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希平]中原与边陲、书面与民间文学互动之范例——西夏《五更转》源流及最早作者伏知道创作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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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与边陲、书面与民间文学互动之范例——西夏《五更转》源流及最早作者伏知道创作简论


徐希平

原文刊载于《中原文化研究》

2021年第6期

摘 要

《五更转》是广泛流行于中国各地的一种民间曲调,中原及边陲,汉语及各族语言文学中都有相关形式的作品。从西夏文《五更转》与中原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追溯《五更转》的源头。欧阳询《艺文类聚》所载陈代伏知道《从军五更转》为现存最早的书面文学文献,其五绝形式成为后来的的中原文人《从军五更转》的定格,但在西夏、敦煌以及中原民间《五更转》却变得较为灵活自由。伏知道《五更转》是描写边塞特殊生活场景,表达征人情绪的作品,为中原文人尤其是在明代作家作品中多有传承。但民间作品则主要为表现男女相思和宣扬宗教教义两大类。对伏知道籍贯、与南朝伏曼容家族关系及其创作予以考论,反映了中华文学中各地域各族别各语种之间书面与民间文学的影响与互动。

关键词

西夏文学;《五更转》曲辞;伏知道


《五更转》这种曲调在中国南北各地广泛流行,尤其为民间所喜闻乐见,既有汉文作品,也有西夏文曲辞,而该题现存最早的作品为陈朝时期文人伏知道。有关伏知道资料较为缺乏,学界研究亦很薄弱,故有必要对其人其作及其影响予以探讨,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深化对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族别和不同形式文学交融互动规律的认识。




一、西夏《五更转》曲辞探源


《五更转》又名“五更调”,是广泛流行于中国各地的一种民间曲调。从古到今,中原边陲,全国各地,广为传唱。抗战期间作家史轮曾与田间等共同发起街头诗运动,用“五更调”调形式,作《老百姓偷枪(五更小调)——发生在晋北的一个事实》为题,记录晋北地区老百姓深入敌营偷出武器奇袭敌人的故事。语言明白晓畅,曲调活泼轻快,在《群众》周刊发表,后来又由著名作曲家劫夫配曲,画家陆田作画先后在不同刊物刊出,深受欢迎。最近各种媒体上热传的清代北京地区民间小调《探清水河》,写卖大烟的松老三独生女儿大莲与情人六哥哥为爱殉情的悲剧,其中幽会的情景就是用五更转的形式逐层渲染。幽婉伤感,有很多翻唱版本,可见其艺术魅力。


在西夏文学中,除了诗文之外,也有《五更转》的民间曲子辞,虽然数量不多,但作为一种单独的文学体裁,对于西夏文学形式多样性却很重要。在20世纪之前,基本上没有相关文献记载,也就谈不上研究。直到20世纪末期这种情况有了新的突破。先是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中有编号为【7987】的西夏文残叶,记载有两套《五更转》残曲,因为该西夏文残叶最早于1909年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出土,长期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此时刊布于世,聂鸿音先生2003年发表题为《西夏文<五更转>残叶考》的考释文章,认定其为西夏地区民间曲辞。并指出这是迄今发表的第一件西夏民间俗曲。


聂鸿音先生考释引录西夏文《五更转》汉语译文如下:


第一套:


三更高楼床上坐,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试问欢情天乐奏,此时口口口而拜锦衣。


四更口狂并头眠,玉体相拥口口口天明。少年情爱倦思深,同在长寿死亦不肯分。


五更睡醒天星隐,东望明口交欢缓起身。回亦泪口问归期,谓汝务要速请再回程。


第二套残曲:


楼上掌灯入一更,独自绫锦毡上坐,心头烦闷无止息。叹声长口,似见伊人思念我,问口未能安。


些许无成入二更,独自绫锦毡上坐,心头烦闷无止息……



在聂鸿音先生对俄藏西夏文曲辞考释后不久,2005年由著名西夏学者史金波、陈育宁主编的《中国藏西夏文献》出版,其中卷16中有编号为G31·031【6733】的西夏文《五更转》曲辞一组五首。该文献于1987年出土于武威新华乡亥母洞石窟遗址,收藏于武威市博物馆。文献本无题名,史金波先生根据其从一更叙述至五更的内容,类似于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汉文曲子词五更转而定其名。至此,在俄罗斯和我国国内便分别各有一件西夏文五更转曲辞文献。


两首西夏文曲辞的发现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为西夏文学增加了新的体裁,也为羌汉文学关系的比较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


梁继红考释文章题为《武威藏西夏文<五更转>考释》,对西夏原文分别做了汉文直译和意译,在此仅录其汉文意译如下:


一更夜,至心做等持。殊胜过宝座,榻上坐时显。观诸事,心中迷乱如象,此心一过可降伏。


二更夜,暂坐不觉寒。尽观三界妄,心外境可失。觉此物,耽心世界何险要,惟独此心当护持。 


三更夜,稍许止息间。形象大狮子,被服左右眠。急起思,身之高卧无觉悟,抚慰烦乱此心田。 


四更夜,空行始呼人。唤起瑜伽母,饶益众有情。跏趺坐,内外寻心不可得,细细察见此理深。 


五更夜,身心俱翻腾。禅定与相斗,方救众生苦。天帝释,净梵等亦无此想,其中此心最难成。


同时,武威藏《五更转》还有作者署名,韦勒般若华,梁继红认为其为典型的党项羌姓名。


这两组西夏文《五更转》,是目前能够看到的仅存于世的西夏文曲辞文学作品,两者既具有相似之处,而又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对于其内容和价值,笔者曾有专文予以探讨,故在此不予赘述。


关于西夏文《五更转》的来源,聂鸿音先生最先予以考察并指出:“‘五更转’曲式出自中原。据明杨慎在《词品》中说,隋代已有‘五更转’词调。目前掌握的资料表明这是一种小型的套曲,由一更唱到五更,每更一首至二首不等,每首有固定的句式。现存的汉文‘五更转’样品主要出自敦煌藏经洞。”聂鸿音先生还具体拈出汉文《叹五更》和残本《闰思》两首作为敦煌曲子辞中典型的格式予以比较。


聂鸿音先生在此提出的信息很重要,在中原地区很早就有《五更转》的的曲调,而且其流传极为广泛。但是,聂鸿音先生这里据明杨慎在《词品》将其渊源推到隋代,略有疏误,不够确切。不仅因为隋炀帝所作《龙舟五更转》名存而辞亡。更重要的是,“五更转”的渊源还可以推得更早。


同样在杨慎《词品》卷一第十七条,记录了一组题为《五更转》的乐府歌词,明确注明:“陈,伏知道《从军五更转》云:一更刁斗鸣,……其后隋炀帝效之,作《龙舟五更转》,见《文中子》。”由此可见,杨慎《词品》记载的渊源并不始于隋,隋炀帝只是模仿,更早的渊源应该在于南朝(陈)时期的伏知道。


比杨慎《词品》记载更早的其实是宋代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其卷三十三“相和歌辞第八”收录有陈朝伏知道《从军五更转》五首,郭茂倩题注引《乐苑》曰:“《五更转》,商调曲”又云:“按伏知道已有《从军辞》,则《五更转》盖陈以前曲也。”因此,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对此有所探索:认为“《乐府诗集》中南朝陈伏知道的《从军五更转》,虽不能断定为以‘五更’形式演绎为民歌的起源,却可以说是这一类型歌词保存最早的作品。”十分精当,由此可知,陈朝伏知道所作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五更转》作品,全文如下:


一更刁斗鸣,校尉逴连城。遥闻射雕骑,悬惮将军名。


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长。拭将弓学月,聊持剑比霜。


三更夜警新,横吹独吟春。强听梅花落,误忆柳园人。


四更星汉低,落月与云齐。依稀北风里,胡笳杂马嘶。


五更催送筹,晓色映山头。城乌初起堞,更人悄(一作笑)下楼。


诗歌记述边塞特殊生活场景和征人情绪,按照夜晚时间顺序,逐层深化,成为“五更转”的标准形式。


但《乐府诗集》也还并不是伏知道《从军五更转》最早的记录者,早在唐人欧阳询编撰的类书《艺文类聚》就已经收录此诗,载于其卷五十九武部,将帅、战伐类,个别文字与《乐府诗集》有差异。这可能是目前有关《五更转》创作最早的文献记载了。


由于伏知道原作与西夏文《五更转》曲辞译文的语言差异,形式上的差异显而易见,清邵长蘅《青门剩稿》谓《五更转》“每首五叠,一叠十句。如《乐府五更转曲》”,其实就是以伏知道曲为标准形式。同时内容上西夏和敦煌《五更转》曲辞也不约而同地由边塞戎机闻笛思乡之情转为闺帷私情与弘扬佛法,但结构立意却是一脉相承,逐次深化,渲染主题。


《五更转》这个词牌产生于广义的中原地区,后来却大量出现于敦煌地区,并随着敦煌学的深入,有关敦煌曲辞《五更转》的研究也十分兴盛。据介绍“敦煌写本中保存有《五更转》12题,共74首,抄写在45个写卷上。从上世纪初以来,这些写卷逐渐公布。罗振玉、罗福苌、刘复、郑振铎、胡适、王重民、任二北、饶宗颐、周丕显、聂鸿音、郑阿财、林仁昱等先生,从《五更转》文本的整理、校录开始,对这一文学形式的源流体制进行考证,并与非汉文《五更转》和民间相关文学进行比较,从而深化了这一民族文学形式的研究 ”。其内容与西夏文《五更转》曲辞相类似。俄藏《五更转》形式上为两套,但均为残页,第一套剩下后面三四五共三曲,第二套仅存一二曲,合之亦为五首,内容为世俗男女艳情及相思之愁,居于较为浓郁的文学色彩,和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武威藏《五更转》作品为一套完整的五首,可以一窥该文体之全貌,其内容为表现僧人信徒参禅修行的过程与效果,宣扬佛教之法力,其性质功能同于历代不同地区弘扬佛法作品。敦煌《五更转》内容一是民间曲辞常见的男女情思,如《闺思》等,另一类则是用来进行通俗的宗教宣传者,大多为隋、唐、五代间因佛教的传入和兴盛后,教徒们将佛教故事唱词填入民间众多结构相近的“五更调”,如《太子入山修道赞》《太子五更转》及《南宗赞》等。


此外河西地区还出现大量的《哭五更》民间宝卷,据学者研究,也同样来源于中原地区,“敦煌 《五更转》与河西宝卷 《哭五更》同源异流, 在形式与表现主题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同一母体曲调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两种变体 ”,可见该曲牌的影响及其意义。


相对而言,虽然现存最早《五更转》为陈隋时期中原地区作家文学作品,但后来中原一般文人以此为题创作却较为少见,大多为结构相近的民间曲调,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之际,由于商业的发达和城市寄生阶级的大量出现,“五更调“又被某些文人利用,成为青楼歌妓们习唱的小曲之一。


宋代文士创作目前有大文豪苏轼《江月五首》,按照五更次第写来:诗前有引云:“岭南气候不常。吾尝云:菊花开时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不须以日月为断也。今岁九月,残暑方退,既望之后,月出愈迟。予尝夜起登合江楼,或与客游丰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此殆古今绝唱也。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残夜水明楼”为韵。”诗云: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冰轮横海阔,香雾入楼寒。停鞭且莫上,照我一杯残。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独夜。可怜人与月,夜夜江楼下。风枝夕未停,露草不可籍。归来掩关卧,唧唧虫夜话。三更山吐月,栖鸟亦惊起。起寻梦中游,清绝正如此。驱云扫众宿,俯仰迷空水。幸可饮我牛,不须违洗耳。四更山吐月,皎皎为谁明。幽人赴我约,坐待玉绳横。野桥多断板,山寺有微行。今夕定何夕,梦中游化城。五更山吐月,窗迥室幽幽。玉钩还挂户,江练却明楼。星河澹欲晓,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咏,清切变蛮讴。


诗歌抒发传统文士的触景生情,物是人非,忆乡怀旧之思。其立意架构似乎与伏知道《五更转》相近,但其诗引(序)明确写道:“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此殆古今绝唱也。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残夜水明楼”为韵。”可见只是结构相近,渊源关联不是很大。


宋代中原地区,《五更曲》更多的还是宗教内容作品,这一点与敦煌《五更转》略微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前者以佛教教义为主,后者大多为道教内容。创始者为第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张继先,有《虚靖真君语录》等传世。张继先诗作中有很多与徽宗朝道士石元矩的唱和诗词,《度清霄》则为目前所见最早的道教“五更曲”,今《全宋词》收为词作,误也。《度清霄》五首如下:


一更一点一更初。城门半掩行人疏。茅庵潇洒一事无。孤灯相对光清虚。蒲团安稳身不拘。跏趺大坐心如如。月轮微出天东隅。空中露出无名珠。


二更二点二更深。宫钟声绝夜沈沈。明月满天如写金。同光共影无昏沉。起来间操无弦琴。声高调古惊人心。琴罢独歌还独吟。松风涧水俱知音。


三更三点三更中。烟开雾敛静无风。月华迸入水晶宫。四方上下同一空。光明遍转华胥同。千古万古无初终。铁蛇飞舞如流虹。倒骑白凤游崆峒。


四更四点四更长。迎午迸鼠心不忙。丹炉伏火生新香。群阴剥尽回真肠。金娥木父欢相当。醍醐次进无停觞。主宾倒置情不伤。更阑别去还相忘。


五更五点五更残。青冥风露逼人寒。扶桑推出红银盘。城门依旧声尘喧。明暗二景交相转。生来死去纷易换。道人室中天宇宽。日出三竿方启关。


与敦煌《五更转》浓郁的佛理教义不同,张继先的作品更为贴近自然,与普通文士的思维用语也比较接近。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在于首句不避重复,同时句句押韵,有显出民间文学的的突出特点。


相对而言,明代作家接受伏知道的影响似乎更为明显,并且有意识地创作,出现了一批以《从军五更转》为题的作品:


明代初期作家刘基以《从军五更转》为题诗五首:


一更戍鼓鸣,市上断人声。风吹鸿雁过,忆弟复思兄。


二更月上城,照见兜鍪光。侧身望山川,泪落百千行。


三更悲风起,树上乌鹊鸣。枕戈不能眠,荷戈绕城行。


四更城上寒,刁斗鸣不歇。披衣出户视,太白光如月。


五更星斗稀,霜叶光烂烂。健儿争先起,拂拭宝刀看。


王世贞《从军五更转》:


一更明月寒,歌舞帐中残。酒为壮士胆,独骑斩楼兰。


二更刁斗鸣,却比捣衣轻。南风好吹去,并作断肠声。


三更月未斜,凄切送胡笳。天山无草木,空听落梅花。


四更山月昏,屈指旧从军。白骨年年是,何人入玉门。


五更听乌啼,乌是汝南鸡。闺中双玉箸,点点为辽西。


胡应麟《从军五更转》:


一更边月上,流影照长城。营门击刁斗,万队寂无声。


三更边月斜,戍客夜思家。瓜期殊未及,肠断听悲笳。


五更边月落,晨起清油幕。飞骑夺天山,王庭空大漠。


明末爱国文人于谦继再作《从军五更转 》:


一更新月出,城上箭初传。将军号令急,不敢倒头眠。


二更天气冷,孤月照三军。谁奏边笳曲,凄凉不忍闻。


三更霜渐落,城上听寒鸡。仰面看星象,天空北斗低。


四更城上望,满野是新霜。衣薄弓刀冷,那能不忆乡。


五更人尽起,鼓角动边城。闻道将军令,平明要起营。


其形式皆为五言绝句,既有对历史的慨叹,同时也有对战乱的忧思,而且都不约而同地延续了伏知道《从军五更转》军旅题材和五言绝句传统,这可能与明代长期面临来自北方边患有关。此后就很难再见到直接标明《五更转》的作品了,因此伏知道该曲更显弥足珍贵。


此外,2012年于东新、葛超发表的《“五更转”源流演变及其意义》(刊于《中国韵文学刊》),将现存“五更转”按照文人“五更转”、民间“五更转”和俗曲唱五更、佛道“五更转”等类别 加以归纳总结,可供参考。


二、伏知道其人及其创作


关于伏知道其人,文献资料无多。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载有伏知道三首诗,作者小传曰,“知道,昌平人,陈镇北长史。” 记载了其籍贯和职官,未详其资料之来源。曹道衡、沈玉成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载:“伏知道:南朝陈诗人。平昌安丘(今属山东)人。当与伏知命为兄弟行。生卒年不详。”同时引用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伏知道小传,加以按语评论道:“按:伏为陈镇北长史,未知何据。昌平当是误乙 。”


由此可见,逯钦立先生著述是现代较早涉及到伏知道生平事迹的,确定了其时代及历官,但其所载籍贯似乎不够确切,略有疏误。曹道衡、沈玉成指出其“昌平当是误乙(原文如此)”即认为其记忆有误,判断得当,在此特补重考证如下:


按南朝伏姓最著名的人物是梁代司徒司马兼学者的伏曼容,《南史》、《梁书》皆列其于《儒林传》之首。《南史》还同时载其子伏暅、孙伏挺,分别载于《良吏传》和《文学传》,《南史》则将其皆列入《儒林传》,这在史书中是不多见的。故史书评曰:“挺三世同时聚徒教授,罕有其比。”伏挺之子名叫伏知命,助侯景之乱,“军中书檄皆其文也……及景篡位,为中书舍人,”权倾朝野,景败,被送江陵,于狱忧死。”按侯景乱平在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五年后陈霸先即取代梁而建立陈朝,至后主祯明三年(589年)灭亡不过三十多年年,从时间上推,伏知道与伏知命应为同辈兄弟,即亦为伏曼容之重孙,其籍贯亦当相同,《南史》《梁书》均载伏曼容为“平昌安丘人,”因此,逯钦立先生所记的伏知道籍贯就有小误。据《汉书》:


琅邪郡,户二十二万八千九百六十,口一百七万九千一百。县五十一:东武,不其,海曲,赣榆,朱虚,诸,梧成,灵门,姑幕,虚水,临原,琅邪,祓,柜,缾,邞,雩叚,黔陬,云,计斤,稻,皋虞,平昌,长广,横,东莞,魏其,昌,兹乡,箕,椑,高广,高乡,柔,即来,丽,武乡,伊乡,新山,高阳,昆山,参封,折泉,博石,房山,慎乡,驷望,安丘,高陵,临安,石山。


可见平昌安丘皆为琅邪郡所辖,属于《尚书禹贡》所分的古代徐州,其中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以古渠丘地封将军张说为安丘侯;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以侯国名为县名正式置县,其地大致当今山东安丘一带。


《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下》载:


上谷郡,户三万六千八,口十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二。县十五:沮阳,泉上,潘,军都,居庸,有关。雊瞀,夷舆,宁,昌平(莽曰长昌),广宁,涿鹿,且居,茹,女祁,下落。


昌平为上谷郡所辖,属于《尚书禹贡》之幽州,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县域内设昌平、军都二县。北朝东魏时,省军都入昌平。其地在今北京西北。


由此可见,昌平与平昌名称相近,而地理差距甚远,而伏知道之籍贯应该在山东东莱的平昌、安丘,而非上谷郡之昌平,逯钦立先生或许因名称相近而颠倒致误。


再看南朝伏氏家族履历,不仅官职显赫,世居高位,而且有良好的儒学与文学功底,这可以说是伏知道创作的家学渊源。


《梁书儒林传》:


伏曼容,字公仪,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晋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与母兄客居南海。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业。为骠骑行参军。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迁司徒参军。袁粲为丹阳尹,请为江宁令,入拜尚书外兵郎。升明末,为辅国长史、南海太守。齐初,为通直散骑侍郎。永明初,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讲。卫将军王俭深相交好,令与河内司马宪、吴郡陆澄共撰《丧服义》,既成,又欲与之定礼乐。会俭薨,迁中书侍郎、大司马谘议参军,出为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时明帝不重儒术,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梁台建,以曼容旧儒,召拜司马,出为临海太守。天监元年,卒官,时年八十二。为《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


《梁书良吏传》:


伏暅,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传父业,能言玄理,与乐安任昉、彭城刘曼俱知名。起家齐奉朝请,仍兼太学博士,寻除东阳郡丞,秩满为鄞令。时曼容已致仕,故频以外职处暅,令其得养焉。齐末,始为尚书都官郎,仍为卫军记室参军。


《梁书文学传》下伏挺传曰:


伏挺,字士标。父芃,为豫章内史,在《良吏传》。挺幼敏寤,七岁通《孝经》、《论语》。及长,有才思,好属文,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父友人乐安任昉深相叹异,常曰:“此子目下无双。“齐末,州举秀才,对策为当时第一。高祖义师至,挺迎谒于新林,高祖见之甚悦,谓曰“颜子“,引为征东行参军,时年十八。天监初,除中军参军事。宅居在潮沟,于宅讲《论语》,听者倾朝。迁建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为尚书仪曹郎,迁西中郎记室参军,累为晋陵、武康令。罢县还,仍于东郊筑室,不复仕。……挺后遂出仕,寻除南台治书,因事纳贿,当被推劾。挺惧罪,遂变服为道人,久之藏匿,后遇赦,乃出大心寺。会邵陵王为江州,携挺之镇,王好文义,深被恩礼,挺因此还俗。复随王迁镇郢州,征入为京尹,挺留夏首,久之还京师。太清中,客游吴兴、吴郡,侯景乱中卒。著《迩说》十卷,文集二十卷。


(伏挺)子知命,先随挺事邵陵王,掌书记。乱中,王于郢州奔败,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尽心事景。景袭郢州,围巴陵,军中书檄,皆其文也。及景篡位,为中书舍人,专任权宠,势倾内外。景败被执,送江陵,于狱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为邵陵王所引,历为记室、中记室、参军。


伏氏家族既有文学儒学和从政的传统,伏知名本传中还说明其有从军之经历,这或许也是《五更转》创作的背景。任半塘先生《唐声诗》论及关于《五更转》创始时道:“至迟在齐梁间已有,盛唐入法曲。”虽未实际材料,估计也是推测之辞,但从伏知道为梁陈间人的情况来看其论大致不差。


关于伏知道的著述,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都做了统计:“伏知道:……存《从军五更转》五首,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九;《乐府诗集》卷三十三;又《咏人聘妾仍逐琴心诗》、《赋得招隐》皆见《艺文类聚》。”其来源皆为《艺文类聚》,共诗三题,除《五更转》之外,另外两首为:


《艺文类聚》卷十八,人部二,美妇人类收其《咏人聘妾仍逐琴心诗》;卷三十六人部二十,隐逸类上收有其《赋得招隐》诗。


《咏人聘妾仍逐琴心诗》诗云:


春色转相催,佳人心自回。长卿琴已弄,秦嘉书未来。挂冠意分绶,荐枕缺因媒。染香风即度,登垣花正开。贞楼若高下,如何上阳台。


《赋得招隐》诗云:


招隐访仙楹,丘中琴正鸣。桂从侵石路,桃花隔世情。薄暮安车近,林喧山鸟惊。


以上三首,为现存伏知道仅存之诗,数量虽少,却分别涉及到边塞征人、男女风雅传情、山人隐士等多个方面的题材,可见其创作题材是比较广泛的,可惜更多的作品已经遗失,只能由此窥其一斑。


除了诗歌之外,伏知道还存有《为王宽与妇义安主书》一文,亦收录于《艺文类聚》(卷三十二人部十六),该文是伏知道代王宽致信与妻子义安公主,表达思慕爱恋之情。其文曰:


昔鱼岭逢车,芝田息驾,虽见妖淫,终成挥忽。遂使家胜阳台,为欢非梦;人惭萧史,相偶成仙。轻扇初开,欣看笑靥;长眉始画,愁对离妆。犹闻徙佩,顾长廊之未尽;尚分行幰,冀迥陌之难回。广摄金屏,莫令愁拥;恒开锦幔,速望人归。镜台新去,应余落粉;熏炉未徙,定有余烟。泪滴芳衾,锦花常湿;愁随玉轸,琴鹤恒惊,已觉锦水丹鳞,素书稀远;玉山青鸟,仙使难通。彩笔试操,香笺遂满;行云可托,梦想还劳。九重千日,讵想倡家;单枕一宵,便如荡子。当令照影双来,一鸾羞镜;弗使窥窗独坐,姮娥笑人。


文章从生活细节入手,用典自然,对仗工稳,感情真切,受到后世多位评论家的高度评价,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选录了伏知道的《为王宽与妇义安主书》,并对包括这篇在内的骈文做了一个总体评价:“多缘情托兴之作。……其言小,其旨浅,其趣博。往往托思于言表,潜神于旨里,引情于趣外。是故小而能微,浅而能永,博而能检。”谭献批点谓其“娇娆欲语”, 为 “六朝小启,五代填词”,可见其艺术造诣。清人许梿《六朝文絜》评点道:“寄书闺阁,倩作故奇,而‘微笑’‘余香’,代人设想,尤为奇之奇者。”他把此文与梁朝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庾信《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并称为“香奁绝作”。


当代学者对此书也有较高评价:“伏知道的这封书信对仗精工、自然而妥帖;用事贴切,做到典事内容与表达内容的谐调;熟用隔句对,把四四句型作为主要句型运用,兼用四六式和六四式,并巧用长短句的交错变化,同时注以散行之气,使文章于凝炼中见流畅。”


由此可见,伏知道其人虽然生平不详,且担任军职,但由于家族渊源原因,在诗文创作上还是有所成就,从仅存的几首作品来看,有较高艺术价值,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同时,由《五更转》的传承创作过程,还可以看出中原文学与边塞文学、书面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交融与互动。伏知道籍贯山东昌平,为中原齐鲁文化重镇,伏氏家族为梁代显宦,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同时积极入世,南征北战,故伏知道能够感受体会征人之苦,其《从军五更转》继承汉乐府相关题材而又在形式上有所创获,一唱三叹,可谓边塞诗之杰作,因而得以流存。其后《五更转》曲调形式四方传播,为中原地区及西夏以及敦煌武威等河西边陲地区下层民众喜闻乐见,不约而同地易其内容而承其形式,所谓酒瓶装新酒,多为民间小调,蔚为大观,而中原地区或许艺术资源丰富,乐府及各种艺术形式来源较为广泛,唐宋边塞诗名家辈出,形式多样,风格各异,成果丰硕,卓然成派,足资诗人们广泛吸取。再加上“诗庄词媚”的文体观念传统影响,《五更转》在民间兴盛后,除了个别特殊时期和作家之外,中原文人反而较少以《五更转》为题进行创作了。文学史上文体代谢源头往往在民间和异域,书面文学与民间文学又会各自选择不同路径,呈现不同风貌。这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反映出不同地域和不同形式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规律与特点,值得很好的研究和探讨。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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