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整理是民间文学采录资料、形成文本的过程，它是现代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间文学的知识生产直接相关。对于1918—1966年“花儿”搜集整理学术史的耙梳，一方面呈现了1918—1949年新文学运动、歌谣运动、到民间去、左翼文化运动、解放区文艺等话语内化到“花儿”文本的生成及其传播传承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花儿”的研究在前一时期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其作为少数民族民间文艺（文化）的独特性在学界所引起的更多关注，以及它所承载的革命记忆转化为一种共同的文化符号，成为熔铸情感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借此亦呈现了国家话语对民间文艺的文本制作与理论话语生产之建构脉络。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学术界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借鉴与吸纳，其文学观念发生了变革。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布《校长启事》并附有《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以下简称《简章》），其资料征集办法：

一、本校职教员学生各就闻见所及自行搜集；二、嘱托各省官厅转嘱各县学校或教育团体代为搜集；三、如有私人搜集寄示，不拘多少，均受欢迎。

歌谣搜集的范围和规定为：

一、有关—地方—社会—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二、寓意深远有韵格言者；三、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四、童谣谶语似解而有天然之神韵者；五、歌谣之长短无定限；六、歌谣之来历如左所限……

1918年7月，《浙江公报》1918年第2219期刊载《浙江省长公署训令：第一千零九十三号（中华民国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令教育厅：准北京大学函请征集全国近世歌谣并刊送简章仰即遵照由》，《江苏省公报》1918年第1608期刊载《训令：江苏教育厅训令第五百十四号（中华民国七年六月四日），令六十县知事、各县劝学所所长：奉省令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一体遵照征集》，《昆明教育月刊》1918年第10期刊载《昆明县公署训令：昆明县公署训令第七号（民国七年八月四日），令昆明县劝学所：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等，对《简章》做出政策上的积极响应。《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918年纪念册）、《东方杂志》（1918年第5期）、《新青年》（1918年第3期）、《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第1期）、《歌谣》周刊（1922年第1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第2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27年第5期）等均对《简章》进行了刊载和宣传。

歌谣搜集当时在全国引起了普遍关注，正如乐嗣炳所言：“近十年来新兴的歌谣研究运动，颇引起了相当的注意和兴趣，在现代歌谣底搜集和古代歌谣底整理都有相当的成绩。”并且学者围绕歌谣汇编和选录亦产生一系列讨论。《歌谣》周刊作为刊发所征集歌谣的主要阵地，集中刊载了有关“歌谣与诗”的讨论。针对《发刊词》搜集歌谣有“文艺的”目的及“文学的”标准，有学者提出歌谣搜集保持其“鲜活”“俚俗”等特点。如卫景周在《歌谣在诗中的地位》一文中认为歌谣最突出的特点是“口授保存”，其音调神韵鲜活为诗所不能及。梁实秋在《歌谣与新诗》中亦指出，“俚俗不算短处，最要紧的是内容（思想与情感）是否充实，形式（节奏与结构）是否完美”。对于将歌谣作为“目治之学”的研究方法，沈兼士在《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一文中提出在歌谣的搜集整理中，“方言”影响其“意思、情趣、声调”，所以应当重视从“目治的注重文字”向“耳治的注重言语”的转化。另有乐嗣炳指出，歌谣运动之勃兴是由于“外洋歌谣运动的刺激”，所以理论上偏重“外洋”。研究者在Folk-Song和Ballad两个英文名称中，最终选择了“含义含混而偏狭”的Folk-Song，抛弃了“意义切当而丰富”的Ballad。他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搜集整理歌谣的方法：

最好由二人合作，一人注意歌词，一人注意歌曲，不让它有遗漏。唱歌者须先使他从头至尾唱一遍不使中途停顿或反复。然后再请他把那一节反复反复地唱，直到把它底曲谱写定为止。

从目前资料来看，“花儿”最初的搜集整理就是袁复礼刊发于《歌谣》周刊的“话儿”。袁复礼于1921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主要从事地质考察和教学工作。为了解决甘肃一些地区因缺乏燃料大量毁林的问题，1923年5月开始，他到兰州、张掖等地寻找含煤地层。从他后来的回忆录及其他学者对他的研究中，我们没看到他有专业学习民间文学的经历，但其实在现代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兴起之时，研究者大多为兼职。另外，从上述有关《简章》以及它在东南、西南等省份教育厅转发之普遍，报纸、杂志的推广，我们能看到“依靠社会媒体资源来扩张影响，是新文化运动迅速成功的一个要素”，其实这在歌谣运动一开始就是有意识的行为。在《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日《校长启事》中亦提出：“所有内地各处报馆学会及杂志社等亦祈各就所知将其名目地址函交法科刘复君以便邮寄简章请登载。”如上文所提及的，很多报纸、刊物迅速转载。所以尽管袁复礼没有民间文学、民俗学的专业学习经历，但他的求学经历以及从乐嗣炳、卫景周、梁实秋、沈兼士等的论述可知当时歌谣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尤其在知识界所掀起的波澜，故袁复礼应该是对大众文化、歌谣搜集有所了解的。这也就引发了袁复礼在地质调查和发掘工作之余对“花儿”的关注。他听到当地民众演唱“花儿”后，对此非常感兴趣，他原本想从当地知识分子那里加以了解，但因“花儿”被视为“淫词俚语”，袁复礼只能以“青少年学生、脚户、幼童及士兵”为搜集对象。由于要记下来，他“令唱的人停止歌唱，用平常话叙说出来”。当时他就已经意识到“不带音调，更失了原本精神十之七八了”。这与后来乐嗣炳有关歌谣的论述观念一致，即“表演性”及“音乐性”是歌谣的重要艺术特质。1924年8月，当他结束工作返回北京后，在北京的一次集会中，他遇到了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沈兼士。在交流中，他谈及所采录的西北民歌，在沈的启发下，才有了后来刊登在《歌谣》周刊第82期（1925年3月25日）上的三十篇“花儿”及一篇介绍“花儿”的文章：《甘肃的歌谣——“话儿”》。“话儿”，取其“唱出心里的话”之意，当然袁复礼对其文艺价值的判断还是认为其“意思既简单，修辞又不讲究，或令读者失望”。袁复礼还是以传统旧文艺的标准衡量“花儿”的艺术价值，但正是由于他对“花儿”的搜集，西北地区这一民歌形式才广为人知。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这一课程由于“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在课程讲义基础上经过增补的歌谣学著作《中国歌谣》在谈到歌谣的起源和发展时，即引用了袁复礼在甘肃搜集的一首“花儿”（他当时沿用了“话儿”）：

焦赞孟良火葫芦，活化了穆柯寨了；错是我俩两个人都错了，不是再不要怪了。

朱自清在《中国歌谣》中的引用使得“花儿”进入了公共知识体系。总之，“花儿”丰富了当时对不同地域、民族歌谣的搜集和认知。

伴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兴起，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不仅拓展了文学的研究范畴，而且在后来与“到民间去”、工人运动、左翼文化运动等紧密相连，正如李素英在《中国近世歌谣研究》中所提到的，歌谣有革命性的一面，并指出“对于民众和灾难深重的中国而言，从‘歌谣运动’向‘歌谣革命’递进的可能性”。随着抗战的全民化及深入化，出现了“大规模的由都市向边缘地区的文化流动”，带来了文化中心的转移、读者群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抗战时期的文学进行着“有意识”的调整，以适应“文化中心的转移”所带来的“都市与乡村之间文化关系的重构”。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毛泽东所提出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求研究者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鼓励知识分子真正地到民众中去——实现了20世纪20年代所号召的“到民间去”的口号。而且近代以来，“边疆问题”日益突出，顾颉刚在《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强调“边疆问题”已经到了极度严重的情势。一时“到边疆去”“到西北去”“到西南去”等呼声此起彼伏，愈加高涨。由于受“到边疆去”的社会思潮的影响，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包含的民族、语言、传统与时代的“文化同一性”逐渐被创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时代需求、社会发展的综合推动下，对“花儿”的搜集和整理承续了“五四”时期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思想，同时也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民间化走向以及重构文学大众化的文学姿态。1931年毕业于北平平民大学新闻系的张亚雄，在《甘肃民国日报》工作之余，在共产党员张一悟的影响下对“五四”兴起的歌谣运动产生了浓厚兴趣，利用编报之便，他征集自己家乡甘肃的“花儿”。1940年，他搜录、注释的《花儿集（甘青宁山歌）》在重庆青年书店出版，此书记录了大量“原汁原味”的“花儿”。张亚雄在1948年的再版“自序”中提及书中“花儿”的搜集整理是一种“集体的工作……从一首歌词的抄录，到一地民俗风土的记载，到一个语词的注释，到一个土语方言的书写，都是经过反复的商酌推敲……”从他在《甘肃民国日报》征集“花儿”，再到对“花儿”的记录、注释等，都可以看到歌谣运动的影响。他的采录对象及提供材料者“包括牧童、脚夫、小工、车夫、雇农、学生、排字工友及同情我的工作的文人和各阶层的朋友”，这与当时袁复礼搜集时略有不同，“文人和各阶层的朋友”，“花儿”就不再完全被隔离于“文人圈”之外。

其后，搜集整理甘肃、青海民歌的学者逐渐增加，他们的作品刊载在《新西北》《西北论衡》《西北通讯》《甘肃和平日报》等。《新西北》开辟了“西北文化专号”，集中搜集“甘肃民歌”“青海民歌”“西北民歌”。可见，对边疆的重视提升了学界对甘青一带民歌的关注，促进了相关研究的进展。

在20世纪40年代抗战背景下，尤其在解放区文学中，“文艺为人民”的文学观念逐步确立。其原因有：一是民间文艺与“民众”“民间”之间的天然联结——这一时期“民众”和“民间”具体化为“工农兵”；二是民间文艺与革命的结合。延安时期的民间文学基本上是《讲话》在学术上的发展与延伸。《讲话》中提出“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原始形态的文学”“较低级的群众的文学和群众艺术”“群众的言语”和“初级文艺”等民间文艺、文学形态，并且进一步论述了“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延安时期的民间文学充分发挥了其独特的文学功能，正如周扬所说：“解放区文艺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上做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发言，指出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同时，第一次文代会也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在全国文艺界的领导位置，延安时期“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样式与实践活动在全国推广。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受到极大重视，开始采集一切新的和旧的文学作品。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成立，通过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和《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以下简称《章程》和《办法》）。《章程》第二条指出：“本会宗旨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抛弃和批判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我们可以看到搜集、整理思想对延安时期文艺观念的承袭，但从征集资料办法中，我们又看到了歌谣运动的脉络。

1953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民族识别与各民族历史调查为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重要前提。

一九五五年五一劳动节后，中国作家协会邀集了八个兄弟民族——彝、侗、僮、东乡、维吾尔、蒙古、苗、朝鲜（延边）的十一位同志，和七位熟悉兄弟民族文学的汉族同志，到北京来座谈兄弟民族的文学工作情况。……这仅能是个小型的座谈会，而不是兄弟民族的文学会议。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学院、“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文艺报”“人民文学”“民间文学”和其他有关的机关也都派人来列席，相互交换了意见。

这次座谈会上所谈到的情况与意见供给了这个报告以宝贵的材料。作家协会知道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如何重要，可是不了解情况，也就无从晓得其中的困难与问题。

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民研会共同组成联合调查采风组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关于这次调查，刘超在口述访谈中提道：最初他和孙剑冰商量到他们的家乡——江苏省丰县，“通过当地的政府跟文化机构在丰县普查，收集民歌、民间故事，这样摸索出经验，再在全国推广”。这一提议得到何其芳、贾芝的认可，但是后来负责此次调研的毛星主张到没人调查过的地方去，最后他们确定去云南。这个决定应该也受到当时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的影响。此次调查意义重大，全面、健康、有序地推动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在民族识别、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艺发展中，“花儿”在当时再度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袁复礼在对“花儿”的搜集整理时就已经注意到“民族”的问题，在《甘肃歌谣》刊载的第三首“花儿”《唐汪有个双船呢》的注释中，既有“唐汪即今河州唐汪川（唐汪二大姓中同族有回汉各半）”的记录。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人民解放、阶级等现代性因素同“民族”交织在一起，使得文艺界对多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尤为注重，这一时期“花儿”的搜集和整理除突出其“跨地域”“多民族”特征之外，亦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阶级分析”的标准、原则对之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提纯和重组。1950年《西北回族民歌选》第1辑出版，1951年3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再版，这本书在目录之前附有《西北回族民歌常用语汇》，分“读音”“意思”“举例”三项对常用字词进行解释。其中，将西北回族民歌分为“小调”与“花儿”两类进行论述，“小调”中包括《高大人上口外》《马五哥和尕豆》两首民歌。“花儿”主要分为“创作”和“搜集”两种类型。书后附曲调，明确标注“唐剑虹口述、白光地记谱”。1953年《甘肃民歌选》第一辑由唐剑虹整理，甘肃省文联编印；《甘肃民歌选》第二辑由唐剑虹、周健整理，1954年由甘肃省文联、省文化局编印。两辑所录作品以河州“花儿”为主，还收录了邸作人、周健记谱的《河州大令》《河州二令》《河州三令》《金盏花令》等数十首“曲令”。同年，西北音乐工作者协会编写的《花儿选》出版，分为六辑——爱情“花儿”对唱、洮岷“花儿”对唱、一般“花儿”、反映劳动和斗争的“花儿”、抗日战争时期的“花儿”、解放后的“花儿”。1957年5月，兰州大学1955级中文系的季成家、辛存文、富礼、进仓、呼晨五名学生组成“民间文学小组”，并于暑假到青海搜集民歌。由于遇到乐都县瞿昙寺农历六月十五的“花儿会”，他们的工作开展的较为顺利，共搜集到8500余首民歌，搜集对象具有多地域、多民族、年龄段分布广泛的特点，其后他们将搜集到的民歌整理为《青海山歌》并出版。书中提到在对所搜集的民歌进行分类时，他们感到很困难，“经再三研究，决定分为三辑：第一辑控诉旧社会；第二辑赞美新生活；第三辑情歌”。

从他们的搜集、分类、归纳中，我们看到了对何其芳《陕北民歌选》编选思想的沿袭以及民研会《章程》《办法》的实践。从中我们也看到了郭沫若在民研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思想的拓展与落实——“保护珍贵民间文艺遗产；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了解民众的疾苦和政见；民间文艺是珍贵的史料；发展民间文艺、创造民族新文艺。”

1958年，全国掀起了搜集新民歌运动的热潮，同时群众创作蓬勃发展，这些都推动并促进了全国范围内民间文学工作与研究的发展。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是日，郭沫若发表《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郭沫若答本刊编辑部问》等。同年，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提出了进行“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任务和“古今并重”的原则，强调要将整理工作与个人创作、改编、再创作区别开来，并提出科学资料本与文学读物本的理念。

据刘超回忆：

1958年底，民研会就开始酝酿出选集：新民歌这么多，是不是编一本有代表性的新民歌选集……初选歌谣的具体工作由我们民研会采编部和《民间文学》编辑部的歌谣组共同承担。

1959年以红旗杂志社名义正式出版，很快就在国际上传开了，大概出现了８种译本。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东西，世界都在瞪着眼睛看着呢！有真热爱的，也有人敌视中国，要研究中国、特别是民间的东西，通过民歌来看一个国家的动向。《红旗歌谣》出版以后，对我国的民间文艺事业是个很大推动。这么一来，各地都重视民间文艺了。随着新形势的发展，我们民研会借着这个东风，各地建立了分会，出现了一批民间文艺骨干力量。

在此背景下，1958年之后集中出现了一批关于“花儿”的编著，如敦煌文艺丛刊《花儿万朵》《青海花儿选》《临夏花儿》《甘肃歌谣》等。其中，1959年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编委会编写的《临夏花儿》在“前言”中提及1958年底，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县搜集整理的群众作品多达10000多件，其中90%以上是“花儿”。1958年的“花儿”是生产到90%以上是“花儿”。1958年的“花儿”是生产到哪里，歌声就到哪里。此书分为六辑：

第一辑当家不忘共产党毛主席对咱情长，第二辑跃进的喜报如雪片千只笔也难以写完，第三辑人民公社是幸福船开到了共产主义岸边，第四辑舞笔诗篇如雪挥锄“卫星”满天，第五辑回汉人民心连心社会主义大路上前进，第六辑靠主求神饿断肠共产党领导粮食满仓。

1960年，《文艺报》编辑部在“文学十年”的总结中强调：“我们采录新作品和发掘劳动人民的文艺遗产的工作，是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的，是为了使人们从这些作品里认识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为了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和培养新的一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66年）对爱情“花儿”、革命“花儿”、斗争“花儿”等的搜集、记录与整理，既是“珍贵的革命文献”，又是“当地社会生活的历史变化”的记录，也具有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强化民众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认知。除了政治制度的推行外，文学艺术也是一个重要推手，民间文学成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构建以及新的文学话语接驳的场域与动力源。“花儿”的搜集整理工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新秧歌”“新歌剧”“新故事”等在某种意义上分享着相同的逻辑，即“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风尚为原有的民间形式注入全新的革命意涵”。

1949年10月15日，在赵树理和老舍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赵树理发表《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强调研究会成立初衷为“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1949年12月22日，通俗文艺组的贾芝等向周扬请示，拟设民间文艺研究会，专事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1952年，周扬应约在苏联的《旗帜》上发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历史性”及“批判性”。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的民间文学资源由简单的“汲取”和“引用”向“创造性转化”发展。因此，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不单是为了在文学上呈现“革命中国”这一经验形态，还试图通过“文学的路径”使新的民族国家的理念传递给各族人民。如《临夏花儿》“前言”中提到花儿是“各族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间口头文学之一”，“1958年，它更是像战鼓、号角，在田间，炉旁彻夜不息……歌唱了各民族大团结和少数民族反对宗教特权封建剥削的胜利”。

此外，人们也将具有“时代性”的、对现实的思考熔铸到“花儿”的创作中，这些作品将社会主义“新民”“新文化”“新思想”纳入“花儿”演述，成为多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力量；同时由“人民和他们的口头创作”所抚育的新“花儿”，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与“主流话语的宣传诉求密切耦合”的本土化知识表达。如“花儿”搜集整理中“诗画合璧”形式的运用，拟人化的图像叙事与“花儿”歌谣式的文字表述，突破了“口头与书面”的隔离，其宣传意义与文化价值更是迅速彰显。

在中国古代绘画技艺中，“诗书画印”是艺术形式与审美意境双重的结合。诗与画“在载体形式上的合璧”是在宋代逐步实现的，明代的题画诗更为注重写意性与抒情性，诗画之间呈现为一种开放、多义的关系，“明人为了满足其精神家园的感性旋律，处理文字与图像之关系也出现了新的意向，呈现出若即若离的指义空间”。民歌与图画有着天然契合之处，且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化传统，如东巴的象形经卷、藏族的格萨尔石刻和唐卡、苗族服装上的绣饰（史诗母题蝴蝶歌和枫树歌等）、畲族的长联、景颇族的图画文字……这些诗画合璧的传承方式，同“其他传统方式承载的史诗叙事或叙事片段”瑏瑡一样，应该纳入学术研究考察的范围中。

这一时期江苏的邳县成为全国其他地区开展农民壁画运动学习的榜样。《人民日报》1958年8月30日第7版刊载了《最美丽的画图“江苏邳县农民画展”明日开幕》，主要介绍江苏邳县农民画培训与绘画活动、过程。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这两个前后相继的集体化运动而迅速兴起的“农民画”与民间歌谣的结合是那一时期特有的表达方式。而新“花儿”引入“农民画”的呈现范式是民间文艺与主流意识形态交融下的一个独特艺术现象，它被包孕在那一时代整体性的风格和审美趣味之中。虽然新“花儿”如“昙花一现”，但是它在画面中塑造了新的人民（少数民族）主体形象；它还通过对画面视觉方式的调配创造了画面之外的观看主体，有力地衬托了作为历史创造主体而出现的新中国农民（少数民族）的形象。

如1959年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编委会编纂的《临夏花儿》中，配图“花儿”计有21首，即《颂歌》《心心向着共产党》《跟着共产党幸福万年长》《祝福毛主席》《跃进的喜报如雪片》《抛英超美成定局》《钢水滚滚赛银河》《谷穗离地几千丈》《赢得美英尽折腰》《跑在了时间的前面》《大白菜》《歌唱英雄渠》《东风吹开遍地花》《架起了上天的金桥》《幼儿园》《乐坏了公社的社员》《生产不忘学文化》《各民族团结成钢铁山》《喜事》《振奋了万民的信心》《砸烂铁笼飞彩凤》，其内容涉及生产、生活、教育诸方面。其中有《钢水滚滚赛银河》（冶冠英）：

天上星星亿万颗，哪有地上土炉多，座座土炉流钢水，钢水滚滚赛银河。

另有《跃进的喜报如雪片》（临夏市搜集）：

工厂的烟囱里冒黑烟，风吹（者）飞上了云端，跃进的喜报如雪片，千只笔也难以写完。

1950年9月20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把工农群众的教育纳入国家教育的主体，强调：“工农教育是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强大的经济力量的必要条件；没有工农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也就没有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扫盲工作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及“新人”教育结合，为新民歌运动提供了一个前提与基础。工农大众迅速按照国家的布置，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建设”的队伍。1958年敦煌文艺丛刊《花儿万朵》中张仲良写给“李季同志并敦煌文艺丛刊编委会的同志们”的《关于民歌的一封信》中提道：

广泛地收集、整理和传播民歌，对于鼓舞、教育和组织群众，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起良好作用。因此，文艺工作者在民歌方面大有可为。只要我们深入群众，认真走群众路线，开展一个收集、整理和创作运动，并且坚持下去，我们就一定会获得丰收。

新“花儿”形成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其本身固然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特征，但“艺术自起源以来就承担着巩固国家、彰显国力的使命”。这一时期，人们在特定的传播场域里发挥自身“主动性”“主体性”与“创造性”，而在空间、价值、话语等多重维度的建构中，一以贯之的就是对人民文艺精神内核的承继和审美理想的不懈追求。

随着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以及识字运动的深入，在1949年至1966年“花儿”的搜集整理中，既有的地域性表达（如“青海民歌”“西北民歌”“河湟花儿”“临洮花儿”等）依旧存续，其原本模糊泛化的民族性也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推进而逐渐明朗，其“地域分野”与“民族分野”内化到“花儿”搜集整理的肌理之中，呈现相互交融趋势。而且随着识字运动在全国的推广，民众有了接触现代知识、科技的机会，打破了知识分子群体对“文字”的垄断，也消解了“文字”的神秘感。工农群众开始加入文艺工作者及作家、画家等队伍中，他们逐渐实现了从民间文学的口述者到书写者的身份转变。“花儿”的搜集整理亦如此，它的搜集整理之“目标受众”发生了转换。如郭汾祥在《唱起民族团结的“花儿”》中提道：1953年，在大河家中部的干旱地区动工兴修灌溉渠——“团结渠”时，在保安族歌唱能手、共产党员马占清的带动下，各族农民不能在一起唱“花儿”的清规戒律被打破了。汉、回、撒拉、土各民族中唱“花儿”的能手在修渠过程中边编边唱，创造了许多生机勃勃的新“花儿”，内容都是歌唱共产党、歌唱毛主席、歌唱社会主义以及歌颂民族团结和劳动的伟大。

另外，“花儿”的搜集也开启了高校、研究机构及地方文艺工作者相互合作的搜集方式。1960年5月到9月期间，青海民族学院、青海师范学校、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和群众艺术馆的人员共同组成的青海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团到全省藏族自治州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调查了三十九个县、一百三十五个公社，前后搜集了汉、藏、回、土、撒拉、蒙古、哈萨克这七个民族的新、旧民歌十七万七千多首，民间故事、传说一千五百多个，戏曲五百多部以及长篇叙事诗、谚语、谜语和其他文学资料、史料六千多件。其中仅“花儿”就有二十多种，近千个曲调。

值得关注的是，《人民日报》中所刊发的有关“花儿”的文本与研究。首先，《人民日报》的话语表述中多次出现“人民”“各族人民”“全国少数民族”等，既彰显了中华多民族文化共同体，也体现了在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对少数民族身份的尊重和认可。《人民日报》对1964年11月26日在民族文化宫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进行了多次报道，报道中提到了回族男声小齐唱《学习何家庄》《临夏花儿》，强调它“在演唱形式上，打破了传统民歌只由一人独唱的形式，而改由四人齐唱，使歌声更加刚劲、有力”。《人民日报》还介绍了青海循化县城关公社撒拉族色乙卜所独唱的《新循化》（依据民间说唱“巴西古流流”曲调填写而成）。《学习何家庄》和《新循化》在曲调及演唱形式上或多或少都与“传统民歌”之间有话语上的衔接，同时也是对“从前的文本和习俗在文本生产中的表达方式”的再造或改变，赋予了民间文学资源以全新的社会功能。其次，《人民日报》对“花儿”的表述还体现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向国家话语的靠拢与吸纳。《人民日报》1965年7月8日第2版刊载了土族姑娘刁斯让和索祁兴兰从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后，带领小庄生产队的社员把《戴花要戴大红花》《学习雷锋好榜样》歌曲改编成土族“花儿”演唱，编写了取材于本村实际生活的话剧《新式结婚》和反映新社会生产、生活的快板、舞蹈等数十个文娱节目的事迹。最后，《人民日报》有关“花儿”的论述中关注到其多民族、多地域的特性。例如《人民日报》发表了张紫晨、吴超、陈建瑜的《在革命斗争中发展各族新民歌》，其中以甘肃临夏“花儿”举例：

高山的红松冬夏青，好红松，风雪里它长的更青。贫下中农骨头硬，要革命，狂风暴雨摧不动。

文章强调虽然同是“花儿”，撒拉族与东乡族的韵味不同，回族和土族的也不同，认为：

正由于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多样化，才使革命的内容、社会主义的内容表现得更充分，而它们又共同表现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文中还列举了宁夏回族的《长工歌》，指出其“创造性地运用传统”，去除“旧长工歌的哀怨成分”，不是“长工痛苦一年终”，而是“长工解放掌大印”，有了翻身做主与要跟党和毛主席坚决革命到底的内容。少数民族新民歌“充分表现了解放了的各族劳动人民的崭新的精神面貌，显示了新民歌在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在民族传统艺术基础上为表现革命内容而进行的革新的新成就”。

总之，20世纪初至60年代中期期间所展开的对“花儿”的搜集、整理无法脱离当时的历史语境来讨论，在对其搜集整理学术史的梳理中，我们看到了1918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新文学运动、歌谣运动、到民间去、左翼文化运动、解放区文艺等话语对“花儿”搜集整理的影响，这些话语内化到了“花儿”文本的生成、“花儿”的传播传承中，同时也对作为“文学”“民俗”的“花儿”的知识体系的建构产生重要影响。1949—1966年，“花儿”作为少数民族民间文艺（文化）的独特性引起关注，同时新“花儿”的“诞生”超越了“文本化的意义建构”，“花儿”所承载的革命记忆转化为一种共同的文化符号，熔铸为社会的共同情感。“花儿”作为人民文艺的诗性表达，携带着共有、共识、共享的传统文化基因，以构建“历史共同体”为价值旨归，通过具体的文化实践，在搜集与整理，创作与传承中为多民族文化认同提供了情感纽带。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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