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2021年，城市民俗学（都市民俗学）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继续向纵深方向拓展，在理论和个案讨论方面均有不少新的建树。徐赣丽讨论了随着城市化进城加速与现代生活方式在全社会的逐步确立，中国民俗学研究也需要从聚焦乡村向关注城市做适当调整，并进一步讨论了中国民俗学从乡村到城市研究转向的必要性和基本路径。中村贵引介了日本民俗学界“新都市民俗学”，在梳理日本新都市民俗学出现的时代背景与基本知识脉络基础上，概括出日本都市民俗学研究的三个问题及研究类型。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非遗研究室主编的《城市民俗：时空转向与文化记忆》，汇集了近几年来众多民俗学者在城市民俗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内容涵盖了理论视野、实践研究、上海经验和全球前沿四个部分，分别探讨了城市民俗学的研究理论、研究方式、研究主题及研究经验等问题。

随着当代民俗学日常生活的转向，以往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诸多不足逐渐成为学界反思的对象，同时，不少学者也开始注重新范式的探索工作。日常生活如何成为当代民俗学研究的新范式以及如何将这一理论转向落实到个案研究，成为当前民俗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周星明确提出现代民俗学应该把乡愁与本真性对象化并以此反思了家乡民俗学、专注传统研究的民俗学等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施爱东指出“民俗事件是日常生活中的非常案例，是平衡被打破之后的非常态关系，是主体间反复博弈的结果”，并进一步指出对于这些民俗事件的解读，需要民俗学者具备敏锐的问题意识，具有人情练达的民俗感悟力和学术侦探般的勘察能力。民俗事件是日常生活诸多形态之一，将民俗事件作为民俗研究的切入点，有助于从更现实层面把握民俗学研究对象。相对于事象研究来说，事件研究本身包含了过程性、身体性等实践层面的内容，有助于从更深层次理解民俗的现实生活意义及实践逻辑。

在拓展日常生活研究领域及研究范式探索方面，叶涛以民俗学者积极参与国家法定假日体系改革为例，讨论了关注当下的民俗学何以成为现代学的路径和方向。萧放提出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李向振认为日常空间是现代民俗学转向日常生活的重要维度，并指出对日常空间的关注，有助于拓展现代民俗学的研究视域。在另一篇文章中，李向振对传统、城市化、互联网技术、全球化、日常生活等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学术关键词进行了重新解读。关键词是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民俗学理论研究来说，关键词的梳理有助于厘清民俗学发展脉络、拓展民俗学研究领域。邓苗对中国近现代民俗研究的民众立场进行了重新审视。坚持民众立场，是早期中国民俗学者在面对民众社会生活时的理论自觉，也是现在我们提倡朝向当下日常生活的民俗学所应不断重申的基本前提。邓苗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现代民俗学需要关注民俗热点。立足民俗学日常生活与个体实践的学术转向，赵李娜重新梳理了学界关于“技术与民俗”话题的研究历程，对其中尚有讨论空间的诸多议题进行了分析和拓展。当然，从知识生产角度来讨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如何影响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传播，仍需继续深挖与讨论。仪式化是日常生活的诸多特征之一，对日常生活仪式化机制和意义进行分析，是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落地的探索性研究方向。龙晓添对当下网络传播中的日常生活仪式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借助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讨论现代人们如何通过仪式感来寻求生活的意义。

在民俗学的实践研究方面，西蒙·布朗纳指出，“以实践作为民俗和文化分析的关键词，不仅有助于学界和学科的反思，也有利于重新审视被观察者视之为民俗的现象。”鞠熙、许茜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西蒙·布朗纳有关美国民俗学的实践理论，分析了西蒙提出实践理论的历史背景与学术史脉络，并进一步讨论了西蒙关于民俗生活的心意理论等，这些为我们继续讨论面向当下和实践的民俗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

中国民俗学自20世纪初发端以来，深受欧洲民俗学、日本民俗学和美国民俗学影响。百余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历经沉浮，在艰难的发展历程中，除本土学者殚精竭虑思考著文外，国外民俗学相关理论和研究范式也一直为国内民俗学发展注入活力。

日本民俗学学者福田亚细男、菅丰、冢原伸治等共同完成的论文集《超越20世纪民俗学：对话福田亚细男》中全面梳理了日本民俗学的定义、方法问题，并对民俗学的国际性、实践性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日本民俗学者松尾恒一对民具及其文化资源化予以关注。佐野贤治立足日本只见町互联网生态博物馆的实践讨论了民俗学与信息技术的合作问题。在对日本民俗学者及其研究作品评述方面，刘守峰立足《海上之路》，讨论了日本民俗学主要奠基人柳田国男晚年的“海上之路”研究历程。陆薇薇从柳田国男的“昔话”（传说）研究出发，对日本民俗学历史上口承文艺（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走势进行了讨论与反思。程梦稷从柳田国男“一国民俗学”概念与研究理念出发，讨论了柳田的传说研究。王京梳理了明治时期柳田国男与中国汉文与汉文典籍的关系。

意大利民俗学家朱泽佩·科基雅拉《欧洲民俗学史》在国内出版。在此书中，朱泽佩全面梳理了民俗学学科在欧洲各个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更从理论视野出发论述了不同派别和学者的主要观点。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以知识为中心的民俗学史著作，对于我国民俗学史研究具有较强的范式意义。

德国是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德国民俗学也随着社会政治巨变发生了多次转向。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德国民俗学开始转向日常生活及大众文化研究。包汉毅、桂书杰立足“礼俗互动”视角，重新审视了德国民俗学史上的四个发展阶段。吴秀杰介绍和梳理了鲍辛格重要著作《结果型社会——日常文化的诸多层面》的著作风格及问题意识，并进一步分析了疫情期间德国日常生活的诸多面向，讨论了日常文化中的量化结果问题，有助于拓展民俗学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视域。

公共民俗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民俗学领域出现的研究方向，是当前美国民俗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民俗学主要以关注公众话题和参与社会文化建设为己任，在注重知识生产的前提下，更强调民俗学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实践价值和现实关怀。实际上，尽管公共民俗学研究理念传入国内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但除“非遗”保护、“民俗博物馆”建设等少数实践案例外，对于其他文化领域的公共话题及涉及国计民生的社会文化建设问题，国内公共民俗学学者的发声还有待加强。

如何认识现代社会中的“传统”或者说“传统”为何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这是以“传统”为关注对象的民俗学者需要回答的问题。美国学者安东尼·布奇泰利在梳理了不同学科对民俗及实践的论述之后，对民俗学的重要关注对象“传统”及其实践进行了讨论，提出民俗是“潜在行动框架与具体实践行为之间的反馈回路”的观点。这为我们理解传统与民俗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美国学者西蒙·布朗纳指出，“掌握传统的‘便利性（handiness）’是民俗学研究分析策略的关键”，同时“传统是民俗学范畴下连接不同文体的结构”。西蒙强调了“传统”的资源属性，并认为传统是社会控制与表达的日常过程。在现代社会，传统是民众勾连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文化资源，是民众表达乡愁和寄寓希冀的重要表达方式。对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来说，无论是作为社会事实的传统文化，还是作为现实建构的表达方式，传统都是需要不断反思和拓展的研究领域。

近几年来，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持续升温。在国内民俗学领域，赖彦斌、毕传龙、郭翠潇、李向振等分别就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2021年吉国秀、郭晓宇运用大数据研究中新兴起的计量软件Cite Space对辽宁省非遗研究的主题和演化趋势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将定量方法纳入民俗学研究。对长期以来以田野作业等质性研究方法占绝对地位的民俗学研究方法来说，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尝试与实践，有助于促进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提升现代民俗学学术品格。张举文讨论了数字化时代民俗学影视记录对民俗学研究的影响问题，对民俗影视的相关概念及分类进行了界定，同时阐释了相关理论和民俗影视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当前，互联网已经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对其中的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和阐释是转向日常生活和面向当下的民俗学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张举文 讨论了互联网民俗研究的可能性及必要性问题，对互联网民俗的概念及分类进行了研究，同时对互联网民俗研究的有关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讨论。周忠元、付玲玲从大众传播与民俗文化的互动关联入手，全面梳理民俗文化在大众传播语境下的话语体系构建和存在形态。

当然，作为新兴的研究视角，如何将互联网、新媒体、数字化与大数据等新时代社会文化现象与民俗学研究相结合，还需要更多学者投入更多力量去讨论和探索。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身处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忽视或无视这个社会事实，势必会影响到面向当下朝向未来的民俗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近十几年来，身体民俗学与性别民俗研究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其中涌现出不少富有理论建树的著述。尽管如此，仍值得在学理讨论基础上，结合个案研究，进一步提炼身体民俗学和性别民俗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张举文讨论了身体民俗学和性别民俗实践问题，对身体民俗、性别民俗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身体与性别实践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立足社会性别理论，陆兴忍以日常生活视角考察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叙事活动，把女性主义批评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相结合梳理和阐释女性主义文学中表现出的思想内涵、审美特点及其价值等。通过对近代以来围绕中国妇女问题的各种话语建构的分析，杨剑利揭示了传统性别观念在这些话语建构中不断隐退的历史过程，进而讨论了近代中国性别观念变迁问题。

直观当下社会生活，无论是互联网上还是现实生活世界中，身份政治都已经成为社会事实而吸引了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关注，而性别问题是身份政治的重要表征之一。对性别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是以关注日常生活文化为重心的当代民俗学学术和社会责任之所在。当前中国民俗学领域对于性别民俗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女性主义民俗学研究，尽管已经产生了许多极富洞见的学术成果，但从整体来看，还存在两个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是有关性别民俗的深度个案研究相对较少，

现在的大量学术成果以各种理论综述和学术呼吁为主，运用相关理论对具体社会事实或民俗事象进行分析的优秀成果相对不足；二是有关性别民俗、女性民俗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以及研究范式的总结还有待进一步廓清。

在刘铁梁等学者的推动下，个体叙事作为民俗学研究视角或理论，日益引起重视。个体叙事不仅对民俗学研究范式转型有重要价值，同样对于反思田野作业也具有较大的学术潜力。毛晓帅对美国民俗学者桑德拉·多尔比有关个体叙事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指出桑德拉有关个体叙事的系列概念和分析方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民俗学学科发展和研究范式转型。

一般来说，凝练形成广泛共识的学术概念是建设民俗学理论的基础工作，同时是不少学者积极探索的研究方向。张举文提出民俗认同是日常生活与人文研究的核心这一学术理念，并对民俗认同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反思了民俗学研究史，反对使用民族认同、族群认同等概念，提出朝向当下的民俗学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转变。周星讨论了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对待本土语汇的不同态度问题，指出前者主要是用这些语汇来描述当地人生活，而后者更注重从这些本土语汇中概括出更具学术解释力的本土概念，并指出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文化人类学可以借由本土语汇实现对地方性知识及其生活世界的深描，而民俗学在此方面尚有改进之处。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讨论乡村社会民俗文化、集体记忆、传统村落的现代价值等问题，对于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宁晶、陈华文借鉴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从外推和内生两个方面讨论了乡村传统民俗文化再生产的动力机制问题。鲁可荣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落集体记忆需要重新建构，并挖掘这些集体记忆的多元性价值，以激发乡村内源式发展动力。赵旭东对华北地区的庙会研究范式进行了讨论。华智亚梳理了乡村庙会作为社会资源同时又一直是被规训的对象的历史过程，同时讨论了乡村庙会治理的内在悖论所折射出的庙会治理中的矛盾与困境，为理解当代乡村庙会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另外，在民俗学田野研究方面，李扬主编的《走进田野——民俗文化调查札记》，汇聚了几十位中青年民俗学者的调查心得，其中既有各个学者的田野故事，又不乏民俗学田野作业反思，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兼具可读性与知识性的民俗学田野反思著作。熊威立足田野调查，从日常生活出发，分析了德昂族牛文化从洁净到污秽的嬗变过程，指出既有研究中将洁净与污秽进行二分是一种本质主义取向，需要在更加丰富的日常生活背景下，深刻理解二者所呈现出的多样性、复杂性与流动性特征。

自20世纪前后“语境”作为理论视角被引入中国民俗学后，经过二十多年发展，从语境中理解民俗已经成为学术共识，但由于在语境构成要素方面尚未形成共识以致在学术研究中呈现出“泛语境化”趋势。黄涛指出，现在有必要检讨语境理论视野下的民俗志书写范式问题，并结合自己研究经验总结了“语境”的主要要素，为民俗志书写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方案。

围绕民俗学学科建设问题，不少高校年轻学者就所在学校民俗学学科发展历程展开讨论，其中，张多立足云南大学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建设进行了梳理和反思，提出未来民俗学、民间文学在“两条腿走路”学科建设中，应该更重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制之间的平衡。在民俗学分支学科建设方面，郑土有提出“五缘民俗学”概念，并指出五缘民俗学是五缘文化与民俗学的交叉学科，对于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民俗学话语体系有独特作用。文艺民俗学是陈勤建等在20世纪80年代倡导建设的民俗学分支学科，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向。王霄冰通过对比美国民俗学领域中从“文学中的民俗”到“文学与民俗学”转变的学术实践，反思了文艺民俗学研究有待深入的三个方向，为文艺民俗学理论建设提供了思路。在教材建设方面，2021年陶立璠民俗学教材修订本《民俗学》在学苑出版社出版，这本教材最初本是出版于1987年的《民俗学概论》，后在修订基础上以《民俗学》为题于2003年出版，时隔近二十年，再次修订重新出版，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该教材的学术价值。当然，与八九十年代其他民俗学教材一样，这本教材也面临着重民俗事象分类描述而轻民俗学理论建设的问题。

在探索构建中国民俗学派时，钟敬文提出需要将历史民俗学作为学科分支纳入民俗学学科体系，并明确历史民俗学研究内容应包括民俗史、民俗学史和文献民俗志等。关于历史民俗学概念及相关理论脉络，萧放曾进行过系统研究。在学术实践中，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旨趣，逐渐形成两条学术路径：一是对历史上的民俗事象或民俗事件进行现代解读；二是对传承至今的民俗事象或民俗事件进行追根溯源式的历史研究。

第一，对历史上的民俗事象或民俗事件进行现代解读方面，彭恒礼对金元时期戏剧中经常出现的“接丝鞭”情节进行分析，认为在戏剧中接丝鞭被视为一种婚俗，但在现实中并非如此，接丝鞭是金元院本创作中演员和剧作家的改造，而并非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婚俗。赵树国 对明清时期山东文昌崇祀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地方性信仰如何发展成全国性信仰并进入国家祀典的过程，同时还特别注意到地方性信仰在新地区的传播与接受问题，为我们讨论历史上的民俗事象发展变迁提供了研究视角。李宛荫通过对现存中国地方志中关于明清时期五通神祠庙的记载，分析了明清时期五通神的空间分布及信仰群体特征等问题。贾国静对清代河神朱大王形成过程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讨论，指出作为河督出身的朱之锡死后被封为河神，体现了传统的民俗与礼法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同时也是现实灾情与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马荣良立足于正祀和淫祀关系，考察了历史上寒食节屡遭禁断的问题及背后的原因。海力波对中古时期荆楚地区新年礼俗“求如愿”和“迎紫姑”进行了讨论，指出这两个习俗是受到西亚文化“塔穆兹”信仰影响的结果。意大利学者法布里兹奥·康提考察了15世纪民间乞丐传统与巫术信仰的关系，同时讨论了民俗传说和古典文学如何在乞丐布道者和宗教裁判官的共同创造下演化成连贯的、多方面的关于巫术信仰的图景问题。

第二，在对传承至今的民俗事象或民俗事件进行追根溯源式的历史研究方面，张士闪通过对近现代冀南乡村地区梅花拳的组织传统进行考察，提出“在乡的江湖”这一概念，对近现代以来国家力量介入乡村社会结构、农民流动与地方社会秩序重构等重要问题进行系统分析。龙圣对嘉兴王江泾连四荡刘王庙“网船会”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指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最初具有典型水上赛会特点的网船会逐渐陆地化，与江南地区陆上仪式活动“抬猛将”趋于一致。在对中国神话研究史进行梳理后，王宪昭指出，“在当今的中国神话研究界 , 我们应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自觉抵制神话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朱振华立足礼俗互动视角，对清初以来鲁中地区锦屏山全真道团活动为考察对象，讨论了清初以来全真道龙门派与官府、士绅、乡民等多元主体共建地方神圣空间并最终走向分化与重构的历史过程。

中国民俗学史是中国民俗学学科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初民俗学在中国发端以来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每个历史阶段都不乏民俗学史的梳理和研究作品出现。近些年来，中国民俗学史研究范式发生了新的转型。从过去强调具体的人的行动和具体的事件的过程，逐渐转向以知识生产为中心的学术史考察。这种转向为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2021年，中国民俗学史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新的气象：

第一，重新认识中国民协与民俗学的关系。2021年适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70年，《民间文化论坛》以专题形式刊载了中国民协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及民族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等方面的贡献，同时还通过访谈对话及专稿形式集中呈现了学界前辈与中国民协的故事。对于民俗学学科来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民俗学低迷时期，发挥了保存“革命火种”的重要作用，同时在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搜集和整理及学科建设上还有新的建树。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民俗学学术研究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第二，对学术杂志与民俗学学科发展进行讨论。从知识社会史角度来看，民俗学知识生产与传播同样重要，其中，学术杂志成为民俗学专门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因此，将学术杂志与学科关系纳入考察范畴，是深入讨论民俗学史时的题中应有之义。冯莉、施爱东讨论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重要期刊《民间文学论坛》办刊初期的基本理念、编辑思路及其对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学术共同体建设等方面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郑土有回顾了现在已经停刊但在新时期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恢复与建设初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间文艺季刊》的生命史，为学界认识和解读重要学术刊物与学科建设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案例。董德英通过对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的《民俗》周刊进行了再研究，并通过对刊发于《民俗》周刊的相关作品的评述讨论了中山大学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情况。

第三，重新考察中国民俗学发展阶段问题。在研究中国民俗学史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中国民俗学发展阶段问题。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较早关注中国民俗学研究分期问题的是杨堃先生，其后不少民俗学史著述基本都是按照这个阶段划分展开叙述。此外，日本学者直江广治、张紫晨、王文宝、刘铁梁等也在早期民俗学发展史分期分段问题上有所讨论。程艳林对新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分期进行了讨论，并在结合前人研究基础上，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民俗学发展阶段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复苏期（1949—1959）”“迷茫期（1960—1978）”“发展期（1979—2000）”“繁荣期（2001—）”。

第四，以知识生产为中心，考察早期中国民俗学发展史。岳永逸结合文献材料对黄石20世纪30年代的民俗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重新解读，并对早期中国民俗学社会科学化实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岳永逸呼吁民俗学史研究不应该忽视“学科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常人—小人’”，并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的民俗学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同时提出许多颇具学术潜力的相关课题。同时，在名为《土著之学》的学术专著中，岳永逸对早期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民俗学发展史及相关学术作品进行了深度解读。立足百余年中国民俗学学术史，李向振通过引入“知识社会史”理论，讨论了当前民俗学学科危机的历史根源。孟令法对法律民俗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并结合罗致平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呼吁的建立民俗学分支学科“法律民俗学”问题，对当前殡葬改革与非遗保护中，法律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探索的确实现状进行了反思。

在学术史或学科史梳理上，也有不少学者从跨学科角度对早期民俗学的关注对象或研究话题进行了讨论和再思考，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民俗学史研究需要特别注意到的方向。毛巧晖通过对中国民俗学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讨论了民俗学领域在意义阐释与文化表述中过分注重单线叙述、突出符号性文化事象，且对文化阐释存在“凝固化”的学术倾向进行了反思，提出“文化表述的整体性”命题。周大鸣、马露霞从人类学角度，对20世纪20年代最早由民俗学者钟敬文先生等人开始关注的疍民研究进行了讨论。除此之外，还有些作品对民俗学史书写中有所忽视或轻视的历史阶段重新解读，为本年度民俗学史研究贡献了力量。如刘薇对抗战时期（1937—1945年）西南边疆民族民俗文化搜集与整理进行研究；张多梳理了自1937年以来云南大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的学术传统，等等。

近些年来，“图像入史”对于中国民俗学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路径。2020年12月，山东大学王加华主持的“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在王加华及其研究团队推动下，2021年图像研究进一步激发了不少民俗学者的研究兴趣。王加华从理论探讨入手提出，“就图像入史的路径与方法来说，既可以图证史，亦可以史解图。”许大海、张蓓蓓以民俗学为视角，综合考察了妈祖纸马图像的象征和隐喻意义，提出考察妈祖纸马图像的表象世界时，需要综合考虑其深层的文化逻辑。孟令法通过对民间故事画的研究，讨论了图像叙事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建构性。周峪竹对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收藏的中国民俗画片进行了研究。刁统菊、王艺璇对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中国契约文书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

当然，尽管近几年来“图像入史”已经逐渐引起民俗学领域的关注，但总的来说，无论是研究理论、分析范式及研究框架，还是研究方法等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同时，对于各类民间图像与民间文献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等问题也有待结合具体个案进行广泛讨论。

民间信仰是中国民俗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民间信仰就被纳入中国民俗学视野。近百年来，中国民俗学领域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从未中断过，并且在理论建设、研究范式更新及田野民俗志撰写等方面，屡有新的研究成果。

在乡村地区民间信仰研究方面，阙祥才通过引入知识社会学相关理论和研究方式，立足湖北仙桃市沔城镇田野个案，讨论了民间信仰的理想类型、社会场域、现状及功能等问题，提出民间信仰是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知识形态的论点。李生柱对冀南广宗地区乡村打醮仪式进行民俗志式“深描”，借助“事”“功”“礼”等地方民俗语汇探寻了地方历史传统与民众信仰实践之间的话语叙事与逻辑关系等问题。宣朝庆、葛珊通过对浙江省G村祠祭仪式的考察，讨论了村落祭祖活动的公共化蜕变问题，指出村民对于公共性的需求引发了祭祖仪式的公共性蜕变，同时祭祖仪式的公共性蜕变又进一步促进了村落公共性再生产。

在区域社会和海外民间信仰研究方面，谢文哲对闽南地区清水祖师信仰文化的源流、脉络及流变等进行了梳理，同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闽南人经济、社会文化及精神生活的基本特性，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时空中阐释了清水祖师信仰的文化人类学意义。赵洪娟从端午竞渡节俗出发，探讨了发端于中东地区的祆教习俗与中原文化互动的关系。许元振讨论了妈祖文化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多元价值，指出受中国社会、东南亚华人社会和当地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影响，妈祖文化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价值也经历了从群体内利益共同体到群体间情感共同体再到国家间命运共同体的转变。郑一省对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民间信仰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印尼华人民间信仰文化渗透于大众生活之中，是当地华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卢静达从日本神道教经典原典《古事记》出发，对日本神话传说和民族信仰进行了系统讨论。朴慧淑、张艳琴对日本游女百大夫信仰与傀儡子百神崇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证。

在民间信仰研究理论方面，彭牧从“拜”这一元素入手，对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礼俗实践进行了阐释，指出礼俗是中国民间信仰实践的核心，“礼俗长期的地方性实践为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不逊于制度性宗教的丰富的符号与意义体系，其结晶化、具象化与具身性的体现就是拜，这是身与心合一、信仰与行为合一的宗教实践。”

民间艺术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体裁，包括民间手工艺、民间美术、民间曲艺、民俗技艺等。在民间手工艺与民艺展演研究方面，方李莉讨论了手工艺与当代中国生活方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传统手工艺复兴孕育着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新的文艺复兴。彭伟文通过对广东民间艺术广东醒狮发生和传承的研究，从而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组织的结构进行社会史考察，为社会组织民俗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回望手艺》一书中，日本学者盐野米松将采访资料分别纳入“消失的工匠”“有关轮回的思考”“何谓师徒制”“手的技艺”等四个章节，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完整的日本传统手艺人的生活图景。

在民间制作技艺研究方面，王新艳对作为青岛市民俗技艺的港东腌鱼如何成为礼物以及由此再生产出的“互动圈”和“流动链”进行分析，区分了传统的“送顺”习俗和现代的“送礼”习俗，并将该民俗技艺同乡村社会治理相结合。冯智明、陈曦对南岭走廊地区红瑶稻作技艺的习得历史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西南地区历史上，稻作成为多民族交流的媒介与共享的技术经验，南岭走廊以水为纽带构建了流动性区域文化共生交融结构。

民间美术也是艺术民俗学研究中的重要体裁。刘东亮以宁夏杨氏家庭泥塑为例，讨论了传统民间泥塑艺术的审美特质及其文化属性。赵元昊以淮阳泥泥狗为例，讨论了传统民间手工艺在现代社会环境中遭遇的困境，以及如何通过借助异质文化或经济因素而重新焕发生命力的过程。杨书娟以民俗学为研究视角，对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收藏的清末金陵木版年画的艺术风格等进行了讨论。在剪纸艺术研究方面，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民俗剪纸艺术”系列丛书共计四本专著，主题分别涉及“剪纸图案”“刀笔生花”“鸟兽花木”“人物剪纸”。毛晓帅对山东长清地区剪纸艺术进行了研究，该书立足田野作业，对城市化进程中剪纸艺术面临的困境及机遇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

在民俗曲艺方面，吉玲竹、萧淑贞运用民俗学相关理论讨论了绛州传统花鼓唱词，指出绛州花鼓词是当地民众节日期间的集体狂欢。赵宴会对苏北唢呐班的业务运行机制及行规行话进行了讨论。

在民俗艺术与乡村社会治理方面，萧放、霍雯立足羊磴艺术合作社的参与式艺术实践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艺术乡建样态与实践进行了分析，发现这种艺术家与地方民众相结合的艺术乡建形式，对于激发村民主体意识、促进村民艺术认同以及促进乡村振兴等有积极作用。

一般来说，民间节日包括全域性民间节日和地方性民间节日。2021年中国传统节日研究主要以地域性田野个案形式展开，且多以地方性民间节日研究为主。王生林以甘肃武威土门镇“闹社火”为考察对象，讨论了集镇社会的地域等级观与节日交流实践问题。蒙锦贤对黔中鱼陇寨清明节集体墓祭习俗的变迁过程进行了考察，同时对其中蕴含的“民变其俗”思想进行了归纳，指出讨论民变其俗问题，有助于重新审视风俗、传统与民众生活的关系。袁瑾以江南蚕乡为核心讨论了传统节气时序重构与当代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关系，认为传统节会活动的恢复为节气时序在公共文化生活层面重构奠定了基础，同时现代社会又对其公共性、社区主体性等构成挑战。王星虎通过对贵州畲族“四月八”节的考察，讨论了节日组织形式从民众自发转向民族协会与官方参与，市场化与规范化的文化展演与节日本真性和原生态保护之间的张力。郑芩立足福建莆田“五日岁”年俗的田野考察，讨论了历史记忆与年俗变异之间的关系。程浩芯对山西近代乡绅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中有关节日的记述进行了研究，指出个人日记作为一种民俗资料，在节日研究中有着独特的价值。马知遥、刘垚瑶以山西代县阳明堡镇九龙村“二月二”龙神信仰仪式过程及文化意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同时讨论了乡村振兴战略对这一节日传承保护的深刻影响等问题。王昊、刘珂对陕西户县北乡迎城隍习俗进行了考察，并以此为基础发掘民间信仰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价值等问题。

在全域性民间节日和传统节日理论研究方面，张勃从宏观上讨论了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邓清源、黄永林对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的当代变迁问题进行了讨论。耿波梳理了民国以来的春节研究作品，提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春节研究经历了从置身事外到本土体验的转变，为研究当下春节习俗提供了新视角。张娜、季中扬从理论层面讨论了传统节日变迁的内在理论及更新方式等问题，指出中国传统节日最突出的特性是系统性，因此，结构性传承是中国传统节日稳定性的基石。王生晨通过网络问卷对“立春”节俗传承现状进行了初步研究，发现当前以非遗保护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振兴运动为已经有所式微的立春习俗提供了新的传承契机。

在饮食民俗研究方面，万建中对“京味儿”文化进行了再解读，指出京味儿是在一系列二元结构的框架中形成和发展。在另一篇文章中，万建中对唐代时期幽州饮食文化进行分析后发现，战争导致的诗性与饮食的错位是唐代幽州独特的文化现象。刘壮壮、樊志民提出“食物边界”概念，指出“所谓人类食物利用的边界，是对人类食物利用范围和限度的一种约束和规定，包括文化习俗、宗教、道德、法律等方面的规范，也就是吃什么，不吃什么的问题。”肖锦汉、杨圣敏对帕米尔高原谷丰村塔吉克族墓地共餐习俗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墓地共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化对塔吉克族传统家族内人际关系的冲击。姚丽梅对广州一日三茶习俗进行了研究，指出广州地区一日三茶饮食制度的形成是饮食时间与生产生活节奏密切结合的结果。何彬讨论了日本端午节节日食物粽子的历史由来、类别、名称和地域特征及时代流变等问题。

2021年中国民俗学研究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在学科体系讨论、理论范式反思、民俗学学术史写作及各种题材与体裁的民俗事象或民俗事件研究方面，都产生了不少可圈可点的学术成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学科体系建设仍有讨论空间、理论范式反思仍需深入、学术史研究有待强化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疏离的现实未得到切实有效改善等问题。这些成就与问题既是本年度民俗学研究的现实写照，同时也为今后民俗学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方向。

总的来说，2021年中国民俗学研究成绩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民俗学理论研究继续向前推进，日常生活研究、实践民俗学、城市民俗学、礼俗互动、图像入史、性别民俗学等民俗学理论建设进入新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计算社会科学理念和方法被引入民俗学研究，为数字时代民俗学发展开拓了新研究领域；（2）民俗学学科体系讨论与学术共同体建设取得不少进展，从学术研讨会到“首届民俗学、民间文学全国高校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的开办，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内民俗学从业者的格局和结构，民俗学教材建设也有所推进；（3）民俗学各体裁或题材研究继续深入，表现较为突出的仍然是民俗学传统重点话题，如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4）历史民俗学和民俗学史研究更加丰富，借鉴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方法对历史上的民俗文化进行研究成为重点话题，对国外早期民俗学家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的批评和译介也有不小突破，同时中国早期民俗学史研究也不断开辟新路径和新范式，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5）民俗学参与社会建设和美好生活构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21年中国民俗学年会主题是“乡村振兴与民俗文化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深度契合了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同时，民俗学者继续深度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实施、乡村社会治理等重大现实问题，彰显了民俗学强大的现实关怀能力。

当然，在具体研究中，民俗学还存在如下几个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第一，总体而言，理论探索与田野个案研究两张皮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第二，民俗学对于现代社会生活中广泛流行的大众文化关注不多，多数作品仍集中在乡土传统民俗事象或民俗事件研究；第三，在参与社会文化建设和公共民俗学研究方面，仍有较大探索空间；第四，与国家传统文化复兴、乡村振兴战略、基层社会治理等重大决策部署相关联的研究成果不多，事实是，民俗学至少在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可以为决策者或政策执行者提供专业知识；第五，在民俗学教材建设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当前民俗学教材大都是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教材为范本进行的书写，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理论脉络为基础、以知识生产为核心的教材还比较少，难以满足当下民俗学学术研究品质和洞察力进一步提升的时代需求。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