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和中秋节相比，别称及其缘起成因最多，显示出端午节习俗文化内涵的多样性。端午节的习俗多样性在流变过程中呈现趋同化倾向，逐渐形成纪念屈原以及与之相关的龙舟竞渡、吃粽子等核心习俗符号。趋同化的核心习俗符号驱动地域的群体意识扩延为国民群体意识乃至国家共同体意识，端午节的“民”“俗”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又规律性的互动关系。作为核心习俗符号的“俗”之趋同及作为“民”的群体意识扩延使端午节习俗在持续的流变中不断创意传承成为可能与必要。

关键词

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

“民”；“俗”；

四大传统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被纳入国家节假日体系中，端午节渐趋成为夏季传统节日的代表。学者对端午节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起源、习俗认同及其文化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现代传承、中日韩三国端午的比较等。起源研究历时较早且长，早期较为著名的研究文章是闻一多的《端午考》，他从图腾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端午源于吴越民族的图腾祭祀，随着吴越之地的开发，逐渐传播到长江上游及北方区域。江绍源的《端午竞渡本意考》认为龙舟竞渡纪念屈原是读书人的误解，龙舟竞渡本意是送走灾害，早于楚人纪念屈原及吴越人纪念伍子胥和勾践。黄石的《端午礼俗史》详细梳理了端午节的历史源流，同样认为竞渡是禳灾之举，吃粽子则是荐新行为，同样也具有民俗信仰的意味。后来的起源研究在拓展了流行地域、扩充了研究材料乃至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如劳动生产起源之外，基本沿袭并佐证了前人的这些研究成果。端午节的习俗认同及其文化意义研究则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较多地为学者所阐释。龙文玉（1981）、叶又新（1986）、汪青玉（1988）、黄永林（1989）等在对端午节习俗溯源的同时也阐述了其文化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端午节习俗认同及其文化价值与意义的研究渐多，饶学刚（1996）、孟修祥（1999）、赵东玉（2001）、孙正国（2003）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端午节的文化认同意义。2004年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来，传统节日习俗在保护与传承的背景之下，其价值及传承又进一步得到学界的反思与探索，高丙中（2004）、乌丙安（2005）、杨罗生（2006）、宋颖（2007）、萧放（2009）林继富（2009）、马明奎（2010）、王深发（2011）、黄涛（2011）、谢荔（2012）、张祖群（2013）、周星（2014）、向柏松（2015）、张勃（2019）等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端午节习俗的公共文化、文化交融、社会伦理、生命护佑、药物保健、非物质文化认同、文化复兴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端午节习俗的发展与演变角度对端午节在中日韩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

以上所梳理的端午节研究成果成为进一步认知与研究端午节的重要前提，综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端午节的研究基本围绕端午节的民俗之“俗”，即民俗事象的起源、重要习俗的文化意义、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核心习俗传承价值等进行考察或阐释，对端午节的民俗之“民”的探讨较少，更缺乏相对独立性的研究。本文旨在通过对端午节名称与缘起成因的辨析，考察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多样性特征，在端午节的民俗流变中考察其核心符号的趋同，进而在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趋同过程中研究其“民”之群体意识的扩延，最后在其“俗”之核心符号趋同与“民”之群体意识扩延的基础上，探索端午节的现代传承与发展。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相比，名称与缘起成因之多都超过其他三大传统节日，显示了端午节自身区别于其他三大传统节日的独有特征。从节日的基本内涵来看，春节主要寓示着普天同庆，中秋节的涵义是万家团圆，清明节突出了慎终追远。端午节的基本习俗内涵则无法通过一个层面来概括。北方农村普遍存在戴香包、驱蚊虫的卫生习俗，南方较为盛行的是赛龙舟习俗。北方农村端午节吃粽子也并非为了专门纪念屈原，华北不少农村在端午节主要食用麦作结构特有的糖糕和油条。端午节习俗内涵具有独特的多重性复合特征，钟敬文先生在论及端午节时，曾经指出：“民间节日，作为一种文化事物，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它的复合性。例如端午节，它既有划龙舟、吃粽子等活动，又有饮雄黄酒、插艾蒿、挂蒲剑、贴钟馗图、小孩戴香囊和穿老虎兜肚，以及出嫁了的女儿回娘家、邻居互送节物等活动。”钟敬文先生认为复合性是民间节日的特点，复合性反映了民间节日民俗内涵的多样性，端午节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钟敬文举了端午节的例子，而端午节的名称与起源成因之多也足以自我表征。

端午节的名称之多已经为学者所公认。端午节别称有二十多个，在中国传统节日中较为突出。有端五节、端阳节、重五节、重午节、天中节、夏节、五月节、菖节、蒲节、龙舟节、浴兰节、屈原日、午日节、女儿节、地腊节、诗人节、龙日、午日、灯节、五蛋节，等等。端午节多样化的别称表征的是其民俗内涵的多样性。例如，称之为“天中节”的端午节，人们认为太阳在这一日入中天，阳气至极，称之为“天中节”。这一名称反映了人们对“端午”作为特殊时间概念的一种理解。而称之为“女儿节”的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一至初五被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的日子，所以端午节也被称为女儿节。端午节的这一别称反映的是爱女及女儿省亲的含义，从这层含义称端午节是中国的妇女节亦不为过。称之为“蒲节”的端午节，人们为了驱邪避毒，往往在自家门上悬挂艾叶、菖蒲等，至今，门上挂艾、插艾，仍然是一些地方的端午节习俗内容。这一别称蕴含的是人们驱邪避疫的卫生观念。

端午节别称的多样性反映了其习俗内涵的多样性，同时也表现了其起源的多样性。端午节缘起的考述，从江绍源、闻一多等开始至今一直都有探讨。比如“公共卫生说”，民俗学前辈大师江绍源先生于1926年《端午竞渡本意考》里提出。他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认为五月划船保留着一种原始的用船送走、烧掉污秽灾祸的巫术形式。所以龙舟竞渡是一种用巫术处理端午节疫毒邪恶泛起的公共卫生做法。“祭祀龙图腾说”是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里的考证。他认为端午节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端午节主要是祭祀龙图腾的节日。“纪念屈原说”最为人们所熟知，屈原不卑不屈的高尚形象一直在历代知识分子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在知识分子中间流传甚广。

端午节多样化的名称与起源所表征的多样性习俗内涵并没有随着端午节的民俗流变而全部传承下来。时至今日，端午节多样性习俗内涵在其流变过程中已经分化，有些为民众所熟知，成为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有些则渐被民众所遗忘乃至淹没在流变之中。城市的民众及南方特别是荆楚地区的民众提到端午节首先想到的是屈原、龙舟竞渡、吃粽子。饮雄黄酒、挂艾草、戴香包等端午节的基本习俗则随着城镇化的进程逐渐退化为边缘习俗内容。雄黄酒、艾草、香包在广大的城镇社区很难买到，城镇社区家家户户的门上很难见到一束一束的艾草，城镇的孩子对香包也没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更不喜欢脖子里戴着一个在他们看来与流行时尚格格不入的“玩意儿”。岳永逸指出：“当中国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技术世界时，尤其是在21世纪以来申报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浪潮中，端午节出现了更倚重于以屈原为依托的粽子、龙舟等关键符号，而日渐呈现标准化、趋同化、简约化的倾向。”端午节在城镇化的信息与技术世界里，其多样化的习俗内容逐渐向标准化方向发展。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趋同化为屈原、龙舟、粽子及其纪念屈原、龙舟竞渡与吃粽子的主流内容。

（一）屈原作为端午节“俗”之代表性人物的趋同

与端午节相关的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不仅仅只有屈原，还有钱塘江畔的伍子胥、以龙舟练习水师的越王勾践、东汉投江救父的孝女曹娥、割股啖君的介子推，还有东汉时岭南两广一带的苍梧太守陈临以及湖南溆浦传说中的伏波将军马援。除历史人物之外，与端午节相关的人物还有民间传说中的大理白族坚贞不屈的白洁夫人、反对朱棣篡位的谏臣刘景、捉鬼的钟馗、白蛇传说中的白素贞，等等。

屈原之所以成为代表性人物而成为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与之开创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以及不卑不屈的爱国主义人格魅力给知识分子以巨大的精神激励密不可分。尤其在近代以来的媒介传播之中，端午节纪念屈原成为城市民众普遍的基本认知，成为端午节“俗”之最为核心的趋同化符号。而与之相关的其他历史人物也各有归宿，勾践闻名于“卧薪尝胆”，介子推附会于寒食节，白素贞流传于与许仙的爱情传说，只有屈原稳稳立足于端午节。时至今日，勾践、介子推、曹娥、白素贞等与端午节相关的人物，若非文献记载或传说流传以及学者的专门考证，一般民众难以知道他们还曾经与端午节存在着某种联系。

（二）龙舟竞渡作为端午节“俗”之代表性活动的趋同

龙舟竞渡的起源历经了自民国始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早在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中即论说龙舟竞渡起源于吴越人的祭龙图腾仪式，而江绍源和黄石两位先生则认为竞渡是南方水乡的禳灾送瘟习俗。《荆楚岁时记》在“端午”条下写道：“是日竞渡。”注中有“按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所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这里记载端午节竞渡是以舟楫拯救屈原的行为而转化成的习俗。吴越地区流传的是竞渡起源于越王勾践。北宋高承在《事物纪原》里记载“竞渡”条目曰：“楚传云起于越王勾践。”因此，竞渡在南方水乡早已相沿成俗，并且与历史人物已经发生联系，特别是将竞渡附会于拯救屈原，更使得竞渡成为祭祀屈原的趋同化仪式活动。

龙舟之名与形均出现于北方，《穆天子传》中的“天子乘鸟舟龙浮于大沼”，固然难以为龙舟之信，但汉代《淮南子·本经训》中已有“龙舟鹢首，浮吹以娱”等较为明确的记载。隋朝随着大运河的贯通，隋炀帝时常“御龙舟”于水上而巡幸江南。而龙舟与竞渡联系在一起，至唐代出现。黄石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古时但云竞渡，无‘龙舟’之名……龙舟之名，中唐才正式出现……这是竞渡史一大转变。”竞渡起源于南方水乡的禳灾送瘟仪式，龙舟则源于北方非竞渡而用的舟船之形。“所以，总的情形是南方最初有竞渡习俗，是民间送灾驱瘟的仪式，但是并无龙舟样式，更不是祭龙的习俗。而北方最初只有龙舟，但并没有竞渡，唐代才出现合二为一的龙舟竞渡。”竞渡从作为禳灾送瘟的祭祀仪式发展为纪念屈原的祭祀仪式，到唐代中期又与北方龙舟合二为一为纪念屈原的龙舟竞渡。龙舟竞渡在南方水乡传播开来，“到了现当代，龙舟竞渡更是由一地扩展到全国，由国内延伸到国际，而弘扬屈子精神的宗旨始终未变。”龙舟竞渡在端午节“俗”之流变中逐渐趋同化为其“俗”之代表性的活动内容。

（三）吃粽子作为端午节“俗”之代表性饮食习惯的趋同

粽子是端午节的标志性食品，对粽子起源耳熟能详的说法是祭祀屈原。《事物纪原》载：“续齐谐记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尝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采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以粽子投汨罗江祭祀三闾大夫的传说流传甚广，以至于粽子的真正起源不为后世一般民众所知。

与龙舟竞渡相类，粽子并非源于祭祀屈原。《太平御览》引西晋周处《风土记》载：“仲夏端午，端，初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以栗枣灰汁煮，令熟，节日啖。煮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豉秋蓼。名曰俎龟黏米，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包裹未（分）之象也。”这种以菰叶裹黏米而煮熟的食物就是最初被称为“角黍”的粽子。北方农村习惯于在端午节吃粽子，“俗”之流变中并无祭祀屈原传闻。随着大众媒介对一般民众的话语垄断，加之现代商业活动的推波助澜，粽子逐渐成为南北方祭祀屈原的端午节“俗”之代表性节日食品，吃粽子也渐趋为端午节饮食之“俗”的核心符号。

基于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巨大吸附力，吃粽子、龙舟竞渡的习俗与纪念屈原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端午节“俗”之流变中，二者与屈原构成三位一体的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的趋同显示了端午节习俗自身的流变特征，从复杂多样到简洁集中，从多元共生到标志性统领。流变中的端午节习俗也对创造、享用并传承端午节“民”之群体意识产生影响，创造、享用并传承端午节“民”之群体意识在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的形成过程中得以不断扩延。

“文化延续的关键在于族群的延续，要保障族群生命的恒久，就必须有强固的族群意识。”群体意识一般受到边界的影响，但边界分明的两个群体却基于民俗认同而在文化上产生共同体意识。民俗事象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会生成民俗核心符号认同，民俗核心符号认同生成的过程也是民众群体意识的形成并扩延过程，换言之，群体意识是以民俗核心符号认同来建构其群体认同。端午节纪念屈原、龙舟竞渡、吃粽子等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趋同化的实践过程，也是端午节“民”之地域群体意识向国民群体意识、国家共同体意识逐渐扩延的过程。

（一）端午节“民”之地域群体意识到国民群体意识的扩延

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的趋同过程中，纪念屈原、龙舟竞渡与吃粽子一起成为核心符号前后，存在着基于端午节的地方核心习俗认同所维系的群体意识，比如纪念屈原和吃粽子的地方核心习俗所维系的荆楚地域群体，纪念伍子胥和越王勾践以及龙舟竞渡所维系的吴越地域群体，纪念介子推而食冷和吃粽子所维系的黄河中下游地域群体。不同地域群体的维系依靠的是地域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的认同，不同地域的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认同扩延并维系了基于各自地域的核心符号认同所形成的端午节“民”之群体意识。这样一种基于地域的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认同所形成的群体意识与基于地域所形成的群体意识有着文化的自洽性，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促进地域群体意识向国民群体意识的扩延。

随着屈原的形象越来越突出以及吃粽子与龙舟竞渡在纪念屈原行为上的叠加，不同地域间的端午节“俗”之核心认同符号之间碰撞融合，逐渐形成地域共享的新的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新的核心符号认同又扩延出新的端午节“民”之群体意识。比如竞渡、龙舟先后依附于纪念屈原的传说趋同化为端午节“俗”之核心认同符号龙舟竞渡之后，随着这样一种新的核心符号的趋同，荆楚地域群体与吴越地域群体逐渐成为端午节龙舟竞渡的南方地域群体。端午节“民”之南方地域群体的龙舟竞渡给予国人，尤其是北方人的整体印象便是纪念屈原，而基于纪念屈原的龙舟竞渡也成为维系整个南方地域群体民众的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吃粽子的习俗依附于纪念屈原的传说之后，也叠加了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基于纪念屈原的吃粽子核心符号又扩延至北方民众。随着现代商业活动的繁荣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对于民众话语权的垄断，吃粽子与纪念屈原一起成为维系整个国民群体意识的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以纪念屈原为主的龙舟竞渡、吃粽子等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在趋同化的实践过程中，端午节“民”之地域群体意识也向着国民群体意识悄然转变。

（二）端午节“民”之国民群体意识到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扩延

民俗流变有自身规律，“民”对“俗”有一个筛选的过程，即使是大众媒介垄断民众话语，现代商业活动让消费无意识化，民众还是有自己的感情寄托。民众的感情寄托是民俗内在的情感传统，从民俗之“民”的角度看，它是民众生活实感的内聚，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之中基于自身的生命感受与精神追求所约定俗成的情感传统，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和社会的影响力。孙正国认为：“民俗传统所凝练的‘经典民俗模式’、强劲的凝聚民心的‘民俗情结’、综合各种民俗形态的多重展示以及民俗行为主体的广泛与自发性，使其具有了其他文化传统无法比拟的内在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端午节之“俗”在流变的过程中，综合各个地域的端午节“俗”以及传承主体“民”的倾向性，使得屈原成为端午节的代表性历史人物，与民众的浪漫主义及国家意识层面提倡的爱国主义统一起来，龙舟竞渡与吃粽子的习俗依附于屈原，表达了历代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屈原伟大人格较为一致的情感内聚和民俗认同，逐渐趋同化为端午节的“经典民俗模式”，并渗透了民众的“民俗情结”。

韩国江陵端午祭成功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无形遗产保护项目，曾经引起我国民众的群体性惊诧，其实这也是基于纪念屈原形成的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趋同扩延的端午节“民”之国民群体意识使然。顺应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趋同以及趋同所扩延的端午节“民”之国民群体意识，我们国家迅速展开端午节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启动中国端午节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趋同使其“民”之国民群体意识扩延至国家共同体意识层面，成为维系国家形象与共同体意识的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在这种能够表征国家形象与共同体意识的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驱动下，我们国家于2006年公布了包含端午节在内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端午节也在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从荆楚、吴越到广大的端午节“民”之南方地域群体意识，再扩延到端午节“民”之北方地域群体意识，乃至于在外界的刺激与内在的情感集聚下，上升至端午节“民”之国家共同体意识，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趋同扩延了端午节“民”之群体意识。

（三）端午节“民”之群体意识扩延中端午节“俗”的核心与边缘分野

基于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趋同而形成的端午节“民”之群体意识扩延，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是分层次的，具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换言之，一种民俗符号的核心内核并非单一形态，可能是一种复合型的存在形态。根据端午节的习俗功能，宋颖将端午节的习俗划分为“核心要素”和“变动要素”，并认为“核心要素”保持着端午节基本的文化意义和节日内涵，而“变动因素”则构成小范围群体内部共享的文化符号，维持着一方社区的稳定。据考察，分布在各个地域的端午节的“核心要素”也处于趋同化的变动中，现在所呈现的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正是在各个地域的端午节“核心要素”趋同化实践中形成，因此，各个地域的端午节“核心因素”也是“变动因素”，而“变动因素”更因为趋同化实践而消融于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因此，端午节“俗”的核心与边缘分野是各个地域的端午节“俗”在核心符号趋同化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态势。龙舟竞渡与吃粽子还没有完全附会于纪念屈原时，以舟船竞渡纪念伍子胥与越王勾践乃是吴越地区的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纪念曹娥也是浙江东部地区的核心符号，这些体现出端午节之“俗”不同内涵的区域核心符号与荆楚地区纪念屈原的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是一种多元并存的态势，至今起源于伍子胥的舟船竞渡在江苏依然兴盛，也说明这样一种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在普遍认同纪念屈原而龙舟竞渡下“名亡实存”的现实。

同时在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的流动与变化中，纪念屈原的核心符号逐渐脱颖而出，从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形成以纪念屈原为核心符号的端午节趋同化实践。在更广泛的范围之内，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也便具有了主流与非主流之分，或曰核心与边缘之别。中国端午节在2009年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时，由秭归县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黄石市的“西塞神舟会”及湖南汨罗市的“汨罗江畔端午习俗”、苏州市的“苏州端午习俗”四部分内容组成，湖北省代表中国向联合国递交申报表。这样一种政府行为彰显了以纪念屈原为核心符号的端午节“俗”符号的主流地位，苏州端午习俗作为中国端午节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遗产代表的重要构成，说明了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的多层次性及非主流性。北方地区端午节之“俗”在中国端午节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缺位，也说明了端午节核心符号在国家意识层面趋向于纪念屈原，相关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习俗，基于屈原的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也促进了端午节“民”之国家层面共同体意识的扩延。

通过上述对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的辨析及其“俗”之核心符号趋同下“民”之群体意识扩延的分析，可以看到端午节自身存在着一种彰显其生命力的内在机制。这种内在机制以民众的情感为内在机理，以地域人物与活动为外在条件形成了端午节的文化自愈机制。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自愈机制及其较强的适应性，推动了端午节的历史传承与发展。如今端午节已经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在端午节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时，也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秭归、黄石、汨罗和苏州四个核心区域之外地方仍然存在并传承的其他端午节习俗。因此，在乡村振兴和城乡共同富裕的愿景下，无论是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的四个主体区域，还是四个主体区域以外的地域，都面临着端午节习俗当下传承与创意发展问题。基于端午节内在的文化自愈机制与现在所面临的时空环境变化，本文认为，端午节的当下传承与创意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度挖掘。

第一，以人们对美好文化生活的向往为取向，加强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与主流内容的保护，尝试进行创新型文创产品和服务研发。目前端午节已经形成了“俗”之核心符号，即屈原、龙舟和粽子，以及伴随核心符号的主流内容，即纪念屈原、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的端午节节日行为。随着全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振兴和城乡共同富裕的愿景之下，人们对美好文化生活的向往应该成为端午节创新性发展与创意性开发的主要取向。屈原作为历代文人士子所敬仰的人物、龙舟竞渡所具有的集体参与属性、粽子以全球最主要食物担当的稻米为原料，这些都赋予了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和主要内容的“天赋异禀”，为其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基础。河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端午节晚会《端午奇妙游》，运用网剧+网综的形式，从唐朝的社会视角出发，贴合现代社会青年思想现状，以唐朝小妹妹进宫献艺过程中发生的奇妙经历为主线，融入纪念屈原、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和主流内容，以新国潮的形式传播了端午节的习俗文化内涵，剧中洛神水赋《祈》更是美轮美奂，满足了人们对美好文化生活的向往，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节日的现代魅力。

第二，以塑造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目标，尊重端午节“俗”之边缘符号与非主流内容，增强其在地方社会发展现实中的文化动力效应。在纪念屈原、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现代一般民众耳熟能详的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与主流节日活动之外，端午节在不少区域还存在着诸多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比如辟邪防瘟、挂菖蒲、插艾蒿、戴香包、涂抹雄黄酒等，这些活动随着城镇化、公共卫生工作的提升，虽然有衰退乃至消失的趋势，但与地方文化紧密联系，所以应该给予关注并借以塑造地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塑造过程中，有些内容经过适度地挖掘可以成为代表区域文化特色的标志，从而形成一种别样的现代传承与创意发展方式。戴香包在北方大部分农村地区是普遍存在的端午节习俗，庆阳对这项习俗进行了深入挖掘，从而形成了传承香包技艺，开发香包产品，树立香包形象，发扬香包文化效应的态势。在庆阳这个西北边陲，香包文化从端午节习俗内容里独立出来并被品牌化设计，进而成为区域文明实践的一种文化样式。在人们熟知的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与主流内容之外，我们应将其“俗”之边缘符号与非主流内容发展成区域标志性文化，进而统领与之相连的其他习俗符号，从而“反映一个地方的特殊历史进程，体现这个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和气质”。这样在一定时空环境下，边缘也会变成核心，非主流也会变成主流。

第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点，将端午节传统习俗资源转化为地方或国家的对外开放优势资源，持续发挥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或边缘符号的认同及其“民”之群体意识的维系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个新时代命题。实际上，传统文化资源虽然存在滞后性或固化性，但也蕴藏着延展性与开放性。端午节作为一项传统民俗节日也可以将其传统习俗资源转化为地方或国家的对外开放优势资源。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从荆楚地区到与竞渡和粽子的粘连，都是端午节传统习俗资源开放性的一种表现。这种开放性是以纪念屈原为主导的开放，是区域群体意识向国家意识层面的开放，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更体现了中国文化向人类文化开放的意味。南方较为普遍的龙舟竞渡、北方的庆阳香包文化节也是端午节习俗资源转化为对外开放优势资源的一种表现。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下，将端午节习俗资源转化为对外开放优势资源，发挥其“俗”之核心符号和“民”之群体意识的认同与维系功能迎来了历史性机遇。2009年的中国端午节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已经将国内四个地方的端午节习俗进行了盘点与整合，接下来或许就是将全国各个区域的端午节习俗进行盘点、整理，从而形成国家层面对外开放的优势资源，在东亚乃至东南亚地区，实现与这些国家的相关习俗的联络与对接，这正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体现，也是民心相通的文化桥梁与纽带建设。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和中秋节等其他三大传统节日相比具有鲜明的特色，着眼端午节“俗”之核心符号，梳理其流变的内在机制，考察其对端午节“民”之群体意识所具有的扩延与维系功能，从而思考在当前时空背景下端午节的保护、传承与创意发展。端午节不仅拥有内在的文化自愈机制，还具有外在的扩延、维系与开放性，因此，无论是人们对美好文化生活的向往，还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设，抑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端午节的保护、传承与创意发展，尤其是充分利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将其传统习俗资源转化为对外开放优势资源，从而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