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鲍辛格先生，图宾根的每一位教授都有权利终身保留一间办公室吗？

　　答：按说没有。最多是惯例如此，能否实现则取决于研究所。我是被非常善待的，能在这里安于一隅。我也尽量不打扰任何人，在力量所及的范围内我参与学术研究。

　　问：您怎么受得了这间屋子里这么混乱的状况？

　　答：我是从纸质书时代过来的人，那时没有云储存。不过我也承认，有时候我也记不清东西都放在哪里了。几年前我已经把满满一拖斗书交给了古旧书店，以为那些都是我再也不会用到的书。不过，我还是经常怀念那些书，这可是当初始料未及的。

　　问：自从您1992年荣休以后，经验文化研究发展得怎么样？

　　答：研究范围扩展得宽多了，也有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国际项目。有时候我有点儿忧虑那些以地方文化为对象的研究方向，因为做覆盖面大的项目比较容易拿到资助。

　　问：来自外部的逼迫增多了吗？

　　答：我认为是这样的。在大学里工作仍然有很多自由，但是人们也能感觉到，文牍管理式的控制妄想症也已经波及学术机构了。有时候，再小的事情都得填写一式三份的表格。要想让项目资助持续下去，必须不断地提交冗长的报告。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阻碍了学术研究。

　　问：让我们回头看一下美好的旧时代：差不多七十年前，作为大学生的鲍辛格是怎样经历了艾伯哈特·卡尔大学（图宾根大学）的呢？

　　答：我当时注册了德语、英语和历史学三个专业。决定我后来学术道路的文化科学，一开始无非是古代日尔曼语言文学当中一个旁逸斜出的分支而已。那里早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日尔曼文化遗产和中世纪文化遗产都毫不掺假地保存在民众当中——传说、童话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问：您在博士论文里已经对这些思想提出质疑。

　　答：当时通行的的论点是，口头讲述已经消亡。学者经常把口头讲述与一些幼稚而浪漫的想象连在一起，以为从前人们坐在椴树下的长椅上，在不停地讲述年轻的西格弗里德（《尼伯龙根的传说》的主人公之一）的故事或者小红帽的童话。我骑着自行车，跑了我家乡周围的地方，去学校和乡村酒馆，去听一听人们到底在讲述什么。我发现人们还是口头讲述很多东西，也有带有传说性质的故事，只是采用了新形式。比如一位大货车司机说，他曾经让一位女搭车人上车了。等到这个女人在副驾驶座位上坐下来后，他就挂不上档了，只好用一档慢腾腾地爬行。等到那女人下车以后，挂档就又好用了。那位司机坚信不疑，那个搭车女是个巫婆。

　　问：今天可是听不到这类不着边际的故事了。

　　答：不同意！要是发生了什么难以解释的事情，人们还是倾向于非理性的推测。这些有关魔法的想象是怎样传播开来的，这才有意思。恰好是18世纪那些理性启蒙著作，帮助这些东西传播出去，将迷信说法固定下来，因为一些鬼故事就是因为这些书才为人所知的。这个现象是我在1960年的教授入职学术演讲中讨论的话题。直到今天我们还能观察到这类现象：比如某个号称神医的愈疗者，假如媒体对其有负面报道的话，跑去找他/她的人会比没有报道时还多。

　　问：您如何解释自己年轻时青云直上的学术生涯？

　　答：有幸运的外部条件。在50年代中期，民俗学研究所有一个助教职位空缺。那时我已经完成了师范专业的教学实习阶段，如果当时没有那个助教职位的话，我就可能是一位中学教师了。我以助教的身份实际上掌舵研究所，因为名义上的所长是斯图加特的一位文物保护专家，他只是每星期四过来看一下，其余的事情完全放手不管。1959年我取得了教授任职资格。一年以后，自战后以来一直虚位的民俗学讲席要重新设立，我就被聘任为讲席教授。

　　问：您接手教授讲席时，还没有学生运动来打破原有的僵化结构——“穿教授礼袍的学究”。当时大学里的氛围如何？

　　答：人们经常说，德国的大学是从1968年才开始改变的。实际上，早在这之前转变已经发生。在图宾根大学的哲学系，60年代初几乎已经没有人穿教授礼袍了。在我的研究所，教师之间以及年长的大学生之间已经开始用“你”而不是“您”来彼此称呼了。

　　问：您在课堂上讲漫画和地摊小说。当时的精英学术圈对您热衷于低俗的研究对象这一做法，有什么反应呢？

　　答：很不一致。一方面我很快就成了全国范围内大受欢迎的学术报告人。同时人们也指望着，我的专业领域的任务是留住老东西。民俗学是遗留物研究;现代化带来的影响，交给其他学科来研究好了。在当时，我是有意识地将这个学科扳上了另外的轨道，因为在技术世界里当然也存在着民间文化（鲍辛格在1961年出版了《技术世界的民间文化》，中文版，户晓辉 译，广西师大理想国 2014）。我想把研究扩展到更宽泛的领域。对我来说，迈向并探索新领域的吸引力更大，我不太愿意留在在一个已经被透彻地研究过的领域中，做破解该领域最后一个谜团的人。我要让民间文化穿越高端的学术领域，再通往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

　　问：图宾根是大学城，与普通市民连不到一起。在这样的城市里，能感知到文化变迁吗？

　　答：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你这种判断有道理。比如，当大学生们要研究衣着时尚时，我会对他们说：“你们别集中在图宾根，这个城市不典型。要去伯布林根(Böblingen)！”另外一方面，在图宾根也可以观察到很有趣的发展。比如有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对低城和高城(图宾根小城自然地理上的地势高处，也是高社会地位者集中的居住区)文化状况进行比较研究，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无产者与教授。

　　问：您不居住在图宾根的高上居住区，而是住在罗伊特林根。为什么？

　　答：我是出于偶然的原因才搬到罗伊特林根，从来没有因此后悔过。居住地跟工作地有些距离，这对我有好处。罗伊特林根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地方，文化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与图宾根并驾齐驱。这里有爱乐乐团、艺术博物馆、剧院、图书馆。

　　问：罗伊特林根变成了您的家乡了吗？

　　答：赫尔曼·黑塞说到“家乡” 时用复数形式，我喜欢这个用法。他的这个用法，慢慢地被接受了。我在罗伊特林根生活了将近五十年，这里肯定是我的家乡;不过，我出生在阿伦(Aalen)并在那里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那里也是我的家乡。

　　问：作为一个来自东阿尔布县的本地施瓦本人，您也能讲地道的施瓦本方言。

　　答：这些年来我的方言水平肯定丢了不少，因为如果我在汉堡讲报告的话，我也希望人家能听得懂我说的话。那些主要能在斯图加特才听到的典型的“高级”施瓦本语，我还是要避开的。

　　问：您被认为是施瓦本文化的权威。您怎么获得了这个名声？

　　答：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我们跑过施瓦本的大部分地区。但是真正进入施瓦本本土文化研究的轨道，那还是后来的事情，更多是发生在不经意当中。2002年，在庆祝巴登-符腾堡州成立50周年之际，我被多方邀请关于这个州的历史写些东西。自从那以后，一直有各种机会让我去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

　　问：您觉得什么是典型的施瓦本特征？

　　答：我一直以来原本要做的就是破除偏见。我能代施瓦本人接受的唯一的泛泛之论，那就是他们的朴素无华。当然，他们也盛赞自己的朴素，也愿意因此受到褒扬。这种做派，也许在我自己身上也能观察到。

　　问：朴素和节俭有关连吗？

　　答：我自认是节俭的，因为我没有什么费钱的需求。对我太太我感到很抱歉，因为我不愿意去度假。我不认为，吝啬还能得到尊重——升级到这个程度，节俭就无法让人有好感了。

　　问：您能非常好地研判社会趋势。目前您看到了怎样的趋势？

　　答：抛开政治走向，我会说：一种极端的以成果为取向的趋势。人们要尽可能多地带走些东西——实际上他们得到的相当少。在旅游业有这样的例子：人们在人群拥堵中路过各种名胜，快速地到此一游，拍很多照片。在我看来，这就是对成果上瘾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取向已经主宰了全部社会领域，从体育到职场到饮食文化。

　　问：从您几十年的文化研究当中，您是否发现了什么能让人感到幸福？

　　答：我反驳了一个流行的说法，那就是我们必须将生活放慢以便能感到幸福。我认为，有一些领域就不可能变慢。完全放弃电子邮件，只用笔写信，这毫无意义。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不要让反省沉思收缩到只剩下了条件反射式的反应。尽管什么都要求高速，我们还是要尽量放松，不光要急匆匆地收集数据。人们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会不会因为不断地看手腕上的表知道自己走了多少步或者血压有多高，就会因此变得更幸福或者更健康。

　　问：在您的高龄，您显得特别健康。您是怎样做到的呢？

　　答：我相当健康——这也有医生的助力之功。不过，和我一起打网球的一位运动医学教授把这一切都归结到基因上。我觉得他没错。尽管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这间办公室里，我的脸色依然是棕色的，而不是苍白的。健康，也许纯粹是一件幸运之事。

来源：《斯图加特消息报》文化版

  作者：[德] Frank Buchmeier

译者：吴秀杰

图文来源：中国民俗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