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着不断加速的现代化变迁,火热的社会现实倒逼民俗学学者不断反思与更新学术传统。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王杰文表示,民俗学学者从不同的学术路径出发,将民俗学研究引向“当下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这是当前中国民俗学界潜在、无意识地达成的新共识。

“民俗学转向日常生活研究是当代社会给学科提出的时代要求,也是由民俗学关注历史与现实的学科特性决定的。”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表示,这要求学者关注的不仅仅是历史上的民俗文化现象,更要重视民众当前的生活处境与状态,关注当前民众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以及节庆与人生仪式等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丙中说,“生活世界”既为民俗学打造哲学根基,也为民俗学的经验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如此定性与定位的民俗学,是由富于省思的哲学维度、调查研究的经验维度、“俗”的文化维度、“民”的社会维度与政治维度所编织起来的。这些都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汇总、整合在一起。

王杰文介绍,20世纪80年代末,当中国民俗学学科体系基本构建起来的时候,部分民俗学家提出了有关“民俗学与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民俗学与现代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成为这些学者共同探索的问题。

“面对迅速变化的现代生活,通过考察历史和传统对于当下的意义,以及如何应对这种历史性,民俗研究将过去与现在结合在一起。”王杰文表示,这也启发我们积极思考,如何把民俗学研究与当代社会进程中的普遍问题联系起来,从民俗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出发,加以回答和解决,从而自觉地参与到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讨论中,进而寻找民俗学学科发展的突破点。

这样一来,中国民俗学的时间导向就经历了“过去”(遗留物)向“当下”(生活文化)的转变。不过,在高丙中看来这还不够。他认为,借助日常生活概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们得以重建民俗学的时间意识,使民俗学成为一门以彻底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想方法为基础的学科。

“推动中国民俗学这种基本意识的健全,是基于学科内在积累的演化,更直接的外部推动力则是社会文化实践,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高丙中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把民间文化认定为国家的公共文化,强调活态传承的保护理念在总体上让它们有了未来,也在公共文化生活中把“过去”与“未来”的对立关系理顺了。

“对民俗事象和生活文化进行真切与深入的描述,是民俗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大特点。”王杰文表示,在那些貌似“寻常”的日常生活中往往隐含着“非常”;反过来,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非常”事件背后,又往往隐含着日常的逻辑。面对日常生活的双重性与矛盾性,如何系统地予以阐释,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高丙中说,从日常生活、生活文化的框架出发,把“俗”指认为现实生活的文化传承,对于中国民俗学调查研究方法的转变发挥了指导作用。他表示,经过学理整合后,民俗学可以把自己的基本工作界定为:调查、呈现共同体日常生活的文化面貌(民俗志),对具体民俗的历史传承、跨地域和跨文化的传播做出分析。

中国民俗学新一代学人正在尝试、探索多种研究方法。高丙中介绍,当前,一些学者探索将传统民俗志的文本策略与田野作业的资料进行结合,开拓了另一种民俗志经验研究的范例。他们以大量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但不聚焦一个村社,而是把调查范围扩大到专题现象所涉及区域的多个村庄。而年轻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个案研究,则成为展示他们的方法理念和田野作业训练的最佳舞台。此外,他还提到,中国社会正在形成一种混合古今中外文化要素的日常生活,民俗学者应该主动投入到对于这个过程的追踪、调查、研究中。

王杰文表示,“日常生活”“媒介环境”与“实践理论”三个概念都可以为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提供理论资源。未来,中国民俗学的基本任务应该是:描述与分析新媒介时代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传承与变迁,考察民众应用民俗传统文化资源从事社会交往的实践过程,以及增进社会对民众文化生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