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文]文化重启:传统村落保护可持续的灵魂


[摘 要]传统村落的保护是一个近些年来热门的话题,但人们在提出种种保护措施和保护践的时候,却往往带着城市人的心态,甚至是城市精英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城市标准要求传统村落。因此,有些保护愿望很好,效果却甚微,甚至相反。鉴于此,提出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主要重在传统村落的文化重启,让似乎已经失去生命力的传统村落在完成转型后,通过文化重启和保护,获得自由生长的空间和向度,从而重新获得生命力。传统村落本来是自由生长的标杆,因此,多类型、多样式、多形态是它的本质,只有回归这种思路和保护,才能真正让中国的传统村落获得生命力和灵魂,走向正常生长的道路。


[关键词] 文化重启;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陈华文(1959~ ),浙江武义人,浙江师范大学二级教授,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


诸葛八卦村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向前,也随着这一进程带来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处于不断的变革和重组之中,传统村落在这一进程中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是最直接也是最大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基于传统村落改变而带来的传统村落保护,就一直伴随着这一进程。但不管是照单全收一成不变的保留,还是在生活中进行彻底的改造,或者通过一些学者的参与,有限度地保护和发展,直到最近这几年特别盛行的旅游与民宿狂飙运动,笔者认为,都不是根本上的保护,这种保护,无法彻底扭转传统村落走向衰落的进程。

一、传统村落的形成原因

村落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缩影,它首先是血缘群团的聚居地,接下来好理解的一种发展是相近血缘者生存的一个特殊空间。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承载了社会最基层治理的各种任务和工作。因此,传统村落是社会的基本组织也是基本细胞,它的稳定与否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或发展。


中国的传统村落形成,一方面是基于血缘的,但同时,也是基于生存的环境的。从平原地区来看,血缘的关系可能要大于环境的影响,因此,强大的国家在以河南、山西等核心区域的中原地区首先形成,并在与周边地区的交往过程中,出现了与区域和血缘相交错的中央与四周的概念:中央是华夏,属正统,四周的戎狄蛮夷,当时认为是非我族类。中原的诸侯国在与周边区域的族群不断征伐中,文化开始碰撞、融合,国家在壮大和扩张。在国家的概念下,村落成为王朝治理的最基层和最基本的单位。


不过,中国地域广阔,环境差异非常巨大,其中原来的东夷和南蛮所属的区域,在版图上纳入中原王朝的治理后,实际上主要依靠的是当地乡绅或族群领袖进行治理,而这些乡绅和族群领袖,是村落或族群中的佼佼者。这些乡绅和族群领袖与村民和族群成员之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加上,中国东南、东部、西南等地区大都以丘陵和山地为主,以血缘等为依托的村落可以承载人口的生存空间相对有限。因此,可以看到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个村落,过了一条河又是另外一个村落的现象,而且这些村落大都为非同姓村落。


中国社会在进入封建时期之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两三百年改朝换代一次,这就像人的生死自然进程一样。王朝建立之初,蓬勃兴旺,后期则腐败衰亡,于是就出现了烽火连天的农民起义或造反运动。战争给城市,实际上同时也给王朝中心的中原地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一些具有一定迁徙能力的人,开始走出自己的村庄,走向不太受到战争影响的相对比较平稳的东部、南部、西南部等地区。安徽的徽州等地,在汉末就已经有中原地区因为战乱而迁入的移民,他们聚族而居。后来,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末、南北宋和宋末、元明清的王朝后期,都形成过大规模的移民,进入这一地区。他们在一些特殊的山与山的冲击区域,建立起属于有着一定血缘关系的同姓村落,最后有的发展成为大村落、小城市。这种因移民而形成的村落,在浙江的各地也比比皆是,他们依山、依江、依溪而居,建立一个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中的村民具有相同姓氏或血缘成分相近或拥有所谓共同祖先,他们通过祭祀来完成村(族)民的凝聚和通过血缘来实现社会伦常的关联,达到和谐和睦相处的状态,生生不息。


当然,像浙江是一个文化融合比较典型的区域,因此,除了同姓村落之外,还形成了大量多姓氏的村落,这些村落或者各自筑起祠堂,分头祭祀,或者有着共同的村规民约,规范村民的行为,当然,也会不时有一些冲突,但都可以通过相对比较独特而又公开的方式进行解决。比如泰顺的三魁镇在元宵节有一种结合祭祀而进行的活动叫“百家宴”。“百家宴”是由张姓族人举办的祭祖后设立的祠堂酒的一种开放形式,通过这一形式与周边不同姓氏或不同村落的人建立和睦和谐的关系。类似的村落还有畲族与汉族同居住的畲汉村,不仅不同姓,还不同民族,但大家却和睦和谐相处,共建村落家园。


严格意义上说,浙江已经没有源于于越或百越人的村落,目前可见的比较多是同血缘同姓氏的单一姓氏村落,这类村落大都是移民迁入而形成,也有异姓杂居的村落,但基本上也是移民或原居民引入入赘女婿后而形成两姓或多姓的村落,不同民族居住于一村的村落,也是基于移民或入赘等上述原因形成。当然,历史上移民主要是因为战乱或社会动乱,是民间自发的一种行为,而在当下还有一些诸如水利设施建设而成村落移民或脱贫下山新建的村落等,也有一些是城市建设或资源开发而形成的特殊村落,甚至还有一些是军垦或戍守而形成的村落。


总之,历史上的村落的形成大都是基于自发的原因,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生存而建立村落并随着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发展村落。

二、传统村落的多重功能

传统村落的功能有不是太多的人在关注,而这些关注点又太注重于被利用的功能。我们知道,一个村落的存在,而且长期存在,一定有其独特的功能。除了我们经常说到的,社会治理中的最基本的单位之外,实际上,传统村落所承载的功能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第一,组织功能。传统村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虽然在不同的村落有着一定的差异,但同姓氏村落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以血缘为基础构建的宗族组织,包括族长等特殊人物,对于这个结构所起的作用,是非常特殊也非常巨大的。这一功能主要表现在共同祭祀、传承村落文化、与其他村落协商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自然灾害来临时,共同面对和抵御等。这些需要村民共同完成的事,正是传统村落建立起来的合理的支持和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到这一组织功能的细化表现还有合作互助,像村民与村民、家庭与家庭、邻里与邻里等的关系之间都具有这种合作互助的需要和愿望,大家常说的“远亲不如近邻”,表达的就是这层意思。实际上在一个家庭遭遇突然变故,如有人去世或意外事故等,这种互助,就显得不仅及时,而且非常必要。


第二,生产活动。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国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传统村落正是这种经济形式的最好的载体。一方面,个体家庭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展满足各种需求的生产活动,另一方面,传统村落不同家庭之间只要是生活需要的,都可以通过物物形式完成最基本的交换,因此,村落在家庭生产的分工中,起了相互补充的作用。人们根据传统和各自的特长,或从事种植或从事交易或从事不同的匠作等。由于是在村落组织的协调和平衡以及以需求为目的过程中完成生产内容的,所以,在传统村落不会出现自给自足状态下大面积的不足或过剩。除非出现巨大的天灾人祸,否则,村落都可以通过一定的调节,来完成生产活动以达到自身的传承和发展。


第三,文化活动。村落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庙会、庆典,一些大型的民俗文化活动,实际上都需要村民共同参与,这种参与的方式,理论上是自愿的,根据家庭的条件或状态,合理地承担一些能够承担的经费或工作。比如节日中的一些大型活动,如舞龙舞狮等,常常是自发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然,有些活动是根据家庭的特别成员来确定的,如浙江许多地方盛行的板凳龙,每家每户根据男丁的成年成员数量来确定参与对象和人数;又比如村落中的庙会等活动,村落组织演戏,有钱当然是出钱,有力则可以出力,甚至一些可以分散完成,如一个戏班中的不同成员分头被分派到不同的家庭中去就餐等。同时,这些斋会常常会有理事会、把头等组织,负责经费的募集和活动的开展。总之大型活动,是村落在与其他村落建立关系和感情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形式,亲友、包括社会关系等可以在这些活动中得到全面的交流,增进更深的感情。而一些文化活动还常常成为村落的品牌,成为村落形象的代言形式,在扩大影响的同时,也无形中给其他村落的文化添加巨大的压力,从而使不同的村落在文化发展上形成竞争。

 

第四,对外交往。传统村落的对外交往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是村民自发的对外交往,另一方面是根据传统,诸如婚姻缔结等而形成的特别交往,还有一些则是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共同交往,当然它都与每一个村民直接相关。村落之间经常出现械斗,而不同村落之间的械斗,无非两个内容,一个是山田地的争议而引发的械斗,一个是争水源而引发的械斗。历史上在南方既多山,也是水稻种植地区,山地划界或竹木砍伐及特殊时期的水源分配利用,不仅时常出现,而且对村落和村民影响重大,因此,对于村落和村民来说,都非常重要,往往关系到一个村落民众的民生,甚至是生死存亡的事。所以,能否有足够的力量或智慧,在一些特殊需求时期占有比较有利的地位,是村落对外交往的重中之重。此时,村落的人口、村落中拥有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主要是乡贤等,常常举足轻重。因此,对外交往是村落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第五,聚心收族。这个概括不一定准确,但主要是想突出村落在团结村民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以一个姓氏而组成的村落,宗族组织就成为这一功能的主要承载者,人们通过对本宗族共同祖先的祭祀来强化一家人或一家亲的认知,达到敬祖收族的目的。此时,族规族法就是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保护和规范家族成员拥有共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伦理道德的最重要依据。因此,这类村落,对于子孙的教育中,总会强调族规族法的重要性,甚至要求每一位成员都记住这些内容。但也有一些是非同姓的村落,此时,依靠血缘来建立相互的信仰和规范是不太可能的,于是,在村落中的乡绅名士等组织下,常常会形成一个符合本村所有村民利益和需要的村规民约或乡规民约,一方面需要大家共同遵守,另一方面也保护所有村民的各自利益和并使村落获得共同发展。

 

传统村落的功能是多样的,而这种多样的功能的传统村落则是根据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需要而建构的,因此,每个传统村落,除了一些共性的价值之外,常常会有自己独特内涵和表达,这是传统村落在发展过程中特色的体现,也是一些具体功能或诉求的体现。



村落剪影


三、传统村落的建构与文化价值

我们大家都会说,传统村落是基于农耕生产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这大致没有错,但却并不全面。许多学者对此有过探讨,但都是从自身的切入视角来讨论问题:从生产角度切入的,重视的传统农耕生产的意义;从组织形态切入的,重视的是宗族等社会形态对村落传承的影响;而从功能角度切入的,则重视的是传统村落的存续价值内涵,这些讨论实际上都没有错,都是村落形成发展的重要前提或内生条件。然而,最本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传统村落是按照我们规定的一种模式而建立起来的,它是多种文化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在以农耕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上还有大量因游牧而形成的特殊村落或因渔猎而形成的所谓渔村等。


生产方式是形成传统村落的最基本或最重要的原因,但如何建构传统村落,却各有原因。比如说,现在我们可知的一个重要的传统村落建构的因素是所谓“堪舆”,就是我们俗称的风水。传统村落的建构,如果离开了堪舆知识体系,许多现象都无法得到圆满的解释。这是村落建构,包括村落中民居建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风水之外,家族中长幼嫡庶,也是建构传统村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长房、长子、长孙他们常常在家族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和价值,因此,传统村落的一些建构,是与这种宗族中身份特殊者紧密相关联的。另外,房头的分配常常根据特殊的家族发展而配置,俞源村的七星建构和二十星宿布局,就是村落不同支系根据风水、五行、八卦等生旺休囚原理而构建的。这种长幼嫡庶的伦理原则,也被运用到家庭或家族建造的大屋等建筑中,如某某大屋或客家人非常盛行的土楼或围屋,就是典型代表。祖堂、长房、支系,都在这种房屋的结构中有着自己明确的关联表达。当然,客家人的这种建筑的模式,还具有强烈的防御功能,这一点与村落要求依山而建,强调要有水源环绕的重要性的风水实践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可以说,传统村落的风水实践,并不是基于封建社会的理想,而是根植于原始社会的对于生存的最基本需要认知的一种体系化的知识。它在发展过程中,将农耕生产方式全面纳入,并且将原始社会时期长期存在的对于血缘的重视,通过封建社会政权确认的家族制形态全面地植入到传统村落之中。因此,传统村落是集生产、生活、社会组织于一体的,同时隐藏着血缘关系这一所谓原始形态的特殊空间。其中,农耕及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是中国传统村落得到成熟和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而它建构的最主要的文化深层基因是当下包括城市建筑中依然盛行的堪舆知识体系。所以,当我们强调传统的农耕包括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衰落了,似乎我们的传统村落就必然会衰落一样,这种思维是基于生产方式是传统村落建构的唯一的前置条件的逻辑基础之上的,但事实上,传统村落并不仅仅基于生产方式而存在。我们传统村落在当下的衰落,大都是源于城市文化兴旺,工业化生产方式主流形态转型而造成的。一旦我们的生产方式转型完成,传统村落与城市甚或是城市与村落特殊形态(包括城中村)等二元或多元结构形成并立,那么,传统村落也就开始了一种新的发展,一种与城市有着不同功能和新时期生产生活需要定位的新的发展。转型时期的传统村落是被现代工业抛弃的农耕生产方式的典型,同时,也是被城市建筑建构冲击和同化的一种边缘地带,更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一种阻滞现代化的标杆,它所承受的多重冲击和压力是非常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给全国各地的传统村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改变,保护和保留保存传统村落已经成为一种从学者到政府的共识,但唯独在村民中没有太多的反响,他们甚至试图彻底地改变或改造传统村落,变得跟城市一样。原因是什么?就是文化。当我们把城市文化,把西方文化作为主流进行宣扬而把乡村文化,包括村落和村落文化当作一种非主流,甚至是封建、落后的代名词时,抛弃这种传统村落,建设一个新的村落,就成为受主流文化影响村民的追求和目标,当然也可能是政府或者城市精英的追求和目标。因此,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政府的传统村落改造毁坏了传统村落,也在于我们大家没有传导一种文化自信:让村民相信自己的村落不仅承载了传统的农耕文化生产方式,也能承载现代的生产方式,因为,生产方式的转型可以在传统村落空间与现实生长的一些特殊建构的空间中共生共存。


四、重启文化:

传统村落最好的可持续发展的保护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一个传统村落就是养育一方百姓的居住空间和精神家园,是建筑与文化的结合,正是有了文化,它才具有灵魂,也才具有生命力。当下在整体社会转型期,我们把传统文化在村落的发展中割裂了或丢弃了,于是它就失去了生命力,因为原来根植于传统村落中的文化,我们不仅批判它,而且还在全面地舍弃,这才是传统村落保护中最根本的问题。


笔者不反对旅游、民宿对于传统村落保护中的介入,但不认为这些方式是万能的灵丹妙药。甚至,这种保护方式本身可能带来的对于传统村落的伤害要远远大于保护所带来的收益。在现实实践中,美好的愿望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并不在少数。因此,重启文化,让传统村落重新植入与当下社会相一致的文化内涵,才是使传统村落重新焕发生命力的最重要的钥匙。


第一,让传统村落与城市在功能上进行重新定位,使肉归肉,血归血。当下的传统村落保护或建设,非常不靠谱的,就是城乡不分,要让村落中的过上城市市民般的生活,愿望是好的。但一个社会,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社会,分工如此不明确,是大忌。哪怕是传统村落,其实它与城市的远近不同,也承载着不同的功能。我们需要的是差异化的村落和城市,但现在这种差异化却在一些不懂或不太懂民生和乡村文化的设计师当中,彻底断送。从前的千城一面,在今天的乡村,尤其是新的乡村建筑中开始出现,这就是千村一面。村落的城市化,使传统村落彻底失去了自我传承或再生的功能,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第二,转型完成后的传统村落必须要建立起自己新的业态。本质上说,村落就是村落,除非它被改造融入了城市之中,否则,村落的那些独特的生产功能和与之相配套的生活功能,当然还包括为之而设计的居住和使用功能,都应该得到整体的建构。村落就是村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表达,必须要有自己的业态和特色。比如传统村落中拥有的一些中国特色的东西,需要得到保留和传承,如家庭中养鸡、养鸭、养鹅、养猪,甚至一些特别的地方养耕牛和一些种植的蔬果等,现在村落建筑中的功能性内容,完全丧失,甚至有些地方还采取强制措施制止。地方上不让农民养鸡,建了多层楼房的农民把鸡养到了楼顶,目的是为了防止联防队员的检查,结果,养在楼顶的鸡,就是不生蛋,村民意见很大,但得不到有关部门的响应。如果村落中没有鸡鸭什么的,闻不到鸡鸣犬吠,显然也是不正常的。


第三,伦序文化的重建。传统村落中最重的是人情和伦序纲常。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专业、工作、职业而形成的,同事、上下级等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而传统村落中最重要的是源于天生而来的邻里、宗亲,甚至是血缘关系。一个家族中的辈分排序,就可以让村落社会建立起不可动摇的人与人的独特关系。这种关系表述,目前除了宗祠之外,在家族内部已经瓦解,其中通过大屋的建构或通过家庭居室的建构而完成的伦序关系,也基本上被解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政治关系、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利益关系,显然是不够的。而缺乏长幼尊卑,缺乏人伦差序格局的村落,是一个不完整的村落,是一个缺乏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灵魂的村落。一段时间来我们确实把它破坏了,带来多种不良后果,现在是到了进行恢复的时候了。


第四,让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的知识体系在村落中得到恢复。历史上除了皇陵、城市的选址等之外,传统村落对于风水等知识体系是影响最为深刻的,实践过程所得到的印证是深入人心的,大量的这类故事传说,在村落中成为人们励志或向善的重要依据。但这些传说故事,有的完全退出了人们的生活视野,哪怕这些故事还在传承,也处于尴尬的或小心翼翼之中。村落中的村民对于任何一个与自己村落某些所谓风水等传统知识体系相关的联系,都讳莫如深,公开场合不敢宣扬,最后还用科学的名义进行批判和压制,从而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信仰和信任,当然也就失去了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所以,除了对党和国家持否定的东西之外,应该允许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当然也可能容带一些目前不确定的文化)在传统村落中相对自由的生长,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让其恢复,甚至鼓励其恢复,如乡贤文化、宗族文化、新的乡规民约文化、孝道文化、传统信仰和民俗文化等。唯有这样,文化的多样性或文化差异性,才能不断生长,传统村落与城市文化的边际效应才会重新显现。


第五,政府引导传统村落在建筑方面的改造,必须具有传统的根和灵魂。传统村落中现代城市人进入后最大的不适就是一些新建的钢筋水泥建筑,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特色,有城市中的影子,但却缺乏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灵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不是太清楚,是否是设计师或干脆是农民自己的模仿,或者是有些建筑方面的标准我们有着西方式的强制标准或要求?当然还可能有着规划部门、土地管理部门的单一标准或规定,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改变,没有适应农村传统需要的新的规定和标准,那么,所谓的新的保护观念,实际上也无法落地和生根。传统村落中的建筑是传统村落华丽的外表,但同时它也是传统村落承载我们文化和灵魂的空间,如何让这些既是生存空间,也是灵魂或文化寄宿空间的建筑具有传统又融入现代,是必须小心谨慎对待的问题。


第六,引导产业转型,让传统村落自由发展。当下社会和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和专家需要帮助村落完成由农耕包括游牧、渔猎等村落向工业化或我们称之为现代社会转变,而不是直接地改造他们的生活方式,此点必须小心谨慎。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引导传统村落根据自身的传统和环境以及资源等前置条件,完成产业的升级或转型,尔后由传统村落根据自身的情况自由地生长。我们知道,传统村落的生活方式是千百年来不断积累和传承的结果,政府和专家学者最好的方式就是顺其自然地引导,让他们过符合自己方式的生活,传统建筑的房屋进行改造时(主要是指内部或外部的加固)政府可以从资金和技术上提供支持,他们的信仰和表达,不要去干涉(比如放鞭炮、烧利市锡箔等)等等,假以时日,传统文化会得到重建,新的文化内容或模式会得到生长,适应现代化的传统村落会焕发生机。



传统村落是中国人的传统村落,也是传统村落中生活着人的传统村落。换句话说,乡村是中国人的乡村,更是乡村人的乡村。当下,太多的城市精英进入乡村并参与保护看上去是一件好事,但可能也是一件非常坏的事。中国的传统村落,原本就不是城市精英设计建造的,它是在适应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自由生长而成的。现在可以适用同样的道理:将传统村落还给传统村落中的人,让居住于其间的人自由生长。当他们随顺自然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之后,传统村落应该会通过自己的方式重新生长,只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护一些传统村落原来的文化,让他们可以在今后的发展中,有着更多的选择。所以,现在重要的是重启文化传统,重建文化自信,还传统村落文化一方自由的天空。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去,详参原刊)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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