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童谣文化遗产的重要宝库，但是当下我国童谣文化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亟需进行抢救性搜集、整理与研究。在新时代，民俗学应反思以往童谣搜集与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重识各民族童谣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通过研究理念与方法的革新，开启我国童谣学研究的新纪元。

童谣；民俗学；

文化遗产；搜集整理研究

童谣，又称“儿歌”“孺子歌”等，是一种古老的韵话体口头短歌，它由大人教授并在儿童中传唱，在韵律上符合儿童语言特性，在内容上契合儿童心理特征且能被儿童所理解。275-276中国是世界童谣文化遗产的重要宝库，境内各民族的传统童谣由于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滋养，显得尤为丰富多彩。千百年来，童谣在我国各民族儿童群体中广为传诵，在传承民族母语、培养儿童品性、实施家庭建设、维系民族认同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儿童的健康成长。在国际社会童谣同样备受重视。1976年，比利时国际诗歌会倡导成立“世界儿歌日”，此举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和支持，并于1999年正式确立每年3月21日为“世界儿歌日”。该节日旨在通过儿歌搭起各国儿童的友谊桥梁，传达和平与发展的理想，寓教于乐，充分发展少年儿童的才智个性和身心能力，并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民族语言和价值的认同及对祖国文明的尊重与热爱。可以说，保护、传承和利用童谣文化遗产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然而，随着近二三十年来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我国童谣文化传承出现了代际断层，各民族世代传唱的童谣已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若不及时抢救，将会永久失传；同时，传统童谣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成为了一道亟需解答的难题。早在2009年，新华网便发出了“好儿歌与孩子间的桥梁在哪？”的疑虑之声，认为“当下的孩子们很少能得到来自儿歌的丰富营养了：传统儿歌面临传承断层，新创作儿歌繁荣之下也难掩浮躁和苍白。”《中国文化报》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儿歌青黄不接、快餐化的情况，不是某位专家呼吁或是某次活动所能扭转的，它不仅需要音乐人静下心来、牺牲一些时间为三亿儿童创作歌曲，也需要社会上的各界人士以及媒体能更多关注儿歌在低幼儿童的基础教育和早期文学认识上的重要作用，还需要政府建立新的激励机制，鼓励儿歌创作。而且，鉴于当前青少年成长的实际现状，这项滋养孩子心灵的事业，已经到了非关注不可的时候了。”可见，呼唤童谣的春天早已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对我国各民族濒危童谣进行抢救性搜集、整理与研究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学术任务。 

一、童谣：民俗学的传统研究对象

16世纪以来，在苏格兰、丹麦、法国、德国等欧洲诸国陆续开展的歌谣采集运动催生了西方现代民俗学的萌芽。到了18世纪，当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潮席卷欧洲大陆，包括歌谣在内的民间文化及其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受到空前重视与颂扬，在此背景下民俗学应运而生。在早期民俗学所关注民间歌谣种类中，童谣是最早被关注、被搜集的对象之一。

事实上，早在1570年英格兰就已出现了专门收录童谣的“小册子”（Chapbook），这种不足24页的薄薄的小书是一种古老的儿童连环画，记录了充满趣味的儿歌与民俗。1791年由纽伯瑞出版社（Newbery Publishing House）最早出版的《鹅妈妈童谣》（Mother Goose）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儿歌集，在欧美国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类似的童谣作品集在欧洲大陆层出不穷，搜集整理研究童谣成为西方早期民俗学家的重要使命。这一使命在民俗学界绵延传承，产生了许多童谣研究的佳作，如英国著名民俗学家艾奥娜·奥佩（Iona Opie）和皮特·奥佩（Peter Opie）夫妇编撰的《牛津童谣辞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Nursery Rhymes）堪称世界童谣搜集与研究的经典之作，此书多次增订再版，在西方学界影响很大。

近几十年来，国外童谣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经历了从单一到多维的范式转变，从最初注重童谣的本体研究（如起源、演变、内容、艺术特征、社会价值等）逐渐发展到多学科、多维度的综合性考察，在民俗学、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都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著作。譬如，美国儿童文学专家露西•罗林（Lucy Rollin）的《摇篮及其它：童谣的文化和心理解读》（Cradle and All: A Cultural and Psychoanalytic Reading of Nursery Rhymes）从文化学与心理学的视角分析了童谣所隐含的文化和心理模式。阿尔钦（Linda K. Alchin）的《童谣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Nursery Rhymes）则致力于挖掘隐藏在童谣背后的真实历史。加拿大学者基尔斯蒂•舍伦贝格（Kirsti Schellenberger）的《从鹅妈妈到现代世界：语境化中的儿童诗发展》（From Mother Goose to the Modern World: Contextual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oetry）运用体裁学的方法，把童谣视为一种“社会交往的体裁”，并结合具体的社会语境探讨了童谣发展的问题。加拿大童谣学家伊丽莎白•戈尔韦的名著《从童谣到国家：儿童文学与加拿大身份的建构》（From Nursery Rhymes to Nationhood：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anadian Identity）则深刻论述了童谣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互动关联。上述成果代表了国际童谣研究的前沿理论与话题，也证明了童谣研究一直是世界民俗学领域关注的对象，无论在方法论、研究视角还是理论阐释上都对中国童谣研究具有重要的启鉴意义。

具体到中国而言，20世纪初叶，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聚焦民间，发起了“眼光向下的革命”，民间文学被视为改造民众思想、语言与人性的工具，一场轰轰烈烈的“歌谣搜集运动”就此展开，中国现代民俗学也由此发轫。这其中，作为歌谣征集运动的主要对象，童谣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914年，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上刊登搜集童谣的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并附上较为详细的采集条例：“儿歌例如越中之《一颗星》《隔棂灯》等是，又小儿谜语，及游戏时所歌，亦含在内”；“录记儿歌，须照本来口气记述。俗语难解处，以文言注释之。有音无字者，可以音切代之，下仍加注” 。1918年2月1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列出了入选歌谣的四项资格，其中之一便是“童谣、谶语，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韵者”。可见，歌谣运动的征集者们一开始便把童谣视为重点搜集对象，力图从短小精练但韵味悠长的童谣中找寻“民族的诗”，窥探中国民众生活的实际。事实上，歌谣征集者们对童谣的偏爱深受“外来力量”的影响，这股外来力量便是20世纪初期西方学者或传教士对中国童谣的搜集与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意大利学者韦大列（Baron Guido Vitale）的《北京儿歌》，美国传教士荷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的《孺子歌图》等。西方来华人士在搜集整理中国童谣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理念与方法为中国学者采集歌谣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本。中外学者对中国童谣的采集活动对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领域与方法的拓荒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某种程度上直接催生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围绕童谣搜集与研究而产生的理论、方法与视角成为早期民俗学的重要财富，这也意味着童谣从一开始即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可见，无论是西方民俗学还是中国民俗学，在发轫之初均与童谣的搜集整理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一相似的宿命安排恰是童谣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有力佐证。

二、我国各民族童谣文化遗产

搜集整理研究的现状

中国古代文人很早就关注到童谣这一文化现象，在各类史书、笔记、文学典籍中均能觅到孺子歌的踪迹，但是此时的童谣常被赋予神秘的巫术色彩，谶纬性质浓厚。直至近代早期启蒙思想萌发之后，在回归自然与人本思潮的影响下，童谣的整理工作才有了巨大进步，文本的巫术色彩被逐渐拂去，形成了较为清新的文体风格。

20世纪初叶，周作人、钟敬文等学者不仅拓荒性地搜集了大量童谣作品，还从“文艺的”和“学术的”两种路径开辟了中国童谣研究之先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闻一多、陈国钧为代表的迁居祖国西南的学者们十分重视对当地童谣等民间文学的搜集，代表性的成果有陈国钧的《贵州苗夷歌谣》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对各民族民间文学实施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的普查工作，大量的童谣被记录在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使全国范围内的童谣得到较为广泛地搜集。在此之后，各类童谣作品集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以儿童读物居多，真正从学术意义上对童谣进行搜集整理的著作并不多见。

以民族数量较多的贵州省为例，目前共能查询到46本（册）与贵州各民族童谣搜集研究相关的著作或资料集，收录的少数民族童谣约1100余首。但这一数据对于拥有17个世居民族、素有“歌的海洋”之称的贵州而言并不理想，更何况上述著作还存在重复收录或重复出版等问题。在分析研究的层面上，贵州各民族童谣的学术成果同样不尽人意，目前仅能查询到13部著作含有童谣的小章节，其内容多为概论或介绍性质，非常简略。此外，还有16篇相关的学术论文，但仅6篇论及童谣的内涵与特征，其余10篇均为童谣教学设计和应用方面的文章。再比如，苗族是贵州人口数量最多的少数民族，但迄今所见的苗族童谣搜集著作仅有《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族歌谣选》等屈指可数的几部，其他的文本被零星地搜集到诸如《报德苗族》《西江苗族志》《苗族文化史》《苗族歌谣文化》等概论或科普性书籍之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各民族童谣的搜集整理工作十分不理想，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已经文献化的传统童谣的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受历史条件、学术理念等因素的制约，过去的搜集整理工作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比如，“由于对民间文学的本质属性认知不够，在搜集中存在记录不够忠实，漠视异文现象，民族语言缺失，影音资料缺乏，只记录文本而忽略其流传背景、演唱情形等诸多问题；在文本整理中存在过度意译、润饰、改写、拼接、删减、补缀等不当操作，丢失了文本鲜活的口头性特征，导致后续的学术阐释由于语境背景的缺乏而难以为继。”而那些在民族村寨/社区中活态传承的童谣，虽然储量十分巨大，但却面临着严峻的传承危机，如不及时抢救将会永久性消亡，成为绝唱。

在童谣的研究层面，近些年出现了多学科、多维度的取向，在民间文学、儿童文学、教育学、文艺学等领域产生了一些成果。比如，王瑞祥的《童谣与儿童发展》、张梦倩的《中国传统童谣研究》等著作从教育学、儿童文学的视角探讨童谣在幼儿教育中的功能与价值。郑薏苡的《温州童谣研究》、王光荣的《歌谣的多学科研究》等著作运用语言学、美学、音乐学等多学科视角解读了童谣的语汇、韵律、表现手法、艺术性等本体特征。概而论之，目前的研究还远远没有深入到童谣本体的分析探讨中去，有关它的语言形式、艺术特征、地域或民族特色、流布状况、生成过程、存活样态、传承机制、价值功能、与族群社会的互动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基本还是一片空白；而且，鲜有学者去关注它近三十年来的生存状况与变异情况。中国各民族童谣研究在学术上所处的这种边缘化状态，与它所具有的重要社会功能和多重价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说明我们的研究已落后于现实的发展需求。

纵观百余年来的中国童谣研究，学者们及时地抢救、整理和保护了大批珍贵的文本资料，并从不同的视角对童谣本体做了认真探讨，值得肯定。但以往的成果大多从单一学科视角出发，对本来处于民族文化生态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童谣所具的立体性注意不够，单纯搜集和分析文本而忽略其具体演唱场景的记述和研究，这就脱离了童谣赖以存活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语境，有碍童谣理论研究的深入。总之，目前中国童谣的研究仍处在较为滞后的状态，基本上没能借鉴和利用国内外最新的学术成果来拓展研究领域或更新研究范式，亟需在理论上深耕与提升。在研究层面，现有的成果多为蜻蜓点水式的概论或介绍性文字，除了笼统的类型归纳与艺术特征分析外，很少能见到深入的学理阐释或个案探究，更别说借鉴与利用中西方最新的理论资源来拓展研究理念和视野。更甚者，那些千辛万苦搜集到的童谣文本也只是陈列在资料室或以缺乏语言文化语境的形态出现在资料集中，几乎没人去深入研究，浪费了很好的学术资源。可见，我国各民族的童谣目前仍处在一个学术边缘状态，亟需学者进行拓展与深耕，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对它进行解读，挖掘其学术内涵，开发其学术价值。

三、重识我国各民族

童谣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

童谣对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对我国各民族童谣文化遗产进行搜集整理研究的目的在于，把目前已经处于濒危状态的童谣及时抢救下来，完成童谣资料汇编和数据库建设，使这份珍贵的口头遗产得到保护，得以传承，为国家和民族留住一份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为学界提供一份重要的研究资料。更重要的是，藉此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童谣的学术研究，并使童谣在各民族地区的儿童教育、家庭建设、社会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流传着数量极其庞大的童谣，它们具有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和研究价值，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剧变和民族语言的式微，传统童谣的传承链条发生了断裂，大量宝贵的童谣作品正在迅速消亡，对各民族童谣的搜集整理研究既是传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必须，也是保护民族语言、守护民族精神家园之紧急要务。这一工作能及时抢救一批活态传承的口头文学遗产，留住中华民族优秀的、完整的文化基因。同时，因为童谣是民族母语的“天然存储器”，储藏着最原始鲜活的语言元素，对童谣的抢救也有助于拯救、保护日渐衰微的少数民族语言。此外，童谣在少年儿童成长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决定了它是幼儿教育的重要内容。开展童谣文化遗产的抢救性搜集、整理与研究，可为各民族幼儿教育的教学改革提供丰富的实例，对于解决“民族文化如何进课堂”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4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学生们心中生根发芽。”这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从儿童抓起。传统童谣世代传唱、寓教于乐，对各民族少年儿童影响极大，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绝佳平台和载体。而且，传统童谣积淀着一个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和根本的文化基因，对它所蕴含的有益的文化资源的抢救、挖掘与研究，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思想道德的养料与源泉。另外，在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当下，童谣在家庭建设中亦可发挥重要作用。童谣内含优秀的传统道德资源，是儿童成长的“第一本教材”，是家庭教育的“天然工具”，在培育儿童品性与家庭美德等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抢救、整理与研究各民族童谣，挖掘蕴藏于其中的丰富的德育和教育资源，对在民族地区实施家庭建设与民族教育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学术价值上讲，对我国各民族童谣的搜集整理是拓展中国童谣研究的范围和领域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有的童谣搜集整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汉族地区，对少数民族的童谣关注较少。因此，开展少数民族童谣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能够拓展中国童谣研究的内容和领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民间文学学科体系建设。同时，能以少数民族童谣的丰富多元的个案去有效检验和反思国内外现有童谣理论的普适性与局限性，从而推动国际相关理论方法的本土化和中国童谣研究的理论创新，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童谣学、儿童民俗学、儿童人类学奠定资料基础。

四、开启我国各民族童谣文化遗产

搜集整理研究的新时代

在新时代，我国民俗学、民族学、民间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日趋繁荣，理论视角和方法论日臻成熟，科研条件与经费资助有了充足的保障，在此背景下对我国各民族童谣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搜集、规范化整理和系统性研究，让童谣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生命活力，不仅十分必要，更是恰逢其时。

我国各民族童谣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应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搜集散落在历史文献中的童谣，即全面搜集散见于各类文献资料（如歌谣集、地方志、笔记、手稿、手抄本、歌本等）中的童谣，并针对其文本内容开展补充性的流传背景调查。其二，搜集各民族乡间田野中的童谣。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已经文献化了的传统童谣的数量其实非常有限，大量的童谣文本仍遗存在各民族村寨中的老年人的记忆里，如不及时抢救将会永久性失传。因此，以地域和民族作为参照，采用现代规范的田野调查法对各地活态传承的童谣进行抢救性搜集迫在眉睫。这一过程中，要利用录像、录音、照相等技术手段真实记录童谣的活态展演，不仅记词更要记谱，尽可能地还原童谣传唱的原生形貌，获取第一手的民族志资料。在搜集少数民族童谣时，“协作式民族志”（Collaborative Ethnography）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工作便利，即在当地寻找田野调查协作者，有助于我们搭建田野关系，解决民族语言翻译与记录等难题。其三，对已获得的资料应进行科学归类，规范整理，汇编成册，不遗漏重要的搜集和文本信息。对于那些使用民族语言演述的童谣，要尽可能采用语言学及民族古籍整理中常用的“四步对照”记录文本，即用国际音标、民族语言、汉语直译、汉语意译等四步对照的形式忠实记录和整理童谣。“四步对照”法加上详尽的注释，能最大程度地保留与呈现童谣文本鲜活的口头性特征。

我国各民族童谣文化遗产的数据库建设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故应综合田野中的影音资料和文献资料，对整理好的童谣文本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中国童谣数据库。同时，要对数据库的技术手段、编排方法和结构体系进行分析和说明，特别是要编制检索方法和注意事项的指南手册，使该数据库成为有效可靠的资源平台，为公众的查询利用提供方便。此外，也要从学理上探讨如何利用数据库对童谣进行语料分析和文本话语分析，并探讨数字化传承对童谣保护的积极功能和意义，等等。

在学术研究层面，应摆脱以往单纯的事象研究范式，充分借鉴国内外前沿理论成果（如儿童人类学、儿童民俗学、口头诗学等），从“民俗文化整体观”的视野出发，把童谣置于其赖以存活的自然生态和地方社会实践中加以全方位考察和多视角分析，强调童谣与社会生活、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注重探讨童谣文本复杂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并从学理上阐述其本质属性、民族特色与地域色彩，挖掘和阐释其多重价值，藉以推动童谣研究的理论建设和方法创新，并以研究成果来反哺或推动传统童谣抢救性搜集和传承保护的工作实践。具体而言，我国各民族童谣的研究应至少包含如下五大重点领域：童谣传承现状与濒危原因分析。概述童谣的生存语境和濒危现状，从社会经济变迁、外来文化影响、民族母语式微等方面分析童谣濒危的深层次原因。童谣文本的体裁学研究。从体裁学的视角出发，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对童谣的体裁、类型及其特征进行多维度的综合性研究，比如，从语言学、音律学等学科视角分析童谣的词汇、语音、句式、章法、修辞、节奏、音律等艺术形式；运用体裁学、互文性、口头程式等理论探讨童谣文本生成机制、流传过程与演变规律等问题；从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视角，挖掘童谣所隐含的风俗、知识、历史与心理，探讨童谣与地域自然生态、地方社会历史、民众日常生活之间是如何相互建构的，并以此分析体裁的社会性和规范性、揭示影响童谣成长与传播的社会文化因素；从心理学的视角分析童谣体裁的认知结构和建构策略，等等。童谣的功能与价值探讨。探讨童谣在民族幼儿教育、民族语言传承等方面的功能与价值，尤其注重解读它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家庭建设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各民族间童谣的比较研究。从内容、结构、形态、音律等方面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童谣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探讨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以及文本间相互影响的过程和机制，进而探寻多民族在文化上和谐共生的实现路径。童谣传承保护的长效机制。要实现传统童谣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传承，我们的工作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抢救整理和研究上。对此，龙宇晓曾指出，“活态传承的保护模式才是最有效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保护。我们应该在全面而系统地进行抢救整理的基础上，选出其中的精品来开发乡土幼儿教育读本和新媒介幼教资源，让优秀的传统童谣进入课堂，并以与时俱进的新形式重返到侗寨家庭教育中，一定要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大业中充分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重视童谣本体研究的同时，不能忽略了对童谣创作者、传播者与传承者——儿童的关注。必须承认，“儿童的缺席”可能是我国过去童谣搜集整理研究中的一大过失。新童年社会学的代表人物科尔萨罗（William. A. Corsaro）指出“儿童是积极的能动者，他们能建构自己的文化并且对成人世界的生产做出贡献”。从本质上而言，童谣的根本在于“童”，了解童谣文化的前提是把握儿童的本质特性。正因如此，我们要摒弃过去“只见歌谣、不见儿童”、把儿童视为被动接受对象等僵化观念，将儿童视为具有能动性、自主性和独特性的个体，牢固树立“儿童中心观”，并把它贯穿于童谣搜集整理研究的整个过程之中，真正做到“有儿童的研究”。此外，在童谣的传唱、改编或创作中，应将权力逐步让渡于儿童，引导儿童遵循自身的意志进行童谣文化的再生产，让儿童成为童谣的真正主人。

小童谣，大世界。各民族的童谣的抢救和研究看似事小，其实是关乎民族和国家未来之举。在新时代背景下，民俗学、民间文学应勇于革新自己的学术视野和研究理念，重拾童谣——这一传统的研究对象，从而开启中国童谣学的新纪元，为我国各民族儿童健康成长贡献本学科的智慧与力量，让21世纪真正成为光辉灿烂的“儿童的世纪”。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