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个中华文化语境中的时间概念，泛指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节日，是日常生活之外的特殊时间节点。当“日子”被浸入情感，赋予符号意义，与地方、族群等相连，成为地域民族文化、生命仪礼的载体，“日子”便成为了表达地方风俗和人生礼仪意义的特殊日子，即人们口中的“好日子”。“好日子”本质上是被赋予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的社会时间。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认定“好日子”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作为人生礼仪的婚礼的日期和作为岁时节日的新年无疑都是各民族的“好日子”。就中国影响最大的节日春节而言，它既是汉族及多个少数民族的农历新年，也是最隆重和传统的节日。就人生礼仪而言，婚期的选择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认定密切相关。

近二十年来，云南红河县乐育镇的哈尼族、彝族村民创造性地将作为人生礼仪之婚礼的“好日子”与汉族新年“好日子”合而为一，呈现出在春节期间密集举行婚礼仪式的乡土奇观。春节这一岁时节日与哈尼族、彝族人的婚期重合，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属于村落共同体的节日庆祝形式——以婚礼为主题的社区“狂欢节”。

缘何乐育镇哈尼族和彝族长期传承的节庆传统会发生变化？何以会视农历新年为“好日子”并将其作为婚期首选？这样的“好日子”被选定、建构并形成新的区域共同传统（areaco-tradition）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与此同时，在“好日子”这一新的地方文化生成过程中，哪些外部因素发挥了作用？如果以上种种是21世纪初以来文化变迁与合成的具体表现，这种变迁与合成的内在机制又该如何考察与理解？这正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传统上，对这一现象主要以“文化同化”“文化融合”等概念进行阐释。然而，乐育镇的三个民族在长时间交往互动中，在某些方面依然保留着各自的文化特色，如哈尼族将农历十月第一个属龙日作为新年（扎勒特），彝族将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作为新年（库球腊），汉族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三个民族的新年各有各的民俗事象，拥有各自的节日文化及对“好日子”的不同理解，并未出现不同文化群体在持续接触后，双方或一方的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迁，以及“原本不同文化群体不再能够通过其行为和价值观加以区别”的结果，因而不能把当地新近出现的文化变化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同化”（acculturation)，也不能解释为“文化在部分涵化的同时又保持原生文化中的部分要素”的“文化融合”（cultural fusion）现象。在本文看来，将农历新年作为婚期“好日子”理解为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交流、碰撞、选择中的“文化合成”（cultural alloy）现象更具解释力。文化合成是不同社会彼此因应，以保持地方文化主体性的一种文化创新过程，也是地方文化实现再生产的过程。文化合成所导致的新文化不同于既有的任何一种文化，也不是与既有文化毫不相干的一种全新的文化，而是一种融入既有文化诸多要素的全新的“合成文化”。

本文将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来审视“好日子”的生成：一方面，将其置于近年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及少数民族地区生计方式剧烈变迁的大背景中考察；另一方面，采用民族志方法“沉”入哈尼族、彝族具体的文化日常生态中，理解“好日子”合成的社会机制与深层文化逻辑，以期对文化合成具体形态的复杂多样性作理论概念的发展和提升。

乐育镇位于云南省南部山区的红河县，共有5,415户，22,747人，境内世居哈尼族、彝族和汉族三个民族，其人口占比分别为58%、40%和2%。各大小村落均有彝族、哈尼族、汉族混居，汉族人口皆为绝对少数。哪个村落的哈尼族或彝族家户相对多一些，就相应地称该村落为哈尼族村落或彝族村落。三个民族彼此通婚，在服饰、饮食、生活等方面别无二致，没有明确的族群边界。在云南特殊的民族分布格局中，乐育镇哈尼族、彝族和汉族共享村寨意义系统，有共同认可的文化权威，共同参与村寨集体活动，拥有村寨主义逻辑的地方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

2015年至2018年连续四年的春节，笔者在乐育镇龙车村和大兴寨村下辖的几个自然村进行田野调查。春节期间，婚礼之密集，场景之热闹，让人叹为观止。如果说2015年春节期间笔者第一次在龙车村见到时间和空间上高密度的婚礼活动还有“文化震撼”的话，那么此后三年在村子里过春节，每天赶场似的到不同人家参加婚礼仪式、做客吃酒已经被笔者认为“理所当然”和习以为常。从农历腊月底一直到正月初八，十多天的时间里，一个村子平均每天五六场婚礼是常态。连续四年的春节期间，笔者分别在四个村参加了18场、16场、10场、9场婚礼。据在村委会任职超过16年的村主任估算，近十来年，龙车村下辖的八个自然村一年约有近百对新人结婚，超过70%的新人在春节期间举办婚礼。而在整个春节期间，婚宴最密集的则是除夕，因为这个日子是当地哈尼族、彝族公认的最适合嫁娶、万中无一的“好日子”。

2015年2月18日，农历除夕，龙车村有12户人家举办婚礼。2016年、2017年、2018年的除夕分别有13场、11场和9场婚礼。除主干道、篮球场、村小学操场这些大块的场地外，村小学的教室也成了摆酒席的场地。不仅如此，但凡能摆下一张60厘米见方小木桌的村小道，各户人家稍宽敞些的房檐下，都摆了不同人家的酒席。最适合摆酒席的篮球场，同一时间挤了两户人家的酒席。村委会的院子则成为后厨，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摆放着锅碗瓢盆，煎炒烹炸煮炖焖，油烟缭绕，气氛热烈。可以说，整个除夕从早到晚，村子里的公共空间皆被婚宴流水席占满，几乎找不到各家婚宴场地的边界。请客少的人家办婚宴摆五六十桌，多的摆一百五六十桌。身处其间，整个人如同陷入酒席的汪洋大海。想要知道当天有几户人家办婚宴，往往只能通过统计身着黑色土布结婚吉服、胸前佩戴红花、穿梭于酒席间给亲友敬酒的新郎新娘的数量才能确认。

因为农历除夕是公认的婚礼“好日子”，以至于要抢在这天办婚礼和酒席。即使抢不到在除夕办酒席的场地和人手，也务必要在作为“好日子”的除夕这天举行结婚仪式，先让新娘进门，举行毕摩念经，新郎新娘交换母鸡与公鸭，新娘跨红线等，再择日办酒席补请亲朋好友。数年前还有村民为了抢除夕的结婚场地而与他人发生争执。后来，为了解决场地问题，谁家在除夕当天需要场地摆酒席，要提前去村委会登记，由村委会汇总、协调，以保证各家婚宴有序进行。除办酒席的场地外，帮忙的人手也得事先请好，要办酒席的人家通常会给帮忙的女人们送围裙、草帽等，给掌勺的男厨师送烟酒。收下谁家的东西，则表明婚礼当天愿意到谁家帮忙。当然，也有碍于人情、面子不好推托，一人给两家帮忙，两处跑的情况。由于扎堆结婚，一家人通常会接到超过家庭成员人数的请柬，只得分散开，一人参加一场或多场婚礼。

整个过年期间，村民们就在马不停蹄的帮忙、做客中度过。从早到晚，喝酒吃烧烤直到深夜。小孩们的嬉笑欢闹声、被宰杀的猪牛的嘶吼声、烟花爆竹的鸣放声此起彼伏。乐作舞跳起来，敬酒歌唱起来，红飞翠舞，好不热闹！这样的婚礼奇观完全颠覆了笔者对汉族过年时家人欢聚，“达到强化慎终追远、孝悌忠信、守望相助的深远意义”的认知，婚礼日成为被全新建构的地方性、社区性的村寨节日。与其说哈尼族、彝族婚礼在汉族过年期间举行，毋宁说过年具有了婚礼的内核，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好日子”的意涵。

作为“制度化的性结合”和“人类实现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婚姻意味着两性社会契约的缔结及两个社会群体姻亲关系的确立。显然，确立婚姻关系的时间节点，选择婚期“好日子”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那么，是哪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当地哈尼族、彝族近年来视农历除夕为“好日子”并将其作为婚期首选，进而演变为社区性的节日呢？简言之，“好日子”何以生成？

如果说农历除夕集中举行婚礼体现了将“偷来的日子”创造性地转化为“好日子”的民众智慧，充分彰显了民族文化的调适性和传统的社会文化逻辑。那么近二十年来，少数民族村民生计方式的急剧改变，从务农到务工，从乡村到城市，从遵从农业时间到融入工业时间，从遵循传统历法到受工业资本规训，则是促成“好日子”生成的外部动因。

（一）工业资本引导与时间调适

在龙车村委会任职16年的村主任常文生的以下陈述，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近二十年来这个少数民族村寨村民节日欢聚时间改变的现象及原因：

以前各自过自己的新年，后来就统一了，大家都过春节了。只有春节才有时间。村里的一些老人还会过一下自己的年，那一天杀只鸡祭拜一下祖先，长街宴没有了。年轻人出去打工了，没有什么人回来。没法和春节比。（2016年2月18日）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村民陆续外出务工。以龙车村为例，全村2,960多人，1,800多人外出务工，外出务工人员占到全村人口的60%左右，以青壮年为主。从务农变为务工意味着生产生活模式的彻底改变。工业流水线不间断运行，就不愁没活干；机器不停歇，便没有空闲时间。走出去的少数民族村民在增加收入、扩大社会交往、改善生活面貌的同时，也从因循农业生产时间秩序向遵守现代工业时间节奏转变。

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笔者曾访谈过一个在广东惠州打工的彝族女孩，问她有无可能请假回家过彝族十一月的新年。她说，工厂的生产计划安排决定了工人只能在春节放假，而且对返厂人员有成套的奖惩机制。农历正月初八前返岗能得到一笔奖金，若在规定时间内带回一个或多个同乡入厂工作，又可领取相应的奖金。正月十五仍不能到岗，则面临扣薪水甚至失业的风险。当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卷入全球化、现代化的生产大潮后，农业耕作的传统时间框架不得不让位于工业资本秩序下的时间逻辑。

村民自从成规模外出务工后，一般在农历腊月二十五左右返乡，正月初六开始陆续回到务工地，到了正月十五以后整个村寨再次回归“空心村”的状态。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工厂又按国家法定假日放假，所以趁全村人最多、最热闹的春节举行最重要的人生仪礼，是村民的理性选择。不得不承认，“时间就是权力，这对于一切文化形态的时间观而言都是正确的。谁控制了时间体系、时间的象征和对时间的解释，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不能说理性战胜了文化，但毕竟以理性自我标榜的工业化导致了文化的重构，这本身就是一个质变”。

（二）长街宴与婚宴的策略性融合

事实上，乐育镇村民在婚礼时间上所作的调适并非全然被动，他们将传统村落社会生产机制与新的时间建构作了策略性融合。

哈尼族在十月的新年期间举行的长街宴，哈尼语称为“多角都”，意为摆酒桌聚餐；因在狭窄的村道一桌接一桌摆出来，故而汉语称为“长街宴”。长街宴是红河哈尼族一年一度的集体性宴饮狂欢，是凝聚族人、巩固情感的载体，一般从下午三点开始。席间喝酒、吹巴乌、弹三弦琴、跳乐作舞，直至深夜。长街宴敦睦乡谊，承担起整合和凝聚村寨的社会功能。

然而，随着人口的流动，这种传统村落社会的再生产机制受到了挑战。近十年来，乐育镇很多村寨的长街宴都已式微，龙车等村甚至直接取消。也就是说，以村寨为单位集体宴饮狂欢的传统在新的时间制度的冲击下开始趋于消逝。

值得庆幸的是，在农历十月长街宴式微的同时，奇观式婚宴在春节期间出现。春节期间，整个村寨白日宴饮，夜夜笙歌，与长街宴以村寨为单位的欢聚方式并无二致。婚宴完全保留了长街宴的文化习俗和禁忌，如男丁女眷分开就座，被视为不洁的“吃了会出事”的狗肉和鸭肉也不会出现在婚宴上。共享食物的“宴”从本质上讲就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谓的“共同在场”，因具有情境空间性（spatiality of situation)而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全村一年一度以婚礼为主题的村寨聚合方式成为凝聚地方社会的新契机。从一定意义上讲，集体婚宴狂欢实际上延续了传统长街宴的部分功能。

如果说传统的长街宴主要是哈尼族的社会生产机制，那么春节期间的婚宴则为当地三个民族所共享。较之于传统长街宴的宴饮狂欢，在春节这样一个一年中现金收入最为丰裕的时间节点，哈尼、彝、汉三个民族更容易也更有效率地结合成以村寨为社会单位的整体社会。换言之，地方社会最重要的两种生产机制——作为家庭和个人再生产的婚姻和作为村落社会再生产的长街宴均作了调适，都融入了春节“好日子”。乐育镇人创造性地将凝聚地方社会共同体的长街宴与集体婚宴作了策略性融合，反映的不仅是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形式和内容的发掘与创新，还有他们对现代时间管理的解决之道。

（三）“好日子”的自我规训与价值认同

 “好日子”作为美好生活的一种具象化展示，大概可以很好地回答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什么是从事耕种的人们憧憬的‘美好生活’”的问题。就乐育镇各村寨的村民而言，“好日子”不仅仅是一个结婚的吉日，更是展示美好生活的具象化表达和文化表达。

哈尼族、彝族选择春节作为“好日子”举办婚礼，反映了他们传统时间观的变化，对“好日子”的认定更代表了他们对当下生活状态的价值认同。外出务工的新的生计方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对许多村民来说，这个过程也会有困难、挣扎甚至辛酸，但更多的是使他们的家乡、家人分享了中国现代化大潮带来的红利。笔者曾就如何看待“好日子”的问题对村民进行过访谈，在广东深圳打工的彝族小伙子阿龙对笔者说：

以前待在山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过去只要能有烟抽有酒喝，吃得饱，就觉得是好日子。到了深圳才知道人家过的日子才是真的好，住大房子，开好汽车。过去有力气没地方使，现在知道只要肯卖力气干活，我的日子也可以过得好，我也能让阿爹阿妈过上好日子。（2018年2月19日）

像阿龙这样通过在外“卖力干活”增加收入的村民不在少数。少数民族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发生了改变：好的生活少不了物质基础。对村民来说，物质财富是他们辛勤工作的直接回报，更是他们有能力通过在外打拼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的证明，让他们在摆脱贫困后发自内心地喜悦和自豪。也因为如此，近几年来，融合了长街宴凝聚地方社会的功能，以密集婚礼为主题的村寨狂欢“好日子”平添了几分“夸富宴”（potlatch）的意味。

2015年春节，龙车村一户哈尼族人家嫁女儿，陪嫁了一辆价值近20万元的轿车，是当地以汽车作为嫁妆的第一户人家。婚宴旁赫然摆放的一辆全新的、后视镜还绑着红花的白色轿车，自然成为婚宴上人们议论的焦点。彼时，进村公路路面尚未硬化，又遇上连日阴雨，即使越野车也会深陷泥淖难以进村。新娘的父亲告诉笔者，十多人协同努力，用石块、砖头等填平近七千米的村道，花了十多个小时，差不多是将轿车抬着“开”进了村，摆在了婚宴现场。汽车底盘损坏严重，修理花了近万元。如此大的代价，一家人却说“值得”！

结婚比彩礼，你家陪嫁摩托，我家就陪嫁汽车。婚宴比排场，你家摆80桌，我家就摆100桌。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器沦为新房里的装饰品，因为在一些新装修的婚房里，电源线都还未接通。和传统社会中的财不外露不同，如今财富不仅要外显，还要尽可能地展示。外显的财富能直观而清晰地展示人的能力，得到村落共同体的认可。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村民即使外出务工，见识了外面的大千世界，他们的面子、生命价值、人生意义、认同感依然还立足于村落共同体，植根于乡土。春节中的婚礼，这个聚集了全村最多人的平台，便成为村民展示自己好生活的最佳场合。

村民对好日子、好生活的认定，既参照日常生活中已过上好日子的村落社会群体，更参照外出务工时见到的城市社会群体。他们心中的好日子，已经不能在原来村落社会的自我循环中生成，需要主动到城市社会中去寻找。这样的好日子、好生活，并非源于他们对婚期“好日子”的选择，而是源于他们生计方式的改变，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剧烈变迁。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自内心地将春节视为结婚的“好日子”，并通过在婚礼上具象化地展示丰厚物质，向人们宣示代表美好生活的“好日子”的价值内涵。追求现代性的美好生活成为地方社会的美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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