发扬英雄志，欢迎新战友，年底建成一干渠”的誓师大会。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人们悲愤的心情被转化为奋勇前进、坚决完成建设任务的动力。“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国家对于誓师仪式的运用，极大地稳定了民工情绪，激发了民众的集体主义理想信念。 

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的过程中，会受到乡村社会网络与乡土伦理道德的影响而有所变通，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弹性。因此，即使是在国家意志高扬的集体化时代，地方社会依然呈现出相当的多元性。进一步看，参与同一事件的地方民众，其叙事也呈现出不小的差异，显示出个体认知观念的非均质性。然而，他们既然都置身于同一事件之中，透过其相关的历史记忆与叙事话语，对于我们理解集体化时期民众的参与动机与行为机制依然大有裨益，有助于理解这一特殊时期国家行政、地方社会和民众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当村民以出夫的名义来到工地上，就意味着被纳入新的组织机制之中，而与原乡有别。然而，按照连、营等军事编制而划分的工地组织机制，依然兼顾了原有的地缘关系，这就使得出夫民工与原有的乡土关系藕断丝连，延续着传统意义上的“我们关系”（We—relationship）的基本框架。民众行为往往受到其认知观念的影响，而呈现出非均质性。以下将透过民众出夫的集体记忆与叙事话语，重点关注在统一制度下民众个体的弹性空间，以及出夫群体中的角色设置及转换等问题。 

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在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实行强力控制的集体化时期，民众的日常行为往往会体现出一定的理性选择能力。他们的选择多是以改善个体利益为指向。20世纪70年代，淄东地区民众生活较为贫困，多数民众希望借出夫之机获得粮食补贴以及微薄的经济补助，以此改善家庭生活，经济因素成为民众参加出夫劳动的主要动力。而出夫人员的选派权，主要掌握在生产队长手中。很多村民为了获得出夫这份“好差事”，有时不得不请生产队长喝酒拉关系。对于经济相对较好的农村生产队，队长在选派出夫人员时，则主要以方便队里工作安排和管理为主；也有生产队让村民自愿报名，此时家庭经济条件及劳动力数量便成为个人报名的重要权衡因素；有时一些女性社员以及那些日常劳动表现差或调皮张扬的青年人，也会成为选择的对象。在具体工作任务分配时，女性社员多被安排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和具有低劳动强度的一般性技术工作，而男性则主要承担重体力和危险性高的劳动任务。作为管理者的基层干部，不仅会利用乡土关系网络帮助自己完成上级任务，同时也会利用公共资源为所在乡村、个人或其亲朋好友服务。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与社区保护人，基层干部的利益往往同乡村利益捆绑在一起，他们既要对上级负责，也要维护地方利益。

军事化的组织管理使得工地生活单调，趋于同一化，但民众个体能动性依然有着突出的表现。诚如范可所言：“在任何地方，人们都想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这可以理解为策略性的最大化行为。”每个人都试图从乡村社会网络资源中寻求帮助，以期寻找机会改变命运。对于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来说，这种机会更多一些。而对于大多数人，则更倾向于在日常的具体生活中，娴熟地使用这些规则为自己服务。可以说，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生活层面，尽管“有一定的断裂”，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却依然沿袭着传统的伦理规范与社会秩序。人们经常利用乡村社会网络和生活智慧为其利益服务。当制度对于民众日常生活有所约束时，他们通常不会与其正面对抗，而是选择更为灵活的欺骗、不合作等“弱者的武器”。譬如，工地上的劳动者既可以选择听从安排、积极主动，也可以消极怠工、不服从管理；指挥者则既可以以身作则、带头苦干，也可以利用职务便利指挥他人、坐享其成，这多取决于具体情境下劳动者个体的身份、认知与目标等的差异。

集体化时期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大量的政治话语，对此逐渐熟悉的基层干部与民众往往会加以灵活利用。同时，乡村社会网络与乡土伦理道德也常常为他们所援引，由此显示出个体弹性发挥的空间，它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公与私的边界，但却因为与乡村生活逻辑的密切关联而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 

出夫群体中角色地位的不同往往使得民工的行为选择及叙事记忆有所差异。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出夫是他们改变命运的一次机遇，尽管真正有所改变的只是极少数。在工地上定期举行的劳动竞赛与英模评比中，工程进度成为上级部门对各级组织与个人的重要考核指标。在指挥部门要求各公社增派带头人推进施工进度时，平时表现积极的劳动者迎来了机会。他们陆续被推选为各级管理者，并给予党、团等政治面貌的确认。这些优秀民工会接受更多的政治学习，在工作中努力树立榜样，并负责将国家的政策精神传达至个人。这些优秀管理者的行为选择往往会尽力符合特定角色的要求，“因为我们处于这样的地位，别人就会期望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行动；但是，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就会不断期望自己具备这些特征”。角色与地位的不同会使劳动者产生认知差异，进一步影响其行为选择，从而在集体内部产生影响。

民众的集体记忆往往以当下为中心，并暗含着与过去的对比。从管理者到被管理者，从优秀标兵到普通个人，位置与角色的不同导致工作状态和对事件的认知有所差异。不同的命运际遇会导致民工对于事件的认知差别。一方面，当劳动者个人的生活和身份因为出夫而得到改变时，工程所被赋予的意义则会被蒙上不同的个人色彩。民工地位的变化带来角色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其思想和行动上的变化。工作突出的人被授予各种荣誉，这帮助他在连队中提升了威望，鞭策他更好的服务其角色。曾经的标兵与精英在过后也许有机会得到升迁并改变身份，在他们今天的回忆中依然充满了对这段历史的深刻怀念，并在叙述中部分地呈现一定的国家叙事话语，体现出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结合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一些虽因技术特长而得到重用或工作表现平平，而没有获得提拔的工地基层管理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往往缺少了参与国家建设的政治荣誉感，以及对于集体化时代的怀念，更多地表现出没有因出夫而获得升迁机会的遗憾。对于返回乡村的普通劳动者来说，记忆中更多的是艰辛的日常劳作场景，以及因出夫所获得的生活条件的一点改善。这段出夫经历也被民众视作为生活而努力奔波的片段，并不具备生活角色的转换意义。

通过考察民众与出夫相关的历史记忆和叙事话语不难看出，在国家权力对于基层社会实行强力控制的集体化时期，民众依然有着一定程度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即便是参与同一事件的群体社会也并非是一种均质化呈现，不同公社和生产队的各营、连队伍，其劳动积极性和凝聚力会因地区差异、角色地位及个体认知观念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值得注意的是，乡村社会网络与乡土伦理道德常常为民众所援引，由此显示出个体弹性发挥的空间。 

集体化时期淄东万米山洞水利工程的兴修，一方面表现为现代国家行政对乡村社会的垂直介入，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社会内具有悠久历史的集体主义传统的具体显现。国家依托民众所熟悉的村落单元建立新的组织形式，并借助乡村社会的互助帮工传统，以一套新的政治话语动员农村群众积极投身于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在这一看似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发现中国乡村的传统社会网络并非像西方学者所断言的那样被削弱甚或消除了，它依然是人们结成社会网络的重要资源。在这项水利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出国家与地方精英、民众之间良性互动的态势，得益于国家及各级政府机构在与地方乡村社会互动过程中的不断自我修正，以及地方精英凭借传统的社会网络与乡土逻辑而不遗余力地“上情下达”，民众对其个体利益也绝不斤斤计较，从而推动了乡村社会更深层次的自我发展与改变。

民众在万米山洞工程建设中所呈现的参与积极性，与国家层面较为灵活的社会动员、对于地方传统的充分尊重等方面密切相关。国家政治话语的选择使用，再以符合传统乡土逻辑的宣传动员方式相配合，就容易激发普通劳动者的集体主义精神。特别是在国家政治话语中加入对苦难岁月的共同记忆，更加激发起农民的革命意识，大大提高了乡村民众对于国家工程的参与热情。毋庸置疑，中国乡村是“礼俗互动”的社会，民众在传统儒学思想的长期浸淫下，稳定地传袭着对于国家正统的推崇。民众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奠定了他们因参与国家工程油然而生的神圣感。具体说来，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广泛流传着历朝历代民众受国家征召而出夫的故事，出夫意味着对于乡村以外广阔世界的宝贵经历，有时还被赋予一种传奇或浪漫的色彩，而不仅仅是无尽的苦难和难以测度的风险。

其次，乡村社会中的集体主义从未中断，如邻里帮工、宗族互助等等，使得民众坚信集体组织是维系个人和家庭生存、抵御灾难的有效途径。在20世纪70年代的集体化时期，由国家和各级政府组织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活动，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一集体主义传统，将新的组织形式建立在乡村传统的组织基础之上，为农民在新的组织内的适应和激发其劳动积极性提供了保障。换言之，淄东万米山洞水利工程的倡修，又可以视为以国家名义对于乡村集体主义传统的倡导与激活，努力使其重新焕发生机。

再者，国家通过行政力量，对基层乡村的农业生产生活资料予以集中控制，对农民个体的社会流动进行严格管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乡村社会中的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禁止农民通过集市贸易等方式获取经济利益，促使其积极参与集体建设活动——这已然成为农民谋生的常规选择。地方社会在执行国家政策的过程中，为维护集体利益和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尽量对乡村传统观念与习俗予以尊重，巧妙运用乡村已有的社会网络关系，由此形成对国家政策的地方化处理，国家行政动员与民众自觉参与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为个人在集体中的弹性发挥预留了较大空间。

不论是在工程的施工还是之后的生活中，来自不同地区的民工都共享着一段人生经历。在这种共同经历所造就的“我们关系”之中，他们通过常识生活的类型化，以某种同在共有的方式，获得了对过去记忆和当下生活的意义共享。在这段共同的出夫经历中，民工个体因其生平境遇和受个人知识储备影响形成的观念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会通。而民工群体观念得以会通的关键因素，是其中精英力量的发挥。这些精英虽也同样来自乡村社会，却因为所遵循的行动法则与普通民众有异，而在淄东万米山洞水利工程的实施中担当了“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中介角色，并被赋予组织民工的生活与劳动的重任，其中的大多数人也因此实现了社会地位的上移。具体而言，这部分因积极参与组织活动而获得提拔甚至改变了社会身份的精英，在关于集体化时期的回忆中表现出个人情感与国家意志的自觉贴近。而那些未获得提升的精英，则呈现了较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因参与国家工程并获得了一定的荣誉，同时拥有一份颇感自豪的社会阅历，有助于后来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在与极少数通过出夫改变命运甚至平步青云的同侪相比，又不免会有一种深深的遗憾甚或失落。当然，更多的普通劳动者则是在经历这段集体化生活后回到乡村，参与工程的记忆成为日后相互交流的话题和情感纽带。时至今日，大多数普通民工都已年过古稀，当年的出夫经历已经日渐模糊，成为一段被长期搁置的记忆，只是在偶尔的交往中才会被提及。无论他们以何种状态面对曾经的那段个人经历，他们的记忆与叙事无疑都具有重要价值，因为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那一特殊时期体现与实践了我国历史悠久的集体主义传统。

诚然，工程的实施对于民工个人生活显而易见的改变是有限的。对于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改变甚至可以说是无形的。他们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这一过程中，正逢青春岁月，不仅增长了个人见识，而且近距离地体验到一种特殊的集体组织生活方式，从而赋予自身以有别于父辈和子孙辈的人生意义。尽管乡村社会中历来不乏因参军、经商或外出求学而与外部交流的出外群体，但从未像这次出夫那样波及如此多的人员且时日持久。长期出夫在外，遵守工地组织纪律，造就了他们在认识观念上与其他村民的明显差异。工程结束后，他们带着这些新的生活实践经验回归乡村，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乡村社会。在他们富有个性化的叙事话语中，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与不同维度的边界规约，成为评述其自身与他者时的重要叙事风格与身份标识。边界作为乡村社会秩序建构与维系的形式，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对不同现实考量的结果。正是边界的存在，使得临界的双方有了对比，甚至形成微妙的竞争态势。参加过淄东万米山洞水利工程的民工，尽管返归乡村，其实已经与原乡民众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视域差异。于是，在这些乡村的日常生活交流中，村民之间就有了与出夫经历相关的划界表达，随即又以记忆共享的方式渐渐模糊或抹平这一边界，由此为乡村生活增添了不少谈资和趣味。事实上，村民之间因经历不同而形成的视域差异与文化边界，为乡村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微妙的话语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系。这一现象体现出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治的多重关联，而自古至今深嵌于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传统则是其重要链接点。

纵观淄东万米山洞水利工程的实施，还使我们看到，即使在国家权力无比贴近乡村的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中以宗族、血缘、亲缘关系等缔结的文化网络在地方组织建设和个人谋求生存空间时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以国家权威主导的政治背景下，不同利益群体和个人各有其自身诉求，这决定了其中一些地方部门和集体可以产生联合以保证其拥有获取更多资源的途径。这种联合有时会引发劳动阶层的内部矛盾，也会削弱国家权力的政策效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使得国家必须不断对政策进行调整以保证其有效性，从而导致国家政策在下行的过程中，因应地方化的差异而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也正因此，国家与地方、精英与百姓之间的良性互动得以形成，国家制度在地方化的过程中焕发生机与活力。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1年第6期

    图片来源：网络&淄博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