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

原文刊于《艺风》1933年第9期

习惯于书斋的生涯的我，这回居然不顾及身体的虚弱，和时间的珍贵，冒着溽暑遥远地到离开杭州千里外的南昌去！

这样异常地勇敢的行为（当然是对于自己说的）真正像在某一绝句里所表白的，是全然为了“牯岭烟云梦里横”的缘故吗？

是的，那匡庐峰上的云影草香，是具有遥远地吸引旅行者之心的魅力的。但是，这果然就是我这次到赣水之滨去的总原因么？倘若在某种场合，——例如在做诗的时候——这样的回答，未尝不可被容许。但要用来表明事实的真相，它自然是不够确当的。

在那里，比于自然的观赏，实有着我的更重要的原因潜存着。

为着民众的心声（歌谣）的剖析和宣扬，我才毅然提起学究的皮包，微笑着踏上了那征途的。

舟车的劳碌，客舍的烦扰，陌生者的酬应周旋——不，在这一切以上，异乡的凄清的卧病，这些，像常人所能领略地，它是无疑给予我的不健康的神经以颇大的困恼的。

困恼！——有时真叫我搔首无话。

但是，当自己从讲坛上退了下来，坐在房里回想到刚才的讲述，即使是怎样地不周到，但毕竟还没有失掉自己要抒发的论旨的时候，自然地一些温和的慰安的笑浮上来了——比于浮在口角的它（笑），是在心里的它更为爱娇吧。在陌生的听讲者，为着我的讲述兴起了对于那民众心声的好感，因而来就切磋于我的时候，我不免自忘其浅陋地，相与尽情畅论。这样，我是更陶醉于慰安的浓酒中了。

还有，开明的教育者，常说过“教即是学”一类的话。在这一次民谣的公开演讲里，我是高度地体认了这话的意义的——为了教，我更广博地深度地，也就是体系地究明了我所从事的学艺的意蕴。

像在同国的其他许多学艺的园地情况一样地，民谣这园地，是一块没人下过较深入的锄头的处女地。无论在内容方面，在形式方面，只要你具备了相当的现代的治学方法和较专门门的知识就是略加以讨索也不会使你失望地空手回来——你准获到你所应得的。举一个例来说。前世纪英吉利少数光辉的人类学者，颇留意于民俗、传说中之“文化遗留物”的探究。（把文明国的现存的一些已变形的民俗、传说，从欧洲偏僻的村落间或遥远的落后民族间去找寻出它的原形物。）中国现在的新学术研究者们，似乎尚没有在文化科学的或部门的研究上，较显豁地使用着这种方法。我这次为了教学的关系，稍把这种眼光去窥视那些民谣的资料的时候，便意外地得到非常可欣喜的成绩。这不但给予了我“教即是学”的真理性的体认，且也强力地鼓舞了开拓这学术处女地的勇气。

还有一件令我高兴的事。这次的旅行，出乎意外地，我的归装中添上了一件很宝贵的“土产”，那是从赣水所通过的区域里新发掘出来的近百首左右的民谣。那些作品的辛劳的采集者，主要的是那位早就和我们做着同样的工作，然而直到此刻才让我有机缘交识他的“老同志”——裘德煌先生。为了他对于民众教化的关心，因而形成了对于他们的生活的习俗，这使得他成为民众艺术的正格的了解者和保护人。他的从事这种工作的出发点，比于我们从偏于学术的见地的，他却是基于一种更温馨的眷爱民众的心情。他的那种民众型的素朴的然而非笨拙的言谈风趣，不是最雄辩地证明了这个么？假使，所谓“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意义是对的，那么，你可以相当地想像出了我对这位“老同志”的真切的初交友谊吧。

让我从携归的土产中，拣出一点虽然是简短而却颇饶意趣的小谣，来在这里公开于诸君，并藉以结束这篇“杂笔”吧。

庐山谣

庐山云戴帽，

开场好打稻。

庐山云系腰，

有雨在今朝。

莳田谣

“田好萌么？”——“泥皮尖尖。”

“饭好吃么？”——“枪刀燕燕。”

“肉大块么？”——“风吹半天。”

“散工散得早么？”——“麦藁火到门边。”

一九三三，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