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传统之“手”定义民俗学

二、

民俗学分析中的传统

三、

论TRADERE：罗马法中

有关传统的历史与语言学根源

四、

作为文化工作的手工艺

手工艺和家庭生活与传统紧密相联，特别是那些根植于当地环境的手工制作、雕刻或纺织，自然地被视作传统而传承的“常识”，通常会呈现出一种本土色彩。虽然，这种机械的传承行为可能不被认为是智力上的，更准确地说，是“学术上的”，但它暗示了积极参与，并通过传递一些社会意义重大的东西（包括记忆和叙事）来实现文化的真实性。因其适用于生活的经验以及变化多样的社会环境，故而是“实用的”。

与可看到广阔地平线的理智视觉以及单纯的阅读不同，代表着触觉的手包含更为直接的身体动作，意味着确定性。与未来方向联系在一起的视觉和摄影中图像的机械复制成为现代性的象征，而手工制作则提升了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前工业时代的图像。“手头事（business at hand）”实际上是指摆在我们面前需要采取行动的事情，暗示了便利是具体化和本地化的。在交谈中，“想要看到一些东西”指的是距离，比“想要得到一些东西”这种牢牢抓住不放的意象要弱。英语谚语说“眼见为实”，但它又在第二部分提出了“感觉才是真理”的忠告。另一句谚语“手比眼睛快”在提醒人们的同时，也暗示了手的力量往往被忽视。一个人可能会通过用手触摸提供的“有形证据”来理解传统的存在，毫无疑问，他需要知道“传下去”的确定性，否则就会看到对“虚拟图像”的不信任，因此他渴望的是“接触现实”。

当提及“巧手”时，做手工的人通常与关注日常生活行为的实用主义相联系，手工可完成任务和下达的命令，或改变一个人的环境。手代表着直接或亲自体验，所以“handy”可被认为“有一双巧手”，但也可以提醒“手里的永远胜过灌木丛里”，意思是手中的东西是可以确定的，而人们所渴望的遥远的东西往往是不确定的。传统作为一种遗产或礼物被移交的根源是相关的，因为实践的智慧是随着触摸的东西而传递的，而不是通过语言的技巧。从这些联系中，传统使人想到一种制度控制之外的学习和教学方式。在普遍的使用中，这种地方性知识或民俗与扎根于当地的日常经验有关。传统作为一种概念，用来描述通过重复的文化实践所获得的知识，具有一种社会的，局部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引导着人们生活中的行为传统。

知识的传递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通过手势和触摸，在产生的行为动作中，传统具有指代性甚至象征性。与身体的其他部位相比，手的形象是动作与情感的象征：握成拳头，交叠在一起（祈祷），或者深情地轻拍或爱抚。作为一种人性的标志，手的价值在于它的特殊能力，以持有工具作为身体的延伸，从而服务于工作与游戏。人类将手视为一种工具，需要技能才能产生生产力。总的来说，手被认为是目的性活动的工具：它们使事情发生。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手在做手势时是千差万别的，在行为上，手势是表达意义的最小单位。实用主义哲学家乔治·米德认为，手势是一种社会行为的概念，因为无论是以语言还是身体行为的形式，它都能引发反应，并且是出于交际需要或目的而形成的。在民俗学中，手势亦具有“意义符号”的属性。在交流中，手势与意义通过发出者和接收者依附在一起，类似于对隐含行为的预期反应。言语依赖于编撰词汇和语法的手段离散地传达意义，人们之所以将便利性与物体而并非文字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手有能力抓住并形成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物体，远胜于一瞬间说出的话语。我认为“拟态意象”不仅包括模仿，还包括刻意表现的设定，这对于文化的生产尤为重要。例如，技艺、制造工具、养育儿童和风俗习惯的模仿，有赖于能够产生有意识的、自发的、有代表性的目的性行为，而并非语言，正是这些行为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基础，导致了知识的共享，并不需要团体的每一位成员去重新创造知识，或者是我们所认为的传统。

虽然人们在使用手势来表达情感或提供信息时并未察觉，但他们将此行为视作一种基本的交流形式，特别是试图让说不同语言的人理解自己或强调某一观点时。这样一来，传统的便利知识即是一种基本的交际行为，它既是言语的基础，又独立于言语之外。这些联想影响了对传统的感知，因为思维的认知范畴是个人用语言表达的理性想法，而传统则被解释为社会共享的情感行为或姿态。

由于传统的意象具有集体性和连续性，所以手头知识的时间来源通常不如制度工作那么确定。说某物是旧的，意味着其时间可被追溯，而给一件手工艺品或故事贴上“传统”的标签，意味着它已经随着时间传播了。传统的时间可以指上个千年或上周，但在普遍的用法中，它表示“远古的时间”，因为传统的非线性关联，导致无法确定传统开始于何时。当传统被用作文化的同义词时，代表一个群体的艺术、习俗、知识和制度的总和，这种对时间的参照意义就显而易见了。因此，当人们读到“荷兰传统”或“土著传统”时，这个复合词强调了文化的长期、稳定的存在，这一点在文化的使用中可能并不清晰，因为文化的内涵是有限的社会群体。个体可能会意识到多元传统是可重复的活动，但他们认为单一的传统是一种内在化的思维模式或世界观。

人们被认为在传统中出生，毕生参与传统，由于独特的思维模式强调了传统对人终身的影响。传统包含信息、技能、概念、产品等，一个人几乎必然地会因为出生的环境而获得这些信息。与其说是刻意追求被发明出来的（如学问），不如说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存在于环境中，被接受、使用、转化、传播或遗忘，而不受个人思想的任意推动。如此建构的传统可以说是超有机体，因为它是恒定的，甚至是超越个人意识的控制。然而，现代情感通常要求个体有机地选择和适应传统，允许他们参与至各种文化场景中并拥有各种身份。

传统与生命周期相联系世代相传。有资格明确地构成一种传统的时间长度经常引发争议。格罗斯宣称，一个具有真实性的传统须经历三代人（即两次传播），尽管民俗学家认为传说是一种在空间上被“移交”的传统，这是由于某人将其传递给他人（例如讲述一个刚听过的笑话）。如此看来，重要的是存在一个行动的先例。之所以成为传统，是因为它类似于以前在社会单位中广为人知的东西。格罗斯将传统的“现世时间”从历史发生的时间中区分出来，并将传统的意义总结为“过去与现在的连续性”。按此观点，当人们接受传统时，会感受到此种连续性，认为他们是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延伸到另一个人或群体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传统由于被重复而具有规定性，因为它在以前就已完成，而历史记录了以前发生的事情。

惯习和习俗也有赖于先例，它们与传统的区别在于相对缺乏对代际联系和象征内涵的重视。惯习是一种行为，一种会定期重复的习性，直到人们下意识就会做出来。惯习通常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常规”，是一种上瘾，或者对个人来说，就是一种死记硬背的过程，并未构成一种隐含信息。惯习在个体行为中的表现往往与习俗有所区别，习俗是一个重复的社会场合。尽管传统和惯习经常交替使用，但惯习指的是根据先例活动的规定性重复，并不具有传统所期望的连续性和内涵。人们并未听说这些应用于传统中表示链环或权威的术语。事实上，一项活动可能被有意地称为一种习惯，以暗示它不像传统那样对参与者具有连续的强大影响力，或者它是不定期实施的。

传统和习俗都可以是象征性的，但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的意义在于它以其思想和信仰的仪式性内涵来吸引人们的注意。社会心理学家爱德华·罗斯在对习俗和传统的区分中包含了参与的标准：“习俗意味着一种行为方式的传递，传统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或信仰方式的传递”。传统与习俗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以实践的形式参与行动，但传统往往使一种与知识相关的思维方式或社会学习方式发挥作用。传统比习俗更能体现价值观的传播与传承。

五、

传统的可变言辞视角

把晨起刷牙作为一项日常事务或惯习与牙仙子的传统区分开来，已经被那些融合了奥斯汀语言学理论的哲学家们贴上了“具有重复性变异的可变言辞（phemic）”的标签。对于某些观察者来说，牙仙子富有想象力的内容及其信仰、仪式、游戏和故事，使其作为一种传统而被区分；然而，许多具有社会或地理定位的实用性实践，如手工艺、医药和农业，并不会被视作幻想故事或游戏，而是被认作是值得关注的传统。重复性变异言辞材料是指一种必须被传递的隐含信息，其材料与传播过程相关联。奥斯汀对这些信息的分析类似于米德的手势，以说明它们通常的使用方式，也就是说，与他人进行交互，由此产生了符号并被阐释。

奥斯汀对基于实践的传统理论的贡献在于，对那些导致我们可能认为是传统行为的传播（他称其为“言外行为”）给予了特别强调。奥斯汀将声音的产生称为声子（phone），而言子（pheme）是一种具有明确意义的以言施事（在他的系统中，言子的子集是代表物体的符号的意子）。通俗地说，言子可以称作是“说某事”，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奥斯汀指出，作为规律的传统，其细微差别为：说话时完成的行为是言外行为，说话中指称的行为是言内行为，发生在说话之后的行为是言后行为。事实上，奥斯汀主义哲学家约翰·塞尔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行为之间的区别，这个例子在表示交互行为和传统发生的反应中都强调了手的效用。如，询问桌上是否有盐，其言外行为是需要盐，而言后行为是使某人把盐罐儿递过去或者“传递它”。主导这些互动行为的规则或传统，通常是未被阐明的，须参与至特定的文化场景或是对塞尔所谓的“某些刺激的存在”或“有意行为”的惯常应答中习得的。

“pheme”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以声誉和传播谣言而著称的谣言女神芬玛（奥斯汀受过古典文学和语言学的训练）。作为地神之女，她即使不是最优雅或最美丽的，也是最有力量的神灵之一。在艺术作品中，她经常被描绘成千舌、千眼和千耳的形象，并且有一种重复所学到东西的癖好，无论好坏，直到它被讲述成为常识。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信息变化极大，并且通常是与原始信息成比例地增加。芬玛并未伪造知识，她的技巧在于构建材料的框架，使其能够传播开来。她就像一个中继站，既充当着接收者的角色，又充当着传播者的角色，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分享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人们对传播的知识所经历的过程和所传播的内容同样熟悉。因为它受到了这种语言和非语言传播过程的影响，并与粗俗的谣言相关联，所以这些内容会引起对其真实性和价值的评价。该材料以“放大”的形式提出了有关其来源及其组合和重新配置的问题，沿着传播路径，形成了一个拥有多重内涵的整体。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言子”作为一个流传的谣言或报告出现，但在重复中，它因具有宗教和政治价值而被嵌入到一个集体使用的语言中。在关于什么是理想城市的对话中，苏格拉底讲述了一个腓尼基人的故事，但指出叙事不只是事件的新闻，而是故事的内容。它代表了整整一代父母的参与，并将有关正确行为的道德信息传递给孩子。他宣称，“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以后的传统来解决。”言子强调了材料的持久性和保存材料的过程。在古典学家吕克·布里森的解读中，“长远来看，言子指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传统’的集体言论，无论这个传统指的是宗教领域——神、大祭司、英雄、甚至是冥王的世界，还是世俗的领域——机构、英勇的军事行为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言子指的是注定要被保存的集体言论”。这种传统的柏拉图理念将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连接起来，包含了集体传播过程中固有的多重信息，这种理念向我们阐明了符号学的概念，即“言子”是一个具有层次意义的符号，意在对它的解释者产生某种强制性的影响，即奥斯汀和塞尔可能会称之为言外的行为。

一个来自现代生活的变异性重复行为案例，即每个学期都可观察到的教室选座。大多数大学课堂里，学生们可自由选择座位，一旦选定某个座位，他们往往会重复回到相同的位子。此种选择通常从多种信念与结构的认知中得出：坐在前排可吸引教授对学生个人的注意，增加学术成功的机会；坐在后排可摆脱导师的权威，并向其他人表明，后墙拥抱者更善于社交，更为叛逆；而某些学生认为，近门的座位可以提早离开，近窗处则更接近户外自然环境，更健康，而选择坐在认识的人附近，以便建立社交联系，而且几乎在所有教室中，他们均会选择一个类似的位子。这种在学术环境反复出现的做法似乎是一种惯习，学生除了将座位与学生身份联系起来（例如，“我在哪里决定我是谁”，女性倾向聚集在前排，往往考虑性别因素），还将行动与结果联系起来。例如，期末考试期间，学生们会坚持坐在同一个座位上，当考场发生变化而被迫移动时，他们会感到不适，他们认为拥有同样的座位会带来运气并确保成功。作为一名监考官，我经常听到学生们向别人解释为什么某些座位是重要的。对他们而言，在特定的区域以某种方式参加考试（暗示了对焦虑的传统反应）就是一种传统。

与先例、连续性和惯例相联系，所有讨论意义上的传统通常被提出来用以指导未来的行动。是否希望未来将打破或延续一种习惯模式，决定了人们对传统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判断。民俗学者经常有这样一种态度，即大众社会中“活着的”民俗表明，在现代主义追求新鲜事物的过程中，选择传统（一种回到过去的社会联系）是对人类自由的威胁。当援引传统（与过去的社会联系）作为个人主义的标志时，则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在对创造个人身份以区别于社会大众的现代能力或压力做出反应时，传统的确可以为个人而不是为集体而形成。“自言自语”是一种民俗行为，因为它涉及到交换发生的文化框架。尽管在传统的概念化过程中，实践的社会成分可能不像交易那么明显，但自我的民俗化仍然带来了从传统材料中构建（或混合）一种身份的便利。

学者们往往把自己定位在传统之外，把被认为是“自然”或“接地气”的便利知识贬低为荒诞的故事、淫秽的（或肮脏的）小调或非理性的迷信，因为在现代术语中，此类知识被法律准则和纯净或神圣的高贵统治排除在外。然而，由于便利知识直接与经验相关，并被视为脚踏实地的智慧，它被普遍视作一种言后之力或言外之力，用格罗斯的话来说，它带有一定程度的精神或道德威望。对传统的情感抑或精神内涵之存在是基于客观历史或社会事实的记录。毕竟，宣称对某项传统的拥有需要展示无数代祖先的存在（包括其罪恶的一面），或许也要包括今日邻居的凝视。在政治用途上，它允许一种自然状态，指的是公共惯例的规定，并有问题地建议，一种实践的长期性质是其继续下去的理由。

相比于其他学科，民俗学强调了传统的存在感。传统可被视作一种生物学标本，并被赋予一种谱系的外观，它亦可作为一系列运动被平稳地计算出来，并逐点或逐帧地进行详细分析。传统可以作为日常实践的经验证据被“收集”，而单一的传统则可以被描述为某种概念上的、几乎是神秘的整体，往往超出了个人的意识。在科学和人文两个方面，传统都向人们行为和态度的根源提出了质疑。

结论：

传统的分析

对许多思想家来说，21世纪初是重新评估现代生活传统的一个时期。由于修辞性地使用新世纪来代表一个完全不同的千年以及观察交际技术的革命性变化，许多专家认为在新历法时代，传统不再必要，也没有任何可取性。在此种思维影响之下，个人电脑和移动设备取代了面对面的社会交流和手势文化。网络时代的传统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重复，甚至是强迫性的神经症。尽管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协作仍被视为至关重要。

但在以网络时代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中，正如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摧毁了传统”。全球化迫使与传统相关的地方和社区的社会阶层分离。在“后传统社会”中，传统变成了记忆而不是行动，换句话说，传统的便利已经成为怀旧或遗留物。在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异化中，吉登斯版本的现代性会是一个社会彻底失控的例子吗？

然而，“传统面临消失的危险”这一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并非基于民俗过程或传统的便利性和重复变异性的基础之上。不可否认的是，在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数字技术已经主导了传播，这可能会导致一种假设，即那种通过本地化，面对面交互来传承和传递表达材料的传统将会消失。然而，民族志的观察表明，传统是人类互动所必需的过程，即使是大众传播的过程，也要首先提供行为框架或基础，然后使人们达成社会联结，如果不是现实的话，这常常会为“我们”的手势提供一种身份认同。例如，民俗学家保罗·史密斯在早期观察电脑上的玩笑时指出，“传统的传播方式与任何其他类型的传播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传统的传播不仅使用口传，还会使用任何可用的相关媒介，包括现在的计算机”。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说，史斯密所阐述的传播过程是传递具有传统内涵的手势的关键，这些手势通常具有可重复性、可变性、戏虐性、艺术性或仪式性的行动框架。这种概念化的传统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不断地重构以达到工具性的目的。这其中的一些目的可能确实超出了用户的意识，例如，在无视全球化或仪式化的情况下，以人类之手控制公司、官方的万维网，从而控制人类表达的技术优势；另一些则是有意用来模拟或取代模拟文化中的庆祝和纪念活动。这些行动并不是传统的，而是在现代化背景下为实现传统的实践采取的适应性和策略性行动。传统作为一种文化实践与现代性携手并进，因为它为人们塑造了一个于新奇世界中如何行动的框架。在此过程中，对传统的认知无疑已经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加面向未来，而本文所界定的重复性变异，通常被认为是紧随其后而不是遥远的社会协商或单独构想的行动框架。

传统该何去何从？它是被淘汰还是重新融入现代生活？在教育者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所隐含的文化层级中，传统在智力上被定义为属于下层民众，而现代性则属于精英阶层。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在现代化理论中，“传统”，尤其是“传统的”，“如今常常被不屑一顾地使用，缺乏独特性”。在威廉姆斯的关键词中，由于传统在知识界与公众实践中颇具争议性，因而构成了文化和社会的重要关键词。当知识分子将传统置于令人不安的、奇异的、未知的、隐性的，尤其是无法解释的领域时，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现代是已知的或经验主义的人。与现代性相比，传统是一个更难以理解的词；学者们为了验证现代化的复杂性而将其过于简化。

与其把传统与理性、现代性和流行文化对立起来，我主张将把传统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因素，而不是一个陪衬。我们应该揭示传统中的人的能动性，以及它在现代文化中承载和传达符号、深层价值、政治和心理暗示的重要性，而这些往往是对社会焦虑和冲突的回应。通过对传统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以言后行为力量显现的框架，生活的指导规则和结构的形成，以及传达符号、意义、价值和真理的民俗实践。简而言之，传统的“便利”告诉人们从哪里开始，并指导他们如何继续下去，在他们从事没有相关背景的实践时可能会遇到麻烦。

人们不仅需要了解过去，而且需要评估他们今天的行为以及他们的文化身份和生命历程。他们很清楚传统是公共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词，但很可能并不确定它在个人经验中的意义，或作为一种思维和学习方式。传统作为一种交流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和先例的表现形式，具有多重意义和应用；但这种多样性并不一定是其便利性的缺陷。在一个现代的，被认为是进步的社会中，面对传统的不确定性，人们可能会联想到亚民俗（metafolklore），即一种基于口头传统的叙述性解释，认为无论何种形式的传统对现在都有意义。以下是我的一个研究亚民俗的学生采集的一个关于复活节传统变体的案例：

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复活节那天为家人准备了一份火腿。当她把解冻的火腿顶部和四边切掉，形成一个正方形时，丈夫好奇地问为什么要把已经近乎完美的肉切掉。“我母亲总是这样做的！”她答道。女子的好奇心被激发了，决定打电话给母亲弄清楚为什么要把火腿切成正方形。“我的母亲就是这么做的，”母亲回答她。于是，她又给她的祖母打了电话，“哦，你的曾祖母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这位要追问到底的女士最后给依然健在的曾祖母打了电话，“哦，那个啊，”曾祖母回答道，“我们不得不这样切火腿，否则它就放不进烤箱了！”

在这则叙述中，通过强调“我们总是这么做”的社会惯性来否认传统的理性。然而，分析者可能会尖锐地问，为什么我们选择延续某些传统而放弃另外一些？为什么以家庭出席的节日晚宴语境会唤起人们参与延续传统的意识？火腿（或象征性的火鸡）作为一道仪式菜肴，有什么特别或象征意义吗？家庭成员对一种将其社会单位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习俗的欣赏和象征，正是源于传统观念，并在当下仍发挥作用，即使家庭成员并不知晓这种后来成为仪式的实用行为的起源。分析者甚至还会问，为什么在讲述故事时要将一种传统与另一传统联系起来呢？这个迁移、多变的故事包含了一个文化假设，正如在现代主义语境中所说的那样，行为的连续性表现为正方形方腿的形成，这种非规范方块引起了人们对自身的关注，但是代际之间存在着社会的不连续性。这个故事可以被视作为避免直面社会冲突的民间智慧，甚至告诫听众不要挖掘得更深。但是，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和发现传统，去揭示民俗生产需求的文化底蕴。

最值得注意的是，本-阿默思提出将民俗艺术定义为“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流”，试图将时间作为民俗艺术的一个标准，以便扩大所涵盖的材料。他论述道：“艺术形式是小团体交流过程的一部分，不管它们流传的时间长短，都是有意义的”……“交流过程”仍然需要传统的社会交换或“移交”……“传统从批评中幸存下来，仍然是民俗的象征。它一直是引导我们进入经验和思想世界的主要隐喻之一。”在民俗学概念化过程中否定或掩盖传统的尝试，反映了一种强调当代民俗学实践的努力，以消除“遗留物”思想的影响。

在现代主义者对民俗的定义中，更为凸显对民俗艺术元素的强调，明显体现在“口头艺术”上而并非“口头传统”，这反映了当前人类学对文化存在的关注，以及从更大的社会和文化体系中解释社会和文化形式的努力。尽管“口头言语艺术”的目的是扩大民间文学的范畴，使之与现代流行文化融合，但它消除了不涉及言语的文化行为的意义。传统是民俗学范畴下连接不同文体的结构。如果撇开传统的注释去追溯其时间与空间的传播，研究者可在特定的语境或情境中为其假定一个独特或紧急的意义，但这通常会导致传统无法比较或泛化。如此一来，不仅阻碍了在一系列传递行为中寻求先例的解释，亦阻碍了符号构建中的认知反应与社会中介功能。用经验主义的立场取代传统的分析含义，即参与者的观点代表唯一的现实，其分析的目标应该是评估和解释思想与行动中的传统之“手”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