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的讲述需诉诸先在认知，由此形成传说区别于狭义故事的信实性、附着性等特征。民间流传的三国传说，不少都将“人们都知道”的公共知识设定为先在认知，讲述其中“少为人知”的秘闻。传说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生产秘闻。强化，体现传说对公共知识的认可，以叙事强化主流说法。打补丁，虽体现秘闻传说对公共知识抱有疑问的态度，但仍维护其权威，以叙事填补其中漏洞。翻案，体现传说对公共知识的叛逆、与之相争的愿望，以叙事反驳强势说法。附会，常反映边缘和地方性知识与公共知识建立联系并提升权威性的欲求。以上方式，对应传说与公共知识相互周旋的多种姿态—迎合、偏离、反叛、利用，且体现传说作为权力话语的面相。秘闻传说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知识生产，其中对公共知识消化、重构的过程，都在丰富人类整体的知识。

三国传说；秘闻；公共知识；

知识生产；箭垛式人物

一、强  化

传说讲述秘闻的方式，受讲述者和受众对公共知识的态度左右。当讲述者认可公共知识，有意维护公共知识的权威，便可通过传说的讲述巩固、强化某事件或人物在公共知识中的印象，以“少为人知”的秘闻为“广为人知”的知识补充例证。本文将这类秘闻传说的生产方式称为“强化”。

以关羽的相关传说为例，关羽的不凡功绩与高尚人格有口皆碑，但他并非完人。陈寿评关羽：“然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一性格缺点为关羽的人生埋下最大伏笔，最终导致关羽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以致其人生以悲剧收尾。部分传说即以其讲述印证关羽的“自大”。秘闻传说强化公共知识的策略之一，是为“广为人知”之事增补情节，讲述其中隐情。

湖北地区流传一则以关羽和陆逊为主人公的传说，以陆逊谋荆州、关羽失荆州为起终点，讲述其中隐情，基本情节如下：陆逊代吕蒙为将，预备夺荆州；关羽不把陆逊放在心上；马良提醒关羽陆逊使诈；关羽派关平去吴营打探情况；陆逊人马在金城闭门不出，且致力营造不具战斗力的假象；陆逊与众兵戏弄青蛙取乐；关平向关羽汇报状况，关羽轻信陆逊营造的假象；关羽失荆州。

此事在史传与传说叙事中，有同样的起点与终点，起点为陆逊谋荆州，终点为关羽失荆州，此处将这两点视作关于此事的公共知识。对于传说而言，叙事起点在具体讲述以前。预先标定潜在的知识框架。框架内的演绎、两点间的路径选择，则是秘闻的发挥空间，体现出传说叙事与史传叙事的不同特点。

陈寿《三国志》中陆逊向吕蒙提议，以关羽的自大为破荆州的关键，“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然而，陆逊之后采取的行动，在史传和传说中大不相同。在陈寿的记述中，陆逊以“修书一封”的方式，分析时局，处处流露谦逊之意，从而令关羽大意轻敌。传说则以陆逊“戏青蛙”的秘闻，演绎关羽的麻痹大意。同为关羽“自大”的例证，传说倾向以戏剧性与趣味性突出的情节、画面感强烈的行动组织故事。事件的各环节之间、人物的每个行动之间，都有可补充的细节，以此态度审视“人们都知道”的事，已知领域之外，总是存在隐情可供演绎。

秘闻传说强化公共知识的又一策略，不必指向具体历史事件，而仅根据公共印象中的观念或标签展开。例如，关羽身上的“自大”标签已足以促使新的传说产生。

《关公戴高帽子》的传说梗概便是如此形成：关公某日遇上太白金星（在其他异文中可能是商人、门神）；太白金星捧着一摞高帽子；关公问高帽子有何用，太白金星回答世人都爱高帽子，关公不悦（或是商人卖高帽子，关公不悦；或是关羽死后因没有高帽子而被门神拦住）；太白金星于是夸赞关公的成就，关公大悦；太白金星的随从发现少了一顶高帽子，原来已送了一顶给关公（或是商人已送出高帽子；或是关羽已戴上高帽子而通过南天门）。

陆逊戏青蛙的传说则是一种有关历史的“仿真作业”，通过讲述秘闻，构建历史事件的某一面相。关羽戴高帽的传说则是另一种仿真作业，它甚至不必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之中，却能构拟、印证进而强化公共知识中关羽的“自大”形象，为关羽塑造“应然”的行事逻辑。贾利涛提出“拟象”概念，解释传说依据特定观念生产、传播、演进等的机制。拟象是仿拟实在但有别于实在之象，规约传说的产生，即便是历史上仅存名字与身份，而无具体事迹记载的人物，也能依据拟象产生相关传说。

重述某一历史事件，讲述其中隐情，或者撇开历史事件，仅根据某一人物身上的一张标签叙事，都是秘闻传说印证、强化公共知识的方式。同样的旋律，经过不同的编排，可在不同的乐曲中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关羽的“自大”在史书和传说两种不同知识体系中也有不同呈现。在《三国志》中，关羽因为陆逊的时局论松懈大意；在传说中，关羽则可能因自大而被青蛙乱跳的场面蒙骗、因自大而被戴上高帽子而不自知。民间叙事倾向以更具戏剧性和娱乐性的情节设置强化公共知识。可见，传说在认可公共知识的前提下讲述秘闻，同时也可能传达异于公共知识的趣味与观点。

二、补  丁

如果人们总体上认可公共知识，但又认为其中存在漏洞，可能会针对漏洞，生产出更合“情理”的传说，以“少为人知”的秘闻填补这些漏洞。此处将这类秘闻传说的生产方式称为“补丁”。例如，对于刘关张在桃园序齿结义，传说会质疑：三人结义时谎报年龄又如何？关张不甘为弟又如何？“情节中的每一处不完整或者每一个疑问都会成为一个‘缺失’。民间叙事中，只要存在缺失，就一定会形成‘紧张’，每一个紧张都必然引进一种或多种新的母题链加以消解。”当疑问存在，便有传说补接情节拭去疑问，为漏洞打上补丁。

民间许多桃园结义传说，正是为了解答以上疑问而产生的。无论如何，在刘、关、张三人的兄弟关系中，刘备最长，关羽次之，张飞最末，这是绝对不能撼动的“人尽皆知”的事实。传说可以讲述其中隐情，但必须以此为结局。因此，这些传说的讲述始于对三兄弟次序存疑的不平稳状态，结束于三人依据刘、关、张的次序结成义兄弟的平稳状态，讲述的具体任务是寻找能够贯通两种状态的路径。

为消除以上疑问，一些桃园结义传说制造情节驱动设置：安排刘、关、张三人通过相互的比试、考验，最终确定兄弟名分，包括比赛爬树、扔物比远、设陷阱、对句等形式。以上情节设置不仅呈现出活跃的变异性，还可以不断叠加，增加三人比试的回合，直至关、张二人完全拜服刘备，甘心认他为长兄，结成拟血缘兄弟共同体。

参照其他体裁的叙事可知，正史中刘、关、张只是君臣关系；演义小说中，三人因志同道合结为义兄弟；不同这些“书上”写的事，民间流传的桃园结义传说中，三人要经过一番打斗才能结成义兄弟。传说如此安排，恰对应英雄史诗中英雄结义的模式，“通常是两个未来的义兄弟在结义之前有一番对打，打斗中二人或是势均力敌，或是主人公勉强战胜对手，之后对他表现出高尚与宽大”。这类讲述三人结义秘闻的传说，一方面以讲故事的方式，生动论证刘备长兄身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使三人的创业经历转化成更符合英雄叙事模式的传说。这类桃园结义传说，亦反映出伊利亚德所谓“民间记忆的性格”。换言之，不是“传说”讲述“历史”，反而是“历史”应当如“传说”一般去讲述，事件需转化为偏离客观真实，却更符合特定立场、趣味和需求，从而也更符合观念真实的讲述。

对于已有的讲述，人们总可以根据不同的情感、经验判断，生出许多的“为什么”来，问题的产生也意味着补接新情节的可能。因此，即便是人们都知道的事情，传说仍然可以演绎出人们不知道的故事，通过秘闻为公共知识中的漏洞打上“补丁”。

三、翻  案

如果公共知识领域内已有的讲述令人无法接受，传说可能会以异说否定旧说，通过秘闻的讲述推翻原有的定案、评价或结论，反其道而为之，此处将这类秘闻传说的生产方式称为“翻案”。“翻案”传说产生于对习见共闻的不认同。具体而言，不被认同的“习见共闻”还应符合以下条件，才能成为翻案传说试图与之对话甚至竞争的对象：其一，讲述的人或事，应当在公共知识的领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与知名度，否则翻案便无意义；其二，既有讲述中的人或事，被塑造出相对固定甚至偏于负面的印象。

因此，曹操这般在世人心中名声不佳、德行有缺的“奸雄”人物，便较其他人物更有翻案的需求。曹操犯下的数宗著名谋杀案，也为翻案提供了生长空间。例如，曹操误杀吕伯奢，是真有其事还是另有隐情？

此处以曹操杀吕伯奢案为例，讨论秘闻传说如何为曹操翻案。以下先考察各类文献对此事的记载，理清曹操杀吕伯奢的案情。

陈寿《三国志》只记曹操避董卓，易名东归，并无曹操杀吕伯奢之事，连吕伯奢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裴松之注《三国志》，抄纳三条材料虽录此事，但说法不一。王沈《魏书》：①曹操过吕伯奢家；②吕伯奢不在；③吕伯奢之子与宾客打劫曹操；④曹操击杀数人。郭颁《世语》：①曹操过吕伯奢家；②吕伯奢出行；③吕伯奢五子备宾主礼；④曹操以为其图谋害己；⑤曹操夜杀八人。孙盛《杂记》：①曹操听闻食器之声；②曹操疑其图谋害己；③曹操杀之；④曹操感慨：“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以上三说，明确提及曹操过吕伯奢家的是《魏书》与《世语》。然而，吕伯奢在此二说中偏偏都不在家，曹操即便杀了人，杀的也不是吕伯奢。而且，《魏书》中，曹操击杀打劫者，其中并无误会，并非错杀好人，因此无从体现曹操的残酷多疑。《世语》中曹操确实因为疑心而杀人，但由于此说并无更多记述，吕伯奢之子究竟有无图谋，曹操究竟是多疑而残酷，还是谨慎而小心，也无从得知。与后来流行的曹操杀吕伯奢说法最接近的是《杂记》，二者的核心情节都是误会杀人，《杂记》还借曹操之口说出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名句。但是，此处偏偏没有明白说曹操经过的是吕伯奢家，曹操杀的就是吕伯奢。总之，无论各材料可信与否、立场如何，曹操究竟有无杀害吕伯奢，历史事实几乎已无法可考，但曹操杀吕伯奢的传说此时仍未成形，这应是可以确认的事实。

后人多倾向从以上三说中选取具体细节如曹操过吕伯奢家、吕伯奢有五子、曹操杀八人、曹操闻食器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名句，重新组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经过具体细节的填充，叙事更生动，临场感也得到强化。曹操闻食器声、误会杀人、发出感慨，这三个情节单元之间的联结逐渐稳定下来，误会杀人的核心情节逐渐明确。但是，此时有关曹操杀吕家人的说法，就戏剧性、实感性与合理性来说仍有欠缺。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杀吕伯奢的情节发展如下：①曹操与陈宫投宿吕伯奢家；②吕伯奢外出沽酒；③曹操听见磨刀声、“缚而杀之”语；④曹操与陈宫杀死八口人；⑤曹陈二人看见猪，知道误杀好人，离开；⑥二人路遇吕伯奢沽酒而回，曹操杀吕伯奢；⑦陈宫质疑为何明知误会仍杀吕伯奢，曹操答：“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小说对此事的描述更具体，人物行事动机更明确。沽酒与杀猪的设计表明，吕家确实是无辜的，由此凸显误会杀人；改食器声为磨刀声，使误会的产生更合理。曹操说出名句的情境，改独自感慨为回答陈宫的质疑，更显得他残酷。演义的这番讲述，细节齐备，既为前人讲述中的“漏洞”打上补丁，也强化了曹操残酷多疑的性格。至此，演义小说成功地从此前种种记述中提炼出曹操杀吕伯奢的罪案，并将其推广为强势的公共知识，后来人也终于有案可翻。

1959 年，“替曹操翻案”成为文学、历史学界的重要话题。由于“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让曹操背上“千古骂名”的名言，是在他谋杀吕伯奢之后道出，曹操杀吕伯奢案成为绕不过的“翻案”对象。

郭沫若从材料的可信度入手，认为“照情理上看，《魏书》是比较可信的，但是不高兴曹操的人自然特别选中了孙盛”，因此曹操是无端受了歪曲，实在无罪。然而，照何“情理”推断《魏书》可信呢？郭沫若并没有多加论证。诚然，从吕家人的举动到曹操的杀人，《魏书》所记的吕家打劫确实能成为曹操杀人的动机，而《世语》《杂记》中，宾主礼抑或食器声与曹操杀人之间的因果关系则较弱，《魏书》的记述相对自洽。但后来有研究者考察此案时，统计《三国志》裴注所引《魏书》《世语》《杂记》的褒贬倾向，发现《世语》《杂记》皆有褒有贬，而“《魏书》材料共三十八条。其中含褒意者二十九条，贬者无一条”，可见其拥曹立场。看来，《魏书》的记述反而未必可信，也有可能是拥曹者为他的杀人安排“合情合理”的缘由。

考察本事、追溯源流、推理、论证，是学者“求真”“翻案”，批驳已有知识的方法。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指出这条史料不可信、论证这个说法有问题，太过繁琐。传说则提供了另一条“求真”之路，以讲故事而非推理论证的方式，道出另一种“实情”。就曹操杀吕伯奢而言，翻案传说首先承认曹操杀吕伯奢为既定事实，但以事后重构的方式消除原有故事中的误会，以“人们都知道……其实……”语气，挖掘出隐藏在历史中的真相，在既有讲述之上生产出一个新知识。

例如，一则题为《曹操怒杀吕伯奢》的翻案传说，如此重构案情：①曹操与陈宫投宿吕伯奢家；②曹操听见吕伯奢与儿子商量捉拿曹操；③吕伯奢出门打酒；④曹操杀吕伯奢子；⑤曹陈逃走，路遇吕伯奢；⑥吕伯奢去往官府；⑦曹操独自赶去杀吕伯奢；⑧陈宫埋怨曹操杀人，众人不知真相，曹操落下恶名。

另一则题为《曹操杀吕伯奢》的传说情节如下：①曹操与陈宫投宿吕伯奢家；②吕伯奢打酒；③曹操疑心欲走；④听见磨刀声；⑤曹操独自杀尽吕家；⑥陈宫见后院肥猪，认为杀人事出误会，曹操则判断吕家八口加曹陈两人吃不完肥猪，猪为招待官兵用；⑦曹陈逃走，路遇吕伯奢；⑧曹操杀吕伯奢；⑨陈宫离去；⑩曹操果然看见官府人马。

简言之，曹操杀吕伯奢的情节设置包括两个环节：一是吕家人的举动，导向曹操的犯案动机；二是曹操起疑杀人。

演义小说的记述，常以吕伯奢不在的情境开头，吕家人的举动有打劫、发出食器声、备宾主之礼三种，其中，促成曹操犯案动机的是打劫。然而，吕家发出食器的声音与礼待曹操，为何令曹操起疑，并最终导致杀身之祸？其间的因果关系模糊不明，难以确定为曹操的犯案动机。

演义小说讲述这个故事，仍设置这两个环节，但在旧说基础上重新打磨受害者与杀人犯的举动，重新解释这桩杀人案。演义仍以吕伯奢不在的情境开头，但将曹操的杀人行动分为两回合—先杀吕家人，再杀吕伯奢。第一回合，吕家人发出了准备杀猪的磨刀声，招致曹操起疑杀人；第二回合，曹操遇上回家的吕伯奢，为永绝后患杀死吕伯奢。若搁置伦理判断，磨刀声与永绝后患都算是明确且“合理”的杀人动机。

后来的翻案传说仍与小说一样，分两回合讲述曹操误杀好人。《曹操怒杀吕伯奢》讲述：第一回合，吕家人商量捉拿曹操、交给官府；第二回合，曹操路遇吕伯奢，紧接着吕伯奢马上去往官府。吕家人与吕伯奢的以上举动，都足以成为曹操杀人灭口的动机。《曹操杀吕伯奢》讲述：第一回合中，传说同小说一样，安排吕家人发出了准备杀猪的磨刀声。杀猪的磨刀声与曹操起疑杀人有何因果关系？传说此处以“补丁”释疑。曹操依据经验判断，宾主十人吃不下一整头猪，可知吕家人图谋不轨。传说又在第二回合曹操杀死吕伯奢以后，打上一个曹操看见官兵的“补丁”，可见吕伯奢并不无辜，倒是曹操无辜背上骂名。

两则传说异文采取了不同的翻案方式，前者直接改换吕家人的动作，进而改变吕家举动与曹操杀人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则沿用演义小说的情节，但以打补丁的方式重新解释动机与杀人间的因果关系，重构事件，从而洗清曹操的罪名，巧妙地转换了故事的主旨。

在这个传说中，吕家人的举动亦即曹操的犯案动机是可变的，但是动机与谋杀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对于这一联系的伦理判断，在不同的说法中各有不同，而这两项是影响传说讲述与接受的关键，也最终决定传说呈现的样态。传说安排吕家人发出什么声音，能够从根本上扭转叙事的走向与立场。然而，传说选择为曹操塑造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设定他残酷多疑还是谨慎小心，都需要尽可能明确曹操的犯案动机，在吕家人的举动与曹操的谋杀之间建立“合乎情理”的联系。“情理”并非客观中立，常受情绪、立场等因素左右。面对不同说法，人们未必以逻辑为判断依据，而是为自己愿意采信的说法寻找能够与之对应的“情理”。翻案传说的任务，就是为对公共知识存疑甚至不认可的人们，以讲故事的方式生产知识，挑战公共知识的观点，打磨出自成逻辑、具有信服力的说法，争取人心，从而与公共知识竞争，甚至颠覆“广为人知”的说法。

四、附  会

秘闻传说的又一生产方式，即是“附会”，在本来互不相关的人和事之间建立联系。就狭义的故事而言，“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物品），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换言之，重要的是功能，由谁承担并不是重点。但是，对传说而言，行动承担者同样关键，或者说，主人公的名字可能比其行动更具意义、更本质。同一件事，传说更喜欢让享有广泛知名度的人物而非普通人享有署名权，即便与这些名人不相关的事件，也愿意与其产生联系，附会到他们身上，逐渐堆积成“箭垛式人物”。箭垛式人物接收来自各方的箭矢，反过来人物形象也因此更突出更知名。

人物与人物之间如此，事件与事件之间也如此。若将事件比作“箭矢”，人物比作“箭垛”，射向箭垛的箭矢也有质量之别，有的箭因为射在某个箭垛上才有意义，也有的“箭垛”因为被某支“箭”射中而身价更高，若能为广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射中，这一支“箭”为“箭垛”贡献的传奇度与知名度，或许抵得过别的许多支“箭”。因此，这些重大事件同知名人物一样，都是值得附会的对象。传说通过“附会”讲述秘闻的策略之一，是令其主人公成为重大事件中的行动承担者，成为接受“名箭”的“箭垛”。

例如，三国史上重要的战役之中，必有赤壁之战，围绕赤壁之战的水战、火攻、苦肉计、借东风、铜雀台等传说也为人津津乐道。那么，是谁左右赤壁之战的战局？战役得胜的最大功劳应归谁？对三国传说而言，赤壁之战可算是第一等重要的“箭矢”。

赤壁破曹，关键在于火攻。《三国志》中提出火攻的是黄盖，他向孙权建议，“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其后诈降、放火，完成计划。而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扮演的角色为事前劝说孙权联合抗曹，以曹军“远来疲弊”“不习水战”两个论点，指明破曹的可能性，并无提及火攻抑或借东风之事。看来，按照《三国志》的说法，赤壁之战的主要功劳应归于东吴一方，领功者应是黄盖。

到《三国志平话》，掌握破曹秘诀的关键人物，先从黄盖变为周瑜，再从周瑜变为诸葛亮。平话情节安排如下：周瑜问众官如何破曹，众人手心都写“火”字，唯诸葛亮以“风”字为火攻关键。周瑜心想：“吾施妙计，使曹兵片甲不回。诸葛亮请了我功！”心中不悦。其后，诸葛亮“披着黄衣，披头跣足，左手提剑，其风大发”，祭风抢尽风头。元代又有王仲文作《七星坛诸葛亮祭风》一剧，该剧虽无传本，其名目也可证诸葛亮祭风具备独立成剧的重要性。

《三国演义》对赤壁战前蜀吴联军设计火攻这一环节的安排更曲折且具戏剧性。小说沿用平话中周瑜令众人在手心内写破曹之法的情节，但将周瑜之“火”与诸葛亮之“风”的矛盾押后。其时，诸葛亮也在手心写一“火”字，与周瑜达成共识。直至黄盖苦肉计、庞统献连环计等若干情节后，周瑜在山顶遥望东吴水军，忽而感到一阵狂风吹来，惊觉风向不对，于是口吐鲜血，不省人事。随后，小说顺理成章地以“七星坛诸葛祭东风”推出高光人物诸葛亮。此时，诸葛亮带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药方，重新登场，解救周瑜。如此安排之下，诸葛亮成为赤壁之战取胜的关键。火攻破曹，黄盖、周瑜、庞统，以至东吴众官都能想出来，借东风却非平常人物所能想，火攻的计划没有诸葛亮万万不能成功。小说不仅将“箭”从东吴一方夺来，放在诸葛亮的手上，更通过膨胀的细节、押后的矛盾，将破曹的关键转“火”为“风”，突出诸葛亮的形象。诸葛亮作为主角得以突出的同时，周瑜也相应地被矮化为与主角斗智的对手并最终落败。至于《三国志》中提议火攻的黄盖，则从火风之争中退场，专任苦肉计中的角色了。

借小说的影响力，诸葛亮借东风一事进入公共知识领域。然而，仍有一些传说一面接受诸葛亮借东风为事实，一面道出其中隐情，为传说中的主人公“争夺”赤壁之战这支“名箭”。

一则题为《张飞祭东风》的传说中讲述，借东风的名誉实际上应归张飞而不是诸葛亮。这则传说情节如下：张飞曾在玉皇庙见一老道求雨，便想索要他求雨用的石板，两人争执打斗，不分胜负。老道事后知道张飞是刘备三弟，心中后悔，主动将石板送给张飞，石板便是能预测风雨的风雨石。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不能断定有风无风，张飞便登上七星坛，帮助诸葛亮预测东风。凭借风雨石，张飞与借东风一事产生联系，甚至成为事件中的主人公。

在上面的传说生产中，张飞尚且有机会和诸葛亮一起登上七星坛借东风，那么无论是火攻的设计，还是借东风，都处于更边缘位置、难以直接参与事件的人物，又要如何附会？流传于江西九江的传说《小乔梳妆台》主张，想出火攻、向周瑜提议请诸葛亮借东风的是小乔。小乔听闻曹操要建铜雀台锁二乔，要求周瑜为她建一座梳妆台，便于瞭望东吴水军操练。二人在台上摆弄纸船商量破曹计策，恰逢风将纸船吹进铜炉中化成灰烬，小乔于是想出火攻计策。当周瑜准备火烧赤壁，却不见有东南风时，小乔又写密书提醒周瑜请诸葛亮借东风。凭借小乔与借东风之间少为人知的曲折联系，这则秘闻为小乔争得了赤壁战功。

可见，既有平话、小说将火攻破曹的“箭”附会到诸葛亮身上，也有传说要为其他人物发声，提出不同主张，讲述少为人知的秘闻。诸葛亮借东风的公共知识乃层累生产而来，张飞、小乔为借东风立下的功劳，也由秘闻传说在公共知识之下层累生产。不只是张飞、小乔，也不只是诸葛亮借东风，其他人物也可依同样逻辑，补接情节，重构事件，因此获得事件重要行动承担者的身份。

然而，诸葛亮与借东风的匹配度如此之高，二者联合，一方面强化诸葛亮呼风唤雨的形象，另一方面又通过制造、解决风与火之间的矛盾，强化叙事带来的快感。诸葛亮借东风的情节设置，从各竞争叙事中脱颖而出。其他传说即便有不同的主张，也只能附会已经进入公共知识领域的“诸葛亮借东风”。在公共知识的权威性下，这些秘闻传说难以彻底移花接木，通常只能先承认诸葛亮的功绩，再以公共知识为支点，旁逸斜出地讲述“少为人知”的隐情。此类传说为附会对象补接前情，以弱势的主张附会强势的说法，在传说主人公与诸葛亮借东风之间制造联系，进而在公共知识荫庇下产出新知识。同时，相对于“诸葛亮借东风”，这些讲述也只能成为边缘知识。

传说生产者通过附会的方式既可以讲述以人物为中心的秘闻，与公共知识领域中的重大事件原无关联的地方，也可通过附会，讲述不为外人知晓的秘闻。尽管地方风物难以同人物一样成为行动的承担者，进而成为接收“箭矢”的“箭垛”，但也能设法与重大事件产生联系。

仍以赤壁之战相关的传说为例，湖北钟祥地区流传的《诸葛亮用“火”》情节如下：诸葛亮年轻时，曾在大洪山燕子湾求教于一位白胡子老头，老头只说“七点摆得直，一共添四笔，哪个添到了，秀才考第一”，诸葛亮琢磨出这是“小心火”的意思，后来诸葛亮常用火，就是由此地发蒙。流传于湖北蒲圻的传说《诸葛亮买泥鳅》，讲述诸葛亮借东风的又一“秘闻”。据说诸葛亮登坛借东风后，找到柳山湖的渔夫，点名要买天变时不安分的鱼。渔夫回答，泥鳅在变天时不安分。后来渔夫打得泥鳅，诸葛亮由此知道借东风事成，重金买下泥鳅。

在这些传说的讲述中，诸葛亮和赤壁之战等享有跨地域知名度的人物和事件，成为值得附会的故事资源。一方面，相对于具有跨地域认知度的公共知识，立足于特定地方的讲述，面对外人讲述时，遂成少为人知的“秘闻”。另一方面，这类地方传说利用公共知识为地方性知识撑腰，借此获得进入“三国”知识谱系的许可证。立足于特定地方的传说，可能会尽力伸展触角，通过联系、拉拢、攀附的方式，在地方性知识与公共知识之间建立联系，借公共知识提升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例如，陈泳超为洪洞地区流传的各种有关娥皇女英的说法化约出“羊獬的尧王将两个女儿嫁给了洪洞历山的舜王”的“元传说”，进而指出，若去掉地名，其表述的正是主流文化，“假设全国是‘公’，这种‘地方化’就是将大传统化为私有财产……最要紧的是这两处附加的地名”。

相对于张飞与小乔，大洪山燕子湾、柳山湖的泥鳅与诸葛亮借东风的联系更加疏离，它们不似人物充当行动承担者，改换这些实物的名称，甚至将它们从叙事中剥除，通常不会对传说的情节基干构成影响。但这些名词性元素，或曰“离散情节”。与主体叙事的关联，却时常成为驱使传说讲述的动力。附会体现地方性知识与公共知识建立联系的欲求，甚至可借权威话语，提升处于边缘位置的地方性知识的价值，这种欲求遂成为传说生产秘闻的一大动力。不仅大洪山、柳山湖，也不仅诸葛亮借东风，还有无尽的地方、无尽的名物，可附会到公共知识领域中的知名人物与事件上，生产出相对“少为人知”的秘闻和轶事。

结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