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用“候鸟”形容那些随季节周期性迁徙的鸟类，用“候鸟人”描述那些随季节周期性往返旅居的人群。保璐是这些“候鸟人”中的一员，2020年9月底她又回到广西巴马开始了自己的“候鸟人”生活。自2014年起，每年秋冬她都会到巴马养生过冬，等到夏季天气炎热时再离开。她在村里租了一居室，自己买菜做饭生活。保璐认为，巴马是难得的“养生之地”。在这里的六七年间，她听说过很多“候鸟人”的奇迹故事：“本来身患绝症的病人来到巴马之后可以正常生活了；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到巴马不用吃药了。”体验过后，保璐觉得巴马确实有“治愈的力量”：来到巴马的这几年里，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白发变黑，好像“从老太太变成了小姑娘”。

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的

巴马瑶族自治县VR全景图（局部截图）

巴马县地处广西河池市西北部，因“世界长寿之乡”的称号而远近闻名。近年来，巴马养生旅游产业不断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员到这里疗养身体、长期生活居住。“候鸟人” 来自全国各地，老年人占大多数，其中很多人患有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他们租住在巴马的养生公寓和村民旅馆里，平日在巴马的村落和山间活动。巴马的养生景观令人称奇：百魔洞景区里常年有养生人士进行“磁疗”和“氧疗”；盘阳河边也经常能看到 “候鸟人”唱歌、跳舞、锻炼的身影。人们认为在巴马生活对身体有益，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活，大多数“候鸟人”在巴马获得了治愈性的生命体验。

“养生”是一个具有东方色彩的表述，它以“保健”为主要目标，追求和谐的生命状态。“生”的意义不仅是身体、生命，也是生活。它以维持身体本身的健康状态为出发点，追求舒适的生活节奏和自在的身心状态。本研究以巴马“候鸟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候鸟人”生活的参与观察，讨论养生实践的内涵及“治愈性”体验的发生过程。具体来说，本研究希望通过对巴马“候鸟人”的研究，回答如下问题：巴马的环境如何影响了治愈性体验的发生？个体是怎样通过“养生”完成自我的身体改造实践的？

2020年7月，本文第二作者先前往巴马县开展了为期4天的踩点调查；同年9月23日至10月18日，又在巴马县坡月村开展了为期26天的田野调查；第三阶段的田野调查自2021年7月19日开始，预计到年底结束。坡月村因为交通方便、靠近集市生活便捷，是巴马“候鸟人” 最活跃的聚居区之一，区域内分布有四个次级聚居区和若干公共活动场所。在坡月村口通往百魔洞的路上，“重塑坡月康养圣地，建候鸟人第二故乡”的宣传语尤为显眼。以“养生” 为名的生活就这样在“寿乡福地”的巴马每天上演。

在现代语境中，“养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狭义的“养生”指一系列具有传统属性的身体疗愈、康复技术，包括针灸、按摩、推拿等。广义的“养生”指向一切以自我生命关照为核心的康复手段、思维方式与生活模式。“养生”最早是道家关于身体养护的一种方术。杜正胜认为，养生观萌芽于春秋初期，发展成形于战国时期。《灵枢·本神篇》曰：“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传统的养生之道是一门追求生命境界的学说，养生者通过一系列的健体和修炼，追求生命的延长，最终达到天人合一、永葆青春的境界。

“养生”是对身体的修炼技术，但是其内涵与一般而言的“身体技术”有所区别。莫斯提出的“身体技术”概念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人们通过习得身体使用方式，使身体被塑造和规范成为社会的一部分。福柯提出“自我技术”的概念，用以讨论一种特殊的自我修行方式。自我技术的核心是“关注自我”：古典时代的个体通过自我或他人的力量，“对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进行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获得某种不朽的状态”。“养生”作为一种自我指涉性的身体改造，“生”的意义超过空间性的“身体”，强调外部与内部的贯通性。一方面，养生在关注物质身体的同时也注重养生者的内心体验。周与沉认为，与笛卡尔所论身心二元论不同，东方身体观具有“身心合一”的特性，修行与思考也以“身—心”整体的逻辑展开。另一方面，“天人合一”的追求，既强调养生者的内在修炼，也强调身体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协调。在身体的心、形互动中，身体内的小宇宙与自然之间的大宇宙借由“气”进行沟通，外部生活环境和内在自我的矛盾得以协调，最终达成天人相应、内外相连的效果。从这个层面上看，养生的修行，是一种内生性、自发性和整体性的生命过程。

随着时代的变迁，“养生”的思维与内涵也开始转型。一方面，养生知识在“中医文化”的脉络下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养生思想及其保健意识被内化，形成“中国式”的身体保健技术和生活方式。《万物·生命》一书中，冯珠娣和张其成讨论北京日常的养生活动，认为中国的养生之道是对于“生命本身”的探索。他们将居民的养生行为置于城市生活空间构建、医疗文化转型、个人生命实践三个维度进行讨论。在复杂的时空背景中，养生活动体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联结、个体经验与城市空间和社会背景的联结， “养生是中国人对生命的一种实践过程，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观”。“候鸟人”所说的“养生”，与冯珠娣和张其成讨论的北京养生有共同点：二者的直接目的都是 “保健”，活动形式和养生观点也有相似之处。但是相较于城市养生实践之于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候鸟人”的旅居生活呈现出更大的流动性和特殊性：他们的“养生”是脱离自己原有的生活环境，前往宜居之地的疗养过程。而这种环境的改变和空间的差异性，对养生效果的实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包括巴马旅游在内的养生旅游（或称康养旅游）成为国内旅游新态势。王燕、胥兴安等学者认为养生旅游是更具中国特色的健康旅游形式，它通过空间移动的活动，使游客直接或间接获得促进健康的身心体验。身体治愈在特定环境中的获得过程，反映出地理环境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密切联系。

受地理人文主义的影响，Gesler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康复性景观”（therapeutic landscapes）的概念，讨论健康旅游中治愈现象的发生过程。他认为康复性景观是指“能使人产生身心治愈感的整体性景观氛围”，这种景观由社会环境、自然（建筑）环境与心灵（符号）环境三部分构成。早期的健康地理学研究关注特定地区康复性的形成，Gesler选取英国Bath温泉、法国Lourdes朝圣旅游等特定地区的疗愈案例进行讨论，强调文化符号意义在治疗空间建构中的作用。Williams从整体医学的角度讨论景观、医学治疗与康复之间的关系，在强调外部环境的符号意义获得的同时，也讨论行动主体的心理感受。Wilson将原住民纳入康复性景观的讨论中，讨论健康景观与地方文化的关联性，从本地人的文化视角建立健康景观的日常诠释。在后期的研究中，“康复性景观”将日常生活中的治疗空间也纳入讨论范围，相关分析场景包括医院、城市绿地空间、养老场所等。

现有对于巴马的养生旅游的分析中，黄力远、徐红罡借用“康复性景观”理论，从优越的自然条件、文化符号环境和康复养生的社会环境三个方面总结了康复性现象产生的原因。Xiang Yan和Shenjing He借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将游客也纳为康复性景观的一部分。在人类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的互动中，行动者也与景观建立联结，形成动态而连续的行动者网络，共同构建（co-evolution）出巴马的长寿景观。但是，这些讨论多集中于旅游环境的生产过程，而非治愈性身体的生成过程，较少关注养生人群本身的生活实践和身体体验。进一步说，这些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理解空间，而非行动者本身。人类学在强调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时，一方面注重外在的情境对身体的形塑和影响，另一方面也将个体的主体性纳入分析的范畴，即人类学更侧重于具身体验（embodiment）的理论意涵和方法论策略。这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内部与外部、自然属性与社会文化属性、身体与心灵、自我与环境等因素互动关系的可能。

本研究讨论养生治愈现象的发生过程，也是在讨论养生实践中外部环境与身体的互动过程。康复性景观的分析框架提供了理解外部环境形成构建的基础，“具身化”可以帮助我们回到养生者本身，理解外部环境与主体的互动过程，而不是以客观静态的视角去评价泛化的治愈性效果。在养生过程中，身体不仅是可以被形塑和改造的对象，也是积极的行动者和创造者。一方面，“候鸟人”参与到养生空间的构建中，构建养生文化话语体系、改变社会环境，在原有的自然空间中生产出新的养生场域；另一方面，通过养生实践，“候鸟人”在新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习得新的身体感知，进而完成对身体的转型和重塑，获得治愈性体验。比起人云亦云的治愈神话，笔者更希望讨论一个整体性的环境—身体的互动联结过程。巴马“寿乡福地”的景观构成了外部环境基础，养生文化给予实践的意义支持，而通过一系列日常实践，这些来自环境的文化和感觉与主体的身体感知相联结，进而促使一系列身心转变发生。我们坚持认为，客观的环境性因素只有与个体的生命经验相连，治愈性的意义才能真正达成。

有关巴马县长寿事迹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清朝嘉庆年间，然而当地以“寿乡”作为地方符号，并逐渐成为被人推崇的养生疗养“福地”，却是近十几年来多方推动的结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百岁老人”群体的集体长寿现象受到社会广泛关注。1991年，国际自然医学会会长森下敬一带领团队到巴马县巴盘屯进行实地考察，并于2003年向巴马县颁发证书，认定巴马是全球第五个长寿之乡。与此同时，巴马的长寿故事经由各类电视台、报纸媒体报道，在民间快速传播。这些纪录片和宣传片，将巴马塑造成一个远离世俗的“乌托邦”，其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长寿安康的生活方式令人神往。报道中鹤发童颜、容光焕发的百岁老人形象也与长寿和健康的想象相贴合。巴马的百岁老人故事一经发出，在社会层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巴马真正走进大众的视野。“世界长寿之乡”的称号开始与巴马的地理景观联结，百岁老人也被塑造成“健康”的标杆。2006年前后，健康产业开始在巴马迅速发展：以 “寿”为地方符号，巴马县建设长寿景观，发展饮用水及健康产业，对外招商引资；循着“百岁老人”的长寿故事，大批养生人士选择到巴马长住，以“候鸟人”的身份参与社区生活。

“候鸟人”的进入，推动了巴马由“长寿之乡”向“养生福地”的转型。一方面，“候鸟人”的住房、消费、文化需求增长，促进了巴马基础设施建设的更新。传统两层民房被改建成了十几层的公寓房和七八层的农民旅馆。村庄内的公共场所被重新规划，为养生活动开展提供空间。另一方面，“候鸟人”的健康观念与巴马当地的“长寿秘诀”融合，形成了新的养生文化。街边各类养生馆层出不穷，“候鸟人”本身也成为重要的养生景观，以身体力行不断验证已有的长寿传说。出于对健康的追求，“候鸟人”以百岁老人的“长寿模本”为基础，享受巴马生态优势，开发各种养生疗养方案。来到巴马养生的人群里，以中老年人居多，其中一部分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癌症治愈故事”“带病生存故事”开始传播，成为巴马的另一种“健康叙事”。这些来到巴马“养生有成”的病人，成为巴马“健康效果”的新标志，暗示着巴马对于普通人体的健康效果，也因此吸引了更多向往健康的病友和游客来到巴马养生生活。官方数据显示，2006年巴马旅游人数为11万人次，至2013年巴马接待游客增至252.38万人次，2019年巴马接待国内游客数量达到825.85万人次。

“百岁老人”和“养生人”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健康想象。前者是成功的养生境界范本，后者是常人可及的保健生活。“长寿老人”和“疾病治疗”两个不同的故事脉络，形成了一种互为参照、互为验证的微妙对偶关系。对于本土长寿老人而言，外界的关注改变了他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将“日常”生活变得“非日常化”，本地人开始以“长寿”作为解释符号重新审视和组织自己视野内的景观与生活。“候鸟人”成为长寿叙事的外在验证。对于外来的 “候鸟人”来说，“百岁老人”提供了一种“遥远而可及”的生命榜样，给予“候鸟人”极大的心理支持。长寿故事既是一种养生话语的理论性参考，也提供了一种寓言式的信仰和追求。在这些长寿故事的基础上，“带病生存”成为新的养生实践的蓝本。对自身治病的希望以及对百岁老人的向往，以一种内外验证的方式给予了“候鸟人”巴马养生实践的意义支持。两种健康想象也成为养生活动开展和生命实践的目标所在。

“百岁老人”和“带病生存”的健康想象为“候鸟人”的养生活动确立了目标与实践方向。然而，养生的内涵和形式却是混杂多元的，个体的生活轨迹也复杂多样。比起归纳总结出万能的养生秘诀，本研究更想追问的是：在巴马的环境空间中，人们用什么样的思路去解释和界定那些“养生”的元素？这些规则又是如何融入生活当中，指导养生实践和生活的？日常生活中的“养生知识”是一系列混杂使用的知识系统，这套系统基本由生态的、科学的和替代医学三种解释思路构成。

生态的思路认为个体可以从生态环境当中获得治愈性的力量，“越是自然的越是好的”，因此个体需要返回到生态的环境中，借用自然的力量调节身心。优越的自然风光也与污染喧嚣的城市相区别，提供了更好的身体体验。百岁老人的长寿故事，赋予了绿色生态的地理空间长寿和治愈的意义加持。

杨姐2012年来到巴马生活，已经在巴马养生长住了八九年时间。来到巴马养生之前她因心绞痛、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多次住院，现在已经基本恢复了运动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她在一篇自述中写到了自己与巴马结缘的过程：

杨姐说自己与巴马“结缘”，认为纯净的自然风景治愈了自己。“得救感”也是很多慢性病人来到巴马之后的感受。自然风光本身给予身体正向反馈，朴素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也与治愈性的“养生”“长寿”符号联结。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原生态”与“自然”的生活方式，他们喝山泉水、吃农家菜、游泳越野。这些与亲近山野有关的活动，被贴上对身体有益的健康标签。

科学的思路使用科学话语作为巴马健康现象的解释。在科学性的论证和数据验证的基础上，巴马的“养生功能”具有更强的权威性和说服力。一方面，森下敬一团队所提出的“五个不一样”（即阳光、空气、水、磁场、食物“不一样”）的长寿因素分析成为解释养生属性的主流理论，常见于各类推广宣传里。另一方面，通过科技手段实时监测环境与身体的信息，“养生”被以数据化的方式直观展示。从个体化的血压、心率测试到磁场测定，空气负氧离子实时显示，身体获得的轻松感被现代科技仪器验证，那些带点神秘色彩的养生感受也被纳入可靠而科学的范畴里。

科学性的分析成为“候鸟人”养生有效性的重要背书。但是在养生情境里，这些自然科学属性会被一系列的“养生”符号进一步加工，形成一种科学思路和生态思路交融的解释逻辑：弱碱性小分子水会变成“活命水”，能够“杀死癌细胞”；阳光中的远红外线被理解成 “可以杀死病毒的工具”；通过呼吸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身体系统得到洗涤，病灶也慢慢消除。“候鸟人”对治愈感的想象以及对生态自然的信任感，推动着科学的生态健康要素被以“疗养”的形态利用，一系列的“自然养生法”被开发出来。这些自然养生法包括磁疗、氧疗、水疗等。人们从环境当中获得治愈性的体验，并且相信属于自然的、无污染的自然要素是帮助身体固本培元的养生关键所在。

这种朴素感应的养生观念与中国道家“天人合一”的养生观有很强的相似性。《淮南子》中说五脏之气与天地各气对应，因此人只有复归于自然当中，“以万物为一方”、顺四时而动，才能达到协调养生的状态。旧时的养生观念在讨论天人感应等问题时，往往会以“风”与 “气”为线索。《庄子》中也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贯穿于天地间，也充盈整个身体，养生的目的之一是保证身体中的精华不流失，并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养料。在“气论”理论没落的当下，“候鸟人”已经基本不再使用“气”的概念，但是他们依然相信自然元素对身体的治愈力量。知识体系的变更使原本连贯的分析思路变得模糊，但是天人感应思想的整体轮廓被保留下来。当这套知识体系解释不流畅时，科学性的知识又填补起新的养生观念中那些关联性验证的空缺部分。人们不再依靠朴素的五行理论解释身体环境关联的逻辑，而是转向使用数字化和科学化的语言呈现自然与体质健康现象的实证关联。

然而，在更细节的日常中，“养生”的状态会更加复杂，生态的与科学的思路有时也会产生分歧。在生态性思路里，越自然、纯净优质的水源，治愈性的效果也越强。这些水源往往为活水泉眼，处于人迹罕至的山区，或者是被百岁老人饮用的水源。基于这些判定，每天到大榕树下打水的人络绎不绝。为了获得更好的治愈效果，人们打野水、喝生水，并且相信自然的水一旦烧开养生的好处就大打折扣。从科学性的角度讲，在同一片水域内的水源虽有差别，水文特征却基本一致。野外山泉因为未经加工消毒，使人体患病的风险增加。也有 “候鸟人”说大榕树下的水大肠杆菌指标超标，自己喝了未经净化的野水坏了肚子。对于养生人群而言，对“养生”状态的判断是多种分析思路下的一种身体综合感知。对水源的讨论争议不断，生物医学主导的“卫生”秩序在养生的情境中并不能完全作为健康的判断依据。在对自然之物的排序里，对生态的信念感、健康的意义符号、地方传颂的故事也成为健康感知中的重要部分。人们相信弱碱性小分子水具有治愈效果，同时也相信“百岁老人”的身体经验。科学性的知识虽然参与到了养生意义的建构里，但是在这些案例中并不占主流。

除此之外，包括中医、民族医学（如瑶医、苗医等）、民间偏方（蜂疗、酵素、药酒）等医学文化在内的多元医学思路也参与了养生知识体系的构建。这些医疗文化与传统的生物医学诊疗方案区分，呈现替代医学的共同特征。巴马“养生福地”的属性为非正式的医学发展提供了基土。各种医疗手段在巴马生根发芽，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多元养生市场。以“追求健康”为统一的目标，“候鸟人”接纳吸收不同的知识体系，分享各类养生知识，并在生活中将不同的知识糅合，尝试和提炼自己的养生素养。

巴马的养生知识是一系列阐释“养生”符号的学问。生态的、科学的以及替代医学的思路相互杂糅交织，形成了复杂但可调用的养生文化知识库。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养生方法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但是在遇到严重身体问题的时候，“候鸟人”还是会回到医院等制度性医疗机构寻求帮助。崔队在巴马抗癌十年，也是蓝色纽带的核心人物。他说自己见到了太多来到巴马治病的患者，也目送过很多战友离去。在一次癌症患者的交流访谈中他说：

因此，相比起疾病的治愈，“候鸟人”的养生状态或许更像是某种生命状态的延缓与温养。尤其是对于那些身体状况本身就不佳的病人来说，他们所追求和构建的“养生”生活，更像是一种在疾病基础上面对生命状态的策略艺术。借由生活、自然联结和在巴马的不同生命体验，生活得以通过一种更舒适的方式延续下去。

养生知识为“候鸟人”开展自己的身体管理实践提供了基础性的知识参考，但是选择疗养方法、应用养生知识管理疗养身体，是在更日常的生活中实现的。“候鸟人”所说的“在养生”，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状态。它不仅包括各种疗养方式，也包括巴马日常中生活、休闲、社交的种种细节。与其说养生是围绕“治疗”构建出的生活，不如说“治疗”是被放置于养生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人们将“养生”的符号放置在生活中的各个角落里，在养护身体的同时也追求生活的意义。

对于身体病弱的人群来说，谨遵养生知识调理改善身体状况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日常生活中身体行动有些不便，但是他们相信巴马的环境可以治疗改善自己的身体，因此坚持从自然环境中获取恢复元气的助力。清晨的盘阳河边常有早起“氧疗”的“候鸟人”来往走动。“磁疗”病友大清早便带着推车和干粮“进洞去”，在专门的“磁疗区”静坐养生。还有一些“候鸟人”虽然也选择磁疗，但是往往不进洞去，而是带着小马扎坐在溶洞门口，喝着榕树下的小分子水，看着风景也算过了一天。“疗养”的过程并不是急迫和紧张的，反而惬意和舒缓。他们享受着自然空间中的放松氛围以及相对安静的重新属于自己的时间。

除了各类疗养形式的养生活动，在巴马，存在着大量群体性的兴趣活动。这些活动中既有文艺性质的，如合唱、舞蹈、模特、葫芦丝等，也有运动性质的，如甩鞭、羽毛球、保健 “笑疗操”等。各种活动自清晨起就在村庄内各个公共空间中开展，一直到晚上才结束。（部分活动的情况摘录见表1）“候鸟人”活跃在各种组织里，积极的成员一天中除了吃饭、买菜、休息，其余的时间基本都在各类群体活动的辗转中度过。

人们认为兴趣活动对身体有益，常用“锻炼身体”作为对活动的健康性解释。除去运动对身体机能的影响，兴趣活动给予个体的改变更多体现于内在自我的层面。“候鸟人”谈论 “养生之道”时认为癌症等疾病的发生，受到自己生活环境和承受的心理压力的影响。如果是原有的环境和心情导致了癌症的发生，那么治愈癌症的方法之一就是忘却烦恼，回归自我，寻找快乐。参与兴趣活动因此成为一个从内释放自我、展示自我、寻找生活乐趣的重要渠道。

每天早上在歌友凉亭里，“蓝色之声”组织中的“候鸟人”们风雨无阻地唱歌。唱歌现场的活动氛围开放、活跃而热情。巴马的歌声并不追求完美和统一，参与和离场的时间也随个人而定。集体的存在提供了外在的支持，但是每个参与者自己的“释放感”才是合唱活动中最看重的部分。崔队认为“歌声是有力量的”。作为合唱团的重要成员，在某次向新“候鸟人”介绍自己的歌唱体验时，他说：

这种“释放”的感受，既是情绪的宣泄，也是个体长期压抑状态的解除。在活动的情境中，个体不仅是自己身体的积极调动者，也是从容的展示者。在陌生的“寿乡”，过往的身份和遭遇被短暂剥离于身体。在享受舞步、声音和舞台空间的同时，以往的生活和痛苦被暂时“忘却”，心灵重新回归“自在”，自我也得以从被束缚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自我”在很多“候鸟人”的描述中，是一种回归于生命最初时候的自由自在，是纯粹的未经各种外在压迫的“初心”。

在“寿乡福地”的环境中，似乎存在着一种不言自得的自在感。一方面，诸多养生故事与多元的养生文化赋予了空间健康与治愈意义支持。这些养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个体对待健康和认知自己身体的方式。多病人的环境与寓言型的治愈故事，提供了对患病身体更包容的文化环境和新的自我认知方式。以“养”为契机，身体成为可被自我控制和改善的能动主体。另一方面，流动性的生活加剧了非惯常空间中的自在感，也少了熟人社会里原有的社会属性的限制。以“匿名”方式进行的交往是对旧有生活的保护，也是对个性生活的拓展。

“候鸟人”的来源和身体状况并不相同，但是在养生的语境里，没有完美的身体状态，对身体和心灵的修炼也没有终结。以“候鸟人”作为称呼，多元的养生个体得以利用这个社会身份，在新的空间中更多活动的自由。绝症病友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态来巴马“求生”。面对医院高昂的治疗费用和漫长未知的“抗癌”过程，癌症患者不仅需要承受疾病带来的身体痛苦，也需要面对来自社会层面的压力。一部分人听说巴马的“健康传说”，希望能够通过养生手段恢复身体康复。如果治愈效果无法达成，至少可以脱离医院的压抑氛围，过几天单纯快乐的日子。中老年人来到巴马养生，一是寻求环境中的身体保健，二是寻找一种更自我而愉悦的生活状态。过往漂泊与奔波事业的日子得以短暂结束，生活在养生、舒适的氛围中重新开始。这些轻松和简单的社会生活，恰好与以往的压抑和有序的生活状态相区别，在转变的环境中，身体的主体性被不断解放。

环境对身体的影响，是经由一系列琐碎的日常实践所获得的整体感知。“候鸟人”在巴马和朋友聊天游玩，和伴侣一起过柴米油盐，自己做饭的日子，以艺术爱好者的身份参加各种当地活动。时间被各种活动和日程填满，生活也得以在微小堆砌的意义和满足中继续向前延续。虽然多元化的个体生活方式千差万别，但是养生的生活旨趣即在于“找健康”和“找乐子”。很多人说来到巴马“重获新生”，这份“新生”除身体状况的变好，可能也是生存意义的重新赋予、日常秩序的恢复以及新的生活方式的复归。

保璐阿姨快60岁的年纪，来到巴马养生已经六年。她说刚来到巴马的时候，头发花白神情憔悴，“别人都不相信我才50多，都喊我‘小老太太’，看了我和老娘以为我们是两姐妹”。过往的生活总是不幸运的，她偶尔说起自己过去的生活故事，说起自己作为家里的老二被家人不信任和排挤，爱人去世后又走南闯北做生意的经历。她说：“我受的伤害虽然也有外在的，但是更多是内在的。反正有些事情总是要经历的。”来到巴马之后，保璐一边做点卖酵素的小生意，一边利用休闲时间当向导带人爬山。周围的人也说，这些年来保璐的气色好了不少，生活也有了很多朝气。保璐说起自己这几年的养生心得，一是运用养生知识调理身体；二是心境发生了变化。她说：“我现在的心态已经变了很多，我不像以前那么计较。现在觉得自己不要去亏欠谁，只要是用心去面对别人，用心地生活也就够了。”

讨论“候鸟人”在巴马的治愈过程，我们很难将它聚焦于某个环节。自然环境给予的治愈感和社会环境给予的舒适感同时起作用，身体的治愈和心灵的转变共同发生。“候鸟人” 将对身体和心灵的养护看作同样重要的养生修行。“养身”讨论身体的康复和保健，“养心”则讨论一种心理感受和生活状态。在养生实践里，这两个部分的修养是同时发生、互相影响的。经由“养身”和“养心”的主体实践，属于外部环境的因素也与主体的生命状态结合，形成个体性的养生体验。

养生的前提即是“养身”，对身体的保健构成了养生活动的主要目的。在巴马，人们将 “不用吃药”作为成功的身体管理象征。这意味着个体能够不依靠外部药物辅助，以己之力去维持“正常”的状态运转，掌握自己身体的主动权。

“养心”则是一个更主观的感受性的描述。在传统养生论里，“心”是沟通内外的一种意识感知，也是达成“天人合一”目标的重要中介。心神的感知，赋予了主体感知环境、与世界联结的可能。因此，想要追求真正的养生之道，就需要修炼心神，达成内外协调的状态。在养生实践中，“心”既指短时的情绪体验，也指整体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心灵的态度被认为与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释放心灵能够促进身体健康状况的改善。另一方面，“心境”是个体对外界环境的整体心理感受。个体过往的生命经验和生活环境，不仅影响短时的心情，也会影响长期的身体状态。来到巴马养生，恰好是以一种暂停的方式，打断了主体原有的生活状态。养生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日常给予个体一个重新认识和接纳自己的可能。

养心被认为是获得治愈效果的重要前提，一位“候鸟人”说，“养生最重要的是养心。很多人来了巴马没有什么治疗效果，都是因为心不静，身体也好不了”。杨姐讲了很多因为“心境”不到位而无法养生的例子：

人们强调“养心”的作用，是在接受环境带来的治愈感的同时，有意识地释放过往生活中的痛苦和烦扰。“心”的感觉是主体对于周边环境的认知，也是通过周围环境向内对自我身体的观察。身体层面的日常感知很难被言语描述，但是生活中的情绪多是轻松和愉悦的，心理的感觉也趋于明朗。在“养生”的语境下，健康是统一的群体追求，因为疾病状态可能出现的社会排斥感和边缘感也随之减弱。在巴马养生的空间里，并不存在统一的身体修炼方法，从歌唱、舞蹈到氧疗、磁疗，活动形式是多样的。在这些情境里，人们用“养生”的文化符号为生活的细节注解，那些环境中关于健康的想象和认知也通过各种养生活动和生活日常赋予在场的身体。有些病态的、压抑的身体通过释放自我的方式接收环境中的健康意义，去寻找一种回归主体、积极生活的感觉。因此，基本上只要在场域中合乎自我的行为，都被认为对身体有益。因此，“心境”的修炼，也是与自我和解，接纳新的环境，达成社会身份的转变的过程。“心境”到了，“养身”的成果才能事半功倍，环境治愈感受也才真正与不同的生命历程结合。

如果将“具身”（embodiment）的概念理解为对外在世界和内在身体的关联性讨论，那么“养生”的过程，也是外部环境与内部身体互动，完成身体治愈性转变的过程。巴马优越的自然环境、基于养生文化和健康构成的符号环境以及包容舒适的社会环境共同为“候鸟人”开展养生活动提供了适合的养生空间。在新的环境中，通过一系列养生实践活动，自然性的和文化性的因素被身体习得，“候鸟人”的身体也呈现出“更健康”的生命面貌。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创造者和接收者。“候鸟人”在新的环境中开发生成了积极的创造性的对策，通过一系列的日常实践活动，治愈性的转变最终在身体上呈现。以“养身”和“养心”为基础，养生达成了一种外在与内在、个体与环境、心灵与身体的互动共鸣。这种“养生感”引导着个体身心向更优的方向转变，虽然不一定能够带来疾病的根除，但是确实减缓了疾病进程。通过不断地构建、适应和调适，一种更舒适自在的生活形态得以形成，治愈性的体验也在这场面向自我和身体的养生实践中得以实现。

当我们反思“候鸟人”在巴马的疗愈过程时，会发现所谓“养生”是在内外部环境互动中开展的自我实践。在养生空间里，个体通过一系列治疗、修养和日常活动，重新塑造他们的身体与生活，“治愈性感受”也在外部环境与身体的互动中被感知和获得。

从外部环境看，巴马当地渲染的“百岁老人”长寿文化和癌症患者的治愈故事构成了 “养生”的意义追求与健康想象。基于生态的、科学的和替代医学的知识系统相互交织，在巴马的情境中组合成一套养生的文化知识体系，为巴马生活赋予“养生”意义符号的同时也引导着个体的生活有序开展。巴马的自然环境提供了生态意义上的养生基础，“寿乡福地” 的文化叙事与养生知识提供了文化层面的意义支持，当然，“候鸟人”之间包容的氛围也为个体提供了支持网络。

从内在自我的角度看，养生是一套作用于主体身心的自我实践的艺术。它强调自我的内省，从改变的环境当中获取更新身体的力量。身体既是环境状态的接收感知者，也是积极的自我改造者。一方面，“养生”的过程是环境之于身体的具身过程。在新的空间中，身体通过各种日常实践不断感知环境中的康复性景观，个体也使用一系列的养生话语诠释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养生也是对主体性的强调，舒适的景观使原来环境中的压迫感得以解除，主体的“自我”状态得到释放。这些关于自我的实践融入生活，个体从“养身”和“养心”两个维度进行自我改造。前者作用于身体层面，个体通过疗养和锻炼获得更优的身体机能；后者与自我的生命经验相连，在新的时空环境里，个体不断感知周围环境与自我状态，构建出新的生活日常。

将主体纳入治愈性现象的分析框架中，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环境与身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康复性景观的讨论集中于外部养生环境的形成；具身化的分析则更进一步，讨论身体层面的发生过程。在巴马的语境里，“养生”并非特指某些身体修炼方式，也没有标准化的界定。环境给予的舒适感和对健康的追求内化在身体中，构成个体鲜活的生活日常。身体处于环境和自我的交接地带：一方面，身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身心状态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依据“心”的感知，自我在意义符号体系中构成对环境的感知。主体也能动地开展各种活动，改造身体，组建个人生活。各种生命故事反过来又丰富了各种养生叙事，推动外部景观和文化的更新。

我们或许还应该反思，为什么在巴马的环境当中，病人能够释放身心，获得治愈性的生命体验，而在更主流和权威的生物医学环境中，患者被治疗的感受是压迫而不适的？一方面，身体的不适感来自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疾病的隐喻。对疾病的刻板印象和治疗生存的压力，在加重人们对癌症等慢性疾病的恐惧的同时，也将病人的身体污名化。“病人”的身份会对他们的社会参与有所限制，他人的评价也加重了个体的心理负担。另一方面，生物医学的诊疗方式，以一种凝视的视角，将病人的身体变成了被检查和治疗的“客体”，属于患者的、主体感受的声音是缺失的。在巴马的养生实践中，不论是以自我身体为主的疗养，还是日常群体活动中的自我释放和感受，恰好都是对主体声音的强调。在巴马的生活中，个人以往的社会属性被匿名，属于自我爱憎和感受的直觉占据生活安排中的主位。这种主体性的回归以“养心”为名，对凝视的秩序进行调整，心理感受不同，身体的状态也发生转变。

“养生”的学问发展到当下，其内涵和实践方式与历史记载中的养生术已千差万别，但是对生命的关照、对环境与自我状态的讨论以及对健康的理解却在“天人合一”的思路下有所共通。养生的最终追求是一种身心的“自在”。“自在”状态的本质是一种“身体—环境—自我”的协调关系。这种古老的“天人合一”观也给予当下很多思考。“健康”的状态不一定只能由单一的数字化指标判定，在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而慢性病患病率也随之攀升的今天，“带病生存”和寿命界限内的体能衰弱几乎不可避免。在不断开发更先进的治疗手段减轻病症、延缓衰老的同时，我们同样应该反思如何在有限的身体状态中去获得更优的自我体验，如何构建一种更加友好和包容的社会秩序，去支持多元化身体在社会中共同生活。总之，对生命的追求与尊重构成了养生的意义，置身其间的人们各有所乐，生生不息。

（注释从略 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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