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6世纪80年代，西班牙吞并了葡萄牙的部分海外殖民地，其殖民势力遍布亚、非、欧、美四大洲，成为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帝国和早于英国的“日不落帝国”。西班牙主导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往返于菲律宾马尼拉和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将中国的外销丝绸、陶瓷、漆器传播至美洲，并从美洲转运至欧洲，16世纪的中国丝绸等手工艺品源源不断流向美洲，而白银反向从美洲流向中国，被称为海上“丝银之路”。这项全球贸易，也促成了美洲墨西哥的胭脂虫红色染料通过西班牙殖民者的贩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红色染料贸易数量的增加和提取工艺的简化，导致被全世界各种工艺领域视为最珍贵的红色走下神坛，同时导致中国明代外销红色手工艺品的制作需求由盛而衰。西班牙对美洲殖民之后，对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和玛雅文明所辖下的艺术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开展的全球贸易也同时促进了亚洲、欧洲、美洲物质与文化的融合。

关键词

马尼拉大帆船；文化传播；外销陶瓷；

外销漆器；阿卡普尔科

红色对人类有着特殊的意义，史前人类认为红色具有神秘特殊的力量。从史前的岩洞壁画到用于装饰身体的色彩，都可以看到人类以红色作为装饰的色彩由来已久。由于红色象征着火、血和太阳等本源的元素，因此，在有的国家和地区，色彩与红色使用的是同一个词语，比如印第安科曼奇语言（Comanche）中，同一个词语伊卡皮（ekapi），即泛指颜色，又特指圆形和红色。这表明，在美洲原住民文化中，红色是一种超越其他色彩的基本颜色。

红色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吉祥色彩，对于红色的热爱，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也绝对不亚于中国人。西班牙国旗由红色与黄色组成，斗牛士的红黄色服装和斗牛的红布，弗拉明戈舞蹈的大摆裙和配饰，各种红色美食，无不体现出西班牙人对于红色的激情。红色也是墨西哥文化艺术中最常见的颜色之一，墨西哥国旗的三分之一是红色的，墨西哥食物常见的红辣椒，墨西哥斗牛士的红斗篷，红色和紫红色相间的墨西哥毛毯，此外，用深红色或鲜红色涂抹房子内外的墙壁也很流行，各种红色争相斗艳。现代墨西哥人对红色的热爱，最早源自古代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他们守护了几百年的红色染料，之后又成了他们的殖民者 — —西班牙人钟爱的宝物。

同时，这种对红色的热爱，在大航海时代早期的中国、西班牙、墨西哥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默契。由于手工艺技艺的进步，红色手工艺制品成为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世界诸多国家追捧的时尚之物，也同时由于在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之后，被称为新西班牙的墨西哥，成为欧亚大陆红色染料最充分的来源地。西班牙在大航海时代早期，将中国的货物从菲律宾马尼拉贩运到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然后以美洲为中转站，横贯大西洋，将货物运回欧洲，完成亚洲货物全球贸易的同时，也将美洲墨西哥的胭脂虫红色染料带回西班牙，再分销到欧亚大陆的其他国家，完成了美洲胭脂虫红色的全球贸易。两条贸易路线，使西班牙成为最早的全球性帝国，也使美洲特有的红色与亚洲中国的手工艺品有了交汇的机会，使原本在全球都十分珍贵的红色手工艺品走下神坛。

唐宋之间，由于陆路对外贸易路线受到战局混乱的影响，海路对外贸易日趋重要，尤其是南宋，朝廷鼓励对漆器、陶瓷和丝绸手工艺品的海上贸易，刺激了外销手工艺产品的质量和设计风格的演变。元代疆域浩大，从欧洲到亚洲的贸易路线得到了比较稳定的控制，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的五六十年间，诞生了让欧洲人大开眼界的《马可·波罗游记》和《伊本·白图泰游记》，更使西方人对东方充满好奇。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贸易在元代十分繁荣，元大都直达巴格达的陆路贸易畅通，海上贸易主要是泉州到波斯湾之间的航线。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被称为“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元朝先后设立了七个市舶司，后经过改组合并，至1297年并为泉州、广州和庆元三个长期存在的市舶司。泉州港在元代最为繁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成为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至明代，郑和船队自1405至1433年七次向西远航，带动了亚洲、非洲之间的民间贸易。

11-13世纪亚历山大十字军东征，激发了欧洲人对神秘的远东地区的冒险活动。为了直接和远东贸易，而免受阿拉伯商人的盘剥，15世纪末，葡萄牙人达·伽马就开始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方航行，找到了一条通往东方的航线。葡萄牙航海路线沿途经过了欧洲、亚洲、非洲，尤其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的区域，因此葡萄牙人在航海贸易的过程中，受到的艺术思想的影响比较复杂，接受了欧洲和亚洲文明比较发达国家的诸多影响。与葡萄牙相比，西班牙的贸易探险路线最初十分曲折，也更为艰辛。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一世资助哥伦布四次远航，最后一次才踏上他们误以为是东方的美洲大陆。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天主教君主国，对远东探索的航线，在1494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主持下分为东、西两个方向，西班牙可以拥有新大陆和菲律宾，而葡萄牙拥有非洲、印度和巴西的东部。西班牙的航海路线主要是往返于太平洋和西属墨西哥之间，然后由加勒比海返回西班牙。这样，西班牙不仅拥有与亚洲贸易的机会，而且还先行控制了美洲新大陆。50年间，西班牙控制了加勒比群岛、墨西哥、大部分中美洲和南美土地，将这些地区纳入了自己的殖民地。1560年，菲律宾和印尼的摩鹿加群岛成为西班牙的贸易中心。1580年，西班牙变得更加强大，吞并了葡萄牙的部分海外殖民地，其殖民势力遍布亚、非、欧、美四大洲。是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帝国，它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帝国之一，成为早于英国的“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帝国依靠其经验丰富的海军纵横海洋，鼎盛时期，有1000余艘商船常年航行于世界各大洋。16和17世纪，也是西班牙文化的黄金时代。由西班牙的贸易路线可见，西班牙在最早的航海贸易中，审美倾向在原有的基础上受到了亚洲的影响，在将美洲的广阔土地纳入自己的版图之后，征服者将欧洲和亚洲风格带到美洲，对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和玛雅文明所辖下的艺术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马尼拉大帆船，是西班牙殖民者主导的往返于菲律宾马尼拉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的贸易帆船，以贩运中国货物为主，承担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货运中转作用。从1575年起至1815年中拉早期贸易结束，“每年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数通常在20至60艘之间”。中国船队靠岸后，货物一经完税和转卖，立即被装到待航墨西哥的大帆船上。从中国港口前往马尼拉的货船，也有少数来自澳门，葡萄牙殖民者1557年强占澳门后，经常把中国货运至马尼拉出售，形成澳门至马尼拉，再转至墨西哥的航线。而往返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于1573年首航成功之后，贸易量在1575年骤增为14艘。清代张荫桓的《三洲日记》描述了当年的贸易状况：“查墨国记载，明万历三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曾通中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磁、漆等物，至太平洋之亚冀巴路高埠（阿卡普尔科港），分运西班牙各岛（指西属美洲大陆和加勒比海诸岛）。其时墨隶西班牙，中国概名之曰大西洋。”

1573年，从菲律宾马尼拉出发的商船首次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装载了712件丝织品和22300件中国瓷器。这就是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开端。“阿卡普尔科原是一个偏僻的海边小镇，1598年仅为250户人家。随着中国和拉美贸易的发展，阿卡普尔科一跃而为墨西哥著名港口。”“马尼拉来的大帆船进入阿卡普尔科湾，这个海湾的轮廓与马尼拉湾类似，水域极深，没有船只会在此搁浅。帆船一般12月中旬到达，届时所有墨西哥大商号的代表和来自秘鲁的满载白银的船只在此恭候帆船。这就是名扬四海的阿卡普尔科集市，此后几个月间，一万多人聚集此地，把这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变成当时世界上最热闹的集市之一。”交易完成之后，各有所获的商人们兵分两路：一路乘船沿太平洋海岸南下秘鲁并转销于智利和阿根廷；一路雇佣骡队赶运墨西哥城高价出售，其中部分从墨西哥转运到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西属美洲其他各地。从阿卡普尔科到墨西哥城这条长达110里格（约600千米）的山路，一时因驮运中国货物的车队络绎不绝而热闹起来，被称为“中国之路”。

16世纪的中国丝绸和瓷器跨越太平洋，源源不断流向美洲，而白银反向从美洲流向中国，被称为海上“丝银之路”。白银在世界贸易中的单向流动，使中国一时拥有世界白银财富的1/4—1/3。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丝绸工业发展快速，成为美洲市场上的畅销货。在1636年以前，每船登记载运的各种丝织品为三四百箱。但在1636年出发的船，其中一船载运的丝货超过1000箱，另一艘多至1200箱。每箱的容量，以1774年启航的商船为例，内装珠色广州光缎250匹，深红色纱72匹，共重约250磅；装长筒丝袜的箱重230磅，内装1140双丝袜。

尤其让西班牙塞维利亚人惊喜的是，只需要用美洲的白银就可以换取这些刚刚贩运到墨西哥和秘鲁的商品，这项来自欧亚的贸易造成美洲白银大量流失，这一现象导致新西班牙总督十分抵触，开始贬低中国丝绸，他说：“这项贸易损害了我们的利益，他们只带来一些丝绸之类的手工艺品。”但是随后他又很遗憾地说：“因为他们对新西班牙的任何产品都不感兴趣，所以我们只能使用白银与他们进行交易。”

自1565年开创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跨越太平洋航线的250年以来，新西班牙大量进口亚洲商品，如香料、丝绸和瓷器等，马尼拉大帆船沟通了近代世界，包括伊比利亚帝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明朝时期的中国以及墨西哥。因此，可以说马尼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城市。

郑和远洋的首次航行是明永乐三年（1405年），在1405-1433年的28年之间郑和七次远洋。郑和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长乐太平港驻泊，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郑和七次远洋，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艺文化造成了必然的影响。

中国从元代（1271-1368年）末期时，就已经开始追求工艺品的纯粹红色，至明代永乐（1403-1424年）、宣德（1426-1435年）年间达到了对红色手工艺品喜爱的极致，这与郑和远洋航行的时间一致。

早在公元前3世纪，古埃及就已经使用铜作为红色发色剂烧造玻璃制品了，这是世界上用铜作为硅酸盐制品着色剂的最早范例。中国的红色釉陶瓷烧造，最早起源于汉代北方的低温铅绿釉，用铜做红色釉的发色剂，最早出现于唐代的长沙窑和宋代的钧窑，但是这些工艺发色不过是局部少量装饰。通体红色的陶瓷，直到元代末期14世纪中叶才在景德镇创烧成功。明代永乐（1403-1424年）、宣德（1426-1435年）时期，景德镇御窑厂才完全掌握了铜红釉的烧造技术，宣德时期甚至还流传着窑工为了获得纯正的铜红釉色，投身窑炉的惨烈故事。这一时期的铜红釉的釉色，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出现了“祭红”（图1）、“宝石红”（图2）、“霁红”，永乐时期的红釉器皿极其昂贵，有“永器鲜红最贵”之说，也是铜红色釉盛行的高峰时间。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因色如红宝石，因此被称为“宝石红”。然而，至正德时期（1506-1521年），铜红釉极少，并且质量下降。由于铜红釉对于气氛、温度、铜的含量要求极高，因此效果并不稳定，烧成率也很低，后世流传较少，至嘉靖（1522-1566年）时期已经失传，开始用矾红釉代替铜红釉，属于釉上低温釉，采用铁做发色剂。至康熙时期，虽然恢复了祭红釉的生产，但是釉色的鲜亮已经无法与永乐、宣德时期相比，这时候出现的红釉，被称为“郎窑红”“豇豆红”。昂贵的红色瓷器工艺的高峰时期，恰好是郑和七次远航的时间。其后红色釉烧造需求的衰落，原因之一是烧造技术过分严苛，原因之二是全球对于纯正红色染料和制作工艺的获得变得更加容易，红色工艺已经不是物以稀为贵了。

图1  祭红釉高足盘，明永乐，台北胡侗清先生藏

图2  宝石红僧帽壶，明宣德，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漆器在中外交流史上的数量虽然不及陶瓷、丝绸之多，但也是早期外贸出口的重要品种之一。中国漆器传入西方之前，西方并无漆器。《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安息以西不知什么是漆。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西方才开始有漆器，罗布淖尔曾发现不少汉代漆器，其中有我国内地生产的两耳漆杯和其他漆木具。我国在汉代就开辟了海上航线，东西方交互贸易过程中，货物依靠多国转运至欧洲。“大秦国（罗马帝国）……与安息（波斯）天竺（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罗马每年有120艘商船从埃及出发，到达印度，与亚洲商人交易。当这些商船回到非洲后，将买到的货物从亚历山大港，经地中海运到罗马都城。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欧亚大陆两端的交流都要通过欧亚大陆的中部地区完成，当时印度与波斯地区就承担了这种交易的桥梁作用。

作品：《来自中国和印度》布面油画，墙壁上悬挂着在墨西哥（新西班牙）最受珍视的红色陶器

作者：弗朗西斯科·克拉帕拉(Francisco Clapera，1746- 1810年)

创作时间：大约1775年

尺寸：20（1/8）×15 （1/8）英寸

图片来源：丹佛艺术博物馆，Frederick and Jan Mayer赠予

宋代漆器已经在工艺上十分完善，有一色漆器、戗金漆器、雕漆、描金漆和螺钿漆五个品种。国内出土的宋代雕漆，仅有剔犀，没有剔红，剔犀又分为红面剔犀和黑面剔犀，除此之外还有剔黑漆器流传于世。元代江南地区经济生活稳定，成为漆艺制作的主要地区，特别是浙江嘉兴成为雕漆和戗金漆的制作中心。元代的这一区域雕漆工艺取得了巨大成就，元末红色手工艺品流行时期，出现了纯粹的红色漆器——剔红，著名的手工艺人张成、杨茂、彭君宝等漆艺制作工匠擅长剔红。元代著名剔红工匠张成、杨茂大约入明以后才去世，史籍还记载明成祖朱棣召见张成之子德刚面试称旨，授银缮所副。明初，漆器作坊北移，清初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记载，明初制作漆器的官办作坊是果园场，也以制作剔红雕漆数量为多。尤其是永乐、宣德时期，是剔红工艺发展的高峰，流传到海外的传世精品基本上属于这一时期。（图3、图4）嘉靖、隆庆时期，雕漆仍以剔红工艺居多，也出现以绿漆为锦地，再雕红漆的做法。尽管漆器和彩陶在史前就已经使用了红色颜料，但是，以纯粹红色漆器呈现的雕漆中的剔红工艺，与红色釉的追求几乎同时，同样是在元末 14 世纪中叶成熟，于明代永乐和宣德时期最盛。

图3  剔红梅兰纹小圆盒，明永乐，清宫旧藏

图4 剔红五老图委脚方盘，明宣德，清宫旧藏

中国窑工极致追求的红铜釉和漆艺工匠追求的剔红漆器兴盛于14世纪，在16世纪初期逐渐衰落，这一兴盛过程与美洲大陆坚固持久的红色染料的发现和贩运有密切关系，也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对红色使用的要求有必然联系。1498年以哥伦布为首的欧洲人首次登上南美洲大陆，1499年发现了胭脂虫红色的秘密，成为欧亚大陆红色颜料获取方式的转折事件。在大航海时代的全球贸易开始之后，殖民美洲的新西班牙人逐渐掌控了红色染料的生产和贩运，持久而纯正的宝石红色不再是极其珍贵的色彩，由此减弱了全球追逐红色的热情。

随着人类的进化，服装不仅从自然材料向人造织物过渡，服装的色彩也从天然材料的色彩向染色过渡。织物的染料变得十分重要，红色染料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染色剂，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看来，只有纯正的颜色才是高贵的，富人使用纯正的颜色，穷人使用不纯正的颜色，这是欧洲中世纪的法律规定。因此，在欧洲，纯正红色服装的意义远比中国还要重要。

作品名称：布面油画《静物与钟摆》，展示了墨西哥（新西班牙）珍贵的红色陶器和织物

作者：安东尼奥·德·佩雷达（Antonio de Pereda，1611-1678年）

收藏地点:普希金博物馆，俄罗斯，莫斯科。

图片来源http://www.wikigallery.org/

作品名称:布面油画《静物与黑檀木箱》，展示了墨西哥（新西班牙）珍贵的红色陶器和织物

作者：安东尼奥·德·佩雷达（Antonio de Pereda，1611-1678年）

创作时间：1652年

图片来源：http://www.wikigallery.org/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古罗马、古希腊、古中国都曾经对不同地位、阶层、性别人群的着装进行过政权的干预和限制。比如英国，1197年开始，英格兰就出台了相关的限制，规定“普通大众只能穿灰色的衣服”。当然，由于染料的昂贵，那时想要穿有色彩的衣服，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服装染料开始流行，因此，伊丽莎白时期，对于普通人不准许穿着特定色彩服装的禁令，屡被突破。有平民因不遵守规定而被投入监狱或者罚款，也有人被撤销头衔。这些法律规定限制，只有最高的贵族阶层才能使用红色，只有皇室才能穿着紫色。1535年，德国农民甚至发动了起义，要求穿红衣的权利，说明此时红色已经是德国民众在经济上可以负担的颜色。到了17世纪末，消费法虽然在欧洲被取消了，但是，红色依然只是贵族、主教、富商的专属色彩。德国学者爱娃·海勒即谈道：“过去人们迷信红色可以赋予人以强势和权力，当政的贵族禁止臣民使用红色就证明了这一点的真实性。最高贵的红色是普紫红（紫红色）。国王加冕时穿的就是普紫红的披风，红衣主教有专用的普紫红，高等法官的长袍是普紫红的，但和普紫红结合在一起的红色色调并不明确。当人们说到普紫红的时候，指的是权力的象征色。”

作品：《阿卡普尔科港（新西班牙王国）》

作者：阿德里安·布特（Adrian Boot）

创作时间：1628年

尺寸：22×17 英寸

图片来源：Dana Leibsohn& Meha Priyadarshini, Transpacific: beyond silk and silver, Colonial Latin American Review, Volume 25, 2016, Pages 1-15.

作品：“墨西哥城市政广场（La Plaza Mayor de México）”布面油画，西班牙

作者：Cristobal de Villalpando

时间：1695年

尺寸：2.12×2.66米

图片来源：Jean McClure Mudge,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in North America，Clarkson N. Potter INC, New York, 1986, P45，原作为保罗·麦修恩（Paul Methuen）上校收藏，英国，巴斯。

在欧洲中世纪和古典时期，给羊毛、丝绸和棉布染色的方法是染工行会需要严守的秘密。他们能够利用植物染料染出黄色、绿色和蓝色，用骨螺蜗牛研磨而成的染料专门生产皇室专用紫红色，其价值已经超过等重的金子，但真正鲜艳而持久的红色仍难以觅得。

从16世纪初开始，最受欢迎的红色染料，是一种产于美洲的胭脂虫红。这种红色染料，曾经染制过大主教和国王的红袍子，被陶工绘制在彩绘陶罐上，被画家绘制在画布上，后来又用在女人的化妆品上。美洲印加的红色有多种，有深粉红色、橘红色、洋苏木做的红色，但是胭脂虫的血液制作的宝石红色，一直是最受欢迎的一种，因为不仅鲜艳持久，而且提取工艺和使用方法都相对简单。

这种最绚丽的宝石红色原料的发现，最早可以追溯至 1499 年，第一批西班牙人到达美洲大陆，征服者们在新大陆不仅发现了黄金和白银，也发现了红色。在墨西哥的古城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鲜红色的阿兹特克纺织品随处可见。西班牙人得知这种颜色来自多刺的仙人掌，随即将这些植物运回欧洲，却没有意识到仙人掌并不是红色的来源，真正的来源是长在仙人掌茎上的白色小虫子。这些虫子是一种仙人掌的衍生物，它被称为“胭脂虫红”（cochineal）。它的硬壳隐藏在一层白色茸毛下面，在这个壳里，动物全身都是鲜红色的染料。红色的采集过程就是把虫子刮掉，晒干，然后加工成粉状颜料。为了让颜色更加牢固，古代中美洲人使用锡或者明矾与昆虫血混合。他们的做法，与后来温莎·牛顿公司哈罗（Harrow）工厂的工艺如出一辙，与安东尼奥·巴斯塔曼特（Antonio Bustamente）等现代染料商生产深红色染料的方法也是相同的。墨西哥南部的中美洲诸民族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开始使用胭脂虫红色，当地人将这种胭脂红产业奉为文化核心，在萨波特克（Zapotec）语中，“红色”一词是“tlapalli”，而“颜色”也用的是同一个词，在他们的文化中，红色和谷物一样重要。

仙人掌叶子上的胭脂虫

图片来源：〔英〕维多利亚·芬利《颜色的故事：调色板的自然史》，姚芸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到达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剥夺了美洲原住民拥有的整个胭脂虫红产业。他们让当地的印第安人照顾这些昆虫的繁殖，而自己则负责贩卖。很快，他们将这种“红色”做成了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颜料国际贸易。仅在1575年，就有大约8万吨制成固体棕色小球的红颜料从美洲运抵西班牙，运输这些颜料的货船被称为“胭脂红舰队”。在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每年的船运量都在50～160吨之间。欧洲也疯狂地追求这种“红染”（in grain）的深红色染料。16世纪，威尼斯成为最重要的红色交易中心。威尼斯商人又把红色染料转卖到中东做地毯和织物的染料，威尼斯女人们将这种胭脂红作为化妆品，这种胭脂虫在国内和国外都很有名，甚至在中国和土耳其都有交易，几乎全世界都珍视它。欧洲人也迫切地想要知道这种红色的来源，而西班牙就像保护黄金的来源一样，保守胭脂红来源的秘密。

胭脂虫红色的提取工艺比欧亚大陆早期使用的茜草和红花染料提取简单，生产出的染料更耐久而且色彩鲜艳。此前，纺织业对茜草染料工艺的提取要求很高，但是染制的织物容易褪色，因此东方各国也开始从欧洲购买从美洲大陆转售而来的胭脂虫红色染料。

实际上，在美洲胭脂虫红色被发现之前，也有一种动物红色，被称为“克尔姆斯（Kermes）”，与胭脂虫具有相同的化学成分，是生长在印欧大陆板块的一种小昆虫，梵语称为“Krim-dja”，由这个词又引申出洋红色（Carmine）和猩红色（Crimson），今天 说 波 斯 语 的 人 在 指 代 红 色 时 ，仍 然 使 用“Kermes”。自古埃及时代开始就有商人用骆驼从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进口这种小昆虫，“克尔姆斯（Kermes）”的使用范围那时候已经从西亚流传到中国。古罗马时期，克尔姆斯（Kermes）甚至被当作抵税的代替品，被称为“谷物”（Grana）。在中世纪的欧洲（5—15世纪），克尔姆斯是最昂贵的染料之一，因此从西亚、中亚进口的布料做的衣服是时尚昂贵的象征。然而，这种被称为“深红”（scarlet）的布料，实际上有时候可能呈现的是蓝色、绿色甚至是黑色，原因就是英文“深红”一词已经演变成“高贵”的意思。虽然这种动物染料的附着力不强，容易导致衣物和地毯褪色，而且产出量小，但是由于没有更好的替代物，在欧洲的中世纪及更早的时间里，这种小昆虫占据了整个欧洲的红色染料市场。

人类对于红色的向往，从史前到大航海时代绵延数千年。在西班牙殖民美洲之前，中国元朝末年就出现了红色手工艺品制作的高峰，重要的原因是快速增长的外销贸易对红色手工艺的需求，以及在许多手工艺领域，纯正而鲜艳的红色相对其他色彩更难制作。元明时期，海外对中国手工艺制品的需求刺激了中国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外销需求，造成了手工艺的专业分工更加精细化，推动中国经济及手工艺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对手工艺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元末明初对红色陶瓷、织物、漆器等手工艺品的珍视可见，在西班牙的马尼拉大帆船全球贸易之前，全世界对红色求之而不得的愿望。

随着西班牙人殖民美洲大陆之后，其对红色的热爱与美洲墨西哥当地文化不谋而合。西班牙殖民者主导的马尼拉大帆船全球贸易，更将这一色彩偏好在欧亚大陆原有的基础上更加全球化。中国元末明初对于生产红色手工艺品的热情，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这一全球性需求的增加。从欧洲中世纪到文艺复兴，都可以看出红色在欧洲是神秘与高贵的象征。同时，明初郑和远航也促进了中国精湛的红色手工艺品的传播。但是，随着胭脂虫红色染料大量流入欧亚大陆市场之后，由于其优越的染色性能，简单的提取方式，逐渐取代了欧亚大陆原有的动物及植物红色染料，如克尔姆斯和茜草，同时也导致了全球对红色手工艺品的热情逐渐减弱。在这一场数千年的对红色时尚的追求中，红色染料数量和品质的变化，不仅减弱了中国明代对红色瓷器、漆器等工艺制作的执着，也对欧洲从文艺复兴至现代主义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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