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在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学者的努力下，西方民间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得以陆续传入国内。其中，“口头传统”因其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研究潜力成为彼时学界讨论的热词，相关研究对解答“口头”与“书写”、“文本”与“语境”等事关学科独立性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民族文学研究》作为国内口头传统研究的重要刊物，见证着口头传统研究的理论译介与推广的进程。从1983年至2020年，该刊发表相关研究文章共计158篇。以此为中心，运用量化统计的方法进行全观视阈下的学术期刊史探究，不仅有利于把握口头传统发展的基本轮廓，突出其在民间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能够为该领域的方法论导向以及未来发展路径提供一定参考。

《民族文学研究》；口头传统；

口头诗学；范式转换

《民族文学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创刊之初，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唯一专门刊物，该刊寄托了国家对一个学科创新发展的期许。如何将散落于民间的民族文化遗产重新撷取？如何为其正名？又如何为这些具有口头性（又称“口承性”）特征的文学寻找不同于书面文学的研究路径？这些都是该刊物需要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为代表的学者先后“负笈西行”，在与劳里·航柯（Lauri Honko）、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等人相遇的契机之下，将口头诗学作为一把神奇的“钥匙”推广至国内。他们依托民族文学研究所这一研究机构，以“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为重要理论阵地，以《民族文学研究》为学术载体，在国际上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CSOT）及其所办刊物《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形成呼应之势，不仅为国际口头传统研究提供对照和可供参考验证的案例，而且也直接推动了国内史诗研究范式的转换，并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乃至古典文学界的认知与研究理念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可以说，《民族文学研究》承续国际，踵武前贤，作为国内口头传统研究的译介与交流平台，发挥着与《口头传统》同等重要的作用。当前对于口头传统研究的回顾与检视还未充分关注到《民族文学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民族文学研究》为个案，但不拘泥于一种刊物，而是围绕此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与代表性学术动向，就学界近四十年来与口头传统有关的研究工作做必要的回顾、总结与展望，希冀从学术话语体系的归属、研究范式转换等有关口头传统发展的问题中，探寻该领域的方法论导向以及未来发展路径，为推进中国人文学科的整体发展积累经验。《民族文学研究》从1983年创刊至今共发表有关口头传统研究的文章158篇，展现了近40年来口头传统研究逐渐转热的趋势。其中第一阶段（1983—1994）有16篇；第二阶段（1995—2007）有49篇；第三阶段（2008—2020）93篇。发文量及占比情况呈现出口头传统引进前后的学科转向，但每个阶段的侧重点又有不同。现结合图1对其发展试做一简略梳理和回顾。

口头传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口头传统指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狭义的口头传统则特指传统社会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verbal arts）。民俗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口头传统研究通常是指后者。”严格意义上，这一时期的“口头传统”只是以“特性”潜隐并游走于各个学科体系之间的“部分的”口头传统，我们也可称之为“口头性”。

一直以来，民间文学始终徘徊于对自我身份的强调与对学科独立性的呼吁，虽然曾一度出现过民间文学是否为文学领域的“主流”与“主导”的论争已经落下帷幕，但是，新时期以钟敬文等人为代表的学者顺应时代趋势，使得民间文学的独立性地位得以确认。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往往通过强调其基本特征，着力阐释其区别于其他文学的不可取代性。基于此，“口头性”就成为民间文学的主导特性。1983—1994年间，《民族文学研究》刊发的文章中含有“口头”或“口传”字样的有16篇，占该时段其总发文量的1.5%，但这些并非是针对口头传统本体的研究，而是将神话、史诗等源流、内容、特征等置于作家文学研究范式。在述及少数民族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的概念和范畴的界定时，学者往往会提及口头、口承文学，且默认其为民间文学的特性，与民间文学的研究范畴相依托。如马学良、王平凡，他们在探讨民族文学时将其置于民间文学概念之下，进而在搜集整理以及翻译问题上，强调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

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民间文学、民俗学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与合流。民间文学更多关注文学的部分，特别是口头文学，但研究还是借用书面文学的审美和评价方式。虽然学界已经对此有所反思，甚至希望通过民间文学学科体系的创立，为独属于口头的（民间的）这类文学找到独特的研究方式，但事实上这一推进却迎来了一个大的转折——20世纪民俗学三大理论的引入与盛行。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将民间文学作为理论实践的抓手而非学科本身。被纳入民俗学视野进行研究时，民间文学普遍被视为口承民俗。因此，这期间王亚南陆续发表的以“口承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就是在口承民俗基础上的创新。不可否认的是，在构建纯粹的民间文学理论似乎步履维艰的情况下，民俗学等视角的冲击下各种外围研究就显得容易上手的多。但这种多学科多方法的注入“未能突出显现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以民众口头语言艺术为研究对象，拥有自己理论和方法的独立学科的品格”。

“口头性”高扬的背后，潜藏着学科之间的模糊与争议，而这也诱发了民间文学领域对“口头与书面”这一核心问题的进一步探索与思考。如刘魁立在区分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研究时就指出了民间文学的综合性，率先讨论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在认识论层面对于民间文学的深层内涵有“类口头传统”似的表述，可谓独树一帜。在此趋势之下，《民族文学研究》引领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也涌动着口头传统认知发展的“潜流”。王平凡多次强调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未来需要关注的理论问题。刘魁立则从口头文学语境的维度，指出作为口头文学一部分的民族文学研究不能脱离其文化背景和语境。此外，史诗研究也与之不谋而合。如李福清的《“本子·乌力格尔”演唱者生平研究》以及郎樱《听众在史诗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均从史诗这一文类切入，率先关注“歌手”在演唱过程中的行动，还主张对史诗演述对象中的“听众”进行关注，这是较早以具体文类切入，对于口头性文本由文本本身到情境的观照。以此为推进，国内对于口头传统的引介与应用也初现端倪。1990年，《南斯拉夫和突厥英雄史诗中的平行式：程式化句法的诗学探索》一文的译介，拉开了国内学界对史诗内部结构探究的序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影响最深的研究方法依然是从民俗学出发的立足口头性的相关外部研究路径。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国内主要是基于对特定文类的口头性特征的关注，而非把口头传统作为方法论整体看待。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民族志式的采录、编写之上，鲜有从口头传统的视角去解释和梳理，而是倾向于把口头文学转化为书面文本，然后按照书面文学的概念框架和学术范式进行研究。而民俗学开始关注民间文学的外围研究，这就直接导致了对民间文学的本体“口头文艺”在研究层面的轻视。尽管处在“方法热”和“理论热”盛行的时期，大量的西方理论开始在本土研究中初现端倪，但是相对应的研究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尚处于“描红”阶段。这是民俗学或者民间文学所不得不面对的求索与质疑、论证与坚守的困境。尽管问题繁多，在这种围绕隐性的“口头性”的探讨中，民间文学的学科范式和研究理路得以基本确立，在理论的更新与自我调适中等待合适的学科转机。

早在1988年，弗里就明确提出了“口头传统”是作为学科的存在。且“欧美民俗学界在晚近的发展中，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口头传统，作为一门学科，其边界超越了口语艺术的范围”，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科”的口头传统对于解决国内潜隐于民间文学以及民俗学之间的被忽视的学科境遇，以及20世纪末呈现的日益窄化、固化的研究范式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纪之交，《民族文学研究》及其背后的“口头传统研究学派”，恰恰发挥了这一引路者的作用，并使其成功植根于国内的口头传统研究生态。

自1995年到2007年，13年来有关口头传统的研究共有49篇，占该时间段内《民族文学研究》总发文量的3.7%，较前一时段有显著提升。其中译介类文章占据多数，主要是针对口头传统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范式、研究话语的推介以及本土化尝试。

（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引入

新的研究范式的引入，始于三大理论的陆续译介，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对口头程式理论的译介。20世纪90年代中期，朝戈金、尹虎彬从史诗出发，或结合国外史诗研究现状，将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以及相关的学人及学术成果引入，或直接从口头程式理论出发，探讨口头程式理论的形成、特性以及在史诗学中的应用。这一时期的译介强调了口头程式理论在史诗“创作与接受”中之于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重要意义，属于宏观层面的推广。因该理论具象的阐释力和包容性，成为后辈学者在民间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参照，吸引了各领域的学者关注有关口头传统的“平行相邻的领域的研究和学术进展状况”。

2000年是个特别的年份，之于民俗学、民间文学都是一个百年以来回顾与反思的关键时期。不仅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著作频出，而且新理论的译介与反思也在这一更新换代的学科趋势之下形成集聚效应。在这一年，无论是素有“口头传统简明教程”的弗里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中文版问世，还是朝戈金的专著《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出版，都加速了对于既往的文本观念、田野实践方式的颠覆，为后续的史诗研究乃至民间文学中的文本研究等提供了范例。同年底，《民族文学研究》设置增刊“北美口头传统研究专辑”，弗里作为特邀编辑，遴选推荐了口头传统相关研究文章。其中有对口头传统的“三大理论”，即口头程式理论、演述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的译介，并着重对口头程式理论及其奠基之作《故事的歌手》进行了全面介绍。又有从方法论层面出发，完整阐释19世纪以来的西方口头传统研究历史和方法的概貌，结合代表地区与代表文类，为通向一般和个别地区的史诗与其他文类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分类方法和途径。又从口头与书面的关系出发，强调了口头文学相较书面文学的从体量到关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优势，并借助口头传统、因特网（互联网）进一步揭示文本的局限性，将口头传统研究上升到思维模式。还有从学科反思与未来规划层面的思考，梳理出口头传统研究的三个重要方向。作为延伸与推进，2003年，时有“口传四大金刚”之称的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刘宗迪四人结合其在芬兰暑校的求学经历，在《读书》“口头传统专辑”以史喻今，从口头与书面的关系探讨口头传统乃至口头诗学的发展与应用。同年，杨利慧与安德明的《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一》，为演述理论的进一步推介提供了支撑。2004年，被誉为“口头传统”圣经的《故事的歌手》由尹虎彬译介出版，也为“口头传统”的国内推行提供了重要的习得路径。此后数年，有关口头传统的译著与译文得以陆续引入国内学界。

（二）新的学科话语译解

由此看来，从作为学科的“民间文学”到“口头传统”，不仅意味着研究范围的扩大，更是方法与视野的革新。这意味着学者不仅要关注文本与生活的关系，还要把文本生成的一整套机制也纳入考察，注重对口头艺术的动态形成过程，即整个民俗过程的考察。口头传统带来的“口头”与“书写”的视角、“文本”与“语境”等新的学科话语，为学者提供了分析文本生成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切入点。朝戈金在《口传史诗诗学的几个基本概念》一文，对诸如“口头诗学”“程式”“演述”“文本化”“语境化”等新兴学科术语进行了解释，在此基础上，结合蒙古族的史诗传统，对史诗术语做进一步提炼。巴莫曲布嫫提出了“格式化”问题以及“五个在场”的田野工作模型。尹虎彬从20世纪口头传统研究的十个误区出发，指出新的学科范式与学科话语在具体应用过程中的谬误。

这一时期，对于新的学科话语的应用和实践仍然相对较少，《民族文学研究》仅有《主题研究和母题研究的结合——对斯钦巴图〈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研究方法的思考》以及《满族萨满神歌的程式化》等文章从口头程式理论出发，结合语境和文类，探讨文本构合的内在机制。此后，新学科话语的实践得以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学术探索与口头传统研究对接，并被细化为不同的视角应用于少数民族的不同文类之中。

（三）本土化的尝试与反思

随着口头传统相关理论的引入以及田野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化，民间文学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纪之交，原本毫无悬念的“民间文学”概念开始遭到质疑，原本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体系，已经不足以全面、系统地概括和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口头传统’概念及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却不仅可以弥补‘民间文学’的不足，还可以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方法和视野上的解放，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学科模式和学术理念。”此后十余年，围绕民间文学朝向口头传统的学科范式的转变，学者也从各个层面进行了反思。

学科领域的反思，在国内口头传统的本土化领域，有从民俗学视角来思考口头与书写思维下的学科进展，呼应了前人对于口头与书面问题的讨论；有从民间文学角度出发的反思，如2004年刘宗迪借用口头传统的思维将书面与口头的范式转换上升到整个民间文学的范式转换和学科独立层面，为当下本土学科的研究范式注入了新的理解；同年，万建中则从民间文学的田野作业路径出发，探讨了口头程式理论的田野作业对于国内民间文学的借鉴意义。贺学君借用这一范式反思了民间文学研究的误区，主张通过“活态”的视角改变传统的文本观念，重新检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实践，反思传统民间文学理论。

就史诗研究而言，朝戈金从学界对口头诗学的“误读”出发，尹虎彬从史诗文类出发，均以口头程式理论作为立足点，对相关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介绍，就该理论对国内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重要借鉴意义给予厚望。此外，学者不仅就口头传统与中国民俗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还将视野拓展至国外，继续关注国外学者对故事讲述、记忆、口头与书面等问题的研究成果。

总体来说，口头诗学的引入经历了由理论到观念的探索过程。从认识到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到将其作为口头文学去研究，再到学科范式的彻底转变，可以说口头传统研究完成了从“以文本为中心”向“以演述为中心”的转移，以“口头传统”为核心的新的学科体系得以在国内初具规模。

进入20世纪20年代，口头传统理论引入所带来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以2000年《民族文学研究》增刊“北美口头传统研究专辑”中的文献为起始，据统计，目前已有184篇文章对其直接引用，其中期刊论文102篇，研究生学位论文82篇。这些文章涉及68种期刊，主要集中在《民族艺术》（7篇）、《民俗研究》（7篇）、《民间文化论坛》（4篇）、《青海社会科学》（3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篇）、《文化遗产》（2篇）、《西北民族研究》（2篇），学科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民俗学、少数民族文学，甚至影响到了传播学、教育学等。随着本土化实践的深入，“探讨口头传统及其与人类活动最具广泛性和多样性的内在关联，不但具有认识论价值，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这无疑更扩大了口头传统应用的广度与深度。

2008—2020年这13年中有关口头传统的研究共有93篇，占该时段内《民族文学研究》总发文量的5.6%，较前两个阶段均有显著提升，客观反映出口头传统的研究热度。2008年，巴莫曲布嫫译介的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杨利慧、安德明翻译的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以及何道宽译介的瓦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相继出版问世，进一步推进了口头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落地。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口头传统，在这一时段不仅有效引导了民间文学田野作业方法论的反思，还推动了中国史诗学研究的深层转型，更扩容了包括叙事在内的一系列文学基本概念，并由此进入口头传统研究的多元实践与总结期。

（一）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方式的转变

在口头传统理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田野作业的操作程序、材料的搜集整理、编目和归档”等都呈现出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学界延续了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向“语境”研究、“生活”研究的范式转换的大趋势，呼应民间文学的学科成立之初对于民间口头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在口头程式理论引入之后，文献整理的策略也相较前期有所不同。杨杰宏将口头程式理论应用到东巴文献的整理中，试图开辟新的整理路径，在《“非遗”语境下口头传统文献整理的问题简析》中以东巴经籍和苗族史诗的文献整理为个案，提出了口头传统整理的范式转换，并结合“非遗”语境探讨口头传统视阈下的文献整理的新趋势与新问题。此外，与2013年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以“史诗、数字文化遗产及俗语：口头传统研究中的集成与数据库”学术研讨会相呼应，戴维·埃尔默在《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特藏的数字化：成就、挑战及愿景》中，从田野作业的数字化等技术创新出发，探讨了“田野资料的组织管理、数字化进程及在线数据库创建”以及口传史诗的“数字化建档”。紧跟这一研究动向，2014年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五期以“数字文化遗产和口传史诗数字档案建设”为主题的史诗讲习班，引发了口头传统领域关于口传文献的数字化建档与元数据标准的定制，从全观视角再一次进入口头传统的数字化发展理路，为口头传统文献的归类、建档与保护提供了新思路。

（二）范式转换：作为口头传统的多民族史诗研究

口头传统等相关理论自引入以来，在史诗研究领域的应用最多。以《民族文学研究》为例，其中有关史诗研究的文献就有423篇。据统计，有关史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这三大史诗。到了口头传统引入的第二个十年，其研究对象从史诗领域辐射到叙事诗、故事、传说、相声、戏剧等多种文类，民族从蒙古族、藏族、柯尔克孜族扩展到达斡尔族、满族、白族、彝族等多个民族，并在其中得到更深入的应用。与此同时，大量的本土化实践案例也见证着研究范式的转换。以中国史诗研究为例，口头程式理论等西方民俗学理论的渐次引入，使得史诗研究在口头传统的学术格局中获得了全新的学术定位“，以口头传统作为方法”构成了21世纪史诗发展的重要朝向，伴随着民族文学研究所七期“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讲习班”的举办，每一期不同的研究选题，增进了不同史诗传统间的交流、合作和文明互鉴，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国内口头传统的研究导向。尤其是21世纪以来，无论是朝戈金《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等研究，还是尹虎彬《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转移》，都昭示着关于史诗的研究已经不再停留在对于西方理论的沿用，而是呈现出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并逐渐在实现口头诗学在地化的过程中，主动参与国际相关问题的思考与建构，形成了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派。

落实到具体研究中，中国史诗研究从书面转向口头，逐渐实现了口头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且研究视阈和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在研究对象上，除了围绕史诗文本语词程式的研究外，还有围绕史诗韵律、格律的研究以及对于史诗音乐的思考。尤其是对于演述过程中“人”的关注相较前两个阶段尤甚，无论是对于史诗歌手称谓的多样性阐释，还是对于史诗歌手演述中的身体语言的“意义符码”的分析，亦或从史诗艺人出发，探讨其与文本和语境三者之间“内在的结构性互动”关系，都致力于将其放置于“口头传统与书写文化之间”去看待。随着应用的深入，这一时期的史诗研究也开始进入方法论和研究视阈的反思和创新阶段。在研究视阈层面，巴莫曲布嫫着重探讨了口头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并进一步验证了遗产化进程中，地方知识与学科知识之间存在的话语张力，为口头传统未来发展提供了可兹借鉴的研究视角，具有极强的前瞻性。在应用方法层面，央吉卓玛在史诗研究中创造性地融入了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在反思层面，朝戈金在从“目治之学”到“耳治之学”的史诗研究范式转换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全观的口头诗学”这一史诗研究的未来发展路径。冯文开从史诗研究的学人出发，对于中国史诗学，乃至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形成之可能进行了论证，从而为“第三代”史诗研究者的未来研究提供了示范与导向。2020年，巴莫曲布嫫以中国史诗学为立场对以口头传统为方法的发展进路进行了回顾与反思。

（三）以“叙事”为代表的核心研究概念的扩容

如果说上文口头诗学所追求的是“用一套得自口头传统的理论和规则来重新审视和解读民间叙事”，那么在口头传统影响下，民间叙事也发生了宏观与微观意义上的话语转向与研究转向。自2003年巴莫曲布嫫提出“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概念引发的讨论开始，有关民间叙事的相关研究日益活跃。刘魁立的《民间叙事机理谫论》以及董乃斌、程蔷《民间叙事论纲》使得人们对于民间叙事这一“在野的权威”又有了全新的认知，并将这一认知上升到理论高度；此外，杨利慧借用表演理论与民间叙事的关系问题，探讨了民间叙事的研究范式的转换。在这一研究热潮之下，万建中的《寻求民间叙事》针对民间叙事理论的研究偏离，指出民间叙事的宗旨即所有的活动不能超越当地的文化传统，认为现代社会崇尚的个性与独创会消解集体创作下的叙事模式。

概言之，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围绕叙事这一关键词的口头传统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世纪之交，这一时期的研究惯用“民间叙事”，多关注以故事学为代表的民间口头叙事的文类形态；二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这一时期多用“口头叙事”，且叙事的种类从民间扩展到口头的同时，更涉及“个人叙事”“叙事法则”以及“景观叙事”等多重维度。如2012年“口头叙事研究的途径与未来展望”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从民间叙事到口头叙事的应用与研究，着重探讨反思了国外口头叙事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运用情况，并提出建立中国口头传统的叙事学。与此同时，口头叙事成为了重要的叙事语汇并被应用于史诗等文类的研究。秋喜《论〈格斯尔〉史诗的口头叙事传统——以〈圣主格斯尔可汗〉的时间程式为例》中以口头叙事为关键词，运用口头程式理论探讨了蒙古史诗《格斯尔》中时间程式的作用。随着口头叙事的研究热度居高不下，叙事研究从文类上升到了方法论及研究视阈的转向。整体来说，中国学者对民间叙事理论的探讨不仅仅是对文本的记录，还有对叙事过程的关注。受口头程式等理论的影响，21世纪以来的口头叙事传统在关注活态民间叙事法则的同时，更关注语境，即叙事的过程，或称事件中的民俗。统观上述两个时期，从叙事到民间叙事再到口头叙事的转变，实则也极大地被“朝向文本”还是“朝向田野”的学科观念所左右，源自书面的叙事理念也在一次次思维革新中实现了“跃出纸上”的延展。换言之，从民间叙事到口头叙事再到口头叙事传统，实则也是对研究对象一再扩容的过程。

总之，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口头传统，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从中国史诗切入，兼及其他文类，不仅有力推动了口头诗学朝着中国史诗学发展的学科范式的新变，而且还在民族学、民间文学乃至民俗学等学科之间自由切换与流转，推动了学科间的跨界与共融；另一方面以叙事作为贯穿前后的“粘合剂”，将叙事从书面文学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在与口头文学的碰撞中，实现了其从叙事法则到叙事过程的方法论视角的变革。

从《民族文学研究》近四十年刊发的与口头传统相关的文章来看，口头传统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前后，“口头性”逐渐从民间文学的概念界定中被剥离出来，人们关注文本的口头性以及作品本身的口传特色的同时，用书面文学的方式对口头文学进行研究；1995年，随着对口头传统理论的译介，人们围绕口头与书面的关系问题展开思辨与论证的同时，也逐渐用口头传统替代民间文学这一语汇，并将对于口头的理解转向了对于文本背后的语境化和过程性的关注；再到21世纪以后，学界开始进入自觉地研究和理论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口头传统与“朝向当下”的研究范式融合，逐渐朝向口头传统研究的全观视野。

在这期间，《民族文学研究》对于口头传统的译介与发展呈现出三个特点：其一，“从一到多”是其对于业界刊物的影响与合作，从最初的《民族文学研究》一家刊物，到后来与其直接相关的68家刊物；其二，“从小到大”是研究团队的逐渐壮大。国内的口头传统研究者已经不再局限于最初的译介团队，而开始通过师承关系、学科观点影响等方式吸纳更多的学者参与这一研究；其三，“从少到多”是对比口头传统被正式译介以前《民族文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发文量，可以看到其研究成果在逐年增多。《民族文学研究》在口头传统的推介中的影响显而易见。与此同时，这一译介与发展过程也存在些许不足：

首先，未充分发挥国内外口头传统交流平台的作用。一直以来，《民族文学研究》作为国内外“口头传统”交流的平台，在译介之初充分发挥了学科带头作用。刊物设有“国外研究之窗”栏目，借以展示国外口头传统研究中的最新动态与理论，以供交流。但从2020年开始，该栏目的成果寥寥，并未延续这一传统，忽略了对于国际上口头传统研究案例的分享与呈现，没有充分发挥各民族口头传统交流平台的作用。其次，重视个案阐发而未在重要学术观点中形成对话之势。对于舶来理论，学界往往抱有不同的观点与认知。除了2000年的增刊中，隐约有多领域多背景下的互动与对话，此后期刊中有关“口头传统”的探讨，个案应用较多，却鲜少形成对话与论争之势。这固然与各期刊的分散以及研究视角拓展有关，但《民族文学研究》之于口头传统研究阵地的期刊定位而言，仍需要引领对话，关注对话。回观学术史，所有的学术理念与观点，无不是在论争中呈现内核与精髓，也无不是在论争中日渐显现出不同时期的学者对于同一问题多向度思考及其背后的时代意涵。

诚然，任何一种学科理论和范式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和时代的局限性，但学科范式的更替与演进恰恰也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民间文学领域，不同的理论和范式以及研究理路的不断反思与精进，恰恰能够为民间文学的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而从图1《民族文学研究》三个阶段的发文情况来看，口头传统的研究热度日盛，未来的口头传统研究何去何从，以下几方面或许可以聊作参考。

（一）口头传统的多学科应用

作为一种学术理念和学科范式，口头传统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得到了诸多学科的重视和积极响应，二十余年来，其在国内就已形成了跨学科、跨领域、跨文类的网状研究之势，影响不仅从史诗深入到民间文学的各种文类，更是扩展到了口头文学的各个领域，打破了传统人文学科单纯依赖书面文献的惯性研究思路。在中国古典文学应用领域，口头程式理论往往也被称为“套语”理论，最早被应用于对《诗经》的研究，直到今天，围绕《诗经》中的“口头与书写”问题之争依旧是重要的学术论域。此外，口头传统还被应用到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唐宋词学、话本、变文、小说、传统戏曲等文体研究中。未来，上升到学科反思的口头传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研究“口头传统”的跨学科应用上，并将其上升为“普遍性理论”，进而从中抓取这一传统研究所带来的多维视角的红利。如近年来陆胤《晚清文学论述中的口传性与书写性问题》，将视线转向“正统文学”中，在“中学传统与外来新知交互的网络中”，探索“古代文明流播过程中‘口传性’与‘书写性’的升降”，进而就“口头与书面”问题的论证，从共同的思维结构中，提炼近代学人共通的文化模式。

（二）融媒体视阈下的口头传统

“口头与书写”伴随着口头传统的产生、译介以及应用乃至发展的整个过程。21世纪以来，围绕口头传统的研究还停留在引进之初的有关“口头与书面”这些最基本的研究概念和领域中，并未冲破口头传统最初在西方的论争阶段，也未有更新的发展和突破。未来的发展或许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口头传统与互联网。肇始于“口头与书面大分野”的口头传统，已渐趋成就了当下民间文学研究的书面与口头的统合问题，但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当下，弗里早已从“思维通道”的角度，将口头传统与互联网相结合。尹虎彬也指出“：互联网时代的口头传统”在这种媒介融合之下，也应迎来其发展契机。如果口头传统研究中的老话题——“口头与书面”尚有可挖掘的空间，那么未来国内口头传统的研究，在“口承——书写——印刷——互联网”这一传播媒介的更迭下，还会因为媒介的变换而产生新的研究维度。另一方面，“口头传统数字化”的学科构想。对于口头传统数据标准的制定、建档、存储乃至利用和研究都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而相关研究尚有深拓空间。未来，通过借助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把握所处的数字时代，有利于为口头传统的未来发展定位。

（三）口头传统的遗产化

在口头传统作用下的民间文学，不仅迎来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使得“从传统走向传承”转化为其重要的研究向度，还加速了作为“遗产”的口头传统的研究与保护。

口头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紧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大领域中，“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一项被置于五大领域的第一位，对其他“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这四大领域具有统摄和支撑作用。在晚近的研究中也多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来界定民间文类，引发了“口头传统遗产化”这一新的研究潮流，这是从思维模式与研究理路上焕然一新的变化。对于民间文学而言，非遗的保护恰恰也可以把曾经备受冷落的民间主体从边缘邀请回来。口头传统的遗产化依赖于两部分，一是对于口头传统的活态遗产保护，二是数字化建档。目前，口头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研究成持续递增之势，但杂而不精，并未真正将其置于非遗语境中予以观照。正如巴莫曲布嫫将史诗的诗学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结合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未来作为各种文类的口头传统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口头传统，其间的表述张力、研究维度与视线的多元，都是值得借鉴、挖掘并深入反思。

总之，口头传统经历口耳相传的传递形态，在文化的创编与传播中，不仅促成了信息的传递，更在声气相感与师法心传之间促成了一种神秘感、仪式感和权威感。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便口头传统已经开始在研究中被加以应用，即便人们对于这类口头文学有了更为肯定的认知，但多年的研习传统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和强大的适用性。正如朝戈金提到的“在传统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正确评价口头传统的意义和作用的研究成果还远不能令人满意，这同时意味着口头传统巨大的学术发展空间”。学界应结合民间文学研究的当下状况，将口头传统研究纳入其中，为其发展寻找出路。倒逼口头传统研究的活力，除了关注口头传统在文类中的对照、口头传统方法论、口头传统的学科归属、口头传统的研究视角，也应重视多学科的参与与应用。如今，围绕口头传统的价值问题的强调与讨论，已经降级为次要问题，而如何由此反思业已形成的学术观点，以及形成新的学术思维则成为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乃至以后的研究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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