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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一、中介与中国生牛贸易

本研究旨在了解1949年以前中国养牛的总体情况以及交易模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生牛贸易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具体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牲畜贸易意味着财富流动。与茶叶、丝绸、粮食等贸易往来不同，作为一种价值的交换，牲畜贸易经常被忽视。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相较于其他贸易来说，牲畜贸易本身具备的复杂性。例如茶叶在一定区域内种植并沿着特定路线运输到另一区域。然而与茶叶不同，牲畜来源于全国各地，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交易，而且动物一生中可以被多次交易并用于不同的用途。不过，尽管牲畜交易容易被忽视，但在任何前工业经济时期（preindustrial economy），牲畜很容易成为最有价值的商品之一：现代早期欧洲的长途生牛贸易价值几乎等同于英格兰所有出口的总量。中国的生牛贸易，几乎可以肯定具有类似甚至更大的价值。

其次，对于农业经济来说，牛是宝贵的资产。虽然在中国的某些地区会使用马、骡子或者水牛，但是在全国范围内，黄牛是最常见的役畜。由于牛在劳动力方面的重要性，其宰杀早在周朝就已经被禁止，而这种禁宰令也以不同形式一直持续到清朝。这其中有道德上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其劳动价值。正如1729年雍正皇帝的一份诏书所描述的那样：“以耕牛为农田所必需，垦田播谷，实藉其力，世间可食之物甚多，何苦宰牛以防穡事乎？”20世纪初期，改革者们将乡村贫困问题归咎于他们所谓的“耕牛问题”，并认为耕牛的缺乏是由于上海等城市的牛肉消费以及俄罗斯和日本的出口市场造成的。但是，一个地区的牛肉消费是否真的与另一个地区的耕牛问题有关？为了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知道中国的生牛贸易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是否存在于一个市场还是多个互不相连的市场。

再次，牲畜贸易也是一个人际网络。牛群的运输需要高度专业化，远距离的牲畜运销是费钱又费力的。例如，从呼伦贝尔到北京的运输，只有像大盛魁这样的大规模蒙商商号才能做到有利可图。那些从蒙古或者青海运输马、羊或牛的商人，需要专业的知识、资本和能力来购得牧民所需的布匹、药品或茶叶。当这些交换对象的贸易发生变化时，如当通过蒙古的大篷车茶叶商队被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船只所取代时，牲畜的交换也会受到影响。

关注市场中介才能了解中国生牛市场的运作情况，这些人使市场体系得以运作。中介是商业史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迈克尔·奥尔德斯（Michael Aldous）和雨果·冯·德里尔（Hugo von Driel）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中介通过提供有关价格、贸易条件和产品质量的信息，以及货物从一个买家转到另一个买家时的货物评估、仓储或重新包装等服务来协助交易。通过关注提供服务的人，历史学家可以看到一个贸易体系在不同阶段如何运作。例如，远距离的牲畜交易需要会说当地牧民语言的专家；需要专业人员安全地将牲畜从一个地点运送至另一地点；需要当地经销商，他们能提供场所与水源供长途跋涉后的牲畜恢复活力，并且等待市场价格有利时再将牲畜出售。除此之外，还需要可以通过提供信贷的方式为这趟旅程提供资金保障的投资人。远距离牲畜交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专业人员的重要性，这一点恰好说明为什么这类贸易只适合那些拥有丰富经验与资源的人。

中介活动还需考虑人际网络和商业习俗。并非每一种中介形式都需要明确的市场功能，商业习俗建立在等级、信任与相互尊重的社会关系之上。经济方面，各种形式的中介和代理商通过匹配买卖双方来简化交易，帮助双方达成令人满意的价格，同时冒着失去声誉的风险，剔除那些不诚信的人。这使得中介成为了把关人，即使是最小规模的零售业，也能实现价值并同时经营好自己的营销网络。商业习俗是将这些网络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理解和尊重这些习俗对于商业成功至关重要。因此在地理空间比较分散的牲畜贸易中，商业习俗的地理分布情况可以使研究者了解贸易背后的人际网络。

生牛贸易

二、大规模的牲畜贸易口述史研究

1949年以前，很少有较为系统的有关中国生牛贸易的记录。20世纪初，少量的地方调查中有的体现了青海和内蒙古贸易体系中牲畜贸易的总体面貌，有的反映了福建一个县级市场生牛贸易的大致情况，也有关于山东肉牛行业的一些记录。但是这些调查并没有将分散的地方性研究串联起来考虑。在能查找到的公文中，还有对当地人进行非法宰杀牲畜或试图逃税的投诉记录。

一般而言，田野研究收集信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从最了解该行业的人入手，即采访那些1949年之前经历过或者从事过该行业的人，比如牲畜养殖者、买家和经销商等。本研究团队在21世纪20年代的当下开展此类研究，可供收集第一手资料与证据的时间非常有限。因为1949年前出生的、见证过这段历史并从事相关行业的老人很多都已经去世，健在的并不多。另外，为了使搜集到的证据有实际意义，我们需要从全国各地多个地点搜集资料。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个研究开展起来都困难重重。鉴于研究对象年龄、地理位置分散、研究话题高度特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防控政策等情况，我们尝试用社交媒体的工具进行田野研究。但是研究中仍存在两个挑战：一是设计一种结合社交媒体和人际网络的方法，调整口述史的单点田野研究方法，使之适用于更大规模的数据收集；二是完善改进初期阶段的项目目标，创建一个可外包（outsourcing）的结构化访谈模型，以便在多个田野点之间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对于第一个挑战，需要计划与安排好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实施高效、可靠并且可复制的采访。利用社交媒体开展研究的方法已经非常成熟，有的研究侧重游戏玩家、新生儿父母和外籍人士等的网络田野；有的研究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大规模数据搜集，如绘制社区地图，或分发问卷。虽然两种田野研究都以人为研究对象并结合线上交流，但两者目的却截然不同，前者着重网络田野社区研究，后者利用社交媒体主要是为了获取线下资源。本项研究由于受访对象大多是80多岁的农村老人，研究团队认为他们接触网络的机会有限，因此选择运用互联网寻找调研员并协助我们筛选并定位合适的受访对象。因为中国网民普遍愿意参与腾讯问卷等网站的在线问卷调查（包括用于科研的调查），研究团队于是尝试各种“广播”式的宣传方式。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广告，简要描述该项目基本情况并承诺参与人员能获得少量工作报酬。尽管通过不同的社交媒体，如微信朋友圈、聊天群或者QQ动态等不同平台进行了多次推送，然而这些方法都没有得到公众的任何回应。

对于第二个挑战，本项目最开始的研究模式是利用社交媒体选择多点、对多个访谈对象进行半结构化的长篇访谈。考虑到一方面深入的单点田野难免有其局限性与偏见，而另一方面研究目标仍在不断生成与调整中。研究进行过程中，两位研究者一直不停尝试通过社交媒体联系线上访谈对象，同时也亲自进行了调研和采访：刘芹利采访了四川的长辈与朋友，杜博思采访了位于山东和河南的前生牛贸易经纪人。研究团队最开始尝试在学生调研员中去复制这个研究模式，让少量学生按照这个模式采访其年老的亲属并对访谈数据进行文字转换。但我们很快发现，虽然开放式的半结构化访谈在项目规划时非常必要，要广泛投入使用却不太现实，尤其对那些不直接了解此类话题的访谈者而言。研究过程由于没有向采访者强调区分一手（直接经验）和二手（间接经验）信息，所以第一阶段的访谈外包质量参差不齐，有的访谈数据甚至根本无法使用。例如其中一个访谈完全是受访者的二手信息，这些间接经验知识主要受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所影响。即使非常好的采访也基本上是对非结构化访谈的逐字记录。由于访谈缺乏统一的格式，很难对不同的访谈进行比较，访谈模式也很难被大规模采用。显然，尝试通过复制长篇的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来扩大项目规模不是太有成效。因此，从第一阶段得到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如果要达到可靠、高效以及可复制的目标，意味着研究访谈需要简短、具体和高度的结构化。

生牛贸易

三、调研项目外包

研究的第二阶段，项目团队通过训练暑假返乡的大学生对家乡的亲戚和村民进行访谈，并制作简短且结构化的报告。这种方法最终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具体研究体现了以下三方面的创新：

第一，采用了更加结构化的招募方式。招募过程前设计了图文结合、简洁生动的“帖子”，在微信朋友圈以及其他社交网络广泛发布，对该研究目的、过程以及调研员的条件、职责与报酬进行介绍和推广。推文明确调研人员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家住农村，1949年前家里老人曾养过牛，或者亲戚或熟人中有80岁左右、熟悉这段历史的老人。招募过程摒弃了研究第一阶段“奔走呼号”的宣传办法，直接从研究团队成员的人际网络中招募大学生担任调研人员，确保访谈的规范性与有效性。招募方式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一、通过年级辅导员在本年级300多名学生中筛选适合条件的学生；二、通过团队成员直接选择自己所教课程的学生；三、通过团队成员的朋友圈，联系自己的同事或者其他高校教师朋友，请他们推荐适合调研的学生志愿者。

学生志愿者招募后确定了项目调研在线培训的日期，时长为一个半小时。第一批调研培训共有20名学生志愿者参加，其中大多数是研究者自己的学生或同事推荐的学生。与每完成一份报告给予100元的现金奖励相比，研究者与采访人员之间的私人关系更能鼓励与确保学生调研者参与并完成此次任务。第一次腾讯会议举行的调研培训结束后，研究者组建了本次调研的微信群，所有参加培训的学生们都被邀请进群。学生调研员们可以在微信群里对调研过程出现的问题提问并迅速得到解答与指导。他们完成调研之后，会尽快通过微信群上传自己的访谈数据。研究团队为本次调研各阶段的任务与要求做了详细说明，比如研究目的、如何选择合适的受访对象、访谈格式与完成时间等。在完成第一次培训后的两周内，17名学生调研员按时提交了50份调查报告。

接着通过他们再邀请更多的同学作为新的采访者加入调研。由此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为本项目贡献了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访谈内容。参与项目的调研员不断告诉自己的朋友和同学，让他们联络自己的亲戚朋友，帮助寻找更多的“1949年前的牛贩子”，以此形成“滚雪球效应”。

第二，使用更加结构化的访谈模板。其中包括五个具体的问题，每个问题需要受访者做出一连串直接并且简洁的回答。具体参见下述项目访谈提纲：

1.访谈基本情况

    1.1.访谈人

        1.2.1.访谈人联系方式：

        1.2.2.访谈方法（电话，微信等）：

        1.2.3.访谈日期：

    1.2.受访人

        1.2.4.名字：

        1.2.5.出生年／年龄：

        1.2.6.受访人的个人历史：

        1.2.7.受访人所在地区介绍（省县，1949年前的经济模式）：

        1.2.8.其他（报道内容是亲身的经验或听老人言）：

2.牛买卖情况（受访人1949年前所在地区）

    1.3.什么人养牛？每户都养牛吗？

    1.4.没有牛的家庭怎么耕地？

    1.5.农户间交易牛？（非市场的交易）：

    1.6.什么时候有牛市？（村集，庙会，没有固定牛市，等）

    1.7.有没有牛商（专门买卖牛的人）：

    1.8.老牛怎么淘汰？（什么人，什么地方屠宰？肉牛的买卖方式不一样吗？）

3.交易与中间商

    1.9.在市场里怎么买卖牛？（有没有费用，怎么谈价，等）

    1.10.牛买卖有没有中间商？

    1.11.你们怎么称呼这个人？（经纪，牙人，牛贩子，等）

    1.12.那个人做什么？（没有他还可以进行买卖？）

    1.13.卖给屠宰户也需要中间商？

4.地理范围

    1.14.这个地区的牛从什么地方来的（地名或距离）：

    1.15.这个地区的牛卖到哪里（地名或距离）：

5.其他（自由填）：

访谈由五个部分组成，包括访谈基本情况、牛买卖情况、交易与中间商、地理范围与其他。访谈问题设计简明扼要、具有可比性，重点关注生牛贸易的地理位置和“中间商”的确切作用。访谈询问了不同地区“中间商”的具体俗称，访谈完成后在地图上将所有调查到的中间商称呼在地图上标注出来，从而推断这些不同称呼是否具备某种地理模式的特征。访谈第五个部分是一个开放式问题，调研同学如有任何见解或者认为有价值的信息都可补充在这里。他们可以在访谈中询问访谈提纲中未涉及的问题，比如1949年以后当地生牛贸易的发展，或者贸易涉及的不同群体所发挥的作用等。虽然这些话题目前与本项目没有直接联系，但有助于增加对当地生牛贸易特色的了解，为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提供更多的考察角度。

第三，为参加调研的学生志愿者们专门开展访谈培训。培训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主要介绍研究项目和访谈的五个部分，解释访谈的模式与注意事项，并且强调了本次调研对于各自家乡民俗与历史保存的重要意义。尤其强调了访谈回答时为什么两三句话的直接回答比一长串逐字记录的完整对话更好。尽管此次培训时间不长，但通过简要的培训并且组建研究微信群，参与的志愿者学生能够培养共同的研究兴趣和使命感，这将直接决定与影响他们完成访谈任务的情况与质量。与之相比，通过“奔走呼号”办法招募进来的人会更轻易放弃此项目。访谈培训与微信群的组建使参与者形成一个线上的调研共同体，有利于激发他们对项目的热情，并能更好地鼓励他们关注访谈细节，做到精益求精。

四、初步发现和后续行动

截止到2021年8月底，研究团队收到了60份访谈报告。一半以上来自四川地区，其余分别来自安徽、甘肃、贵州、浙江、山东、江苏和江西等地区。这些报告均按照培训的要求完成，内容简短直接、实事求是。以下是研究团队在全国各地的田野点以及访谈报告中记录的1949年以前生牛贸易地点（参见图1）：

图1 田野报告地点与1949年前生牛贸易地

从第一轮取得的访谈报告中，初步分析这些数据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发现。首先是区域差异层面。杜博思认为中国生牛贸易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是呼伦贝尔和青海等牧区向外输出的生牛贸易模式；二是生牛持续输入到大城市尤其是位于青岛的屠宰中心，这被称为持续消耗模式；三是农业地区内部为平衡需求和生产所进行的牲畜流通模式。本次研究报告证实了中国1949年以前生牛贸易广泛存在区域性差异的观点，但是这些差异并未形成特定的区域模式。山东省新泰市山区的访谈与杜博思在河南发现的情况很相似：这两地牛的主要价值是提供劳动力，牛主要由当地称作“经纪”的中间商进行小范围内的交易。但是不是仅凭这个相同点就可指向“华北模式”或者“华北农业模式”呢？现在探讨基于区域地理的类型学是否合理还为时过早。相反，这些访谈强调了当地生牛贸易中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比如新泰人会前往60千米外的泰安进行生牛贸易。泰安市场的生牛贸易不仅买卖活牛，并且客户交易面更宽：有的家族专门买进瘦牛后育肥并出售，从中获取利润；有的客户买进牛后，会专门负责转运到济南附近的白马山市场进行销售，这个市场聚集了来自济宁、天津、内蒙古的商人以及青岛屠宰场的买家。

其次，与施坚雅教授在几十年前提出的宏观区域模型相比，生牛贸易市场体系与人口密集度及行政中心分布并无直接联系。本研究发现人口密度对生牛贸易有一定影响。例如河北南皮是人口密度高的农业地区，这里的生牛贸易与甘肃或四川的偏远山区相比覆盖范围要小。但与施坚雅模式相反，生牛贸易市场的分布恰恰会避免人口密集区和城市行政中心。例如尽管上海是牛肉的主要消费市场，并且城市内也具备屠宰能力，但是生牛贸易却在离上海60千米以外的南通市启东村进行。这里主要贩卖用于屠宰的牛，并且牛肉主要供应上海市场。又比如，甘肃山区的米王村和李城村的村民会将牛送到100千米外的两个市场去卖。虽然运输过程会途经庆阳县城，但他们不会在这个城市进行交易。

然而这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区域差异的观点，显然区域因素仍然相当重要。比如甘肃、四川和青海等省的高山地区、人口密集的江南地区，以及津浦铁路或者南满铁路这些交通要道地区，都会极大影响一个地区的牲畜贸易方式。相反，研究团队在调查中非常谨慎，尽量避免基于少量田野证据做出推论。历史学家曾做过的满铁惯性调查正是如此，在研究中仅凭从某个村庄获得的资料就推断出整个区域趋势。此外，与任何田野数据一样，这些口述史记录是人们感知与记忆的主观产物，因此研究团队尽量避免从少量数据推断出区域性趋势。我们认为，不同访谈中获得的不同数据，可以证实几十年后人们的记忆会存在偏差的问题。比如访谈中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老牛如何被淘汰/宰杀，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谓五花八门：

通过行老板卖给回族人（佬俵）。通常是私人宰杀，无专门屠宰场。肉牛与耕牛统一在牛市卖，耕牛更贵。（安徽蚌埠，81岁）

个人屠宰后去集市贩卖。邀请亲戚朋友帮助在空地上杀牛，无专门饲养的肉牛，都是用耕地后的老牛进行屠宰。（贵州锦屏，85岁）

如果牛生病或者老死，会把它埋葬。在那个时候，人们不吃牛肉，村里人说，“牛是人变的”，牛死亡之后，还要去给它打个碗，烧纸钱。所以不存在肉牛，不管是地主还是农户都不吃牛肉。（四川阆中，80岁）

给街上卖汤锅的小贩，或者给专门收病牛死牛的个体户。（四川夹江，86岁）

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揭示了一个事实，即同一个村庄甚至同一个家庭的人对细节的回忆会有所不同。项目的调研志愿者们在整理访谈报告时很快意识到这个差异。当他们在微信群中询问此事如何处理时，研究团队成员及时回复并指导，向学生们强调了口述史研究过程中如实报告的重要性，避免他们通过试图掩盖叙事的矛盾来达成叙事的统一。

需要明确的是从调研数据中使用或者发现某种模式从来都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不能依据少量数据进行过度阐释。本研究发现，通过充分调查并证实相关证据可以确认某个地区的某种贸易模式。访谈报告完成后，我们发现四川省的访谈数据较为充分，可通过这些数据进一步探讨该省的生牛贸易模式。

四川省大范围的数据收集，其最终目标是为了清晰认识和展现其他省份的贸易历史。尽管目前的研究数据仅仅初步反映了跨省和跨地区生牛贸易的存在，但却证实了1949年前强大的贸易网络曾遍布中国各地。例如江西的牛卖到了广东，甘肃的牛卖到山西和河南，专业的采购网络遍布多个省份。浙江沿海和启东的养牛专业户们同时提到了一个专门向贵州输送斗牛的贸易渠道。这一信息又被贵州的另一份报告所证实，贵州的买家会在其他省份寻找合适的斗牛并运回黔东南。云贵地区的斗牛这个调研主题非常重要，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其宗教或民族意义方面，最近的一些研究则是从非遗和遗产旅游角度展开进行。两个不同省份的访谈报告中均有提及斗牛贸易，这说明斗牛习俗可能对牲畜贸易产生看不见但又重要的经济影响。研究团队下一阶段的访谈将会继续追问谁是贸易商、牲畜是否季节性转移，以及交易的回报是什么等更为细节与具体的问题。

中间商（middleman）尽管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形式，但其基本功能是为了促成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从全国各地的访谈中可以看到中间商有两种主要交易方式：一种是用手势进行无声的讨价还价。为了不让外人看见，他们通常是把手藏在袖子或外套里面比手势，也因此，人们俗称他们为“穿长袖”。第二种方法是使用行话（秘密语言）谈判。例如安徽省蚌埠市的访谈报告中提到行老板（中间商）的“黑话”，他们用普通词语“拐子”代替数字“五”抬价或者压价。一方面手势是看不见且无声的，另一方面谈判时押韵的语言又被设计成外行听不懂的行话，并且只在专业的中间商中使用。中间商的工作职责是为达成贸易，但有时他们的职责及活动会与卖牛商人比较相似。卖牛商人买到牛后再送去附近的乡村市场进行销售，或者专门运输到大型的城镇市场进行销售。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地区，这些商人还会用卡车来运送他们买卖的牲畜。

表 1 不同地区的中间商名称

中间商名字因地而异，未有固定的模式。因此本轮访谈的成功也为研究团队指明了后续研究的方向。在确立可行的外包访谈模式之后，可进一步将访谈外包到华北和东北地区。第二阶段将培训另外两组大学生志愿者，每组各20名成员。由此田野点将扩展到全国各地区，并且提交的访谈报告数量将增加到200份左右，每位志愿者都将接受培训并一起完成这项调研。这些新志愿者在虚拟社区（微信群/QQ群）中能获得项目研究已有的所有数据，因此对于他们的培训会比第一个调研队伍容易得多。在仔细记录了本轮各位学生志愿者的访谈报告后，第一轮研究发现的问题与有待探讨的细节问题在本轮访谈报告中都能得到澄清或者解决。通过第二轮调研，研究问题得以继续修订与完善，远程贸易的地理位置或者专销商的活动等问题可以进一步细化。

五、结论

本文介绍了一种调动与组织在读大学生收集中国历史上牲畜贸易口述史的方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这个主题很有研究价值，但一直由于缺乏当地数据与证据较难开展。由于80岁左右的老年农民、卖牛商人和中间商曾经亲身经历过牲畜贸易，因此他们的叙述能为这项研究勾画一个清晰的、局部的图像。然而这种亲身叙述的方法推广较难，因为即便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口述史的收集，但是整理以口述形式呈现的大量数据却相当困难。因此本研究团队尝试一种新的田野方法，从训练大学生担任调研员入手，指导他们走进田野，开展针对性的访谈，并将他们的发现总结为结构化的访谈报告。目前已获得的数据与发现，证明这种方法确实可靠、高效而且适用于其他地方的同类研究。

除了招募和培训学生调研员时具体的服务与保障问题外，这种方法还涉及对研究目标的重新评估，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田野外包方法与传统单点田野的区别。马林诺夫斯基传统中的田野观察将“分离”（detachment）理想化。在历史学家眼中，“隐形的田野工作者”与口述史研究者形成了一种理想的对位，即口述史研究者负责在叙述被传递时记录并保存它们，他们在本质上承担着人类录音机的功能。这两种研究都以单一地点、深度访谈为标准。在博厄斯传统的文化人类学中，研究者被建议要像一张白纸一样来到田野，准备好在这里重塑自我并适应当地的社会结构。

尽管开始田野研究时保持开放性与灵活性很重要——这样研究才能得到实质性地推进，但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尤其当搜集工作由第三方去完成时就更是如此。无结构化访谈对长期的田野研究无疑是一种理想的研究方式，但却使在研究初期由学生实施的访谈屡屡受挫。那时得到的访谈报告冗长而且缺乏重点，研究价值不大。最终，研究团队寻找到一种方式，从研究者就实质问题进行无拘无束的探索发展过渡为研究者为学生调研员准备好具体、简洁的问题。这些问题非常实用，不仅学生易于操作和汇报，研究者还能在更大范围内使用它们。

为什么这种方法是社交媒体时代独有的呢？毕竟派遣几个团队的学者去收集当地民风民俗，是最古老的田野方式之一，这种研究方法初始是由前现代政府和殖民政权共同组织的。田野研究方法在中国大学中的使用历史悠久：一百多年前，济南齐鲁大学的一位学者曾就中国家庭饮食结构进行了首次纵向调查，他指导学生暑假回家记录自己家庭的食物购买和消费情况。今天的社会科学和市场研究严重依赖外包的定性研究，尤其是委托第三方协助完成问卷调查这类的研究。腾讯问卷等调查网站扩大了这些方法的覆盖范围，使其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迅速地扩散到大范围人群中去。

然而和问卷调查网站不同，本研究有几处关键的区别。首先，访谈外包这种方法允许复杂的回答。相反，那些如家庭收入或品牌喜好的简单问卷无法做到这点。学生调研员接受培训后能了解研究的目的，他们能够从较长的对话交流中结合自己对当地方言和地方性知识的理解并提炼出简短的回答。换句话说，学生充当第三方中介，其任务不仅是记录与采访，还包括对访谈内容进行解释。其次，组建调研微信群，构建一个线上的调研共同体，确保学生调研员之间以及与研究团队之间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实时联系。研究者可以实时阐明、增加或修改研究问题。学生之间还可以相互参考彼此的问题和访谈方法，这样可以激励他们自己不断完善并且按时完成访谈。调研员在本研究项目中独特的角色决定了他们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知识还需要激发他们的研究兴趣——这是一种介于研究助理和公众代表两种身份之间的角色。他们之所以能全心全意参与本项研究，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少量工作报酬，更多的原因是他们愿意从这个调研共同体中获得具体的知识，愿意为家乡的口述史搜集贡献力量。正是因为项目组织者和学生调研员之间的有效沟通，确保了学生调研员能积极有效地参与整个研究：互联网是创建线上研究共同体的重要渠道，这个渠道不针对研究对象之间，而是确保研究人员之间相互沟通。因此，本研究方法同样也是田野教学方法的一种新尝试：直接派遣未经任何田野训练的学生踏入研究者自己的田野，这种更加结构化的方法更能让每位学生在完成研究任务时体会到田野带来的成就感。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