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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纽带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基于通州北运河流域的田野调查

张青仁 梁家欣

原文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 

全长3200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绵延于古老中国的广袤区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物资，服务于人们的交流。既有研究表明，大运河的开通与漕运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回族在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散居的基本框架，并使其融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之中。运河漕运是如何吸引回族民众加入的?回族民众在运河漕运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们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有着怎样的互动与交融？在漕运停航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运河沿岸的回汉两族又有着怎样的互动与交融？对于上述问题，学界仍然缺少基于历史材料和田野调查的思考。

在方法论层面上，人类学流域研究的拓展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在对经典人类学聚焦超级微观世界的反思中，当代人类学已经走出了传统社区研究的范式，主张在纵横交错的网络体系中审视局部与整体，强调在全球体系与区域社会中理解文明的互动与交融。在这一背景下，关注河流区域内族群与文明的互动，探寻流域文明浸润的生活和道德世界的流域人类学研究应时而生，涌现出清水江研究、珠江研究等一系列研究。笔者认为，人类学流域研究的拓展与流域人类学的提出，以及在流域人类学研究视野中将族际互动嵌入流域时空轴内探讨，以此审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局部整体性的路径，不仅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对超级微观世界的超越，更是对人类社会天然联系机理与纽带的承认。当然，族群的互动与文明的交融并非瞬时产物，而是一个持续的历史“沉淀”过程，如同岩石上的沉淀物在经历溶解、融合后，最终融为一体，成为新的沉积物的过程。本研究立足于对北京通州地区北运河流域历史文献的搜集与田野调查，对不同时期回汉两族以运河为核心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进行分析，以此为切入口对运河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形成中的角色与意义进行剖析。

民国《通县志要》说:“本县之有回民，应始于元朝。”回族定居通州与战争有关，战争使回族人流入通州，马政、牛市的发展又使他们定居于此。元朝统一全国后，规定京畿地区禁止农耕，其土地用来种饲马草，还在各地设立了统一管理马匹的马站。《元史》记载:“通州皮货所，提领一员，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用从九品印，延祐六年置。”大批回族人因马政留在了通州。与马政类似，元朝也实行了牛市管理和牛畜调配，久而久之在通州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市场。此外，元朝对从事牛羊行业的色目人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关外回族人驱赶牛羊来通州交易，促进了通州回族社区的繁荣壮大。清朝《通州新志·补遗篇》说:“通州回民礼拜寺居州治东南隅，创自元季，规模弘壮。”随着运河的开通和漕运贸易的发展，通州成为多河富水和上拱京畿、下控天津的重镇，大批回族人迁徙至通州。

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在郭守敬的主持下，沟通北京和通州的通惠河成功开凿，并与大运河相连，通州成为各地物资水路入京的必经之地。在漕运的带动下，通州本地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作为漕运核心的漕粮制度主要有漕粮的征收、运输和交仓三个部分。朝廷在各省设立征漕州县，将征收所得漕粮通过运河运输北上，在漕运码头交接转运。作为漕粮入京的中转站，漕粮的调配、运输及仓储等各个环节均在通州完成，通州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需求。此外，全国各地的土特产也顺着漕运网络 涌入通州，随之而来的南北商人会集于此，饭店、会馆、骆驼店和茶局等得到迅速发展。漕运的发展不仅给通州带来了巨大的商贸流通量，也使通州本地回汉民众的生活与运河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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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敌入侵、漕运中断与

回汉两族的抵抗与互助

19世纪中叶后，中国社会陷入长久的苦难与动荡之中。北运河一带遭受列强的入侵，运河沿岸的回汉民众陷入长久的苦难之中。此外，持续的社会动荡使运河漕运从19世纪末开始式微，1901年后漕运彻底中断。在这一背景下，北运河沿岸回汉两族的互动与交融也从对运河漕运的共同参与转变为对侵略者的共同抵抗与危机关头的互助。

（一）回汉民众的奋勇抗敌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在侵犯天津后，经通州攻入北京，在马头、张家湾、八里桥等地遭到当地民众的抵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关码头上做苦力的回族劳工傅德寿与他的三个结义兄弟即东关的陆德文、南关的于德源、西关的纪德兴，发起反帝爱国主义运动，全县穷苦民众积极响应。当时正逢八国联军攻打北京，通州遭到侵犯。八国联军在引爆通州火药局之后，纵火焚烧了商业街，大肆烧杀抢掠。徐宗浩《庚子变乱记》记述，东街一带以南尽遭焚毁，成为废墟。傅德寿等人率领通州本地组织，奋力抵抗列强。通州北关清真寺的碑刻记载了回汉民众同心协力抵抗侵略者的经历:

清光绪二十六年夏秋，通州民众奋起，北关尤烈，不分民族，同仇敌忾。

20世纪初，运河沿岸繁华的商业街区在20年中连续遭遇三次火灾。在牛市岗一带，回族民众两次在废墟上重修店铺。数次战争留下的残砖瓦砾，竟使重修的店铺高出石道 三米有余。更多的回族民众不堪战争的纷扰，纷纷迁徙至北京城、天津和关外谋生，留在当地的回族民众长久地投入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中。抗日战争期间，通州回族人朱锡斌加入了回族爱国组织俱进会，组织回汉民众发起反抗侵略者的抗争。1942年初，通州运河沿岸的回族同胞自发组织回民队，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活动。仅1943年9月至12月，通州回民队在燕郊、夏垫（店）和李旗庄等地就伏击敌人50余次。回民队坚持抗战，1945年11月被收编进解放军通县大队。对回族民众在抗日战争中的奋勇杀敌，老舍先生曾给予专门的述评。

（二）危机关头的民族互助

八国联军的侵华对通州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破坏。随着漕运的中断，世世代代依赖运河为生的回汉民众失去了生活来源。对于连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的状况，不断有大臣向光绪皇帝上奏，要求在通州广开粮仓，救济民众。光绪皇帝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十五年（1899年）和二十八年（1902年）等年份共恩赏通州清真寺回民粥厂二百石粮食。虽然回族同胞已是自顾不暇，但清真寺仍然对回汉民众“一视同仁，以惠贫困而广皇仁”。民国初年，通州王恕园等五处的粥厂与通州清真寺回民粥厂合并，“创设教养局，专收通州贫民，体力强壮者入局学习纺线、织布、编席等艺，老弱疾废者归粥厂就食。暖厂及栖流所两处，分别收养贫苦老弱疾废妇女男丁，附设女教养局，专收贫妇及十二岁以上幼女学习纺线、织布、编席、编筐等工艺，并将栖流所改为习艺所”。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通州当地的局势稍微缓和，原本依托于漕运做买卖的回族民众开始重拾从商的传统。1930年，在通州调查的王英华女士发表了 《通县回民的概况》一文，详细记载了当时通州回族民众经商成风的情形：

回民的职业为商、为农、为工者最多，教育界的较少，通县当然不能逃出这个例外。据大部分的调查结果，在劳动界者要估占全数十分之三，商界要估占十分之四，政界要估占全部分之二，学界只估占其余的一小部分了。

商界为全职业之中最占优胜，数目最多者。在通县回民为商，多分布于北京，一部分本县中。好的可以自己建设商店，经营其商事，获利尚称丰厚。那小本的经营，终日奔波，所获无几。并且经营小本生意的还很多。

在社会动荡、经济恶化的当时，回族民众通过经商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也利用经商所得，帮助无家可归、四处乞讨的各民族同胞。新建村90岁的老人王悦至今还记得自己孩童时跟随家人前去回民商店接受救济的经历。这不仅是危机关头的相互救济，更显示着一种一体的、超越民族界限的情感认同已经形成。当回族民众遭遇困难时，汉族民众也会出手相助。在民众眼中，回汉两族不分民族、互相扶持、互相帮忙是长期延续下来的传统。

在参与运河漕运中，回汉民族基于劳动分工协作，形成原生形态的共同体。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这一原生形态共同体的情感基础和政治认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推动着回汉两族从原生形态的命运共同体向政治命运共同体转化，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萌芽的意义。正是在对敌人的抵抗中，在对共同命运与道义、责任的承担中，回汉两族团结协作，保家卫国。也正是在爱国情感的支配下，回汉两族才能打破民族界限。跨越民族的互助成为运河沿岸回汉两族的基本共识，从而进一步彰显中国传统社会民族互动交融的实质，即在传统中国社会，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并非民族主义支配下对自身利益和情感终极关怀的推及，而是一种推己及人、深入日常生活的人文主义的普遍关怀与实践这一关怀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