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分期是研究民俗学学科史的重要议题，也是厘清民俗学学科进程、理论建设的关键问题。科学认识中国现代民俗学历史发展阶段，准确把握民俗学学科发展趋势，是系统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俗学发展成就和未来方向的重要前提。

民俗学；历史分期；新中国

起步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民俗学，经由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院校和众多知名学者的参与和不懈努力，在北京、广州、杭州、福建、云南、贵州、重庆、延安等地聚集了大批多学科的学者开展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俗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发展和对外交流都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历了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民众生活改善、社会发展进步给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总结研究70多年来我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历程与成就，回顾民俗学发展的历史足迹，获取民俗学学科建设、理论创新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民俗学学科现状，把握中国民俗学未来的发展趋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由钟敬文领衔的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肩负了恢复和建设中国民俗学学科的使命，开创了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新的历史纪元。民俗学参与到中国社会伟大的变革和光辉的发展历程之中，“移风易俗”“民族识别”“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国家重大社会活动，民俗作为主要内容纳入其中，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将民俗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特别提到了民俗及与民俗相关的传统文化。各地也相应地制定和推动了民俗的应用性实践方案，这些从国家的顶层设计到地方的民俗实践，为民俗学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课题，也积极推动民俗学融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俗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如何更好地总结和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民俗学的发展历程，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破解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是当前也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民俗学关注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70多年来，中国民俗学发展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与历史传统，坚持融入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繁荣的整体生态，回应时代呼唤，积极参与国家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推进学科理论创新。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民俗学的新话语、新理论、新范畴建设，深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民俗学发展，成为当下和未来民俗学者需要面对和研究的重要学科问题。

1949年以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经历了七十多年的风雨。七十多年来，民俗学界始终在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积蓄能量、贡献智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历史分期问题，国内学者各有不同的真知灼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俗学学科史研究中，出现了不少学术史评述及论著，尤其是针对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做了很多讨论。张紫晨、王文宝、赵世瑜、刘铁梁、刘锡诚、直江广治等都有关于民俗学分期问题的研究成果。王文宝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中所提出的“发端与开拓时期”（1918—1927）、“奠基与开展时期”（1927—1949）、“新兴时期”（1949—）三阶段划分法，试图把 1949年以后的民俗学归类到“新兴时期”中来，这种分类比较清晰地把1918年民俗学学科建设肇始以来的民俗学划分出三个大的阶段。

刘铁梁在《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一文中分阶段梳理了中国民俗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将20世纪中国民俗学史划分成“发起阶段（1918—1926）、形成阶段（1927—1937）、缓进阶段（1937—1949）、转移阶段（1949—1966）、复兴阶段（1978—）”等五个阶段，并分别对每个阶段中主要的学术实践做了探讨。这种分类方法具有代表性，尤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俗学的时期划分，既反映了特定时代背景对民俗学发展的影响，也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俗学发展的总体面貌。

刘锡诚从民间文学学术史视角，将民俗学放归民间文学视野进行分期，并将视角延伸至20世纪初，具体分为“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滥觞期（1900—1918）、歌谣运动的兴衰（1918—1926）、学术转型（1927—1937）、战火烽烟中的学科建设（1937—1949）、共和国十七年时期（1949—1966）、新时期（1976—1999）”等几个阶段，这种分期方法在时间节点的把握上比较准确。

本文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俗学可以分为4个大的阶段，即：复苏期（1949—1959）、迷茫期（1960—1978）、发展期（1979—2000）、繁荣期（2001—至今）。

第一阶段为复苏期，即1949年至1959年。这十年中国民俗学总体特征是一批学者试图通过宣传呼喊，唤醒中国民俗学研究者的学科意识。王文宝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俗学发展，一些与民俗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纷纷成立，但“就民俗学学科本体而言，开始确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他认为“五六十年代可视为宣传阶段”，这一时期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建章立制、维系民生、恢复纲纪、重建秩序，作为关注民俗事象和文化传承的民俗学，暂时未能有太大发展。但这一时期，老一批民俗学家依然在不遗余力奔走呼号，为民俗学建设不断宣传呐喊，试图通过民俗学的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制度革新和秩序重建。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郭沫若任理事长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作为文化领域里举足轻重的学术组织，在日后民俗学研究与发展中发挥着巨大作用。1950年，《翻译》杂志发表了由E•玛卡洛瓦撰写、郑效洵翻译的《斯大林论民俗学》，介绍了苏联领导人发展民俗学的理念和经验 。1955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创办《民间文学》杂志 。《民间文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俗学发展的重要学术阵地，为民俗学家独立开展民俗学研究提供了学术舞台。

1955年，《史学译丛》杂志发表苏联学者C.П.托尔斯托夫的《苏维埃民俗学的任务》，介绍了苏联民俗学的最新发展。1956年，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等教授起草了《中国民俗学十二年远景规划》，并呈送给国务院。1957年3月26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会上，“容肇祖先生、黄芝冈先生、杨成志先生等都建议恢复民俗学研究”。民俗学前辈的这些努力正是在致力于唤醒国人的民俗学意识，试图恢复民俗学的学术研究，重新参与国家的民间社会治理和民间文化建设。

事实上，民俗学在这十年间得到了政府和民俗学者的重视，其中政府和学界对民俗学重要性的肯定，充分体现在民族识别中。民族识别是理论性、政策性和科学性极强的政府行为，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落实民族政策的一项基本工作。从1950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向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派出中央访问团，深入各民族了解民族识别问题；从1954年到196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广泛的民族识别工作。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新命名的民族、民族成分的恢复、更改，还是少数民族共同体的归并工作，民俗成为民族识别的重要内容被大量搜集和整理，并被作为民族生活和文化身份识别的重要佐证。因此，这十年民俗学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功能得到重视。但是，从理论角度对于民俗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延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民俗学做法，尤其是以延安为中心解放区的民间文艺学的做法。此时的民俗学受到苏联人民口头文学的影响较大，民俗学纷纷被人民口头创作取代，并且成为劳动人民的文艺。1959年中国遭遇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民生保障问题异常严峻，民俗调查和民俗学研究也陷入停滞状态。

第二阶段为迷茫期，1960年至1978年。1960年至1978年是中国发展极为艰难和坎坷的历史阶段，原本缓慢恢复中的国民经济建设更加艰难，对于包括民俗调查和民俗研究在内的文化事业影响更大，中国民俗学进入了“迷茫期”。在一些有识之士的个人努力之下，民俗学仍然在缓慢发展。1961年，《民间文学》刊登了常惠的《鲁迅与歌谣二三事》，回顾和总结了北大歌谣运动中的成就与历程。1961年冬天，依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这一平台，先后举办了3次学术讲座，顾颉刚、常惠等分别作了学术报告。这一时期，尽管中国的民俗学研究难有作为，但学界翻译了一些国外民俗学发展的最新动态，也极大启发了中国民俗学者的思想，开阔了学术研究视野。如 1961年，《学术资料》杂志发表《朝鲜< 文化遗产 > 杂志论考古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任务》；1964年英国学者柯克士撰写、郑振铎翻译的《民俗学浅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64年，《外国学术资料》杂志发表《1964年朝鲜考古民俗学的中心工作》一文。这些翻译作品的发表和出版，为国内民俗学者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理论和最新动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体上看，1960年至1969年依然是中国民俗学发展的休眠期，尤其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让中国民俗学研究陷入全面停滞。

这一时期，尽管民俗学家依然在奋力坚守，但学术生态异常严峻，中国民俗学发展进入深度休眠状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被迫停止活动，《民间文学》杂志被迫停刊。期间，虽有个别学者的零星研究成果见诸发表，但往往以新闻资讯居多。如 1972年，《人类与文化》杂志发表《访芮逸夫教授、杜而未教授、宋文薰教授、尹建中学长话民俗学、考古学》一文；1973年《外文新书通报》杂志发表《风俗习惯、民俗学》一文。没有组织，没有学术阵地，一些民俗学者甚至连自己的生存都成了问题。1976年，学术生态开始好转，钟敬文、顾颉刚等老一辈民俗学家毅然启动了民俗学的复苏模式。1978年开始筹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恢复工作。1978年12月，辽宁大学乌丙安夫妇联名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信，力呈《重建中国民俗学的新课题》，引起民俗学人的强烈共鸣。至此，中国民俗学开始睡梦苏醒。

第三阶段为发展期，即1979年至2000年。1979年11月1日，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印发了由顾颉刚、钟敬文、容肇祖、杨堃、白寿彝、杨成志、罗致平等联名上报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的提出在近代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自此以后的中国民俗学人不遗余力地朝着建设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体系的方向迈进。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中国民俗学得到迅速恢复和较快发展。主要表现在：

（1）“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的采集工作。“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的所有内容均属于民俗学范畴。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搜集民间文艺、整理民间文艺工作中，中国民间文艺得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深入、最系统的采集整理。在此过程中对于民间文艺的认识、理解更为深刻，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体系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正式启动始于1984年，总的编纂方案于1986年提出。先后动员了上百万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开展了史无前例、规模空前的民间文学普查工作，历时25年，到2009年，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文化工程“三套集成”最终完成。出齐全部省卷本。“三套集成”省卷本90卷，地县卷本（内部出版）四千多卷，总字数逾40亿。它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查、广泛搜集的基础上，按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原则编选出来的，是具有高度文学价值和科学价值的中国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优秀作品的总集，被誉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三套集成从田野产出 , 又完全独立于田野 ,具有完整的、自在的学术价值 , 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元文本和多种可能性。

（2）民俗学研究的总结和反思。如汪玢玲（1979）发表《民俗学运动的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穆烜（1981）发表《民俗学的重建和发展》，提出“民俗学和其它各门社会科学一样，决不是被资产阶级独占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应该有自己的民俗学。”；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编印了《民俗学概论》教材，1980，庄家出版社出版了由直江广治原著、林怀卿翻译的《中国民俗学》一书 。

（3）学术平台纷纷创立。1978年《民间文学工作通讯》创办，1979年开始由王文宝主持编辑；1980年上海创办《采风报》，开辟“民俗”专栏；1982年5月《民间文学论坛》创刊；1984年《民间工艺》创刊；1985年《中国歌谣报》《剪纸报》《民俗研究》创办；1988年7月《民俗》杂志创刊。

（4）民俗学研究组织纷纷成立。198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成立民俗学研究组；1980年12月，复旦大学成立“民俗学社”；1981年3月，辽宁大学成立“民俗学社”；1981年8月20日，辽宁民俗学会成立；1982年2月，吉林省民俗学会成立；1982年10月25日，浙江省民俗学会成立；1982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民俗学会成立；1983年4月，吉林敦化县民俗学会成立；1983年5月21-24，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5）民俗学学术活动逐步恢复。1981年5月15日，王文宝、叶大兵等组织座谈会，提出“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新民俗学而努力”的呼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逐渐步入稳步发展阶段，1989年至1999年是中国民俗学界积蓄力量的十年，也是中国民俗学研究快速发展的十年。在此期间，从学术生态来看，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文化事业蒸蒸日上，国际环境相对宽松，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民俗学的国际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民俗学界的学术研究状态来看，屡受挫折之后的中国民俗学家终于迎来了学术发展的黄金期，这一时期尽管一批老的民俗学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学界新秀如雨后春笋，整个民俗学界散发着勃勃生机。具体而言，这十年中国民俗学取得了丰硕成果。

（1）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温州民俗》（1990）、《汉中民俗》（1990）、《西藏民俗》（1994）、《华夏民俗》（1994）等等纷纷创刊。

（2）学术著作层出不穷：乔继堂编《中国人生礼俗大全》（1990）、麻国钧编《中国传统游戏大全》（1990）、叶大兵和乌丙安主编《中国风俗辞典》（1990）、陶立璠著《民族民间文学理论基础》（1990.12）、陈勤建著《文艺民俗学导论》（1991）、宋德胤著《丧葬仪观》（1991）、王景海编著《中国礼仪全书》（1992）、叶大兵著《温州民俗》（1992）、郭净著《中国面具文化》（1992）。这些高水平学术著作的出版，为我国民俗学研究贡献了智慧，也为民俗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民俗学教育得到蓬勃发展。1996年 , 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对高校社会人文学科的调整 , 北师大在原有民间文学专业的基础上确立了民俗学学科点 , 课程规模也逐步定型。到 1997 年国家调整学科结构，民俗学正式成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而民间文学既是文学下的一个三级分支学科，也是民俗学下的一个三级分支学科，民间文艺学已经有众多的硕士点，并且有若干个博士点，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民俗学博士点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新疆大学等中国民间文学博士点的建设纳入高等学校正常的教学和人才培养之中，人才培养方案、质量和教材体系建设均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学科关系逐步理顺，学科属性逐步清晰，使中国民俗学高等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而这一时期，中国民俗学界最为重要的事件无疑是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提出。1998年，在中国民俗学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钟敬文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问题。钟敬文认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是“学科发展的自然要求，有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避免学术进程中偏离正轨的倾向”，并且以“一国多民族民俗学”为学派建立的目标，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工作路径。这一设想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赞扬和积极支持。“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提出以及《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一书的出版，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树立了全新的目标，也为中国民俗学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四阶段为繁荣期，即2001年至今。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民俗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高校扩招客观上扩大了民俗学发展的人才队伍。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策，为民俗学高等教育的发展扩充了生源，年轻学子进入民俗学研究生阶段或博士阶段的学习，为我国民俗学学术研究补充了大量的新鲜血液。而更多高校新增民俗学硕士点或原有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方向）硕士点、社会学（民俗学方向）硕士点扩大招生规模，客观上也要求更多的博士或硕士毕业生进入高校民俗学专业从事教研工作。另一方面，“非遗热”掀开了民俗学学科发展全新的一页。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非遗保护公约，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非遗保护公约，中国正式成为世界非遗组织的重要一员。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非遗保护，2011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截至 2021年，我国共评审出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55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086人；命名并推动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逐渐形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民俗学人积极参与调查研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俗学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理论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

2009年以后的中国，迅速步入社交网络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一带一路建设、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等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这为民俗学拥抱社会、关心社会，从实践上、理论上研究民俗的当代性提供了动力源泉，中国民俗学迎来了全面繁荣的历史机遇。（1）“非遗热”带动“民俗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热潮唤醒全社会关注、珍视、保护民间生活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热情，“非遗保护 + 乡村振兴 + 新农村建设 + 生态经济”的多重发展理念叠加，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最重要也最为稀缺的资源，为此各地高度重视民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2）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为民俗学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土壤。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推进，公众对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区域性地方文化的兴趣愈加浓郁，这就为民俗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生态。（3）自媒体的飞速发展客观上助推公众对民俗的关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自媒体平台尤其是抖音、快手等视频分享平台基于猎奇的需要把镜头对准了民间艺术，各大平台的博主基于圈粉的动机，不遗余力地宣传民间文化，客观上让民间文化成为公众竞相围观的文化大餐。在此背景下，中国民俗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阶段。

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是民俗学界对民俗学学科发展态势与演进趋势的整体性检视和系统性反思，是对中国民俗学发展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频谱的对标与调适。民俗学的生命力在于文化传承和生活实践，民俗学的核心价值在于文化生产和精神滋养。反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俗学发展，依然清晰可见民俗学学科的兴衰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兴替同频共振，民俗学实践与中国乡村社会的改革创新同气连枝。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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