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文化是以驱瘟逐疫、祈福纳祥为核心的民俗事象，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因其较深的农耕文化背景和形态特征而面临现代文化的挑战。我们需要从文化多样性的立场彰显傩文化的当代价值，从文化资源的角度认识傩文化的可贵性。傩文化的传承是保护性传承，而非推广性传承。傩文化的传承需要从供需关系入手保护好其所依赖的社会生态，并在传统传承方式上进一步拓展，不宜为了让傩文化急于适应现代社会而对其进行强行改造。

关键词

文化变迁；傩文化；价值；传承

傩文化是在中国农耕社会长期孕育和生长的综合性文化形态。经过三千余年的演化，傩文化自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经历了由传统的农耕文化向现代文化变迁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傩文化的境遇和形态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中国经济崛起、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现代文化如此盛行的今天，如何看待傩文化这份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和传承问题，既是一个涉及文化实践的现实问题，又是一个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所以，在文化变迁的视域下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探讨就十分必要。

傩文化是以驱瘟逐疫、祈福纳祥为核心的民俗事象。傩本源自原始部族巫术中的驱邪仪式，商周时期依然盛行。从商周时期迄今，傩文化已在中国延续了三千余年的历史。在周代，傩文化即被宫廷纳入礼乐仪式。《礼记·月令》记载，周代季春时节有“国傩”，仲秋时节有“天子傩”，季冬时节有“大傩”，是重要的宫廷礼仪。到了春秋时期有所谓“乡人傩”（《论语·乡党》），说明傩文化自上而下已影响到民间，也说明这个时期民间傩文化的繁盛。直到明代，从宫廷到民间，傩文化都一直延续着。清代宫廷的驱傩仪式未见记载，但民间的傩文化依然兴盛，长江中下游及西南地区尤甚。

傩文化是基于巫术思维的民间信仰以及建立在该信仰基础上、波及宫廷和民间、影响深远的

仪式性活动。作为一种朴素的信仰和仪规，傩文化寄托了民众避灾纳吉的基本愿望。这种愿望集情感性、想象性、仪式性、表演性于一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形态。傩文化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也因吸收道教、佛教及其他民间宗教和民间舞蹈、民间戏曲、民间美术等因素而发生了诸多变化，到了明清时期，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样式。

傩文化的情感性主要体现为其中所寄托的民众生活的基本愿望（如请愿、还愿、战胜疫疠的意志），是民众在生活中遇到困境，以一种不可知的超验力量驱逐另一种不可知超验力量的方式，从心理上祈求解脱的情感诉求；想象性主要体现为把众多的神灵和代表邪气的疫鬼对立起来，在超验世界形成以善抑恶、以神驱鬼的基本方式，这种想象也是一种“借力”的方式，试图借助超验世界的力量克服现实世界的困境。仪式性主要体现为通过特定的仪规把愿望和想象的事物以感性形式呈现出来，让对超验的想象转化为可视、可听、可期的现实经验，让超验世界对现实世界发生直接作用，并借助这种经验求得平安。《周礼·夏官》所记载的方相氏“时傩”就是傩文化较早的仪规。表演性主要体现为仪式中的妆扮和表演行为，是仪式与艺术的有机结合（如法师以特定的服饰和面具在仪式中的角色化妆扮、舞蹈化和戏剧化的表演等）。四者之间有着一条较为严密的逻辑链：困境—祈愿—想象—仪式—表演—解脱—还愿，综合起来形成一种体系性较强的文化形态。

傩文化在历代演化过程中因官方态度、人口迁徙、民族融合、社会变迁等原因，均发生过诸多变化。但驱瘟逐疫、祈福纳祥的核心思想没有变。如今，已有部分傩文化衍生的艺术形态被纳入国家或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明国家在当下对傩文化所持的保护态度。

官方态度对傩文化有着直接的影响，决定着傩文化的合法性。历代官方或倡导或禁止、或观望或无视，都对傩文化的变化产生了诸多影响。如明人黄佐云：“凡正月元夕为岁始，腊月大傩为岁终，亦许会饮于社。教读制相戒之词，以见无已太康之义。或令童生歌《七月》之诗一阕，或习士相见礼，或行投壶礼，或行乡射礼。务在雍容揖逊，敦从古雅。须用歌咏劝酧，使人观感，不得酣唱邪曲，演戏杂剧，以导子弟未萌之欲。若为贪图口腹，諠哗较论短长，及科逼贫人财物者，众共斥之。”明朝腊月的大傩允许“歌咏劝酧，使人观感”，但不得“酣唱邪曲，演戏杂剧，以导子弟未萌之欲”。黄佐继而说到：“乡社之设，正以明则礼乐，幽则鬼神警动愚俗，使兴起于为善也。有司宜加之意，务令各乡欢欣鼓舞以从事，毋得督迫，以致扰民。”说明明代傩礼之举在于“明则礼乐，幽则鬼神警动愚俗，使兴起于为善也”，须“令各乡欢欣鼓舞以从事”，而不能强迫为之，以免扰民。

人口迁徙决定着傩文化的流传去向，傩文化本是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传统，但在人口迁徙的过程中，傩文化也随之流向其他地区，并吸收了当地的民俗，形成在地性特点。民族融合是在傩文化随着人口迁徙而流传的过程中与不同民族信仰之间的交流和吸收，这种交流和吸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强化了傩文化的地方特征。例如，目前流行于贵州长顺一代的“庆五显”活动据传是由江西一代迁徙而来的“穿青人”带来的。在传入贵州的过程中，为方便起见，该活动由原先的“庙祭”改为分坛入户的“家祭”。而这种祭祀活动在与贵州当地的汉族或少数民族的巫傩信仰仪式（如“坛神”信仰、二郎神信仰、先民的放五猖习俗）融合的过程中，才转化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庆五显”。

社会变迁则是傩文化变化的具体时代背景，是造成傩文化发生变化的综合性原因，主要以时代好尚来体现。傩文化在时代背景的制约下，因特定时代官方和民众的好尚而在内容和形式上或增或减，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傩文化是在农耕社会孕育和生长的文化形态。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耕文明逐步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傩文化的处境开始逐步发生变化。以城市化为特征的工业文明，也使傩文化的生存面临着巨大挑战。现代工业无论从生产、流通，还是从消费需求来说，都需要人口的聚集。工业产业为人口聚集提供了基本需求，而围绕现代工业产业，结合人口基础、地理位置、交通、通讯、综合性社会服务等要素而导致的现代城市的出现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现代城市也为自身创造了一套新的文化体系。这套体系与在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上养成的文化体系有着显著区别。其最大的区别就是以城市为中心，重新建构适合现代城市人口精神需求，以交往、休闲、信息交流为代表的新型文化时空，如书店、咖啡馆、酒吧、舞厅、电影院、报刊业等。现代城市随着产业链的加速延伸而急剧扩张，导致不能直接为工业文明服务的傩文化开始从中心走向边缘，傩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也被大大压缩。直到今天，傩文化已被挤向与现代文明中心距离较远的地带。即使是在这些地带，由于年轻人生活理念和方式的改变，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所以傩文化的传承和受众也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在文化变迁的视域下思考傩文化的当代传承问题。

传承是纵向的传递和继承，雷吉斯·德布雷说：“传承指的是在时间中传递信息，确切地说，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传承是属于历史范畴，它是以技术性能为出发点（即通过媒介载体的使用）。一方面将这里和那里连结起来，形成网络（也就是社会）；另一方面，将以前的和现在的连结起来，形成延续性（也就是文化的延续性）。”所以传承更多是指事物在时间轴上由先向后的延续。文化传承是后一代对前一代所持的围绕某种文化形态自身的信仰和技艺的传递、承接和发扬。傩文化是在中国农耕文明的生态环境中孕育和生长起来的独特文化形态。农耕文明是自给自足的文明形式，也是对自然时空有着高度依赖的文明形式。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从事农耕生产和社会交往，并借助朴素的信仰和文化形式支撑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傩文化滋生于斯，发展于斯，主要在于人们可以在农耕文明的环境中借以寄托情感和愿望，也可借以获得娱乐的机遇。而当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出现后，傩文化所处的社会生态也发生了变化。现代文化基于现代工业文明而产生，现代文化以其严密的组织性、规模性并借助以速度和强度为特征的现代交通、现代通讯、现代媒介技术向传统社会渗透。现代文化也由此出发，树立其自身的思想意识，旨在摆脱传统文化思想的束缚。现代文化的扩张，使在传统农耕社会生长起来的傩文化习俗越来越局限在少数人的世界。从“实用”的角度而言，大多数人已不再依赖傩文化所构筑的意识体系寄托情感和愿望了。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的生存方式更多依赖工业文明造就的现代社会体系，追求的也多是现代文化精神，不再能够完全生活在传统的文化体系中，也就很难继承傩文化本身的思想、仪规和表演活动了，这就给傩文化的传承造成了天然障碍。

面临文化的变迁，傩文化的当代传承首先要从观念上彰显傩文化自身的价值。傩文化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成为国家非遗保护对象，更在于它为工业文明体系支撑下的现代社会树立了可以相互映照的对象，使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我们今天从事宗教、民俗、文学、艺术等领域研究的“活化石”。保护和传承好傩文化，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读懂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可以让我们借助这些文化形态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有效沟通。

读懂自己的文化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傩文化集原始巫术信息、宗教信息、神话信息、表演信息等于一身，其思维形式虽然朴素，但也充满了想象，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力量之一，经历了三千余年的历史。傩文化不断吸收各类文化养分来丰富自己的做法，可以让我们理解中国民间文化的生成方式。傩文化中一系列象征性的仪规，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我们的先民为了获得生存机遇、为了实现美好的生存愿望而采取的智慧性策略。傩文化把祭祀仪式、驱逐仪式和表演艺术有机结合的做法，也可以让我们理解中国民间文化的生成模式和生存模式。我们从这些信息当中可以了解中华民族的思维形式，尤其是与不可知的超验世界的“交往”方式和对超验世界的“控制”方式。在傩文化仪式中，让神灵出场一方面是为了借助其神力压倒疫鬼，另一方面是为了暗示世俗人世的处世逻辑。例如许愿与还愿，就暗示着世俗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处理关系时的报答和诚信品格，许多在民间可能引起纠纷而难以解决的矛盾，因“神灵”的“在场”和“见证”而喻示着处理过程和结果的“合法性”。在法律不健全的农耕社会，这种“合法性”有着较强的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正是建立在民众对傩文化的“信任”基础上的。这些方式均是借助对超验世界的认识以及与超验世界的“交往”对单凭人间力量难以对付的事物的“控制”。我们从傩文化通过特定仪式将主观精神能量转化为日常生活动力的智慧，可以看出先民们在较为自然且艰苦的环境中的生存策略。到了今天，面对如此现实的现代工业文明，傩文化的实用功能淡化了，甚至在多数地区消逝了，或者被过于“物化”的现代社会机制所造就的现代文化替代了，但傩文化给我们留下的想象财富、与超验世界的“交往”方式和对超验世界的“控制”意志仍然富有持续性价值。

而就世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而言，无论是刀耕火种的远古时期，还是科技发达的当下，新的超验力量仍将不断出现。巫术作为人类思维和文化的共通源头，从人类文明发生之初就是人类对付超验世界的基本思维逻辑和应对手段。虽然这种逻辑和手段在现代社会已被科学所替代，但在科学无法触及的领域，仍然有让具有想象价值的思维形式和应对手段发挥作用的空间。基于巫术的神话思维在现代社会仍然以一种或隐或显的形式出现，支撑着人类的想象力，激励着人类的行动力，调节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更滋养着现代社会的文学和艺术。直到今天，当我们思考世界不同文明形态的特征和规律时，仍然无法脱离对于这种思维形式的追溯。当我们需要借助文学艺术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时，仍然借助富有想象价值的巫术思维和神话思维来进行。所以，傩文化依然在一个超验世界的领域，在一个共通文化基质的思维领域沟通着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让不同形态的文明从思维形式上获得对话与交流的机遇。

作为一种庞大而独特的文化形态，傩文化也是当下中国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针对这种资源，人们在抢救、保护、开发、利用等方面已有不少尝试。不少地区把傩文化的传承与旅游观光体验、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艺术形式的利用结合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迄今为止，傩文化不仅在少数地区仍然履行着传统的功能，为当地人实现自己的生存愿望担负着精神媒介的作用，而且以“表演”的姿态楔入现代社会系统，成为当代民众观赏、体验和理解古代传统文化的通道。美国的印第安文化、日本的能乐都在高度现代化的工业文明体系中获得了保护，新加坡也利用国家艺术理事会对各民族传统文化实施全面保护，都为我们保护和传承好傩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立足于该国文化多样性的立场，让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效融入新加坡当代社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走进新加坡，就像走进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每个民族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尽情地创造和享受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可以尽情地欣赏其他民族的文化。例如，在新加坡，依然保持着传统庙会的风俗。这些风俗中，对于神灵的敬仰和祭祀系统依然存在。例如后港斗母宫创建于1902年，是新加坡首间供奉九皇大帝的宫观。新加坡的华族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恭送道教神祇九皇大帝圣驾回銮仪式，包括祝寿、祈福法会及各种慈善活动，也会邀请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参加仪式。盛典期间，还会邀请戏班表演长达半个月以上的戏剧。对于九皇大帝的信奉习俗主要源自福建，多由福建移民带往南洋各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一带十分流行。新加坡之所以允许并鼓励华族的信仰，主要也是为了体现新加坡文化底蕴的丰厚，体现新加坡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笔者曾于2019年9月27日至10月2日赴新加坡考察传统艺术，在新加坡戏曲学院原院长蔡曙鹏教授的带领下专门参访了斗母宫和凤山宫的庙会，目睹了两个庙会的盛况，也专门拜访了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经理洪子杰先生。洪子杰先生给笔者介绍了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2018-2022年计划，他说该计划旨在保护新加坡的传统艺术，用传统艺术开启民智、促进民族和谐，并推动传统艺术走出国门，树立新加坡的国际形象。由此不难看出新加坡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

文化多样性是避免社会结构过于单一、为不同需求的国民提供精神空间的有效做法，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文化繁荣的重要手段。当现代社会的文化体系不能满足文化背景不同、遭际不同的人们的精神需求之时，丰富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形态就成为满足这些需求的补充性手段。在中国这个地大物博、人口和民族众多的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状态依然存在，珍惜、保护和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在当下已具备了诸多条件，尤其从国家针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不难看出国家对传统文化的空前重视。所以，傩文化的传承在未来要立足国家对传统文化高度重视的战略，通过更多途径和方法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