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绣为苏州刺绣之简称，它以产生之地命名，历史上曾广泛存在于苏州城乡。

苏绣技艺的起源不详。现存的宋代以来苏绣实物显示了不同历史时期苏绣技艺的发展状况和实际水平，如元代苏绣残片表明，当时已有一件作品运用9种刺绣针法；明代绣品多采用文人画稿，开始形成精细雅洁的独特风格；清代苏绣成为行业，商品绣极为发达，苏州因此有“绣市”之称。道光年间，苏州女子丁佩总结刺绣技艺，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刺绣专业著作《绣谱》；清末民初，苏绣名家沈寿创“仿真绣”，晚年口述《雪宧绣谱》，总结刺绣经验；20世纪30年代，苏绣名家杨守玉创“乱针绣”，丰富和扩展了苏绣的题材与内涵；20世纪50年代，苏州刺绣研究所建立，聚集、培养了大批苏绣人才，她们在继承传统绣法的基础上研究和创制了多种绣法与针法，使苏绣技艺不断发展和提高。

自明代以来，苏绣大师辈出，流派纷呈，目前尚有确切传人并有影响的苏绣可分为三大谱系，一是传统细绣，二是沈寿所创的“仿真绣”，三是杨守玉所创的“乱针绣”。这三大谱系的技艺都有着丰富而多变的适应性，完整而系统的技艺法理，具有传统的书画品味和浓厚的地方色彩。

湘绣近百年来被世人普遍认为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深褐色菱纹信期绣”、“黄绢地长寿纹绣”等大量刺绣残片证明湖南刺绣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湘绣在清代后期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刺绣体系。清末，湘绣艺人李仪徽（1854—1928）首创掺针绣法；胡莲仙于1898年在长沙市司门口开设了第一家湘绣“吴彩霞绣庄”，掺针绣法通过胡莲仙传教徒弟而得以推广。掺针绣法能表现物像的浓淡阴阳、色阶渐变、色调混合，再与极为精细的劈丝技术相结合，使文人绘画的精神得以充分展现。清末民初，湘绣艺人廖家惠绣制《吴佩孚母亲像》（现藏上海博物馆）；“奉安大典”中，孙中山先生灵柩覆盖的是湘绣棺罩（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1933年长沙锦华丽绣庄刺绣的《罗斯福总统绣像》（现藏美国亚特兰大市小白宫博物馆），在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上展出，引起轰动，使湘绣扬名国外。这一时期，湘绣技艺均已达到相当高度。解放后，湘绣名老艺人余振辉（1913—1984）发明和完善了毛针法，使湘绣表现的狮、虎栩栩如生，成为中国四大名绣中独有的著名针法。通过数代艺人的传承、发展，湘绣技艺现已形成5大类72种完整的针法体系，为完美地表现文人绘画和现代摄影作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双面全异绣使湘绣的表现形式和技艺水平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国人誉为“超级绣品”，外国友人称为“魔术般的艺术”。

粤绣是流传于广州及其古属地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民间刺绣工艺，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唐代苏颚《杜阳杂编》中就已有南海少女卢眉娘“工巧无比，能于尺绢绣《法华经》七卷”的记载。

粤绣技艺注意结合材料形质，有真丝绒绣、金银线绣、线绣和珠绣四大类。真丝绒绣以蚕丝为绣材，表现力强，是历史最为悠久、技艺传承最为完整的粤绣品种；金银线绣的针法独具特色，有平绣、编绣、绕绣、凸绣、垫绣、贴花绣、织锦等七大类六十多种；珠绣属于粤绣的新品种，最近几十年才由粤绣艺人开发应用。

粤绣在广东有着悠久的历史，潮绣在唐代就已出现于广东潮州地区，流传至明代已形成风格。它以龙凤、花卉、飞禽走兽、水族人物为题材，成品多充作日常用品、祭祀用品、欣赏用品、戏服装饰品等。其绣法可分为绣、垫、贴、拼、缀五种，针法有六角三叠踏针锦、垫棉过金针、双丁鳞、垫绣菊花畔鳞等两百多种。许多作品都综合运用了不同的绣法和针法，并有所创新，如潮绣代表作《九龙屏风》就运用了五大绣法，其中潮绣独有的钉金垫浮绣法使龙的形象栩栩如生。

粤绣工艺自成一家，它针法多变，针步均匀，能巧妙运用针法丝理表现物像的肌理。粤绣题材广泛，色彩丰富，注重光和影的和谐运用，同时还能做到“工”为“艺”用，对绣品的艺术效果十分重视。

粤绣中凝聚着历代艺人的天才与智慧，从艺术风格到创作思维都充满了岭南特色，其成长历程与岭南文化发展的轨迹紧密叠合在一起。

蜀绣又称川绣，起源于川西民间，因地缘关系而得名。古代川西平原盛产蚕，故称“蜀国”。《史记》载，春秋时蜀地把丝织品、麻织品运往秦国都城雍进行贸易，至两晋时，刺绣品已成为蜀地特产。蜀绣随着蜀地丝织业的发达而发展起来，汉末三国时期蜀绣产品为官府所控制。隋唐后，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织绣品需求剧增，蜀绣在此情势下得以迅速发展，达到历史上的高峰。明清两代，除闺阁女红外，四川又出现了许多专业刺绣人员和小型刺绣作坊。到1925年前后，仅成都就有刺绣从业人员一千多人，店铺六十余家。20世纪50年代，蜀绣遍布四川民间。70年代末，川西农村几乎是“家家女红，户户针工”，刺绣从业人员达四五千人之多。

蜀绣技艺以针法见长，共有12大类、122种。蜀绣以本地织造的红、绿等色缎和散线为原料，各种针法交错使用，施针严谨，用线工整稳重，设色典雅，既长于刺绣花、鸟、虫、鱼等细腻而生动的图像，又善于表现山水磅礴的气势。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地方文化艺术等因素的影响，蜀绣在长期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严谨细腻、光亮平整、构图疏朗、浑厚圆润、色彩明快的独特风格。

以渝中区为中心的重庆市是蜀绣流传的主要区域之一。

与川西蜀绣和苏绣、粤绣、湘绣等相比，重庆蜀绣更突出地显示着鲜明的重庆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呈现出大胆夸张、想像丰富、幽默逗趣、贴近生活的艺术风格。它以传统的花卉、动物、戏装、脸谱、风景、城市建筑、仕女、现代人像等为创作题材，内容极为丰富。其绣法以单面绣、双面绣、异形异彩绣为主，基本技法包括铺针、直针、斜针、穿针、参针、散套针、三排针、浮线针、覆盖针、压花、上飞色、下飞色等，整个针法体系完整而严密，具有密不成锥、稀不见底、光亮平齐、短针细密、内实外松、张弛有度的技艺特点。

瓯绣是流行于浙江省温州一带的传统民间刺绣艺术，它历史悠久，最初起源于民间妇女的绣房习作。结合瓯绣的针法路数进行辨析，它是由唐代锦衣发展而来。明末清初，温州对外交通日渐发达，使瓯绣得以吸收姐妹艺术之长，在技艺上趋于成熟，自具一格。清代道光末年，瓯绣在温州已十分流行，民间形成了“十一十二娘梳头，十二十三娘教绣”的传统和以绣花罗裙作为青年男女定情礼物的风俗。当时开设的多家绣铺对外承接官衣锦服、戏装、旗袍等绣活，生意十分红火。瓯绣构图简练，色彩绚丽，针法严谨，运针灵活擅变，绣理分明，绣面光亮，呈现着与众不同的东瓯地域特色。融诗文、书画、刺绣之美为一体的瓯绣讲究针法、笔法和物象理法的统一，显示出高超的技艺水平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

金银彩绣又称“金银绣”，是在丝绸品上以金银丝线与其他各色丝线绣成的带有不同图案的绣品。其既可应日常生活之需，又可做戏服和美术欣赏品。多用于官府、民间喜庆、服饰、宗教、室内陈设等方面。

宁波金银彩绣主要分布于宁波市鄞州区及其周边地区。当地自唐代以来就遍植桑梓，养蚕剥茧，有着“家家织席、户户刺绣”的传统。宁波金银彩绣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中国刺绣的历史虽然能够追溯至战国，但作为独立的金银彩绣作品，最早的实物见于唐代的服饰。宋代以后，金银彩绣的作品实物逐渐增多。

到了清代，鄞县城内外出现了多处刺绣教坊、官营绣坊和民间绣衣、绣庄等。民国时期，宁波的海神庙、咸塘街已成为行业街道，约有刺绣店铺30—40家。20世纪50年代以后，宁波地区曾有绣品合作社、绣品厂等生产金银彩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宁波金银彩绣的主要技法以“盘金（银）”和“填金（银）”为主，充分调动材料的特性与工艺特性，增强图形的质感与空间感；大面积金银色的使用，使得任何颜色在同一画面上和谐共处，表现出富丽堂皇又不失典雅的艺术效果；追求金线、银线与彩线的有机结合，构成粗中有细、点面结合、板而不结、针法巧施的特色。

京绣，是一种传统宫廷手工刺绣技艺，源自清朝年间，距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京绣融合了中国各种优秀绣工技法，将自身特点发扬光大，成为独树一帜的代表绣种。特别光绪年间更是名扬海内外，以用料讲究、格调风雅著称。

挑花是一种具有极强装饰性的刺绣工艺。流传于湖北省黄梅县和湖南省隆回县的挑花技艺各具特色。

黄梅挑花又名架子花、十字挑花，广泛流传于湖北省黄梅县。相传起源于唐宋时期，成熟于明末清初。长期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农家妇女的精研细作，这门工艺日臻完善，以明快的色彩组合、精巧的图案构想凸显出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黄梅挑花被国内许多民间工艺研究专家称为彩挑。黄梅乡下百里棉区的彩色挑花更为精美，花样丰富多彩，地方特色浓郁。当地有俗谚说：“黄梅有女皆挑花。”蔡山、新开、孔垅等地的挑花工艺最为兴盛，女孩刚懂事就跟着妈妈或婶婶做针线活，一直做到出嫁。

黄梅挑花不同于一般刺绣，刺绣重刺，挑花重挑。黄梅挑花以元青布作底，用针将五彩丝线挑绣在底布经线和纬线交织的网格上，形成色泽绚丽、立体感强的图案。其中针脚为“×”字形的称“十字绣”，针脚为“一”字形的称平线绣。作品最初主要有头巾、衣边、门帘、帐沿、床围等，民间妇女用它们来打扮自己和装饰居室。

黄梅挑花的主要原料是当地的家机布，又叫大布，这种布被染成青色作底，艺人依靠一根针、一根线(七种颜色)在上面交替挑绣各种图案。主要有被面、床单、门沿、方巾、围腰、衣裤、鞋垫、枕头等，其中以方巾最为出色，曾多次获国际博览会金奖，产生过广泛影响。

绒绣又叫“绒线绣”或“毛绒绣花”，是一种采用彩色羊毛绒线在特制的网眼麻布面料上绣出各种画面和图案的刺绣工艺。

作为舶来的工艺技术，绒绣在中国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其引进之初的产品与欧洲一样，多用作手提包、拖鞋、靠垫等日用品的装饰面料，纹样以花卉图案为主，配色亦比较简单。20世纪30年代末，以刘佩珍为首的沪上刘氏五姐妹在改进绒绣工艺技术的基础上，采用绒绣工艺制作人物肖像获得成功。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的绒绣艺术家高婉玉等人再度对绒绣的工艺技术进行改革，研究配色方案，并自己进行染色，从而使绒线的颜色由固定的数十种增加到上千种，同时借鉴其他刺绣工艺的针法技术，运用擘线、拼色、加色等技法，彻底解决了绣制对象的色彩转折过渡难题，极大地丰富了绒绣工艺的表现能力。绒绣的表现对象也由原来的花卉图案扩展到人物、风景和油画名作以及彩色照片的复制。

绒绣虽然是刺绣工艺的一种，但与传统的丝绣工艺技术相比，其绒线材料的质地比之丝线显得厚实，使用的针法也不复杂，主要有呈斜点状的打点绣、十字针、扒针、掺针、拉毛以及乱针等，可视画面物象表现的需要灵活配置选用进行再创造。百余年来，源于欧洲的绒绣工艺技术进入中国后，经过中国艺术家的改良、丰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的传统工艺美术品种之一，近50年来创作的绒绣作品亦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品的经典之作，或是作为国礼赠送友邦，或是陈列于国家议事的厅堂之上，或是为国内外公私藏家所典藏。

上海的绒绣有着工艺精细、针法多变、厚实缜密、层次清晰、色彩丰富、形象逼真的特点。

贵州省三都是全国惟一的水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水族马尾绣是水族妇女世代传承的以马尾作为重要原材料的一种特殊刺绣技艺。这种水族独有的民间传统工艺，分布在三都境内三洞、中和、廷牌、塘州、水龙等乡镇的水族村寨。

水族马尾绣的起源已不可考，主要产品形式有马尾绣背带和马尾绣花鞋等。四川成都织绣和其他民族的刺绣技艺也用马尾为原材料，但只有水族才如此集中地将之用于背带等绣品。

水族马尾绣工艺有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与方法。第一步先取马尾3至4根做芯，用手工将白色丝线紧密地缠绕在马尾上，使之成为类似低音琴弦的预制绣花线。第二步再将这种白丝马尾芯的绣线盘绣于传统刺绣或剪纸纹样的轮廓上。第三步用7根彩色丝线编制成扁形彩线，填绣在盘绣花纹的轮廓中间部位。第四步再按照通常的平绣、挑花、乱针、跳针等刺绣工艺绣出其余部分。

马尾绣工艺十分复杂，采用这种工艺制作的绣品具有浅浮雕感，造型抽象、概括、夸张。马尾绣工艺主要用于制作背小孩的背带（水语称为“歹结”）及翘尖绣花鞋（水语称为“者结”）、女性的围腰和胸牌、童帽、荷包、刀鞘护套等。虽历经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但其造型理念和程式化符号基本不变。马尾绣背带主要包括三部分，上半部为主体图案，由二十多块大小不同的马尾绣片组成，周围边框在彩色缎料底子上用大红或墨绿色丝线平绣出几何图案，而在上部两侧为马尾绣背带手，下半部为背带尾，有精美的马尾绣图案与主体部位相呼应，“歹结”成为通体绣花的完整艺术品。制作这样一件“歹结”要花一年左右的时间。水族中老年妇女制作“歹结”尾花，一般不用剪纸底样，而直接在红色或蓝色缎料上用预制好的马尾绣线盘绣，综合运用结绣、平针、乱针，灵活自如，图案美观耐看。

互助土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东北部，这里地处祁连山东南麓，为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错衔接地带。土族独具特色的刺绣艺术盘绣就产生在这一地区。

土族盘绣艺术主要流传在青海互助县东沟、东山、五十、松多、丹麻等乡镇。在青海省都兰县发掘的土族先祖吐谷浑墓葬中，就出土有类似盘绣的绣品，由此可知，4世纪左右盘绣工艺已经出现。盘绣用料考究，加工精细，以黑色纯棉布做底料，再选面料贴上。盘绣是丝线绣，有红、黄、绿、蓝、桂红、紫、白等七色绣线，绣时一般七色俱全，配色协调，鲜艳夺目。盘绣的针法十分独特，操针时同时配两根色彩相同的线，一作盘线，一作缝线。盘绣不用棚架，直接用双手操作，绣者左手拿布料，右手拿针，作盘线的那根线挂在右胸，作缝线的那根线穿在针眼上。上针盘，下针缝，一针二线，虽费工费料，但成品厚实华丽，经久耐用。盘绣的图案构思巧妙，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包括法轮（土语称为“扩日洛”）、太极图、五瓣梅、神仙魁子、云纹、菱形、雀儿头、富贵不断头、人物、佛像等几十种样式。一千多年来，盘绣以母女相传为主，亦在姊妹、妯娌、婆媳间传承。现代主要传承人有麻宝青、牛玛索等。

有着千年历史的土族盘绣一直传承至今，其文化与艺术的价值不可低估。土族盘绣色彩缤纷，图案逼真，在形、色、质、意等方面体现出本民族的审美态度和价值判断，为民族学、美学等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以下简称“藏族织绣工艺”），是千百年来嘉绒藏族为适应当地特殊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在不断创新和吸纳汉族挑花刺绣工艺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鲜明地域特色的传统工艺。

据丹巴罕额依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骨质纺轮”证明，早在距今四千五百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嘉绒地区的纺织技艺就已经发端。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嘉绒藏族先民一方面依靠当地丰富的藏山羊畜牧资源和箭麻作物资源，以及编织工艺，加工生产极具嘉绒地区特色的毛、麻织品；另一方面，通过与内地的交往，通过交换方式获得各种与生活相关的棉织品。

藏族织绣工艺以家庭传承（即母女传承）为主，兼具大众（集体）传承。织绣工艺在嘉绒藏族的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是嘉绒藏族一种依赖性很强的生计。

多姿多彩的嘉绒妇女盛装集中体现了藏族传统织绣工艺的精湛技艺，无论是头上搭盖的刺绣头帕，还是腰间紧束的五彩腰带；无论是节日里披在肩上飘逸的披风，还是穿在脚上的绣花鞋，无处不闪耀着嘉绒妇女聪颖的智慧，无处不散发着嘉绒文化的芳馨。

红安绣活是湖北省红安县一带流行的民间刺绣艺术，其绣品以连袜绣花鞋垫为突出代表。据传红安绣活始于汉代，至明清达于兴盛。在红安，连袜绣花鞋垫既是日常生活用品，又是一种具有特别意义的民俗艺术品，妇女们借它来展示才艺，制成的鞋垫既可作为馈赠礼品。又可作为男女传情的信物。连袜绣花鞋垫的绣制、交流、展示、馈赠等系列活动营造出充满人情味的民俗氛围，使红安绣活最大程度地深入了当地民众的生活。将鞋垫和袜子结合为一，这是民间智慧的体现，它可以延长棉袜的使用寿命，同时让制作者和使用者产生一种彼此会心的亲切感。红安绣花鞋垫的制作者基本是识字不多的乡村妇女，她们借自由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心意和愿望，使红安绣活成为广大乡村民众传情达意的重要媒介。

南通仿真绣又称“沈绣”，是苏绣的重要分支。近代著名刺绣艺术大师沈寿在清末时曾任农工商部工艺局绣工科总教习，后应邀到江苏南通主持女工传习所。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她吸收西洋美术精华，在中国传统苏绣的基础上创立了“仿真绣”。这种绣法创造性地以旋针、虚实针来表现物体的肌理，用丰富多彩的丝线调和色彩，完成的作品色调自然柔和、丰富多彩，尽显写实之功。“仿真绣”往往取材于西洋油画中的人物肖像和风景等，而以人物绣最为擅长，其针法变化多端，表现画中人的五官十分传神，体现出高超的技艺。由此之故南通仿真绣又称“美术绣”，南通地区则誉之为“沈绣”。仿真绣是传统刺绣在形式上的创新，它为中国传统刺绣的现代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沈寿口述的《雪宧绣谱》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刺绣理论著作，它将仿真绣及中国刺绣艺术从实践经验提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为仿真绣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受沈寿“以新意运旧法”艺术思想的影响和启发，南通女工传习所的仿真绣传人又创制了双面绣、双面异色绣、双面异色异形绣、彩锦绣等一批新绣种，将传统平绣发展为现代平绣，使刺绣艺术达到了更新的艺术高度。

汉绣是流行于湖北省荆沙、武汉、洪湖一带的传统刺绣艺术，据史书记载，它始于汉，兴于唐而盛于清。作为古楚之地，武汉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为汉绣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石首市绣林镇、洪湖市峰口镇一带的绣花堤和汉口的绣花街等皆因刺绣集中而得名。汉绣以楚绣为基础，融汇南北绣法之长，逐渐形成以铺、压、织、锁、扣、盘、套为主要针法，平金夹绣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刺绣艺术体系。汉绣强调“花无正果，热闹为先”，一般从外围起绣，逐层向内走针，直到铺满绣面为止。根据绣品不同的质地和花纹，刺绣时需灵活运用各种针法，做到下针果断，讲究图案边缘的齐整即“齐针”，讲究分层破色的层次感和立体感。汉绣构思大胆，色彩浓艳，画面丰满，装饰性强，处处流露出楚风遗韵，在中国刺绣园地里自成一格，大放异彩。

高平绣活是流行于山西高平一带的民间刺绣艺术，根据相关留存遗物考证，其历史可追溯到明代中期。高平刺绣分丝线绣和布贴绣两种类型，其中丝线绣有平针绣、打籽绣、盘金绣、披金绣等针法。平针绣表现力最为丰富，打籽绣结实耐磨，盘金绣、披金绣则能产生富丽堂皇的效果。布贴绣是对服装裁剪所剩各色布头加以利用的一种艺术，制作时按照构思将布头剪裁成一定的图形，再堆贴在底面上锁边，完成的绣品朴素大方，色彩艳丽。

高平绣活在色彩搭配上颇具地方特色，它惯用黑、蓝、红、紫或淡蓝、金、银等颜色进行搭配，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体现对立统一关系的配色规律。为增强装饰效果，高平绣活多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作品重神采而不求形似，体现出绣制者的艺术匠心和当地民众的审美品位。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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