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间文化的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与运用，往往与民众的生活相联系。在技术文明不断发展的当下，人们对生活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对传统事物的情感逐渐淡薄。近十余年来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倡导，正是以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呼吁人们重拾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并将之转化为当下的生活应用。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传统体育与游艺”类非遗项目所具有的独特属性及其在非遗政策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互构、更新与扬弃，鲜有学人注意。研究者或将目光聚焦于民族传统体育本身，以宏观的视线勾勒其当下处境，提出发展策略；或以非遗传承与保护的视角切入传统体育项目，将主旨落笔于经济社会发展、档案归纳、传承人保护等方面；仅有少部分学者对非遗类别的划分与一些体育项目本身特征的互融机制提出反思。事实上，这类被定义为体育竞技类非遗的传统项目往往包容着民间文化传统与现代体育竞技的两重属性，也代表着两种发展路向。面对具体的发展情境，这两种路向互为掣肘又相互成就，在相形又相悖的动态演进中完成对一项传统竞技的现代模塑。随着更多项目进入非遗保护体系，我国丰富的传统体育项目将与非遗、与现代文化产生更为深入的联系。在此过程中，通过对其中一些具体项目的考察，总结此类项目在非遗保护实施过程中的寻路过程，显得尤为必要。

嘉兴掼牛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源自回族的掼牛竞技以人牛博弈为主要表现形式，且规定以武士将牛近身搏倒为获胜，否则判定牛获胜。这项竞技在民国时期已成型于嘉兴，又在非遗保护工作逐步推进的当下走向规范化（“嘉兴掼牛”于2011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较典型的民族传统体育竞技项目。

随着存在于嘉兴市井的“摔牛”迭新成为当下作为现代竞技的“嘉兴掼牛”，一些困惑笔者多年的问题也随着经年的民族志考察缓缓解开：当下演绎的掼牛竞技是否仅仅以既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框架便能囊括全部？如若不能，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去把握这项竞技的发展？以嘉兴掼牛现代身份迭新的历程切入考察，可以发现我们对于传统体育项目、对于非遗的思考还能够更进一步。

作为现代城市的嘉兴有着旺盛的消费能力，也使掼牛常常置身于众声喧哗的现代消费语境当中。面向公众呈现的掼牛杂糅着多种文化因子：它有时被强调为回族的民族传统竞技，有时又被呈现为嘉兴的乡土文化，甚至被定义为武林界的礼义习尚。那么，这些多元的文化表述是如何形成的？掼牛产生的真正缘由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将目光转向嘉兴五方杂处的地域传统。

嘉兴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带，京杭大运河纵贯境内，历史上各种文化交融。6000—7000年前，马家浜先民已在嘉兴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稻作生产；三国吴黄龙三年（231），此地又因“野稻自生”，孙权以为祥瑞而建城。在历史进程中，作为主要农耕工具的耕牛历来受到嘉兴民众的重视。牛在嘉兴的存在，成为掼牛产生的先决条件。

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辟与使用、宋室南渡带来的知识传播与技术运用，嘉兴的城市文明逐渐积累起来。尤其是在明清，大批中原士子、异邦商人的到来，使嘉兴成为一个五方杂处的江南重镇。市井文明的勃兴、文化知识的普及为彼时的嘉兴民众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嘉兴对于异文化的包容度，为来自异域的穆斯林文化的融入提供了空间。

来自西域的穆斯林自唐宋时就逐渐到中国东南贸易、定居。嘉兴成为他们固定的聚居地，则源于元初一队穆斯林士兵在此的驻扎。嘉兴市境内的清真古寺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根据寺内古碑的记载，建寺之时，嘉兴的地方官员颇为重视，嘉兴府知事车大任与同知马化龙为该寺立碑、篆额，并请嘉兴著名文人、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书写了碑文。清真寺的建立，既是明代统治者对于穆斯林文化的首肯，又是嘉兴民众对于穆斯林文化的接纳。清真寺落成后，大批穆斯林在嘉兴有了寄托，从而真正在嘉兴安家。

作为民众宰杀牛羊必经步骤的“摔牛”，技巧与方法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定型。嘉兴清真寺乃阿訇介绍：“我在各地清真寺学习的时间里，学生就有宰牛的义务。伊斯兰教义里也探讨过这个事，把牛撂倒的方式都是不同的。身体好的人，可以趁牛不注意的时候（独自）把它撂倒。一般做这个生意的都会。”嘉兴的牛、羊资源不及北方丰富，每一次回民的宰牲过程，总能引起市井众人的围观，当地的回民对此也并无挂碍。根据现国家级掼牛传承人韩海华自幼的观察：“回民到了嘉兴，宰牲节无法大批宰牛。要宰，也是有钱的几家合起来买牛。但是，伊斯兰教规定：有条件的人家一定要买牛羊宰牲，几家合买也可以。他们去买牛，肯定要与当地农民接触；过节，大家也肯定要观看宰牛是怎么宰的。”不同于当地人将牛打晕再行宰杀的方式，穆斯林的宰牲过程不允许捆绑、打伤动物，而是以将牛搏倒的特定方式，减轻动物被屠宰的苦痛，给予动物关照与尊重。这一人牛博弈的宰牲过程，成为掼牛竞技的雏形。

民国年间既是近代中国新旧更替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武术文化勃兴的时期。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正是在民国初年被认定为“五族共和”之一支——回族，以全新的民族身份投身社会生活。民国初年，武术家马良提出“中国新武术”的概念。“中国新武术”以易学易练、简单实用为特点，成为军事学堂和不少学校体育教学的内容。韩海华团队编写的《南湖武魂》记载：

据上海著名武术家、掼牛高手李尊思回忆，在上（二十）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时，能掼牛的人不多，但掼牛曾被当做（作）回民的特色项目被邀请演出，李尊思、李青山（嘉兴当地著名武术家）、韩忠明、韩忠祥（韩海华的父亲及叔叔）等掼牛高手被邀在武汉新世纪演艺广场、上海大世界、嘉兴“中山厅”进行过掼牛表演。

李尊思等武术前辈前些年依然在世。对于掼牛来自师承、在当下又经过整理完善的过程，韩海华并无避讳——可以认为，《南湖武魂》的记载具有可信性。通过以上资料，我们发现彼时知识界的倡导，使得包括掼牛在内的传统武术被当时的知识精英重新发现，并被赋予了民族与时代的寓意。同时，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彼时已初步成型的掼牛被当作一种文化资本供大众消费。“回民特色项目”上演的几个主要场所——武汉新世纪演艺广场、上海大世界、嘉兴“中山厅”均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也增益了掼牛的表演特性。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发现与同类非遗项目相比，掼牛的成型虽较为晚近，却根植于嘉兴五方杂处的市井传统，是各类文化因子合力的结果。古城嘉兴积淀了晴耕雨读的稻作农耕传统，也以其智慧容纳着异族的士兵和商人。民国时期，掼牛竞技当中的回族尚武观念、汉族侠义精神和强健国民身体的时代呼声，一并熔铸成为“民族传统武术”的构成部分，承载起新的社会功用。地方传统在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发掘、转化与运用，成为掼牛初步成型的缘由。

反本溯源，我们还发现掼牛一经产生便包含着角力与表演两重身份。作为角力竞技的掼牛首先与回族的宰牲过程、尚武习俗相联系，它的成型更是与民国时强身健体的整体倡导相关联。同时，回族的民俗一开始便是以异文化的面目出现在当地市井——作为固定表演的掼牛曾频频登上各种舞台、擂台赛事，作为一种闲暇娱乐丰富着市井民众的生活。可以说，掼牛的发生与成型，一直处于大众目光的聚焦之下。在之后的发展寻路过程中，对于“民族”和“地方传统”概念的强调、对于大众目光的借力，成为其一以贯之的思路。

在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非遗的方式被命名与保护的过程中，掼牛也在文化渊源和竞技规则方面不断补充和完善自身。与此同时，掼牛以非遗之名置身现代城市文明、面向大众的消费娱乐，传承者容易将之视为“他者”，进而使其面临在文化消费浪潮中迷失主体特性的危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倡导，以为“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为首要目的。这一目的也影响着我国各级项目的具体申报工作。在嘉兴掼牛被正式命名并纳入非遗项目进行保护的过程中，便清晰可见它对于地方性、民族性及文化内涵的强调。

作为现代体育竞技的掼牛，其称谓、竞技形式的成型均与韩海华师徒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两次机遇的把握相关。首次机遇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1月，党中央公开发表周恩来1957年8月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讲话，系统阐述党和国家根本政策“各民族共同繁荣”。1982年，李青山、韩海华师徒将重新整理编排的嘉兴民间摔牛运动带到了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称它为“中国式斗牛”。万里副总理的赞许、各路媒体的报道，使这项草根竞技立时便被赋予了特色鲜明的民族竞技身份，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真正使“摔牛”成为“嘉兴掼牛”，要从2006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说起。这一年，韩海华开始了对“摔牛”运动的非遗项目申报。在项目命名方面，韩海华反复比较“摔牛”“中国式斗牛”“掼牛”几个在民间通用的称谓，最终以嘉兴方言“掼牛”作为正式命名。“掼”字在吴方言中是将物使劲摔下的意思。以“掼牛”作为竞技项目的正式命名，增添了这项竞技的地方文化色彩。随着2011年“嘉兴掼牛”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掼牛”之名在各大媒体中日益响亮。作为民族竞技的文化身份、获万里副总理赞许的经历与江南武术的招式特色，均成为掼牛竞技着力渲染的文化特征。

作为较早列入非遗名录的竞技项目，嘉兴掼牛以非遗项目向大众呈现时，仍以“文化”和“遗产”为非遗保护的概念核心，也影响着该项目的自我表述。

韩海华主导编撰的非遗申报材料及之后出版的相关图书《南湖武魂》《嘉兴掼牛》均表述为：掼牛竞技的原型是穆斯林古尔邦节中宰杀牛羊、朝觐安拉的仪式，是“宰牲节”礼仪中的一部分，并叙写了不少与掼牛相关的传说。此外，对于掼牛文化内涵的阐发，也成为非遗嘉兴掼牛的亮点所在。2014年接受央视体育频道记者采访时，韩海华称，经总结之后的“掼牛争霸赛”选用与运动员体重比例为5∶1的耕牛，运动员须通过力量和技巧抓住牛角、按住牛下巴、拧动脖子，进而将整个牛身掼倒在地。想要掼牛成功，运动员要将武术中的散打、鞭打、擒拿等技巧进行总结，加之灵活的身段、对抗力和爆发力的巧妙运用……以上确定性竞技规则之外，韩海华又加以一定的敷演，他认为掼牛与西班牙斗牛最大的不同，在于武士对于牛的礼遇：一轮比赛结束时，如果运动员将牛掼倒，则披上战袍表示获胜；若未能将牛掼倒，则要给牛披上战袍，向牛作揖行礼。

竞技仪式结合武术与传统礼仪的表述实际上已经暗含着传承者有意无意的想象与发明。嘉兴清真寺的阿訇这样回应掼牛究竟是否属于回族传统竞技的问题：“‘摔牛’，回族人都知道。韩海华把它演绎成一种体育或者一种文化，那是另当别论了。”当然，阿訇同时也认为“掼牛按照他的方向是做得很不错的，前途也非常好”。翻阅当下在册的掼牛师徒名单，可以发现当下掼牛竞技的参与者多数是来自嘉兴及周边地区的汉族青年。

掼牛在技巧、规则方面对于现代摔跤竞技的大量借鉴、与各领域竞技运动员的长期交流，也使之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普泛化的现代地方竞技而非小众的民族竞技。

在以“非遗”的定义进行身份更迭的过程中，掼牛的传承者设法使掼牛与当代大众的消费观念相贴合，使其被模塑的“文化”属性成为文化消费的一部分。掼牛竞技的固定展演平台位于嘉兴凌公塘公园内，场馆门上挂着嘉兴籍作家金庸题写的“中国斗牛馆”牌匾，并附有一段金庸当年对于掼牛的赞誉：“中国式斗牛，目的不在杀牛，而在取胜。以武止蛮。”韩海华介绍，早在2009年即其主办的海华武馆成立之初，他就与徒弟们一起复原了金庸笔下江南七怪的武功与兵器，并在香港第四届国际武术比赛中连获7枚金牌，由此一战成名。在嘉兴掼牛参评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过程中，金庸的题词功不可没。

近年来，“中国斗牛馆”对于掼牛展演所起的作用愈发重要。韩海华已通过长年承包的方式入驻场馆，并为场馆增设了舞台灯光、音响、LED屏等设备。对于一年一度的“中国掼牛争霸赛”，除大量传统媒体的报道外，阿里体育、嘉兴禾点点、中国网等网络平台均会进行直播或转播。掼牛竞技的声势与影响，正逐年扩大。

通过金庸题匾、斗牛馆重修、赛事直播等，掼牛所含的武术元素、民族元素、地方文化元素进一步作为修饰性元素呈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将这项竞技不断推向大众对于流行文化的消费之中。

上述策略之外，韩海华团队又通过承接商业演出、合作孔子学堂、开办竞技学术研讨会、成立掼牛发展联盟等或成功或不成功的举措，试图拓展掼牛的发展路径。掼牛竞技也在这一过程中为更多人所了解，并被打造得更为多姿。

在文化研究中，“他者”不仅仅指向与自己不同的人群，更多地指向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其涵盖的内容既可以是客观存在的异类群体和文化，也可以是被人为构建出来的他者，即所谓的“想象的异邦”。据此，笔者认为，初涉非遗语境的掼牛演绎或可称为“自觉的他者”——在公众带着鉴赏、好奇的眼光不断“凝视”的过程中，掼牛在不断调整、构建自身的异文化的特质，迎合更多的期待。地方性的“掼牛”命名，民族性的起源强调，向牛作揖的礼仪展演，融汇武术套路的竞技过程……掼牛的整体呈现，既在现代的环境下，触发民众对于过去时光的接续与怀恋，引发“修复式怀旧”；又将民众的思维引向不同于当下的异己空间，引发民众对于异邦文化的想象。在此基础上，通过舞台搭建、网络直播等形式，更多的大众正加入对文化他者的制造过程中来：对更大范围内的游客与观众而言，散见于嘉兴的穆斯林文化、仅存于小说与影视的武林风云和传统的礼仪呈现中裹挟着诸多新奇的体验。掼牛竞技所呈现的内容，满足着大众对于异域世界的期待与想象；又将更多的目光、期待与评价回馈给掼牛的持有者，形成一种暧昧的互构与共谋。

不断聚集的大众目光为掼牛的展演提供了平台，甚至使掼牛拥有诸多的经济效应。但杂糅式的自我表达、好奇的大众凝视和情绪化的集体消费背后，隐含着对掼牛这项传统竞技身份重新思考与定位的问题。如何在当下找准掼牛的本位、彰显其作为竞技类非遗的特质？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当代嘉兴民众的休闲娱乐生活。

现代社会中，竞技作为具有强烈对抗性质和游戏特点的比赛活动，是体育活动最重要的构成之一。人们通过竞技类运动，宣泄城市生活的负累与焦虑、彰显人之为人的力量与品格。在嘉兴，无论健身房中频频出现的格斗竞技，还是流行于市区的龙舟、踏白船等传统水上竞技，均作为大众健身的项目，将人们引入更为放松和愉悦的生活状态。以传统武术为主要招式的掼牛竞技，既对应着当下民众对于竞技表演的观赏热情，又对应着嘉兴民众对竞技运动的参与需求。

嘉兴端午节在活动的编排上注重地方传统竞技的融入，踏白船、赛龙舟等水上竞技2009年便作为端午民俗文化节的构成部分而开展。2011年，“嘉兴端午节”与“嘉兴掼牛”同批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2013年，韩海华团队组织的年度“中国掼牛争霸赛”被嘉兴市政府纳入端午民俗文化节活动，掼牛与端午节的对接，为更多市民打开了了解其竞技特性的窗口，带动了嘉兴民众对竞技运动的参与热情，使掼牛获得了民众更多的认同感，增益了掼牛竞技在嘉兴民众当中的传播。

作为竞技运动的掼牛还在规则、安全保障方面不断自我完善。近几年端午期间，韩海华团队都会邀请国内外的摔跤运动员、拳击运动员、大力士等不同领域的竞技者参与赛事，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摸索出更为完善的赛制、技巧与规则。而今，韩海华团队已根据掼牛的难易程度划分出四个等级：牛双膝跪地为四级、腹部着地为三级、侧身着地为二级、四脚朝天为一级；又借鉴摔跤的规则总结出单臂掼、双肩掼、肩掼、扛掼诸种掼牛类型。在当下赛事中，掼牛团队还通过牛的挑选与训练、场馆的改进、控牛师的在场等举措保障赛事的安全性。

此外，掼牛也成为海华武馆的常规性表演。2018年，海华武馆与嘉兴市政府达成合作意向，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武馆每周六下午进行“周末我最牛”的掼牛竞技公益性演出。2019年端午期间，以掼牛为呈现主体的情景舞台剧《江南武魂》随掼牛争霸赛决赛一道推出，得到了现场的积极反馈。《江南武魂》的编创，恰好弥补了嘉兴市文旅局所制定的旅游路线当中戏剧演出不足的缺憾。韩海华介绍，此后，该剧将一方面作为常规演出向市民推出，另一方面作为创意剧目纳入嘉兴旅游公司的常规路线。

竞技规则日趋完善、掼牛表演走向日常的过程，也是掼牛竞技同步实现对嘉兴民众思想祛魅的过程。掼牛竞技的主要展演场所——“中国斗牛馆”位于嘉兴凌公塘文化体育主题公园内，原本便是社区居民日常健身的去处。每周末固定举行的掼牛表演赛，在聚焦民众目光的同时逐渐消解民众的他者化猎奇，增益民众对作为现代竞技之掼牛的了解与兴趣。甚至有一批市民在业余时间来到海华武馆，把学习掼牛技艺当作日常健身项目。在此过程中，形成于嘉兴市井的掼牛逐步实现了向嘉兴市民娱乐生活的归位；作为现代竞技的掼牛，也从少数人的谋生手段逐渐转变为嘉兴民众共同参与的体育项目。

掼牛竞技身份迭新的过程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当下的转型过程。历史上，通过竞技或表演呈现的文化项目大都无法进入正统文化视野。掼牛竞技在前期采取的“他者化”策略，承接民国时期自在于市井当中的武术表演，也暗合了民众对于传统江湖艺人的文化想象。随着非遗保护机制的完善和传承人的不断摸索，更多民众在当下拥有了习得竞技技巧、观看并参与常规演出的机会，掼牛得以成为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此前非遗申报及保护过程中对掼牛竞技渊源与内涵的发掘，也为其进一步融入具有审美化的日常休闲生活提供了必要条件。通过近年反省与寻路，嘉兴掼牛竞技已经完成了从小众的他者文化向现代的地方文化转换的身份迭新过程。在新的身份之下，当今的掼牛展演中既包含勇武的竞技运动，又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表达。

走出“他者”“遗产”定义的自缚，把握并彰显自身作为传统体育竞技的特征与优势，或可成为此类项目在现代城市中较为恰适的发展路径。

非遗保护工作的兴起为包括传统竞技体育项目在内的一大批民族民间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就嘉兴掼牛来说，其当下的命名、规范化的规则制定和日常表演空间的搭建，都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并完善的。但在众声喧哗、如火如荼的发展形势之下，非遗项目的实际呈现可能暗含着政策未能涵盖的疏漏与偏颇、消费社会诸种权力的博弈、大众目光的凝视与想象。凡此种种，使不少一举成名的传统项目处于后非遗时代的茫然与焦虑之中。一方面，非遗保护的政策与导向无法探知掼牛竞技所植根的文化传统与具体情境，导致项目在具体操作时以一些他者化的措辞脱离实际；另一方面，非遗保护大而化之的整体探讨既不能捕捉其“文化遗产”概念之外的竞技特质，也不能为其找到与现代文明的接洽之处。

在当下中国，与掼牛竞技相类似的寻路者不在少数。非遗项目根植的传统场域正不断消逝，对于项目革新的设想千头万绪，而对于自身文化特质的挖掘、对于项目与当代社会契合之处的找寻，实则是单一的传承人、管理执行者乃至非遗政策都无法完成的。笔者勾勒掼牛竞技经历的寻路历程，只是作为此中一例为同仁提供思考。面对众声喧哗的当下社会，非遗之所以为人重视，并不在于其“他者化”的文化表述、“特殊性”的自我宣扬，而在于其可以作为文化交流的构成环节，开辟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关怀的路径。因此，在参照同类的基础上，动员集体智慧重新审视项目的独到之处、寻找并彰显项目超越常识性经验的普遍价值，是此类项目在当下发展中需要经过的路径。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