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诗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是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主题、情节等方面的某些相似性特征，勇士故事与英雄史诗有时候难以区分，但勇士故事是有别于英雄史诗而独立存在的文类，这一点毋庸置疑。文章基于田野调查和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进一步阐述了勇士故事与英雄史诗的联系与区别，并在对家庭斗争型史诗这一特殊类型史诗的形成问题进行多方面考证的基础上，再次强调家庭斗争型史诗是在同样内容的勇士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观点。

勇士故事；家庭斗争型英雄史诗；

主题；情节

在2001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室的邀请，笔者和郎樱承担了撰写中国各民族史诗发展史的课题，本人负责撰写《蒙古英雄史诗发展史》。当时研究蒙古英雄史诗的中外学者众多，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分析和研究，出版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若干专著。但是当时还没有人将中、蒙、俄三国境内的全部（约六百部）蒙古英雄史诗作为一个整体，探寻其产生、发展进程及规律。笔者经过认真研究，把从古至今的蒙古英雄史诗分为三大体系、三大类型和三个产生发展阶段，并按发展顺序将蒙古英雄史诗分为抢婚型史诗、考验婚型史诗、勇士与恶魔或敌人斗争型史诗、婚事斗争加征战型史诗、两次征战型史诗和家庭斗争型英雄史诗等十多个种类，并分别进行分析研究。这些史诗类型的名称是笔者率先归纳提出的，其中有的名称、有的分析不一定恰当，欢迎批评和指正。

本文拟就“家庭斗争型英雄史诗”的形成问题，同乌日古木勒进行探讨。乌日古木勒承认“家庭斗争型英雄史诗”这一名称，但是不赞同笔者对这类史诗形成的论述。2018年11月，她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丝绸之路传统文化国际学术年会”上谈到：她不认为蒙古族家庭斗争型史诗是在家庭斗争型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很可能是史诗传统衰弱后，家庭斗争型史诗变成了同类内容的民间故事。”她进而强调：“反映家庭内部矛盾斗争的题材，是真正原始史诗主要题材之一。”而笔者在一系列著述中都谈到勇士故事（或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的关系，指出了先有勇士故事，后来这种故事变成韵文体之后成为英雄史诗。这个观点，是经过较长时间酝酿而形成的。

1962年6月至8月，笔者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巴尔虎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首先看到了几篇勇士故事。1978年和1981年，在新疆调研时又采录了一批此类民间故事。后来，将这些民间故事与旦布尔加甫于1985年在和布克赛尔县记录的民间故事编在一起，出版了蒙古族民间故事集《吉如嘎岱莫尔根》。就在这本故事集的“序言”中，笔者论析了勇士故事与英雄史诗的关系问题：“过去看到几篇勇士故事，但难以区分，它们原来就是民间故事呢，还是由英雄史诗演变而成的呢？本书收录的《哈利亚莫尔根》《和格岱莫尔根》《吉如嘎岱莫尔根》《骑和布拉尔马的和日也岱莫尔根》和《黑比斯陶尔根苏德尔》等勇士故事，恰好证明它们是独立存在的作品。这种勇士故事普遍流传于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即撒拉、裕固、土、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和赫哲等民族人民中，这些作品都有助于探讨蒙古英雄史诗的起源问题。”

随后，在1988年于海拉尔市举行的“阿尔泰语系民族叙事文学与萨满文化”会议上，笔者作了主题发言，题为《关于阿尔泰语系民族英雄史诗和勇士故事的共性》。笔者在发言中指出：如今阿尔泰语系民族已经发展成为五十多个民族，总人口约有一亿左右，中国有十七个阿尔泰语系的民族。这些民族中流传着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英雄史诗，阿尔泰语系民族具有共同的叙事文学传统。如果英雄史诗仅仅流传于突厥语族人民和蒙古语族人民中的话，勇士故事在包括满—通古斯语族在内的整个阿尔泰语系人民中普遍流传，而且这些勇士故事的内容与英雄史诗相近和相似。

此后，笔者在几部著作中又指出，勇士故事与英雄史诗难以区别，有些民间故事变成韵文体之后，被认为是英雄史诗而出版的现象不少，如在蒙古族人民中以书面形式流传的外国故事《阿尔达希迪汗和阿玛嘎希迪汗》，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变成了两种形式的口头异文：其一是沙格达尔·达瓦演唱，由陶克涛胡、拉斯格玛记录的英雄史诗；其二是色斯楞讲述，由朋斯克旺吉拉记录的民间故事《萨楚来莫日根汗》。

与此相反，有的英雄史诗变成散文体之后，被当作民间故事发表。呼伦贝尔布里亚特人策德布讲述，道·乌兰夫记录的《阿拉坦沙盖夫》就是如此。这是在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共和国流传的英雄史诗《阿拉坦沙盖》的散文体异文，著名学者扎木萨拉诺和沙尔克什诺娃先后记录出版过两次。此外，还有青海蒙古族口头文学作品《道利精海巴托尔》，以三四种形式流传，既有海西州的苏赫演唱，才仁巴力整理出版的韵文体英雄史诗；也有海西州的伊赫德夫讲述，才仁顿都布整理出版的短小散文体故事《征服七方敌人的道利精海巴托尔》；还有肃北县扎吉娅老人演唱，斯·窦步青整理出版的韵散结合体的《道利精海巴托尔》。目前存在上述三种情况，但原先应该是哪一种呢？

我们不妨再看一看俄罗斯著名蒙古学家、蒙古英雄史诗学家谢·尤·涅克留多夫对蒙古勇士故事和英雄史诗关系的观点。他在《蒙古人民的史诗和民间文学的联系问题》一文中论述道：蒙古语族人民和突厥语族人民都有英雄史诗，通古斯-满洲语族人民则没有英雄史诗，但他们有勇士故事。勇士故事与英雄史诗的内容相似，其中都有英雄婚礼、勇士与恶魔或敌对势力的征战。由此他认为，勇士故事的产生早于英雄史诗，当勇士故事产生的时代，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共同居住在南贝加尔湖附近。可是到英雄史诗产生的时候，满—通古斯语族人民已经离开了共同地域。

在研究西伯利亚各民族的许多学者的学术成果基础上，涅克留多夫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西伯利亚的阿尔泰语系民族以及鄂毕河-乌拉尔山附近的乌果尔和萨莫迪民族的勇士故事和英雄史诗的关系问题。他认为，U.克拉普劳特、V.绍特、M.A.卡斯特连的早期创始性研究已经证实满—通古斯语与蒙古-突厥语具有相似性的假说，如同芬兰-乌戈尔和萨莫迪语之间有相似性一样，这样形成了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共性的理论基础。

涅克留多夫指出，新石器时期，在南贝加尔湖附近就已开始形成独立的阿尔泰语系各族群。蒙古人和突厥人的祖先曾居住南方，通古斯人在北方。新石器时代末期和我们这个时代开始以前，这部分族群开始迁移，首先是满洲的前身部族（即女真和满洲等的祖先）向东迁移到阿穆尔河、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一带。经过相当时间以后，可能是当突厥人在贝加尔湖周围散居和骨利干（Kurikan）王国成立时期，通古斯的部分祖先受到排挤，他们沿着两个方向移居西伯利亚，东至鄂霍次克海，西北到叶尼塞河。

涅克留多夫还认为，在蒙古与突厥语族以及满—通古斯语族之间确实存在叙事共性，基于这种共性，可以认为古时候的乌戈尔-萨莫迪部落在叙事性民间传统方面有过交往。这种共性可追溯到人类从事畜牧业之前的远古时期，即各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一起的那个时代。那时可能已开始编讲关于英雄婚礼与恶魔和异部落浴血奋战的古老勇士故事。这种叙事文化的形成较晚，约在通古斯部落分离之后（在他们那里从未形成过英雄史诗的体裁），那时蒙古人和突厥人的祖先已过渡到畜牧业时期。

这就是说，人类从事畜牧业之前，阿尔泰语系各族群祖先生活在一起的时代，创作了勇士故事。而英雄史诗的形成时期比较晚，是在通古斯部落离开最初的故乡、蒙古人和突厥人的祖先过渡到畜牧业的时期。根据涅克留多夫的这种观点，笔者提出了家庭斗争型英雄史诗是在家庭斗争型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论点。乌日古木勒或许会说：我没有谈论勇士故事与英雄史诗中的哪一种先有的问题，仅仅说不赞同家庭斗争型史诗是“在淫荡的妹妹型传说故事基础上演变而成”的观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苏联科学院院士、突厥语族英雄史诗研究权威学者维·马·日尔蒙斯基的阐述。笔者第一次看到“淫荡的母亲”或“淫荡的妹妹”型故事，就是在他的书中。日尔蒙斯基于1960年出版了《关于阿勒帕米沙的传说和勇士故事》。后来在1974年出版的《突厥英雄史诗》一书中，重新收入了《关于阿勒帕米沙的传说和勇士故事》。这位学者将关于阿勒帕米沙的传说，分为昆格拉特异文、乌古斯异文、克普恰克异文、在中亚史诗《阿勒帕米沙》中的反映以及阿尔泰异文等五章，分析了相关的几十个民族的勇士故事和英雄史诗，探讨其在情节和母题方面的联系问题。在上述五章中的第三章克普恰克异文中，有巴什基尔、鞑靼和哈萨克故事。与《阿勒帕米沙》相关的在情节上接近的有两篇，即哈萨克勇士故事《杰尔基尔得克》和《阿列乌科的儿子奥拉克》。这些故事与巴什基尔和鞑靼的故事一样，是在昆格拉特异文之前形成的独特异文。

V.V.拉德洛夫记录的《杰尔基尔得克》的内容与《阿勒帕米沙》不同，第一部分中没有争夺未婚妻的英勇斗争，第二部分中也没有从冒名的情敌那里拯救妻子的情节和亲人之间的报复行动，但是在主人公的诞生、神奇童年、被俘和获救、主人公的不可伤害的特征以及套住烈马等方面与《阿勒帕米沙》有密切联系。G.N.波塔宁记录的哈萨克勇士故事《阿列乌科的儿子奥拉克》的第二部分，在情节方面接近于拉德洛夫记录的《杰尔基尔得克》。它描写的也不是主人公去求婚，而是向敌人复仇。不过，在描写主人公的降生、童年、被俘和返回的内容，具有与阿勒帕米沙的故事近似的成分。

在上述两篇哈萨克故事中所看到的有关“丈夫回归”并参加妹妹同变节者或者说冒名者举行婚宴的传说母题，传播极广，这在拉德洛夫记录的哈萨克勇士故事《埃尔凯木爱达尔》中更为清楚。《埃尔凯木爱达尔》的主要部分是广泛流传的“淫荡的母亲”或“淫荡的妹妹”故事的异文。《埃尔凯木爱达尔》主要讲的是，埃尔凯木爱达尔的妹妹娜仁苏鲁爱上了哥哥的敌人乌孙萨日阿勒普。当哥哥回来时，她装病躺倒，以借刀杀人之计，先后三次派哥哥冒险去找只在神话中出现的拥有七个头的吃人恶魔的一勺血以及灰狼的胆汁等。哥哥未被害死并回家后，她伙同乌孙萨日阿勒普杀死了哥哥，并准备举行婚礼。哥哥被仙女救活，而后去参加妹妹的婚礼。

与《阿勒帕米沙》一样，《埃尔凯木爱达尔》中也运用传统的“丈夫回归”情节，回归的埃尔凯木爱达尔用强弓射死敌人，处死妹妹。具有类似内容和结局的“淫荡的妹妹”故事还有G.N.波塔宁记录的蒙古故事《胡布古和哈旦珠盖》。其中妹妹背叛和出卖哥哥胡布古，与敌人哈旦珠盖合谋将哥哥害死。勇士胡布古的战马使主人公死而复生，勇士化身为矮子骑着生疥疮的小马回家。接着哥哥胡布古去参加敌人哈旦珠盖的射箭比赛，但他没有用强弓射死敌人，而是恢复勇士巨人原貌，抓住哈旦珠盖，将其扯成十块，把自己的妹妹拴在九匹母马的尾巴上撕成碎块。最终，勇士胡布古夺回失去的牲畜和百姓，救回母亲，回家与美丽的姑娘成婚。

上述各种故事证实了关于阿勒帕米沙传说的普及和广泛传播，至少说明第二部分“丈夫回归”这一传统的母题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这一母题在哈萨克和蒙古故事中的运用，使上述的看法更有根据，此类故事的确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

以上就是日尔蒙斯基关于“淫荡的妹妹”故事与阿勒帕米沙传说之间联系的论述。此外，他在上述五章中，对欧亚大陆上的数十个突厥-蒙古民族中广泛传播的关于阿勒帕米沙的传说故事和史诗进行比较后，总结道：“参照其思想内容、情节和形象在从勇士故事到英雄史诗发展路径的变化，我们仔细研究了许多世纪口头史诗传统在最广阔地理空间不同年代及不同民族中关于阿勒帕米沙传说的发展。”

乌日古木勒是撰写突厥-蒙古史诗比较研究的学位论文而获得博士学位的，她不赞同家庭斗争型史诗是在同内容的民间故事即“淫荡的妹妹”型传说和故事基础上演变而成的观点。但是，日尔蒙斯基《突厥英雄史诗》专门研究了英雄史诗与勇士故事（即“淫荡的妹妹”故事）关系。另外，乌日古木勒提出：“反映家庭内部矛盾斗争的题材是真正原始史诗主要题材之一”，又说：“蒙古族史诗有征婚史诗和征战史诗两大题材。”她这种说法与各国著名学者对史诗最古老的题材的观点大相径庭。普罗普认为：“史诗最古老的题材包括求婚、寻找妻室以及为妻室而斗争的题材，此外，还包括与各种恶魔，其中包括与毒蛇搏斗的题材。”德国著名蒙古英雄史诗研究专家W.海希西的观点也与此相似。涅克留多夫指出，正如海希西所写的那样，蒙古史诗是一种描写主人公出征，为得到未婚妻而作战和完成使命的典型的求婚故事。另一种是战胜敌对的异族或者恶魔蟒古斯而夺回未婚妻和妻子的英勇斗争。

E.M.梅列金斯基也指出：原始形式的英雄史诗，与故事和神话都是十分近似的。原始的“共同的情节基础”——与魔怪的斗争，英雄婚姻（普罗普提出了“国家出现以前”的史诗的问题，他对这些情节的划分是正确的），和在异地漫游等等就说明了这一点。

上述学者们研究了世界各民族英雄史诗，包括突厥—蒙古英雄史诗，他们指出，最古老的题材或“国家出现以前”的史诗题材，是除了为妻室而斗争（英雄婚姻）之外，还与恶魔或敌对的异族征战。他们说的都是与氏族之外势力的斗争，绝对没有说氏族内部或家庭内部斗争。但是乌日古木勒所说的“家庭内部斗争”是“真正原始史诗主要题材之一”，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呢？本人以为，抢婚型史诗和勇士与恶魔斗争型史诗是最古老的蒙古史诗。《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里说：“抢婚——原始社会的一种婚俗。即由男子通过掠夺其他氏族部落妇女的方式来缔结婚姻。亦名‘掠夺婚’。产生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或妻子居住向夫方居住过渡的时期。”难道，在一夫一妻制巩固时期产生的“家庭斗争型史诗”是与抢婚型史诗同一时代的作品吗？

如前所述，英雄史诗最古老的题材是英雄婚礼和与恶魔和敌对民族征战。蒙古英雄史诗反映的英雄婚礼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抢婚型史诗，即一个氏族的男子到另一个氏族中去用武力抢劫女子为妻；第二种是考验婚型史诗，是勇士按照女方部族首领的安排，或者在赛马、射箭和摔跤等三项比赛中战胜其他求婚者，或者征服和战胜三大猛兽或三大危害人们生命的势力而得到妻室。在这两种婚事中都有勇士的英勇斗争，如果缺少英勇斗争就不是最古老史诗的英雄婚礼了。可是，乌日古木勒说：“蒙古族史诗有征婚史诗和征战史诗两大题材。”我不知道她所讲的“征婚史诗”有什么内容。《现代汉语词典》如此解释“征婚”：“公开征求结婚对象。”难道在最古老史诗里有一类公开征求结婚对象的史诗吗？

以上是我同乌日古木勒探讨的内容。本文旨在阐明为什么说家庭斗争型史诗是在同样内容的勇士故事基础上形成的观点，应当指出的是，她对“史诗最古老题材”存在误解。笔者本人非常欢迎批评和争鸣。在学术研究方面，没有充分的批评和讨论，学术水平就很难提高。但是批评应当有根有据，必须实事求是；如果以“可能”为依据来批评他人，则没有说服力，就有可能将正确的观点当成谬误来批判。

（注释从略 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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