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邻日本“中国民话之会”的领头人饭仓照平教授于近年去世，他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民间故事和日本》，2019年于勉诚社问世后，2020年译成中文，正洽谈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出书和中国读者见面。我作为和东京都立大学任教的饭仓照平先生有着四十多年交往的中国学人，特地给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写了推荐信。日本相关学人随之将“中国民话之会”落下长达44年的历史帷幕，出版发行已达100期的《中国民话之会通信》也宣告终刊。它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学会，却能团结一批学人执着于中日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受人称道的学术成果。下面略述我记忆所及的一些往事。

从1979年开始，我就结识了饭仓照平先生。当时，我刚跨入比较故事学领域，选读坪田让治编著的《日本民间故事》一书，将其中收录的十多篇日本传统故事和中国新近采录的各族故事的近似形态作比较，写成《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在揭示其形态近似的基础上，也探寻了中国大陆故事借助佛经故事汉译传入日本或通过长江流域人员出海往来直接交流故事的轨迹。这篇比较故事学习作于1979年在《民间文学》杂志刊出后，很快被《中国民话之会会报》第26期全文译载（译者为冈崎由美）。在编者的“附记”中写道：“仅就这些故事来看，如果能参考艾伯哈德和丁乃通的故事类型索引等研究书籍，可能会指出更多的彼此相类似的情况。但是，中国学者写出具有这样内容的论文，特别值得重视。为了给今后的交流提供一些线索，我们特地加以翻译介绍。”我于1979年发表《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而跨入比较故事学领域，受到学界关注。中日故事比较是跨国比较研究的初步尝试，想不到立即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饭仓教授以敏锐眼光对该文予以译介的同时，也坦诚指出因未借鉴有关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著作而略显粗疏的不足之处。当时蜚声学坛的丁乃通所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直到1986年才译成中文出版，为了帮助笔者做研究，饭仓先生特地将丁著英文原版复印件一大包从东京邮寄到我所在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给我参考借鉴，赤诚相助令人感动。由此我们便有了密切交往。吸取故事类型学研究成果与方法，也使我的比较研究视野大开。

1984年，饭仓先生赴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门下访学，我担任华中师大中文系主任，便聘请他来我校讲学。他以《日本和中国的民间故事交流》为题向中文系师生作报告。事前就写出了译成中文长达万余字的讲稿，10个小标题为：中国周作人的研究，日本南方熊楠的研究，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比较，“老虎外婆”和“天赐金锁链”，“为妈妈报仇”和“猴蟹之战”，“蛇郎”和“鬼女婿”，“马头娘”和“蚕神”，“灶神故事”和“烧炭长者”，“斑竹姑娘”和“竹取物语”，以“情死”为主题的文学比较。在结束语中他引述柳田国男先生的话，即“把隐藏在邻近各民族内心深处的东西，通过为大家所共知的民间故事连接在一起是很必要的”，并且认为彼此都能理解内心所想的，对共同生存定会发生作用。饭仓还语重心长地表示：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开放了新的友好之路的今天，我们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也必须进一步发展。为此，我们须加紧努力。

 《竹取物语》插画

这个学术报告的中文译稿我投寄中国民协主办的学术动态内刊发表，1985年又选录在我主编的《民间叙事文学研究》论集中，于2005年由华中师大出版社推出，作为本书几位“导师论评”之首，受到学界好评。此文既有对中日代表性学人进行中日故事比较之历史追溯，也有新近研究态势之评述。如有关《斑竹姑娘》和《竹取物语》源流之探寻；除重点研讨中日两国故事的直接交流之外，还涉及在更广泛的东亚地区多国地域范围之内的故事流播与变异。如认为“老虎外婆”，可能是传到朝鲜变成了“日和月的故事”，再传到日本变成“天赐金锁链”的情节等。他以影响研究的方法为主，而在探讨“情死”母题的两国之契合时，则转向平行研究的视角了。他对中日学者加强学术交流，在中日友好之路上共同加强中日民间故事比较以增强两国人民心灵相通，更倾注于字里行间。饭仓教授三十多年前精心撰述的这个学术报告，曾给予我以重要启迪，至今仍焕发出它的学术光彩。

时隔8年之后的1992年10月，我应日本民俗学会会长野村纯一教授之邀赴日进行学术合作，饭仓先生邀请我前往东京都立大学由中国民话之会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以《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现状》为题作一次学术演讲。报告会于1992年11月28日下午在东京都立大学举行，约有三四十位中国民话之会会员参加。我带去的十多册个人学术论著陈列在室，饭仓先生自己担任汉语翻译。我主要讲了中日故事比较以及中国正在进行民间文学普查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盛况，并就现场由铃木健之等提出的问题作了简短对话交流。这个报告后来全文刊载于1993年2月出版的《中国民话之会通信》第27号上。《中国民话之会通信》于1967年至2011年共出版100期终刊，我应约在上面发表了悼念伊藤清司教授的短文。此外，中国民话之会编辑的《民话之手帖》（《民间故事集刊》）于1988年特地推出《中国民话特集》，约我撰写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组认定为中国十大民间故事家之首的鄂西农民故事讲述家刘德培小传（渡边宏明译）。90年代初，以野村纯一为首的几位日本学者还专程远赴鄂西五峰县山村访问了这位年逾古稀多才多艺的故事家，对他深表敬意。

在《中国民话之会通信》上，饭仓先生还撰文简介了刘守华新作《中国民间故事史》（56号）、刘守华主编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88号）以及刘守华撰写的《中国故事学近况》（70号）等。表现出他对中国同仁的殷殷深情和对学术进展的密切关注。

饭仓先生编译了多部中国民间故事选集列入《东洋文库》，如《义和团传说》《山东民话集》，还有岩波文库《中国民间故事选》等，所选录的篇目和笔者多年从事中国民间故事精选文本所萃取的作品大体契合，读来颇觉亲切。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他撰写的《现代中国民间故事中看到的日本》，前面的一万字评述徐福东渡、寒山拾得、戚继光平倭和甲午海战，后面的“日中战争”这一节篇幅达万余字，引述了30则中国军民抗击“日本鬼子”的传说，并作了简要评论。他选取的30篇抗日战争故事，分别出自吉林（11）、黑龙江（1）、辽宁（1）、山东（3）、河北（4）、山西（3）、北京（3）、广东、江苏（3）、上海（1），遍及中国东西南北，涉及东北抗日联军、华南东江纵横队及华北平原游击队、白洋淀雁翎队的抗日斗争。由于写作时他尚未见到规模宏大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只是从1966年之前零散的地方故事集及《民间文学》杂志上搜寻到的，取材范围小，不免有很大局限性，可是由这位多年致力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日本学者精心遴选的这30篇故事却很具有代表性，可以说仍然相当全面展现了中国抗战的历史风貌。

这些故事很少涉及两国正规军的阵地战，大多是关于各色各样的普通老百姓和深入敌后的游击队，以地道战、地雷战乃至爆仗阵、夜壶灯等来打击“日本鬼子”的生动有趣的叙说，其中有杨靖宇、左权、节振国等著名抗日英雄的功业，但更多是普通农民、矿工、双目失明的老人、未成年的女孩子等平民所创造的传奇故事。对那些日本读者不熟悉的事项，作者还专门作了注释，如对“地雷战”的注释：“‘地雷战’是民兵发明的，一开始是手榴弹，1941年以后开始制作土法地雷，后来推广开来。”对“武工队”的注释：“武工队是敌后武工队的略称。1941年为了对抗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华北各地八路军和宣传队组成了武工队，队员除了战斗以外，还负责宣传工作。”对“清乡”的注释：“‘清乡’是日军为了割断占领区和进行游击战的地区，在公路、河流附近使用竹篱笆建成封锁线，出入需要良民证的一种政策，在1941年的江苏省中南部、浙江省东部一带推行过。”这些注释大体适当，表明饭仓照平教授这位“中国通”对中国的熟悉和对故事历史真实性的重视。

这30篇传说故事多数叙说的是中国军民以高超智慧，利用自己所熟悉的地理环境，化劣势为优势巧妙打击日本鬼子的种种传奇故事。如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有意用逃进深山的脚印将鬼子兵引进野熊冬眠的树丛中，当枪声惊醒这一群野熊，它们便怒吼着冲出，将这些鬼子兵一个一个撕扯而死。又如新四军游击队用夜壶灯大摆迷魂阵，智歼鬼子兵巧袭高邮城。

故事中也表现了中国人民惨烈的抗争，如上海沙县流传的《新娘子港》讲述日本兵在桥头拦花轿，竟然要侮辱花轿里的“花姑娘”，于是这位新娘子同鬼子扭打在一起，最后一道滚向河水中同归于尽，从此将“新娘子港”的地名留给后世。可是从总体上看，这类故事在30篇作品中只占少数，而智斗强敌、智胜强敌的故事占了压倒优势，这既是中国现代民间故事以机智幽默取胜的审美特征的反映，也更为鲜明地表现出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之中的抗日战争的时代特点。

饭仓照平教授撰写此文，意在选取30篇故事来展现中国现代民间故事中的中日关系，他并不讳言中国军民对“日本鬼子”的切齿仇恨和严厉打击，简短的评说中虽未涉及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内容，但特意提及一个出自出租车司机口中的新传说。说曾有一位在白洋淀作战被俘后来又逃脱的日本军官山本，20世纪80年代他已成为一个富有的日本公司社长，又来到白洋淀，“非常有钱，听说他为了赎罪，打算帮助开发白洋淀。”由于担心40年代的战争罪行被当地人记恨，便谎称自己是从日本归国的华侨来此投资。从文章的这一角，也可窥见对中国持友好立场的日本学术界的良知。

饭仓照平教授的论文以引述介绍相关传说故事为主，也偶然涉及对故事内容和审美特征的评析。如说：“这些故事中还有很多不是以‘日本鬼子’为主题，而是以协助他们的‘汉奸’‘伪军’‘狗腿子’这些同胞为对象，这样的故事大约占了一半左右，内容也很写实。”在有关抗日战争的民间传说故事及歌谣中，人们对内奸的痛斥常常胜于对敌寇的鞭挞，作者的这一考察是切合实际的。

他还细致地看出，口头传说中常常出现的杨靖宇将军，“成了象征性的存在”。很多故事中讲到杨靖宇、杨司令并非都是历史真实事迹的记录，而是含有一定程度的虚构，表达民众意愿的口头文学程式。箭垛式构造人物典型的手法不只是流行于古代民间叙事之中，在有关抗日战争的民间叙事中也常常可以找到，成为具有持续性的艺术传统手法。

为纪念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郑重举办了一次关于抗战歌谣的学术研讨会，我以《抗日战争与民间叙事》为题，就饭仓先生上述关于中国抗击“日本鬼子”的现代民间故事的论文给予积极评介并在报刊发表，受到中国学界的特别关注。

我同日本学人合作进行民间故事跨国比较研究的主要项目是1992—1993年间所进行的对两国民间故事现代传承的田野考察和研讨。日本民俗学会会长野村纯一教授，从日本三得利集团获得资助，确定组成一个民间文艺中日学术考察团，日方为野村纯一、福田晃、加藤千代、桥谷英子，中方为刘守华、陈建宪、袁学骏等。1992年11月20日至29日，刘守华赴日同日方学人会合，前往日本著名的“昔话之乡”远野市进行实地考察。远野处于日本东北僻远地区，自然资源贫乏，经济发展滞后，因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在此采录和研究“远野物语”而闻名于世，于是该地充分利用其独有的昔话资源发展现代旅游业。我们实地考察了远野市“昔话村”，在仿古民居、火塘边倾听年约60岁的铃木两姐妹讲马头娘、蛇妻、水怪等故事，场景和讲述方式均尽力保护其原生态，娓娓动人。昔话村内出售故事文本、录音带和带有昔话标志的食物等商品，并有立式音柱和影视放映设备，可自由选取故事欣赏。室外还有同故事情节相关的风车，“河童”水塘，“弃老”山野等景物相映衬。随后我们还来到岩手县的花卷市访问了一位82岁的男性故事讲述家长坂俊雄老人。花卷市教育委员会社会教育科对这项活动给予积极支持，组织了一个约有四十人的昔话之会，多数为年老女性，安排一个月讲两次。远野市全力以昔话讲述来吸引游客推进旅游观光业的发展，每年可吸引50万游客，此外他们还利用远野物语的宝贵资源，把它建成为日本和世界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心。1992年7月就在此举办了一个国际性的民间故事博览会暨故事节，吸引了国内外九万多人参加，中国沈阳著名故事讲述家谭振山就应邀去讲了故事并获得丰厚酬金载誉而归。我写了《在日本探访民间故事》一文刊于《文艺报》和《民间文学》杂志（1993年第5期）。

我于1993年3月，邀请这几位日本学者前来鄂西联合考察中国的民间故事传承现状。3月25日这一天，我们冒着蒙蒙细雨，乘坐一辆旅游巴士，乘车14小时，从武汉直奔宜昌市五峰县，拜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组认定为中国十大民间故事家之首的刘德培老人。刘德培年近八旬，能讲五百多则故事，还能唱山歌、演皮影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故事专集《新笑府：民间故事家刘德培讲述故事集》，我在日本1988年出刊的《民话之手帖》上发表了他的评传，因此日本学人对他较为熟悉和亲近。他们不但听他口述了《半头鲁》《天车都车不拢》等幽默故事，还在门前广场上和乡民一道学跳“丧鼓”。乡民用自家的家常小菜招待这几位日本客人。他们对炸土豆片、烟薰腊肉、懒豆腐等家常菜十分青睐，吃得津津有味，对当地的包谷酒更赞不绝口，在此度过了友好欢愉的两三天，并举行了一场简短却十分认真的学术研讨会。三天后，联合考察组又前往著名道教圣地武当山北麓的丹江口伍家沟民间故事村进行访问。该村虽偏居山沟，因受武当道教文化的影响，喜爱听讲故事蔚成风气，能讲50则以上故事的人就有47人，听说日本学者要来听故事，男女村民争先开口。这两次中日学者联合考察的成果，由野村纯一、刘守华编辑成书，以《日中昔话传承之现状》的书名，于1996年1月由东京勉诚社推出，《国学院杂志》还刊出了大岛广志的书评。

从这项双边考察结果可以看出，中国湖北以发达的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民间故事讲述活动仍然方兴未艾，受道教文化浸染的伍家沟故事特色鲜明深具魅力，在中国政府大力保护民间传统文化政策的推动下，显得生机盎然。以远野昔话为代表的日本昔话传承，则着力同现代旅游观光经济及故事学研究紧密结合而探索新路。在走访故事家实地考察和相互切磋中，笔者置身其间，深受启迪。

还有一件中日韩学者合作实现的重要成果，是新世纪初编纂出版的《中国韩国日本民间故事集》。

2003年5月，日方由小泽俊夫教授（筑波大学副校长，日本口承文艺学会会长）发起，马场英子教授予以协助，邀请中国刘守华教授和韩国金和经教授，合作选编一部中韩日三国故事集。经协商确定选编的框架是：（1）在其国家中具有代表性，能使读者感受到该国风土人情的民间故事；（2）在国际上传播较广，具有一定普同性的故事；（3）有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故事。日方学者还在有关函件中指出：“我们相信通过当地民间相传的故事，它能体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共同之处，并有助于促进今后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又特别强调这些故事不是创作之类的一般性文艺读物，须尽可能地保持原样和它的口传文学特征，让孩子们欣赏。

在这套书中，中国故事选定《高亮赶水》《牛郎星和织女星》《木鸟》《枣核》《熊家婆》《谁的本事大》《猫哪里去了》7篇；日本故事选定《滚年糕》《撞山梨》《老天爷铁链子》《老鼠嫁女》《天女媳妇》《一寸法师》《胡萝卜、牛蒡和萝卜》7篇；韩国故事，选定《仙女和樵夫》《成为日月的兄妹》《镜子的故事》《鹿 · 兔子 · 癞蛤蟆相卖老》等7篇。所定篇目由三国学者首先初选，再会商确定。为此刘守华夫妇特地应邀赴东京，参加由日本文部省主持的编辑会议商讨有关事务。刘守华也邀请小泽俊夫、马场英子等5位前来华中师范大学访问和讲学。这部故事集编译的不同凡响之处，是所有文本均译成三国文字而且在一本书中并列对照排印，全书均由中国湖南的著名画家蔡皋绘制彩色插图，图文并茂，还由中韩日三国教授对各自选录的故事一一给予简要解说。日本前任首相森喜朗特地为这套书写了一篇短序语重心长地说：“这次，我们编选了日本、中国、韩国的民间故事，将这些故事翻译成三国语言绘成图画故事书出版，使孩子们通过读书了解彼此国家的文化特征和共同点，增进友情是企划这套书的初衷。希望这套书在亚洲儿童的心上架起巨大的桥梁。”这套分三册精装问世的《中国日本韩国民间故事》集，于2004年10月在日本政府文部省支持下在东京出版，免费赠送小读者。中国和韩国大使馆也给了积极支持，成为中日韩民间文化交流的一项盛举。

《中国·韩国·日本民间故事集3——枣核》

还有两件关涉中日故事学交流的项目也不应忘怀，一是由中日韩三国学人组建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钟敬文先生提名刘魁立、许钰和刘守华三人参与筹建，以稻田浩二、崔仁鹤为代表的日韩学者主动积极推动，用轮流坐庄方式，已举办了多次关于亚洲民间叙事的研讨会，其中心任务是研讨与编纂亚洲民间故事类型。中方由刘魁立研究员任轮值主席，已在北京、上海举办过关于狗耕田、求好运、田螺姑娘、奇异诞生英雄形象等类型的专题研讨会，我也提交了相关论文。这些成果对围绕AT分类法展开热烈研讨的欧美故事学起了有益的推进作用。

日本故事学家对AT461型的“求好运”故事有着热烈研究兴趣。关敬吾先生于1981年问世的《运命谭》就是引人注目的代表作。笔者于1979年发表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就是着力研讨这个著名故事类型的开端，它也是开启中国新时期比较故事学的重要标志。经三十多年的琢磨，笔者刊出关于这个类型的多篇论文，构成拙作《比较故事学》的主体。随后又将有这个故事的中外学界论评及多方搜求的80篇口述故事异文辑成一册专题论集，以《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的书名，列入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系列之中，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书中特地选录了桥本嘉那子的长篇论文《“问题之旅”相关先行研究和今后的课题——以阿尔奈的<有钱人和他的女婿>为中心》。笔者关于这个故事的研究论文，也由马场英子在日文论集中作了译介。铃木健之撰文和我讨论“求好运”故事的有关问题，我读后也受到启迪。中日学者就这一著名故事类型的共同深入探究，互有补益，也是一段值得称道的学术佳话。

日本学者的故事学、民俗学的研究一直关注欧美，具有宽广学术视野，对新时期中国故事学的对外开放开拓深有启迪。中国深厚的民间故事资源和新中国对采录研究民间故事一浪高过一浪的有力推进所获得的鲜活成果，也给日本学者以有益滋养。中国各地大量编印的民间故事内部资料本，一度成为日方学人极力搜求的宝贵资料就是一个生动事例。其间也有一些难忘的趣事。中国四川藏族故事《斑竹姑娘》同日本著名古典昔话《竹取物语》，因形态十分相似被有关学人认定具有同出一源的内在关联。而《斑竹姑娘》就出自四川籍又长期在藏区工作的湖北学人田海燕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藏族故事集《金玉凤凰》之中。可是书中完全未注明其采录情形。田海燕本属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且家居武汉市。日本君岛久子等学人，诚挚约请走访田海燕，了解此故事的原生态，可是田海燕先生却长期卧病在床患老年痴呆症，我同其家属多次联系未果，这个著名故事来历不明，成了一个难解之谜。

中日学者共同关注和研究本来就有着密切关联的两国民间故事，从周作人到南方熊楠，从钟敬文到伊藤清司等，持续不断长达一个世纪。至饭仓照平、小泽俊夫组建中国民话之会和日本口承文艺学会，这项合作共进的研究在中国跨进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来，吸引众多学人有了更深更广的开拓。笔者三十余年即被此项研究所深深吸引，至今未能脱手释怀。在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含民间故事在内的人类精神文明山野奇葩更加艳丽开放的当今社会，笔者深信钟情于故事学的中国和日本学者也必将在这一学苑中更加奋力耕耘，而收获闪耀时代光辉的丰硕成果。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