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危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未来:我们需要新的世界遗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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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危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未来:

我们需要新的世界遗产吗?

〔德〕科尔内留斯·霍尔托夫

〔美〕安娜丽莎·博林 著

马庆凯 译

原文刊载于《遗产》(第五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月。


摘  要


本文反思了新冠病毒带来的全球性冲击以及“新冠危机”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里可能给我们带来的遗留问题。当下社会和未来社会的关系从未像疫情发生后的几周体现得这样明显,尤其是当前“新冠危机”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政治优先事项。当大部分人不得不面对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想如何在这个星球上共同生活?部分评论者呼吁所在国家加强经济独立性,各国政府频频诉诸国家象征符号,淡化国际合作,各种排外思想通过媒体传播。面对这种情况,教育、研究、文化和国家之间的交流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文着重思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新冠危机”中可以扮演的角色。考虑到此次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全球性危机,有必要提醒全世界:地球上所有民众、社区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全球团结与合作十分必要。我们倡议找出并推广一种新的世界遗产——不是用于激发民族自豪感、为某个小群体创造经济利益,而是用于加强全人类以及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共同利益,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好。


关键词


 新冠病毒;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新冠病毒让世界发展停滞。当前,COVID-19正无情地在全球肆虐,与之相比,许多人类个体的行为突然之间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目睹了病毒感染不分人,也看到各国面对疫情防控的挑战正在付出艰辛的努力。


毫不奇怪,许多人开始问,2020年的“新冠危机”将会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里给我们带来哪些遗留问题?当下社会和未来社会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疫情发生后的几周体现得这样明显。


面对当前情况,我们需要同时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立即处理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二是以建设性的方式从长远角度予以应对。从新冠病毒给教育和科学研究带来的全面影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无论是在教学、合作还是在研究中,远程手段和数字通信的使用都呈指数级增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教育工作者更多采用类似于紧急远程教育的方法(在缺乏成熟线上教育所必需的准备和经验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多种手段拼凑的方法),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远程教育。但是,考虑到疫情持续时间这一因素,我们仍然可能看到这类方法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后课程开发周期将会更长,教育工作者也能做出更充分的准备。同时,“新冠危机”也影响了学生们的决策。例如,瑞典申请大学的总人数大幅度增加,这既是疫情带来的直接结果,也是因为年轻人在中学毕业后可以找到工作的就业机会减少了。与2019年的数据相比,瑞典2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申请高等教育的人数增长了30%以上,申请护理项目和医疗项目的人数也普遍增加。


此外,在未来的几年中,我们将看到许多有关“新冠危机”及其管理、长期后果的研究。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研究取向的变化,研究将更倾向于那些能被迅速应用于民众福祉、经济复苏的选题。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研究方式也将发生转变:就像教学这一例子一样,远程方式可能会增多,这不仅会影响到研究的方式,还会影响此类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在其他情况下,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包括旅行限制、研究资助流向的变化,将导致有些研究延期进行,有些研究需要重新思考,有些研究甚至被终止。


或许最重要的是,当前危机也会对全世界各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政治优先事项产生影响。全世界大部分人不得不面对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平日被提问得不够多的问题:我们想如何在这个星球上共同生活?这一问题给予了我们从长远角度思考的机会。


新冠肺炎疫情也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如何组织社会的经验教训。此次疫情不仅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相互关爱的必要性,也让我们意识到有必要为我们所在社区的所有成员提供充足的医疗服务、适当的风险防范预案与基本的社会保障。同时,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供应链脆弱、容易中断的问题,有些人呼吁降低全球经济对“零库存”生产方式和跨国供应链的依赖。第三个引发的话题是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以及专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平衡:哪一种将能力、信赖度与执行力三者组合起来的方式能做出最有益于民众福祉的决定?哪些界限又绝对不能被跨越呢?


尽管“新冠危机”影响着我们所有人,但人们感受到的冲击却不同。对于某些人而言,为了自己的安全,一段时间内避免握手或其他身体接触并非难事,但对于生活在一起、有密切接触的社区居民(例如生活在城市贫民窟的民众、难民营中的难民、住在集体宿舍里的流动工人)而言,“新冠危机”使得他们面临更大的危险。在应对新冠病毒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病毒对多种多样的社区产生的不同影响都考虑在内。尽管新冠病毒对某些群体带来了更大的冲击,但我们的应对之策必须是全球各国之间相互协调,否则没有人是安全的。


但是,目前对新冠病毒的应对措施往往仅从自身角度出发,较少考虑到我们共同的责任。不少国家的评论者呼吁所在国家在经济上更加自力更生,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诉诸国家象征符号,与此同时淡化国际合作。各种排外思想通过媒体传播,有关新冠病毒命名的语义战试图将疫情责任推给中国,导致了反华和反亚洲势力的抬头。“新冠危机”也被某些政治人物用作借口以及分散公众注意力的话题,以强行通过相互关联不大但他们长期坚持的议程(所谓“休克主义”)。部分国家的政府已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推行了禁止堕胎、关闭边界、停止移民程序等政策。早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匈牙利等国就已经存在行政权力集中的趋势,而此次疫情加强了这一趋势。为了应对疫情,匈牙利实行了紧急状态,使得该国总理有理由通过政令来治理国家。这种政治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修辞所宣扬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和主张不仅可能对个别国家的民众产生影响,甚至可能会危及全球和平。


教育、研究、文化和交流是应对这一风险的重要手段。这些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的领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于促进和平建设、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和跨文化对话,尤其重要的是,该组织以加强193个成员国及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为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工具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目前已有1100多项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以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类倡议中最为成功的一项。


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目标和以往一样重要,但“新冠危机”可能给其今后实现这些目标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不应忘记,在“新冠危机”结束后,所有我们今天采取的意在缓解“新冠危机”、应对其不利影响的措施,在社交媒体上沟通疫情发展情况的方式,所有有关应该做什么以及要停止做什么的呼吁,都将对我们产生影响。它们将影响我们未来在全球建设和平、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跨文化对话等方面的能力。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文化在应对全球危机方面的潜力。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埃内斯托·奥托内·拉米雷斯(Ernesto Ottone Ramirez)认为,遇到危机时,人们需要文化。有关文化,他提醒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文化“能在一个让人极度焦虑、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给人以安慰、灵感和希望”。在线旅行的普及使我们不出家门就可以参观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这表明了在当今时代,人们对文化充满渴望。然而拉米雷斯补充道,有关文化的第二件事是,尽管在疫情背景下文化能给予我们很多帮助,但文化和创意部门遭遇的严重的财政危机已让许多从业者和机构陷入困境。预算削减、裁员、合同取消,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文化和创意部门的生存境况堪忧。



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没有充分强调的是,当各国国家战略的优先级高于国际合作时,全球文化价值观会如何受到影响。当拉米雷斯提出“文化使我们拥有韧性。它给予我们希望,时刻提醒我们,我们并不孤单”时,他似乎指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践行的文化(复数形式)的多样性。但是,他并没有强调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赖以建立的核心理念:致力于建设全球和平、开放对话、相互理解、持续合作的文化(单数形式)。这一文化让我们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有韧性的物种。正是这样的文化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给我们以希望。然而,我们面临一个真实的风险: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对全球性挑战,人们越来越孤立地寻求解决方案,猜忌而非信任在逐渐蔓延,人们通过自给自足而非广泛的团结来增强适应能力。


鉴于COVID-19在全球的传播及其带来的冲击,是时候再次提醒我们自己了,地球上所有民众、社区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我们都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的一部分。这场疫情表明,全球团结与合作十分必要。随着病毒在全球各国传播开来,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快速传播准确信息、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持、保持团结对于满足每个个体的需要都大有好处,至于联合开展医学研究、安全疫苗研发则是重中之重。


在未来若干年乃至几十年里,我们可以预料到许多其他类型的危机,类似的合作十分重要。人类作为一个集体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气候危机——已经显现,这需要全球广泛合作来共同应对。然而迄今为止,我们都未能开展这种合作,部分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显现,部分是由于资源较少的国家或富裕人口较少的国家需要承担的责任不会相应减少,令人感到不公平。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在争论相比其他政治优先事项,气候问题的紧急程度如何,有的在争论需要建立公平的分担成本与责任的制度。在这方面,或许应对疫情的措施的需求可以为我们未来应对更大的挑战提供一份路线图:至少要合作,将所有人类的命运视为交织的;建立新的合作及信息交流途径;为了减少大的风险,要敢于采取严厉但有效的办法。


当前,疫情还与其他持续存在的挑战交织在一起,对于这些挑战我们也尚无恰当的应对措施。例如,新冠病毒可能源于人类与动物的密切接触,这应促使我们重新评估人类与动物世界的关系。很久之前我们便已了解人类与动物的接触会给人类带来深刻挑战:抗生素耐药性便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其产生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在工业化肉类生产中,人类随意、大规模地使用抗生素。这种生产模式对气候也会产生影响,比如为了满足全球快速增长的肉类消费需求,人们在环境脆弱地区肆意捕杀。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不过是另一个佐证,表明我们当前与自然世界互动、利用自然的模式何其危险。


从新冠病毒到气候危机,所有这些问题的共同之处在于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各国合作应对。然而,从迄今为止我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踌躇不前,以及疫情期间明显的民族主义、排外倾向来看,要想达成有效的合作,仍有很大的障碍要清除。这些障碍包括没有认识到不同社会基本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此类障碍对于我们能否团结起来,共同面对新冠病毒和未来会出现的其他挑战有重大影响。同时,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慎重考虑如何从短期和长远角度应对这些状况。


也许,是时候来寻找并推广一种新的世界遗产了。这种遗产不是用于激发民族自豪感、为一个小群体创造经济利益。这种遗产可以加强不同领域、不同族群的人之间,以及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生物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与共同利益,能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一个有趣的、真正全球化的世界遗产的例子是特蕾西·威廉姆斯(Tracey Williams)所收集的冲上世界各地海滩的塑料制品。通过她提供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人工制品的生产、消费及处置是如何通过海水的全球流动联系在一起的。大部分此类塑料垃圾不会到达任何海滩,但会对海洋生物栖息地产生破坏性影响,还会在海底留下人类世特有的地质痕迹。


特蕾西所著书的内页


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全球关联性,认识到我们人类的生活是相互联系的,这或许是当前“新冠危机”为未来社会提供的最为重要的教训。


(注释从略 详见原文)


    文章来源:《遗产》(第五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月。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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