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给予了文化遗产一个新的自我展演和表现的新空间，从线下到线上，传统文化经历了生存和表达空间的巨大转换。在新的空间中，基于文化自我展演的视频文本增加了民族文化呈现的观赏性、真实性和互动性。与此同时，流量变现激励下的平台生态也磨合出一套文化传承的新机制，刺激了文化持有者的传承意愿，客观上激活了民族文化的生命力。然而在网络空间中呈现的民族文化与具体的时空解绑会导致文化意义缺失，这也是文化传承中需要注意的新问题。

快手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演空间；民族文化传承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出现过这么集中的影像、这么密集的视觉信息。在现今将眼目作为最重要的感觉器官的文明中，当各类社会集体尝试用文化感知和回忆进行自我认同的时刻，图像已经掌握了其间的决定性“钥匙”。它不仅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符号追踪，而且成为亿万人形成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

图像霸权垄断下的文化场景通过繁复多变的影像方式和借助技术的脱域场面占据人们的闲暇时间，影响和塑造个体的文化观念和社交行为，不仅为创造认同性提供了种种材料，同时也促进了一种基于图像和场景的日常生活结构的形成。巴拉兹在学术界首次提出“视觉文化”的概念，用来指通过可见的形象来表达、理解和解释事物的文化形态。他通过这一概念串联了原始文化中的以身体装饰、舞蹈与图腾崇拜为表征的文化系统，近代西方视觉艺术中的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系统，以及当代以影像技术为主要信息传达方式的摄影、电影电视和今天的网络视频文化样态。巴拉兹的这一概念的学术生命力在今天的视频时代依旧旺盛，今天的中国文化变成了一种通过视觉感知，旨在生产快感和意义的视像文化形态。

当然此种文化的出现与今天人们广泛接触和使用的媒介有巨大的关联，一种文化的独特性与媒介性质的独特性互为关照，生成了一种文化的自我定义现象。以往文化的整体性呈现通常是由人类学家这一外部性的群体完成，并借助民族志这样的媒介实现。而当下的网络时代，媒介的可获得性门槛已经相当低，记录文化、展示文化已经不再是由人类学家借助民族志这一单一的方式才能完成。地方文化的持有者完全可以在掌握了媒介使用的技巧后自我记录、自我展示。

当通过媒介呈现和理解文化这种应用实践开始成为社会之中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之时，当此种媒介技术变得越来越成熟时，这也就必将带来民族志书写的基于网络技术和视频呈现的一场新革命。换言之，在一种视频民族志的基础上，人类学对于民众生活的文化存在的动态性、集体呈现性把握成了一种根本，我们也必将要去面临“液态社会”中的文化动态呈现和转变，理解文化的自我展演和调试。因此，理解文化便是透过将拼接的视频碎片作为线索，去解开与之相连带的全部文化的意义所在，即赵旭东教授提倡的“线索民族志”。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书写在此意义上将面临巨变。

为此本文先交代此次线上田野调查的基本情况和必要的知识背景，进而详述“快手非遗”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文化的空间转向以及其中涉及的叙事重构。最后将着重分析中国当下互联网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传承中的文化创造以及文化变现，试图从学理上审视此种文化传承路线的进路，并对其做出回应。

从线下到线上，传统文化经历了生存和表达空间的巨大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不仅文化承载的媒介发生了变化，文化的观者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将传统文化从以往的乡土空间推到了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数以亿计的观者可以通过点赞和评论的形式表达各自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和“审美”。个人用户自发拍摄的作品与官方媒体出品的作品相比反映出一种更加具有“真实性”的共识，然而这种共识一定程度上是与以往主流作品及话语“代表”有反差的。个人用户拍摄的视频体现出一种“去中介化”的语境，反映出一种“文化自制”的意义。

基于上述的文化线索，人关于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最终会落脚到一个一个被文化持有者拍摄的视频中，视频的形式及其内容会引导我们思考网络时代文化的逻辑以及内部的勾连。为此笔者遵循卡斯特提出摆脱既有的对于物理空间的田野作业的束缚，从网络民族志中寻求研究的突破。此次研究将重点放在快手平台上集中呈现的和民族文化相关的视频内容上，笔者选择了该平台上85后唢呐演奏家陈力宝视频内容作为讨论的对象。之所以选择他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考虑到笔者之前对陈力宝以及唢呐文化没有任何的调查基础，快手平台上的关于此内容的文化展示的视频对笔者的文化震撼和冲击与一般观者没有太大的差异，研究的结论也更具有一般意义。同时也由于此种依托短视频的形式进行文化展演以及传承创新代表了当下非遗保护传承的一种新生态，本研究也会对当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开辟一条新的思路。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何笔者会选择快手平台而非抖音或者其他平台，主要原因是笔者在近几年中发现快手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的市场份额更大，村民更加愿意安装快手APP在自己的手机上。根据《快手＆抖音用户研究报告》显示，从用户分布区域来看，快手用户位于一线城市的比例显著低于抖音，一线城市用户占比为9.5%，一二线城市用户合计占比38.8%，三四线城市用户合计占比高达61.2%，其“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收获了大量三四线城市人群；而抖音一线城市用户占比为11.4%，一二线城市用户合计占比达到45.3%，较快手高出6.5个百分点。报告中还提到短视频用户对快手的认知更侧重在有趣和接地气这两个标签。而对于抖音则更突出的认知是“有趣、很酷很潮和年轻”。对比本文想要考察的民族文化，“接地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景标签，用户会更加集中地在快手平台上呈现此主题的内容，类型化也就更加明显。

2019平均每３秒就诞生一条关于“非遗”的视频；过去一年里，快手累计出现1164万条“非遗”视频内容，获得超过250亿次播放量和5亿次点赞。这些非遗内容丰富多样，在视频发布数量前十名的“非遗”内容里，仅秦腔就有94万多条，秧歌79万多条，面人52万多条，豫剧43万多条，还有火把节、庙会、竹马、象棋、晋剧和玉雕等内容。

作为传统民众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遗产”其实是乡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部分，其传承和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乡民日常生活的民俗文化遭遇到了都市化、全球化的空间转场后，流动性所带来的现代性后果却使遗产和文化日渐式微，这也是中国社会在经历从地域社会向移民社会转变中的文化断裂。“乡村－都市”“传统－现代”的二元结构让文化遗产的生存语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乡村快速的现代化、都市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外流使得这些原本根植于乡土的文化遗产成了无源之水。文化展演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介才能够实现，当下物质文化的展演根据借助媒介的类型大体可以分为内生媒介和外部媒介两大类。内生性媒介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传统乡村的地方性节日庆典、村落中婚丧嫁娶的重要场合和空间。而外部媒介主要以广播、电视、传统网络媒体等大众媒介为典型。然而文化遗产的展演无论是通过哪一类进行表达，都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首先，基于有限空间的内生性媒介，文化遗产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的乡村展演中已经越发式微。当我们进入今天的乡村，试图从仅存的地方节日和庆典中窥视民俗文化生存的现状时会发现，民俗文化的商业化、低俗化、娱乐化趋势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目前的文化传播现状似乎带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来自民间、乡村边寨的原生态文化如果不能融入城市文化工业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之中，其命运只能是逐渐消亡。而原生态文化或民间文艺如果要想发扬光大，在商业资本的运作模式之下，其纯粹的原生态的元素必将服从市场的需求，这样，民俗文化将在市场的运作下摇身变成都市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民俗文化根植于生活，而当都市化的进程将传统村落的日常生活全面接管，村民的生境发生改变的时候，民俗文化展演的空间也随即发生了改变。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的结合虽然可以扩大传播面，例如更多的民间艺人可以进行商业的走穴和表演，这无形中也增加了民俗文化的曝光度，但展演过程中文化要素的折损就是必须要面临的实际问题。

近年来，关于文化遗产的参与式保护与开发问题被广泛谈及，这似乎成为一种传统文化内生性表达的方式。通过社区营造的参与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活化”，作为非遗承载的社区、群体和个人在发展过程中要成为主动参与者，让每个村民因此受益，从而对自己的文化有自觉、有认知、有尊重，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活化他们自己的文化。参与式的活化保护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表达和传承，村民以自己为尺度评价自己的文化价值，用本地人的思想表达方式向外界输出文化思想，用基于活化的生活语境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此实现文化自觉。

其次，基于广播、电视以及传统互联网媒体的文化遗产展示体现出了一种结构性的失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媒事业发展突飞猛进，广播电视信号已经基本覆盖了中国的全部人口，即便是最偏远的少数民族村寨也都有卫星信号。但是总体上看广播媒体中的内容对于中国的广大乡村来说依然是文化上的他者。广播媒体上所展示的内容大多围绕城市发展和都市文化，对乡村的提及不多，同时在广播媒体中乡村被刻板地呈现为“被观看的他者”。这是一种基于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性思维的产物，因此当前的大众传播之于乡村可谓是一种相关度不高的“他”媒介。大众传媒看似“大众”，实际其所提供的话语权和主动性对于乡村民众来说仍旧是水中花、镜中月，他们依旧摆脱不了被“记录”的命运，其自我表达、自我发生的空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为数不多的对于乡村图景以及文化遗产的描述也都是模式化和类型化的，主要的话语表述基本为“传统”“抢救”“式微”等主题。“在信息分配、享有上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二元社会的差别，它最终造成城市相对于农村的政治特权，城市人相对于农村人的话语霸权，以及城市文化相对于农村文化的文化霸权。这三个相对落差导致在城市和农村阶层间出现的巨大裂痕变得无法避免。”

英国传播学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一个物质的媒介已经包含了一套社会价值、观念。技术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生态和文化的一部分，互联网开始重新构建社会文化的新秩序。以快手为代表的现象级短视频平台在极短的时间内下沉至中国的二线城市以下，用简单易上手的技术形态，辅助更加普惠的算法推荐在短短几年就网罗了中国数以亿计的被忽视的大多数人。这些平凡的大多数人用快手记录着自己的生活，展示着生活中的文化。当以往生活中的文化遗产借助短视频的形式离开自然情景，被放置到新的数码空间中时，会激发出更多的人基于文化震撼去观看，会收获更多的点赞和打赏，一种新的基于平台流量变现的文化传承方式正在快手平台上悄然兴起。

本研究并没有采用快手平台上的多样本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方法，而是单独选择了一个典型用户进行“深描”，这和笔者近年在互联网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反思有关系。互联网时代人类学田野的边界不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一个需要人类学家主动地、有意识地与调查对象共同建构一个网络空间（Space of Networks），这个空间是差异化的。因此网络民族志的人类学家可能无法期待借助以往田野的经验和方法认识网络中的一个人就能够同所有人熟识。甚至他（她）可能无法通过基本的田野观察获得对整体的了解。因此线索民族志成为一种可能性的策略，线索民族志的核心在于线索的展示以及就这线索所展示出来的意义的不断解读，并在这些背后能够切实望见这个线索与整个文明之间有机性的连带关系。由此内部统一而又区别于他者的文化整体，小而复杂的群体或者有限的网络社区成了网络研究的重要田野点，“具体而微”的研究成为网络人类学的研究主流。然而这并不妨碍人类学家们在有限的田野中获得更加整体的认知和文化深描。本研究的田野调查策略就是通过一个快手用户样本的深描展示其所具有的线索意义，进而阐释该线索与整体文化之间有机性的连带关系。

本文关注的对象陈力宝出生在河北唐山的一个小山村，唢呐是他儿时生活的一个重要记忆。据他介绍：“小时候，村里每逢红白喜事都会吹唢呐，耳濡目染之下，我也喜欢上了唢呐。”父亲见他有天分，就请了天津音乐学院的老师给他进行专业的指导。高中毕业后，陈力宝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随后进入中央民族乐团工作。大家可能对陈力宝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如果看过《百鸟朝凤》这部电影，并且对电影里的唢呐曲《百鸟朝凤》有印象的话，那陈力宝这个名字就会让你印象深刻，他就是这个唢呐曲的真实演奏者。

陈力宝说他第一次接触快手是非常偶然的。2019年他的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民间艺人吹唢呐的视频给他，视频中的人叫郑庆义，演奏水平很高，是一个快手主播。陈力宝所在的乐团每年都需要下乡采风，寻找民间高水平的唢呐艺人，学习民间传统的文化和技艺，当陈力宝看到郑庆义的演奏视频时被深深吸引了，为了能够多看些这个人的视频，他便下载了快手APP。

由于快手技术算法的推荐，陈力宝很快就在平台上发现了更多唢呐民间艺人，他们来自内蒙古、河南、甘肃和陕西等地，平台的力量让他开始更加容易和集中地结识这些人并同其建立联系。陈力宝说他在快手上结识的人有好几个水平很高，比如山西的卫明有、河南的文老五、内蒙古的宋小红、甘肃的马自刚等。这些人和陈力宝一样有着对唢呐的热爱之情，他们每逢当地红白喜事、庙会节庆等活动，就会支起手机直播自己的演奏表演。陈力宝通过这些人的直播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丰富的民间唢呐文化以及了解不同地域的曲艺特点。

快手让更多的民间宝藏艺人被看见，让民族文化有了一个更加集中展示的平台。以唢呐为例，每个地方的唢呐演奏都各有其特色，尽管2006年河南省沁阳市申报的唢呐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民间艺人没有被评选为非遗传承人，他们用各种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截至2020年6月19日，陈力宝的快手粉丝总数为45.1万，根据快手研究院提供的后台数据，粉丝中男性占比达到86.20％，女性比例为13.66％，未知性别者（注册时并未填写）为0.14％。可能是因为唢呐演奏者通常为男性，因此关注陈力宝视频的粉丝多为男性。另外对这些粉丝年龄进行梳理，百分比从高到低依次为31－40岁占41.55％，24－30岁占27.36％，41－49岁占13.22％，大于50岁占9.41％，18－23岁占6.37％，12－17岁占1.81％，未知年龄占0.26％。从关注账号的粉丝年龄分布能够看出对于唢呐文化的热衷群体是24－40岁的中青年，占比达到了近七成。这个数据虽然不能完全说明这些人就是未来文化传播和传承的主体，但是从总体的年龄分布来看，4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占据了近八成的比例。在典型的“后喻时代”利用年轻人易于接受的技术传播和传承传统文化似乎比以往单向度地奋力呼喊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保护要更加有效且直接。并且由于快手本身的技术普惠，从粉丝的地区分布来看也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大城市集中效应。陈力宝的粉丝地区分布前五名分别为榆林市（5.25％），呼和浩特市（5.09％），唐山市（4.11％），忻州市（4.04％），乌兰察布（2.85％）。粉丝地区的下沉给了传统文化传播和传承更加多元化和根植性的空间。

陈力宝在快手平台共计发布作品216条（截至2020年7月），本研究利用质性分析软件对视频的主题内容以及网友的点赞数进行排序归类，同时对所有网友针对每一条视频的评论进行了词频的统计分析，说明如下：在陈力宝视频点赞排序前十名的主题内容中，“陈力宝演奏唢呐”（第一名，点赞数246252次）、“大家喜欢的百鸟朝凤，与杨老先生即兴演奏”（第二名，点赞数63555次）、“带您重温我与谭晶合作的《九儿》希望更多的人听到唢呐、喜欢唢呐！请您双击666”（第三名，点赞数58382次）分别位居前三名，累计点赞近四十万次。对于类似快手这样的短视频平台，粉丝或者观看者的点赞是一种积极的网络行为，平台算法会主动捕捉这一动态的行为动作，并根据行为者的静态网络肖像进行综合分析，并以个体为单位进行更加精准的内容匹配和推送。因此不难想象这些曾经多次浏览、单次视频浏览时间较长甚至积极点赞和留言的用户会被精准地推送更多陈力宝老师以及相关作者的类似与“非遗”“唢呐”“百鸟朝凤”等标签相关的视频内容，强化观者对于此类文化的认知。

视频非遗的另一个明显的优势是其贴近年轻人的社交习惯的互动方式，在对陈力宝发布的视频评论词频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排名在前十名的主题词分别是“玫瑰（表情包）”（词频984次）、“爱心（表情包）”（词频905次）、“陈老师”（词频297次）、“老师”（词频485次）、“笑（表情包）”（词频167次）、“百鸟朝凤”（词频254次）、“好听”（词频167次）、“乐器”（词频122次）、“牛”（词频74次）、“厉害”（词频141次）。以快手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给了民间艺人一个更加便捷的传播途径，碎片多元的表达形式让内容生产不再限于时空的约束，那些原来在乡村默默无闻的文化人通过质朴的文化展演迅速成了被追捧和关注的网红。从陈力宝的视频评论词频可以看出，“玫瑰”“爱心”代表的虚拟馈赠让这些乡村文化人所展示的手艺得到了认可，“好听”“牛”这样简单直接的表达和互动也给了他们更多的文化自信。

人类学意义的民族志无论是透过语言文字还是图像视频都是用来记录的手段和媒介，其目的都是为了达成理解和沟通。民族志是人们对于生活及其文化理解的一种表达方式，根本在于用“看见”去感受。以往对于异文化的理解是借助人类学家的眼睛去观察和体会，今天的“看见”更多的则是各种各样的视频记录技术借助拍摄人的眼睛所看到的。以快手为代表的视频记录方式给人类学带来了一种从书写语言到虚拟图像呈现的表达革命。之所以短视频的形式与民俗文化的融合呈现如此欣欣向荣的景象，归结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视频呈现和网络直播的临场感。所有的民俗文化都是基于在地性和日常性的，以往的记录无论是文本形式还是视频形式都在加工的过程中抽离和烘干了生活的情景感和鲜活的时空质感。而快手视频的呈现具有较强的真实感和临场感。陈力宝说他在快手上展示的唢呐视频都是最真实的临场演奏，他曾经在视频中展示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及美国肯尼迪剧院、国家大剧院等地的唢呐演奏，他希望能够让粉丝听听在专业剧院里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而且这些演奏也因为其真实性和临场感，受到了粉丝“老铁们”的欢迎和点赞。

第二，视频拍摄的主体性。以往的关于民间文化或文化遗产的拍摄往往是专业的技术团队或者研究专家以第三者的视角进行的记录。而快手的视频或直播更多的是文化持有者自己对于文化的自我展示，这种视角体现了记录者的主位理解更加符合研究的伦理价值。陈力宝说因为自己拍摄的视频比起所谓的专家更加接地气，具有更强的文化链接的功能，更加能够原汁原味地呈现唢呐的文化魅力，所以每次直播都吸引了大量的粉丝观看、互动。

第三，网络互动和直播的生活化。相比文字、图片，视频和直播具有天然的社交亲和性，它能够创造出一种更深的交互体验和参与感。陈力宝对2017年12月的第一次直播念念不忘，他用“有意思”来形容第一次的经历。之所以这样说，他说自己是在农村长大的，但在北京待了将近二十年。在快手，很多的粉丝、老乡会和他聊天，问他小时候学唢呐的一些经历。甚至还有人问：“老师，你有没有下过地？有没有坐过三轮车？”这些互动都唤起了他童年时的很多记忆。另外这种互动和交往也深化了陈力宝自身对于唢呐文化的理解以及对于当下文化传承的思考。他说直播时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老师，我年纪大了能不能学唢呐？”“小孩子能不能学唢呐？”陈力宝说，在他看来唢呐不仅仅是一件乐器，一种文化，它在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的含义。就算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到了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他的童年经历仍然会让他对唢呐有不同的感触。他告诉所有的粉丝，任何人都可以学唢呐，只要喜欢，唢呐面前，人人平等。

第四，适当算法带来的文化集中呈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算法已经成为日常网络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同的平台会根据各自的目标对象以及平台调性植入不同的算法。快手适当的“普惠制”算法摒弃了主流的以排行榜、头部用户流量倾斜的设置，在注意力分配上让更多的普通人得到关注。将作为资源和能量的注意力像阳光一样普照到更多人身上是快手技术背后的价值思路，这样的价值理念无意中就催生了文化遗产自我展演的一种替代性媒介。陈力宝自己对这样的技术普惠深有感触，他说每个地方的唢呐演奏都各有特色，并不是专业演奏者演奏水平就一定比民间的要高。之前他们乐团会定期去地方采风、学习，文化部的相关人员会给他介绍一些非遗传承人。他说唢呐的非遗传承人并不多，他们在中国唢呐界都已经很有名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和他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虽然没有被列入非遗传承人，却依然在角落里发出自己的声音。

利用快手的算法推荐，陈力宝发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遍布全国各地，通过快手他们成了好朋友。他说前一段时间自己还被快手上的一个朋友邀请到了陕西定襄的一个村子的庙会去表演，学习了他们的演奏方式。他说如果没有快手，他不会有机会认识这些人。

个体化、平台化媒介给民俗文化和遗产带来了一个新的展演平台，也给文化传播创造了新的契机。然而对于文化的持有者来说，经济回报和收入的提高则是文化得以传承创新的最根本动力，而快手平台的流量变现提供了这样的动力机制。

陈力宝坦言最初接触快手并开始直播并不是因为可以靠流量变现赚钱，毕竟自己公职在身，起初他还是有顾虑的。然而变现的确是持续推动民间文化平台化展示的核心动力。陈力宝说自己通过《百鸟朝凤》被大家熟识，而这部电影正是探讨怎么传承民间传统，怎么传承人的信仰。他认为“改变”是传承的必要条件。现实中他仅有二十几个学生，但是在快手上，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累计教授了上万名学员。他说最开始很多艺校的学生给他发私信，问他什么时候直播，能不能解答一些技巧，他说会用手机将这些问题记录下来，直播时为他们讲解。这种互动很有意义，而传统面对面的“口传心授”影响范围不会有现在这么广。

2019年陈力宝的快手课堂正式上线，所有的课程都是直播的形式，每节课时长约一个半小时，他会提前选定一个主题，写好大纲，例如学习唢呐中常遇到的问题，哪些技巧是难点等。刚开始办线上课程时，陈力宝的唢呐课程收费标准是每小时50元或者100元，但是后来他将课程全部调整为9元每节。他说直播课多几万块的收入对他来说意义不大，但是对于部分唢呐爱好者来说几十元可能是很大的负担。他说自己也是农民出身，自己的父母现在依旧在农村，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均等地得到学习唢呐的机会。

截至2019年8月，陈力宝的“非遗课程”共有12506人购买，其中有3219人购买过唢呐零基础速学特惠课程。他觉得公开课提升了他对于文化遗产传承的信心。他说现在的学员年纪最大的73岁，最小的7岁，他们都很好学，他也很愿意指导他们。他说有一个50多岁的学员，之前的生活就是钓鱼打牌，因为看了自己的唢呐表演入了迷，现在每天在家里的地下室练习吹唢呐，还在直播间和自己连麦。甚至还有一些百万粉丝的学生，开直播都有一万多的人观看，人气很高，收入也很可观。他认为快手拯救了唢呐文化，让更多人认识到了文化遗产可以有更有意思的玩法，可以更好地传承。当然也因为快手平台让那些原本默默无闻的民间艺人有了更加稳定和体面的收入，同时也提升了对于文化的自豪和自信。

然而短视频和直播对于非遗的记录和保存也存在特定的局限，例如由于文化事项的展演空间由线下搬到了线上，使得空间出现窄化的趋势。某些基于特定的节日和场合的仪式会因为与具体的时空解绑出现意义缺失的问题，让仪式成为一种自由度相对宽松的表演，仪式感被消解了。另外如陈力宝所说，唢呐的演奏是有具体的场合和空间的，然而单纯的视频录制和直播会让唢呐的演奏出现脱域的问题，使唢呐文化中重要的情境性部分被忽视，唢呐表演单纯成了表演者的炫技。因此为了弥补这一问题，他主张视频的呈现还是尽量选择在一个具体的文化空间中展开，以避免文化场景的缺失带来的问题。同时，在视频录制和直播过程中由于缺乏现场的观者，表演者和观者很难构成一个真实的互动空间，表演者不太清楚现场观众的感受和互动。以往表演者在表演的过程中会根据现场观众的情绪反馈及时调整表演的状态甚至内容以获得最好的视觉呈现。快手上的观众都隐藏在屏幕后面，表演者相当于对着空气进行表演，在临场互动几乎为零的情境下表演没有那么“带劲儿”了。当然此种互动一旦形成新的模式，就会对原有的文化事项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例如表演可能变得更加注重连续性和可观赏性，而互动的缺失就会让文化的临场感变得越来越弱，流变的空间不大。

刘魁立先生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新技术传播非遗文化是在当代更好传承非遗的必要条件。“过去我们靠语言、文字，后来靠照片、摄像，而今我们可以通过更新的技术调动一切资源，加强传承和传播的力度。传承和传播是非遗保护的两个翅膀，有了两个翅膀才能飞得高、飞得远。”以快手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在应用之初并不是为了民俗文化的传播和传承而设计的，但它却给予了文化遗产一个新的自我展演和表现的新空间，给了文化遗产在互联网时代链接都市文化和青年一代的可能。虽然对于快手非遗的文化现象会有各种质疑，我们也不可否认平台上依旧还存在着各种以吸引眼球、博取流量为目的生产的迎合消费主义的劣质内容，但是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民俗文化持有者主动运用影响符号进行创作、传播，甚至主动地传承，试图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塑造“新遗产”的形象及社会认知。梁漱溟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是中国文化的根。他主张“创新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在互联网时代不应该仅仅存活在实体的乡村空间中，更加应该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呈现在更加多元化的空间中。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借助互联网的便利打破时空的界限，建构一套新的话语空间和象征性的文化空间。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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