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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钟敬文对中国
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贡献
郑土有
原文刊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摘 要：钟敬文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含民间文学）的开拓者，他对中国民俗学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方面，他不仅是类型理论的最早引入者，而且是最早实践者和积极推动者，也是类型理论的杰出研究专家。
关键词：钟敬文；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杰出贡献
类型研究是世界通行的一种民间故事研究方法，它发韧于19世纪下半叶，经过芬兰学派的努力，在20世纪初逐渐形成了一套较规范的理论体系和操作体系。1910年芬兰学者阿尔奈发表了《故事类型索引》一书，从民间故事中抽绎出大量的基本情节（type）并系统编号，成为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编目的一个国际性模式。1928年，曾从师芬兰学派的美国学者汤普森，出版了《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对阿尔奈的索引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订，国际学术界遂将他们的分类编排方法称为“阿尔奈-汤普森体系”，简称“AT分类法”。从此，这种以类型索引为基础的类型研究法成为民间故事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如1928年，俄国学者普洛普提出按“功能”（function）的来划分类型；1932年，汤普森提出民间故事的最小叙事单元——母题（motif）；1936年，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原型”（archetype）理论；1955年，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神话素”（mytheme）理论；1962年，美国当代民俗学家阿·邓迪斯提出“母题素”（motifeme）理论等等。中国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同行，但在该研究方法运用的初始阶段，中国学者的研究却是基本上与世界学界同步的。这主要得归功于我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界的泰斗钟敬文先生的大力倡导和积极实践。本文试图对钟敬文先生对我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贡献作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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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研究的积极倡导者
1、类型研究方法的最早引入者
从现在能够掌握的资料来看，类型研究方法最早介绍给中国学界的是钟敬文和杨成志先生。钟先生在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译本序中说：“记得1927-1928年间，我和顾颉刚、董作宾、容肇祖诸位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创立了‘民俗学会’，继续进行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开创的这种学术活动。1927年底，我和同乡青年学者杨成志得到了英国民俗学会出版的《民俗学手册》（1914），我们都觉得书中所附的《印欧民间故事的若干类型》和《民俗学问题格》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就共同把其中的《印欧民间故事的若干类型》先行译成了中文，并于1928年刊行（稍后，杨成志译出了《问题格》）。这个小册子，一时颇引起了我和同行们的兴趣，接着，我跟赵景深都写了有关类型研究的文章发表。”由此可见，钟先生在当时就以一个学者的敏锐眼光，认识到了类型研究对民间故事研究的重要性，把它翻译介绍给中国学界，而且身体力行进行类型研究的尝试，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开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钟先生毫无疑问是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创始人和开山鼻祖。
2、类型研究的积极推动者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民俗学在钟先生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得以恢复，出现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第二个高峰，类型研究也在刘魁立等先生的带领下重新开始。在这过程，钟先生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首先是对艾伯华先生《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和丁乃通先生《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翻译出版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在丁乃通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文本序中说：“丁教授这部新著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之点。首先，当然要数它所运用的资料的丰富。……其次，是编著者在整个工作上的认真。他花了近十年的岁月，从事这项工作，不仅像上节提到的在资料搜集上费尽工力，他的全部作业都是那样认真、严谨的。他以运用阿尔奈和汤普森的国际故事分类法为主，排除各种困难，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苦心地整理出几百个类型（国际共通的和中国特有的），并各记上有关的文献；在全书的前面，冠以长篇《导言》，书末除《参考书目》外。还附有《中日故事类型对照表》《专题索引》等。这是一件绞尽心血的科学工作。……再次，是著者对中国的和国际的民间故事类型异同问题的意见。……有些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学者，曾经认为中国民间故事是自成系统的东西，它跟国际的民间故事类型很少相同。这种论调，在没有得到有力的事实反驳之前，是颇容易被人相信的。对此，丁教授的实际作业给予了正确的回答。”正因为如此，钟先生认为“丁教授这部花费了许多年月编著成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是对于我国民间文艺学建设上一件极有益的作用”，“能给我们这方面中、青年学者以一定知识和启发。它将成为一颗落在肥沃土地上的种子，它一定会开花结果”。
艾伯华先生是钟敬文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结识的学界友人，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引以为憾。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于1937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出版，他不仅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而且没有局限于AT分类法的框架，而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钟先生对之评价很高，该书中译本的翻译出版可以说凝聚了钟先生的不少心血，是钟先生一手促成的，这在《序》中有明确的说明：“前几年，美国衣阿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席金在温教授，来北京寻找关于东亚学术研究的合作者。他是加州大学出身的，曾经是艾博士的学生。当谈到合作项目时，我想起了艾博士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这部著作，就向他建议合作翻译、印行此书。我说，艾博士这本书，虽然是旧著，但还没有丧失它的使用价值。您是著者的高足，我是他早年的学术朋友，我们就合办这件好事吧。他欣然答应了。我们就开始运作。现在，这部译稿总算即将出版了。”钟先生对艾伯华的这部著作可以用“赞不绝口”来形容，他说：“我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制作活动，后来因为学术上的注意点和对故事类型的作用的看法有些变化，没有一直进行下去。想不到，这种工作却由一位西方青年学者把它完成了，而且完成得那么漂亮！这就是艾伯华博士于1937年用德语写成、并在芬兰首都发表的这部著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是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的一种具有相当意义的学术工具书，它也是百多年来西方学者所撰写的一部比较有价值的中国民俗学力作。”“是一部用力甚勤、收获不小的学术著作”。他认为在那样的条件下（中国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尚处于开始阶段），作为一个外国学者、一个不足三十岁的外国学者，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简直是一种学术上的“奇迹”。
从钟先生对这两本中国民间故事类型著作的态度和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类型研究的重视程度，以及为推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不遗余力。
其次是对类型研究学术活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1994年，由中、日、韩三国部分研究民间故事的教授倡议成立的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在日本称民间说话学会），以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为核心任务，每年对一个故事类型进行研究，三国轮流主持，至今已召开了6次学术年会。对该学会的活动，钟先生也一直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关心，并欣然答应担任顾问。他说：“中、日、韩三国的民间故事的亲缘关系的确是很可观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却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这既说明这个跨国界的学术组织（民间说话学会）今后任务的沉重，同时也说明它的创立和活动是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的。”1995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亚细亚民间说话学会理事会上发表了《对民间故事探究的一些认识和意见》的讲话，其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比较研究上要注意差异点；二是要比较全面地探究民族的民间故事。2001年4月该会在北京召开“中日民间叙事文学情节类型专题研讨会”，年近百岁的钟敬文先生，不仅亲临会场，而且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类型编辑和类型研究的重要性，“是民间故事很重要的部分，不可或缺的部分”，并谦虚地说自己虽然在二三十年代作过一些类型研究，但后来由于主观上不太重视，把类型看成是一种手段，没有把类型当作重点来研究，“虎头蛇尾”，“很惭愧自己没有做好”；同时也很高兴，今天看到两位专家（指日本稻田浩二教授、中国刘魁立教授）写出如此高质量的文章，有这么多同志来参加会议。
第三是对类型研究进展的密切关注。钟敬文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对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亚洲）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最新动向一直密切关注，非常熟悉。如他评价稻田浩二先生是“日本民间故事研究的大家、饱学之士，不仅对日本民族民间故事编辑作了突出贡献，而且对民间故事类型很有研究，《日本昔话通观》中有一册（第28册）专门研究故事类型，日本没有第二本”；再如他对韩国著名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专家崔仁鹤教授的《韩国民间故事的研究》就非常重视，他说：“根据我记忆中的中国故事，去跟教授在第四章类型索引中的‘动物故事’和‘本格民间故事’相对勘，粗略地得出42个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类型（个别情节——母题——相同的不计在内）。这个数字，当然不是两国共同类型的全部……我们仅凭这种不完全的统计，对两国故事的亲缘关系，多少可以得个大略的印象。就这些共同类型的故事看，许多本身是较重要的篇章，其中不少在传播上还是比较广泛的，它们是日本乃至世界所共有的，例如‘灰姑娘型’‘猫犬报恩型’等。”从这两个事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钟先生对当前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学者、著作、动向的关心和熟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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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研究的成功实践者
钟敬文先生早年翻译出版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后，就投入了中国民间故事的类型研究活动。至抗战前，接连发表了许多很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如：
1、《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
2、《狗耕田型故事初探》（宁波《民俗周刊》）；
3、《呆女婿故事探讨》（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
4、《老虎与老虎儿故事考察》（《民间月刊》二卷一号）；
5、《写在老虎外婆故事专辑之前》（《民间月刊》二卷二号）；
6、《中国的地方传说》（《开展月刊》第十、十一期合刊“民俗学专号”，1931年），文中列举了中国地方传说中九个类型：鸡鸣型、动物辅导建造型、试剑型、望夫型、自然物或人工物飞徙型、美人遗泽型、竞赛型、石的动物型、物受咒型。并且认为：“除上述九个‘类型’之外，还有许多也是很普遍或颇普遍的……待将来有机缘草写《中国地方传说型范》的专著时，再作详细地缕述吧。”由此可见，作者当时就有编撰中国传说类型的设想和计划，说明作者在类型理论上的创见，已将运用范围扩大到传说的领域；
7、《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献给西村真次和顾颉刚两先生》（1932年夏作于西湖）。这是钟先生故事类型研究的一篇力作。以纵向（历史演变）、横向（各地流传本类型故事比较）为经纬，全方位地论述了该类型在中国的流传、演变情况，以及她的基本类型和变异情况；同时，作者还不满足于类型研究的纯形式研究，结合中国的历史、民俗文化对该故事的基本要素作了深入的分析；
8、《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三个分布于朝鲜、越南及中国的同型传说的发生地域试断》。该文写作于1934年8月10日日本房州的海岸，是一篇中外民间故事类型比较的重要论文。从“详见拙著《中鲜共同民谭的探究》（待刊）”中可见，他还著有《中鲜共同民谭的探究》一书（或文），可惜不知后来是否发表过？
在这一阶段，影响最大的是钟敬文先生于1930年至1931年间撰写的《中国民谭型式》（目录中写作《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先在杭州《民俗周刊》上连载，后于《开展月刊》第十、十一期合刊（1932）之“民俗学专号”（或称《民俗学集镌》第一辑）上集中发表。共归纳出45个类型51式。作者在文中说：“本拟等写成一百个左右时，略加修订，印一单行本问世”，但是“写到原定数目一半的型式”，便“中断”了。但尽管如此，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对中国民间故事进行类型分类，所以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在国内引发了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展开；在国外，1933年即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神话学家松村武雄等人创办的《民俗学》月刊上发表，曾经引发了后来成为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关敬吾“对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的念头”。对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活动，钟先生本人也认为：“我的稍有学术价值的民俗学论文，大都是在杭州和居住东京期间（1930~1937）执笔的……在这些论文中，现在看来还略有保存意义的，我觉得有如下各篇：《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关于植物起源的神话》《盘瓠神话的考察》《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中国民谣机能试论》《金华斗牛的风俗》《中国民间传承中鼠》等。”当然，作为一位学界大家，钟先生是谦虚之词，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成绩是肯定的。
20世纪80年代民俗学在中国恢复后，钟先生又相继写作了：《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的神话——对这类神话中二三问题的考察，并以之就商于伊藤清司、大林太良两教授》（1990年4月26日初稿于北京师大）和《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1991年2月中旬于北京、北师大小红楼）两篇力作。前者以“母题”研究人手，对该类型神话的发生、发展、变异作了细致的剖析；后者从广阔的视野俯瞰中日两国的民间故事，找出同类型的民间故事53则，并就灰姑娘型和老鼠嫁女型两类故事，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堪称是新时期类型研究的杠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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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研究理论的探索者
钟敬文先生不仅是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在中国的积极倡导者、实践者，而且是类型理论的探索者。他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结合中国民间故事的实际情况，形成了自己的类型理论。
从钟先生的学术道路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类型研究法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28年与杨成志一起翻译《印欧民间故事的若于类型》到抗战，这一阶段是他对类型研究用力最勤的时期，不仅撰写了《中国民谭型式》，而且运用类型研究的方法写出了不少很有分量的论文。但在理论认识上，基本上还是借鉴和运用西方的类型理论。
第二阶段是抗战至1979年，基本上不再采用类型方法进行研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方面，客观上是社会动荡不安以及解放后大的学术环境、学术倾向的限制，主观上是对类型研究的局限性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第三阶段是1979年以后，对类型研究有了理性的判断，对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长处与缺陷有了清晰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类型研究作用及意义的认识
钟先生将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分为二个层面：一是分类工作，即制作类型索引；二是研究工作，即在类型索引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特别是比较研究。两者既是分开的，又是关联的，分类是研究的基础，分类中又处处体现着研究的结果。
钟先生认为类型索引制作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对于普通学人，可以引导你去了解一个国家或者全世界的民间故事的类似情形，乃至由此窥见它（民间故事）的大略状貌；对于民间文艺研究者，你将在上述的作用之外，被引起对某些类型故事进行探索或进一步搜集它的兴趣；或者你将被引起对于民间故事的某些宏观概念的思考，并进一步去给以钻研、阐发。当然，它最普通的作用，是作为一种工具书去供检查。因为它有这些用处，它的产生和存在是自然的。也因此，那些辛劳地从事了这种工作的学者是值得敬重的。
同时钟先生特别强调“索引”不仅仅是一种检索文献，还要有研究，如他高度评价艾伯华《类型》的原因之一是：“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类型，并且还发表了许多对中国民间故事各方面事象的见解（包括对它的考证等）。……总之，著者在这里，并不甘心于使他的书只成为提供给故事的比较研究者一些宝贵参考资料的检索文献，而是处处要以一个有自己见解的故事学者的身份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二）对类型研究特点及长处、短处的认识
钟敬文先生认为类型索引的编著乃至根据类型理论的观点、方法所作的研究，它的注意力比较集中于故事梗概的共同点及相异点，比较重视探究故事的流变过程和原始形态。毫无疑问，应该说这种探索成果，对整个故事学的建立是有益的；对我们的研究来说，也是有用的。对于某些作品，或这种口头文学体裁的某些侧面，这种做法，不仅是有用的，甚至于是必要的（当然，主要是在我们的指导思想的统率下）。但是，作为一种故事的整理、研究的主要观点和方法，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就是这种研究方法一般不重视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等的分析和阐明。因为，故事作为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们的精神产物，应该联系它产生和流传的社会生活、文化传承，对它的内容、表现技术以及演唱的人和情景等进行分析、论证，以达到阐明这种民众文艺的性质、特点、形态变化及社会功用等目的。所以，类型研究尽管从整个民间故事学的观点看，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它的研究点是整体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环节。
但尽管类型研究存在着这样明显的缺陷，而从故事学研究的角度考虑，钟敬文先生还是特别强调当前类型研究的重要性，提出“我们今后还要用一定的人力去编纂《中国故事类型索引》乃至于编纂《中国传说类型索引》（这是前几年丁教授回国讲学时，亲口向我提议的）。它是我们这门科学（故事学）发展的需要，是它“面向世界和未来的需要。”
（三）强调类型研究的“本土意识”
这体现了钟敬文先生对类型理论的深层思考。认为类型理论固然是一种世界通行的研究方法，但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进行类型研究的时候也不能照“搬”照“套”，要结合本国的民间故事实际，有所创新。
这种观点突出表现在钟先生对艾伯华《类型》的充分肯定上，认为“它是把中国的民间故事作为相对独立的对象，并按照中国故事的特点加以概括而写成的一部著作。一个民族的文化现象，尽管要受到别的民族（特别是周边民族）的文化的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它总该拥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性格和风貌，尤其像中国这样历史文化悠久、地域广阔的民族国家，它在文化上的这种特点，无疑更要显著些。从这点上看，中国传承的民间故事，虽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接受过邻近民族民间作品的影响（例如印度、阿拉伯等），但是，中国更多的民间文学作品，则是在本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相关民族心理的土壤上发育和茁壮生长起来的。即使那些从外族移植进来的作品，也必然要在流传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被本民族化（即中国化）。换一句话讲，就是它大都要具有中国特有的艺术精神与风致。因此，制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主要必须具有这种理解，而后根据它去操作，才可能合理。关于这一点，别的学者也许有不同的主张。但是，艾伯华博士却是坚持了这个宗旨。近些年所接触的一些国际间同行，在谈话，也大多承认这一点，并对艾博士的学术工作给予了赞许。”
这种观点同样也体现在钟先生强调在比较研究上要注意差异点的研究，他指出：“过去许多从事民族间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往往多着重对象的共同点，并在这个界限内做出结论。重视故事间彼此的共同点，自然是对不同民族故事的比较所应取的正当态度。但是，同样重要的，却是对差异点的注意，乃至重视。因为同一类型故事中的差异点，往往正蕴含着那民族特有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素质，而这对理解、评论民间故事的性质、特点等是很关重要的。忽略了它，那研究的结果，至少是不完全的。……在不同民族间共同类型故事的比较研究上，既要注意它们的共同点，同时也不忽略它们的差异点。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能够使研究内容更加丰富，也将提高研究的质量。因为它更能够反映故事的实质。”
同时，钟先生还强调在注重类型故事研究的同时，同样要注重非类型故事的研究，认为：“一个民族所拥有的故事中，跟别的民族的故事，在主题、结构等彼此有关涉的，只是一部分，其他至少有一半以上，是非同类型，甚至于连母题（情节单位）彼此也没有关联。但这种民间故事，不但数量相当大，而且从内容看，它们跟那些和别的民族故事有关涉的作品，在创作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特点等方面都是有或亲或疏的关系的。因此，即使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那些民族间的共同类型的作品，也不能不同时考察这些非类型的作品。这种考察结果，不但本身有它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对于那些民族间有关涉的类型故事的探讨和阐明也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在研究一个民族的共同类型故事的同时，必须尽可能地考察那些非类型的作品，越广泛、越深入，效果将会越好。反之，只是孤立地去探讨那些有关涉的类型故事，结论可能陷于片面。”
所有这些真知灼见，可以说都是钟敬文先生对类型研究长期实践、长期思考的结晶。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图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到民间去” 202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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