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之驴：一个文学形象的生成与物种迁徙、文化交流

范晶晶

原文刊载于《民族艺术》2022年第2期

《黔之驴》是唐代文学中的名篇，其中所讲述的寓言故事也因“黔驴技穷”的成语而变得家喻户晓。季羡林先生在考察了印度民间文学以及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中的同类型故事之后，指出驴披虎（狮）皮故事的传播范围遍及世界各地，柳宗元的寓言故事并非独创。之后，陈允吉先生进一步论证：《佛说群牛譬经》《百喻经·构驴乳喻》等佛典可能是柳宗元更直接的借鉴来源。其后，李小荣先生又在敦煌道教讲经文稿本中发现了类似的驴披虎皮、被虎吃掉的故事。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重回季先生讨论的脉络，即在欧亚非交流的大背景下，考察“黔之驴”这一文学形象的生成与物种迁徙、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

18、19世纪，随着欧洲殖民者对印度语言文化的广泛了解与深入研究，他们发现了古印度与欧洲在语言、神话、人种等方面存在亲缘关系。由于这一文化上的“他者”的出现，欧洲知识界对自身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扩充与改观。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新学科的兴起，如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比较神话学等。在民间故事的研究领域，本菲（Theodor Benfey，德国，1809—1881）基于对《五卷书》的翻译、对其中故事的比对，提出了大多数欧洲民间故事都来自印度的理论。然而，有关驴的一组故事（见表1），到底是源自希腊还是印度，却产生了争议。

韦伯（Albrecht Friedrich Weber，德国，1825—1901）对这组故事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献做了梳理，指出“蠢驴”这一原型不见于印度传统典籍，应该是希腊观念的产物，因此故事的发源地更有可能是希腊。本菲综合考察了这类故事产生的时间，也认可希腊起源的可能性更大。然而，依然有一些学者持印度起源说。为了解决这一分歧，除了从故事的内在逻辑与产生时间来考虑，另一项可资参考的因素是驴这一物种的驯化与迁徙路径，由此来辅助判断故事的源流发展。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精确地追溯驴子驯化与迁徙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通过基因检测，结合考古发现，目前学者们比较公认的是：驴最早驯化于非洲东北部，大约在公元前四五千年。考古工作者在黎凡特南部（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一带）也发现了家驴的踪迹，时间上与非洲家驴接近甚至稍早，这样就佐证了驴子驯化的多起源地的假设。尽管野驴的足迹曾遍布非洲、欧洲与亚洲，但欧洲野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400年间业已灭绝。科学家们通过对DNA进行检测比较，认为现存的欧洲家驴实际上起源于非洲野驴。亚洲家驴与亚洲野驴之间不存在亲缘关系，也与非洲野驴的关系更密切。亚洲野驴似乎从未被驯化过。也就是说，目前遍布世界各地的驴子，其祖先几乎都可以追溯到非洲东北部、近东一带。

在广义上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近东地区，家驴在农业与商业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墓葬与壁画中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野驴主要生活在干旱的沙漠地区，习惯了缺少水源、植被的环境，能够忍受长时间的饥饿与干渴：可以长达三天不喝水，在缺水30%的情况下继续工作——饮水需求仅高于骆驼，进食量只有马的四分之一，耐粗饲。尽管驴经常超负荷载重，但它很少生病，不太需要主人的照顾，生存能力极强，寿命有马的两倍之长。这就使得被驯化后的驴主要用作沙漠驮兽：穿行于尼罗河谷，往来于埃及、近东之间。在骆驼被驯化之前，驴也可称得上是“沙漠之舟”。由于家驴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驴被视为财富与繁荣的象征。一些墓葬中出土了殉葬驴或驴俑，墓葬主人可能是贵族或商人，这些驴或驴俑保障了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有出行工具。然而，或许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驴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承担卑微的累活儿，使得它们的形象难以往高大上发展；另外，驴的故乡在沙漠，对居住在尼罗河谷的埃及人来说，那是一个充满未知和危险的地方。这些因素都使得驴的形象带有双重性，也有可能是家驴代表驴身上积极的一面，而野驴代表了消极的一面。发展到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700年），驴与沙漠、异乡之神塞特相联：塞特有时候会表现为驴首人身。到了第三中间期与末期（约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400年），埃及屡遭异邦入侵，作为异乡之神的塞特逐渐被妖魔化，驴也跟着被丑化。王宪昭先生指出：“神话源于客观真实的历史。”因此从驴相关的神话中也可窥见当时埃及的社会现实。此外，随着公元前2千纪中期马被引入埃及，参与狩猎、战争与仪式活动的马主要作为地位的象征，与从事农业、运输杂役的驴构成鲜明的对比，驴的形象也变得更加卑下。

驴头塞特

埃及驴

据说希腊的驴是从非洲引进的。从词源学上来看，希腊语的驴是ὄνος，拉丁语asinus，法语âne，德语Esel，英语ass，可能都来自苏美尔语的anse，不是印欧语系原有的词汇，而是借词。因此有学者提出：驴及其名词早在骑马的印欧人到达之前就已经分布在地中海、黎凡特、安纳托利亚（主要位于今土耳其境内）地区了。这里可能需要补充说明：一般认为，马的驯化是在黑海、里海以北的欧亚大草原，而这一地区同时也是原始印欧人的故乡。原始印欧人从这里往东、西迁徙，往东边迁徙的即是后来的伊朗人、印度人，而往西边迁徙的则是希腊人等。甚至有学者在探讨词源时强调：马是印欧主人理想的坐骑，而驴属于安纳托利亚、地中海地区人群。可以想见，这一刻意的文化区分及印欧中心主义色彩，恐怕是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希腊神话中与驴相关的传说，也透露出驴的“东方”身份。来源于亚洲西部的驴神马西亚斯，被阿波罗杀死并剥皮献祭。弥达斯由于更喜爱潘神的芦笙而被阿波罗安上了驴耳朵。弥达斯受到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青睐，狄奥尼索斯骑驴且爱驴。骑驴的西勒诺斯是狄奥尼索斯的朋友。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驴是所有动物中唯一不是遵循和谐原则创造出来的。

《变形记》第11章：弥达斯由喜爱潘神的芦笙而被阿波罗安上了驴耳朵。

狄奥尼索斯骑驴

《伊索寓言》中有十几个关于驴的故事，在内容的丰富性上远胜于印度，驴的形象也更加丰满多元。其中，一个情节类似的故事是“驴和狮子皮”：驴披上狮子皮吓唬众兽，狐狸因听过它的叫声而知道它是驴。其余有关驴的故事约摸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驴和马、驴和骡、野驴和家驴的对比，体现在两篇《驴和骡子》的故事，以及《野驴》《驴和马》《骡子》《马和驴》《农夫和毛驴》《野驴和家驴》等故事中。在《驴和马》中，“马得到主人细心喂养，饲料丰富”，而驴“连麦麸都不够吃，还要忍受种种辛苦”，后来战争爆发，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受伤倒下”，驴才心理平衡。在《农夫和毛驴》中，农夫被毛驴拉到悬崖边上，感慨道：“宙斯啊，我在什么事情上冒犯过你吗？你要叫我摔死，而且不是死在光荣的马儿或高贵的骡子手里，而是死在小小的毛驴手下！”

第二，突出驴的奴役身份与负重挨打，体现在《化缘僧》《驴和种园人》中。《化缘僧》故事的结尾得出的道理是：“有些奴仆即使摆脱奴役，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奴隶出身。”在《驴和种园人》中，驴“食料少，活儿重”，先后隶属于种园人、陶工与鞣皮匠，最后得出的道理是：“奴仆在经历过别的主人以后，特别怀念从前的主人。”

第三，突出驴的无知与自大，体现在《驴、公鸡和狮子》《狗和主人》《狮子、驴和狐狸》《狮子和驴》《驮盐的驴》《驮神像的驴》《驴和蝉》《驴和赶驴人》等故事中。

第四，突出驴的嘶鸣，体现在《驴、公鸡和狮子》《狮子和驴》《驴和蝉》《驴和青蛙》等几篇故事中。

第五，突出驴的踢踹，体现在《驴和狼》《野驴和狼》《驴和狼》三篇故事中，这三篇故事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故事末尾得出的道理有所差异。

希腊陶瓶上的驴

大体而言，第四、第五类故事强调的是驴的生理特征：驴的嘶鸣声音洪亮、极富标识性；驴踢腿的动作也很特殊，同时以两条后腿踢。在《狮子与驴》中，驴对着野羊又叫又跳地恐吓它们，很有动感。而第一、第二、第三类故事则体现了驴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用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驴与马相对，分别代表着低贱与高贵、迟钝与迅捷等意涵。对于希腊人而言，驴既是来自东方的外来物种，又象征着文化上的他者，在日常生活中从事着卑贱的工作，因此适于充当奴隶阶层的代言人，且被赋予无知自大的标签。在罗马小说《金驴记》及其希腊源本中，主人公从一位贵族青年变形为一头受奴役的驴，正是这双重视野赋予了小说强烈的讽刺意味与颠覆性力量。主人公的文化身份也极为复杂：祖籍可追溯至阿提卡、柯林斯、斯巴达等著名的希腊城市，在童年时期便会说雅典语，又在罗马学习拉丁文化，最后因敬奉埃及女神爱希丝而重返人身。或许从中也反映了驴的文化身份的多元性。

《金驴记》镶嵌画

尽管在希腊的民间故事中，驴是负重驮兽，不像马一样参与战斗。但根据希罗多德《历史》的记载，在波斯大流士（Darius I，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三任国王，于公元前522年至公元前486年在位）与斯基泰人的战争中，驴起到了很大作用。由于斯基泰人境内寒冷，不产驴，他们及其坐骑马都不认识驴。在战场上，斯基泰骑兵所乘的马匹一听到波斯驴叫，吓得掉头就跑，或者竖起耳朵呆立。大流士在撤退时，将驴留在营地，以布疑阵。由此可以推测，在公元前5、6世纪，波斯境内已经有大量的驴，才能将驴投入战斗。而对生活于欧亚大草原上的斯基泰人来说，驴则是一个新奇物种。在波斯波利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二个都城，位于今天伊朗设拉子东北）的职贡浮雕（约公元前5至6世纪）上，印度人携驴朝贡，说明此时印度也已经有了驴这一物种。梵语中驴子被称为khara和gardabha，词源不是很明朗。khara或许与阿维斯陀语ḥaro有关，而gardabha的古印度雅利安语形式garda与达罗毗荼语gāṛdi形似，源自中亚或西亚。

商队与驴，任超摄影，2018年4月，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

在《梨俱吠陀》中，驴可以为神拉车，可以作为布施的礼物。但有些诗篇已经指出驴叫声难听，且速度不如马，后来被马替代。在梵书中，驴与马、山羊一起被献祭，净化圣火坛所在之地。根据《爱多雷耶梵书》的说法：双马童以驴车在竞赛中获胜，但由此驴（因过度消耗）丧失了速度、奶水枯竭，成为所有驮兽中速度最慢者；双马童却并未剥夺其精子的能量，由此驴有两种精子（与母驴产出驴，与母马产出骡）。双马童起先乘驴车，后来坐骑变成马。在印欧传统的大祭祀马祭上，有时驴可以替代马行使功能。由此也能看出驴与马的密切关系。或许一开始驴也可以充当坐骑、参加战斗与赛事，但因其在速度上天然的劣势，在这方面的职能逐渐被马所取代。后来驴主要用作驮兽、运送物品。在印度，由于驴是常见的负重牲畜，甚至被用作绿豆的重量单位。因其经济价值，《摩奴法论》规定：“杀死驴、绵羊或山羊者，则应罚五豆。”

发展到《梨俱吠陀》末期（约公元前1000年），种姓制度萌芽。在《白夜柔吠陀》中，驴子与狗属于罗刹。在《罗摩衍那》故事里，罗刹王罗波那的云车就是由驴所拉，并发出驴的号叫。罗波那的一个兄弟名为伽罗（Khara），意为驴。在印度文化中，罗刹一般与非雅利安人或不遵循雅利安人所确立的吠陀祭祀规范的族群相关，代表着与雅利安人相反的一些特性。如果说雅利安人是生机勃勃的，象征着光明的一面，那么罗刹就代表着死亡。由此，驴也与死亡相关。婆罗多梦见父亲十车王“匆忙地乘着驴拉的车，面对南方奔向前”，预感父亲已经丧生，因为乘驴车就象征着死亡。南方也是代表死亡的方位。在印度教的信仰体系中，驴一般是带来祸患的神祇的坐骑，如灾祸之神泥洹底、凶暴女神吒猛达、瘟疫女神悉达拉。驴在印度所承载的死亡、灾祸等含义，或许与在埃及的情况类似。如上文所述，驴在埃及与沙漠、异乡之神塞特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者”的象征。当面临外来入侵、与他者关系紧张之时，甚至出现了在驴首塞特头上插匕首以遏制其力量的图像表现。

骑驴的瘟疫女神

在印度的法论典籍中，驴往往与贱民阶层相联。《摩奴法论》规定：旃荼罗的财富必须是狗和驴。在故事文学中，驴的主人经常被设定为洗衣匠。在泰米尔地区，洗衣匠被认为比贱民还低贱，是最低贱者。贱民意味着不洁。驴自身不洁，所有相关物（包括尿液、粪便、声音、扬尘）都不洁，不可被接触。因此，婆罗门不可骑驴或乘坐驴车，在驴嘶时不可念诵吠陀。不洁又意味着凶兆。驴嘶与呈现出驴形状的云或颜色像驴般灰黄的云，都预示着灾祸。因此，在印度的一些干旱地区，驴尽管可以作为物美价廉的运输工具，却不大受欢迎。

表1中印度的这组关于驴的故事，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强调其爱欲旺盛。尽管活儿繁重又吃不饱，但依然一听到有母驴就欣然前往险境，或是以为有母驴在旁就高声嘶鸣，或是春情萌发而引吭高歌，最终招致毁灭。这当然与印度文化中刻意规避爱欲的危险的向度有关，但另一方面与驴的生理特征也不无关系。梵语中驴的两个别名cakrīvat （有轮）、ciramehin（长泄）都强调了其生殖器官。虽然《伊索寓言》对此未置一词，但在希腊瓶画、庞贝壁画上都有一些驴的猥亵形象。希腊神话中的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与驴密切相关，驴就是献给他的祭品。

与其希腊同伴相比，印度驴显然更朴实，更蠢萌。它没有像希腊驴那样自高自大，自己披上狮皮吓唬众兽，或是与狮子一起，又跳又叫地驱赶群羊，或是以为敬拜自己所驮神像的众人是敬拜自己。印度驴之所以披上狮皮或虎皮，皆因其主人所为，目的是省掉喂驴的食料。印度驴的社会地位卑下，相应地，个性也是忍辱负重，行为受爱欲本性所驱使，其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匹配。

驴并非中原所产，而是来自西域。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九中指出：“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非人家所常畜也”，“大抵出于塞外，自赵武灵王骑射之后，渐资中国之用”。段玉裁认为“驴”字为秦人所造。这可能是得益于秦与西北诸民族的交往。汉武帝经营西域后，丝绸之路上贸易往来频繁。《盐铁论·力耕》谈及：“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驴成为重要的交通转运驮兽。随着驴在日常运输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意象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汉文帝时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已有“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之语。其后有王褒《九怀·陶壅》：“骥垂两耳兮，中坂蹉跎；蹇驴服驾兮，无用日多。”刘向《九叹·愍命》：“却骐骥以转运兮，腾驴骡以驰逐。”无一例外，都以驴与马做对比。马速快，适合充当坐骑或拉马车，或驰骋于要道，或杀敌于疆场。驴速慢、耐力好，往往在崎岖不平的山地转运盐粮等物。汉灵帝倒行逆施，偏好驴车，《后汉书·五行志》对之颇有微词：“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由此也可见时人对马、驴的阶层分野的认识。对于文人来讲，驴、马的易位，几乎成了怀才不遇、英俊沉下僚的象征性套语。

敦煌61窟，五代，五台山图，河北道山门东南

敦煌45窟，盛唐，《法华经·观音普门品》胡商遇盗图

此外，中国人总是习惯看到事物的两面性。驴速虽不如马，但在日常运输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刘宋袁淑创作“驴山公九锡”的俳谐文，以诙谐的笔触歌颂了驴在转运军粮、嘶鸣报时、拉磨磨面等方面的功劳。臧彦《吊驴文》称赞驴为：“西州之驰驱者，体质强直”，“聪敏宽详，高音远畅。”在《东阳夜怪录》里，化名卢倚马的黑驴自称“前河阴转运巡官”，颇有自怀身世之语：“旦夕羁（饥）旅，虽勤劳夙夜，料入况微，负荷非轻，常惧刑责。”敦煌文书中有《祭驴文》，回顾了驴操劳凄惨的一生。与高大迅捷、达官贵人才能负担得起的马相比，驴显得平凡又普通，往往与潦倒贫士、穷措大为伍。但正是这种卑微，赋予了驴一种源自边缘化位置的反叛性力量。在后汉至西晋，学驴鸣甚至成了任达、知音的名士风度的表现。

到了唐朝，统治者锐意开边，马匹多被用于边疆战备。低阶朝士与一般百姓只能骑驴，马与驴的对照就更为鲜明了。科举高第者可以跨马游街，落第者则无这般待遇。故而贾岛发出感慨：“少年跃马同心使，免得诗中道跨驴。”但科举取士，得意者少，失意者众。对后者来说，骑驴的意象既有自嘲的意味，也有几分隐逸的风骨，如李洞《过贾浪仙旧地》诗云：“年年谁不登高第，未胜骑驴入画屏。”这一自嘲与戏谑，更加强化了从东汉以来贫寒布衣文士骑驴的传统。骑驴行为成了失意文人自觉的身份标识，也寄托了他们的孤高自诩。而古人向来有诗穷后工的看法，诗思往往要向“灞桥风雪中驴子上”寻求。驴更是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骑驴意象所暗含的隐逸传统或许还与道教相关。传说中的仙人蓟子训骑驴。陈子昂在《洪崖子鸾鸟诗序》中刻画的仙人洪崖子的形象也是“乘白驴，衣羽褐”，乃模仿“蓟子训之陈迹”。张雪松先生指出：蓟子训骑驴入京师的传说，可能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故事进入中国后的变形。他将古代中国人接触基督教信仰传说的时间上溯到东汉末年、三国孙吴时代，此期口传福音作为神话传说，通过海上商路进入东南沿海地区。对白驴的崇尚不知是否与《圣经》传统相关？在《士师记》《撒母耳记》中，上等人骑驴，尤其是白驴。后来在伊斯兰教系统中，先知也喜好骑驴。活跃在新疆民间故事中的智者阿凡提，坐骑是一头毛驴。而唐代最广为人知的骑驴仙人或许首推张果老。

佛教文献中驴的形象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取材自印度民间故事，蠢萌无知，如本生故事中被蒙上狮皮的驴，《佛说群牛譬经》中混入牛群被杀的驴。二是商队驮运货物的驴，勤苦耐劳。佛经中有不少商人的故事，往往以驴作为驮兽。如《天譬喻经》就多次提到驴，形象较为正面，一反印度教对驴的贬抑态度。这或许也与佛教反对种姓制度的立场有关。在《亿耳譬喻》中，父亲考虑亿耳应乘何车出外行商：“若乘象车，大象娇柔难养。马也娇柔难养。而驴则娇柔记性好。就让他乘驴车去吧。”三是业报轮回教义背景下的驴，承受前生恶业的报应。题安世高译《佛说骂意经》中罗列了动物的前世业报：“好捶人，后世作驴。所以长耳者，好挽人耳。畜生好搏人耳。或故世征卒。何以故？一卒传，余卒皆作声。一驴鸣，余驴亦鸣。”这里解释了驴的两项生理特征（耳长、嘶鸣）的由来。还有说是因前生负债未偿，故而此世为驴，辛勤还债。《太平广记》中收录数则转世为驴偿债的故事。上文所引《祭驴文》也有“教汝托生之处······莫生和尚家，道汝罪弥天”之语。

概括而言，驴在唐人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贫寒文人骑驴追寻作诗灵感，仙人隐士骑驴探访幽境。佛教则给民间辛勤劳作的驴设计了今生来世、业报轮回的维度。柳宗元在《黔之驴》中所塑造的黔驴形象，似乎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传统，而是独具特色，既有佛教故事的影子，也有寓言体裁带来的鲜明风格。开篇“黔无驴”，简短铿锵的三个字，已经透露出驴这一物种的外来起源。关于黔驴故事的取材，除了前辈学者业已比对出的佛经、敦煌文书，孙机先生指出：唐代多用驴作转运，遍及全国，贵州的驴也不会少。由此推测柳宗元笔下的故事应当有更早的来源。他追溯到了山东邹县出土的一块东汉晚期画像石，认为其上所绘一驴一虎即黔驴故事的祖本。虽然其间的流传演变过程尚不清楚，但亦可聊备一说。此外，《朝野佥载》中记载杨炯称朝官为“麒麟楦”，并有一番解释：“今乐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马。无德而衣朱紫者，与驴覆麟皮何别矣？”尽管一般的看法认为《黔之驴》寄寓了柳宗元对当权者无德无能、虚张声势的讽刺，但陈洪先生指出：《黔之驴》并无对驴的讽刺之意，而是同情其遭遇，表达“不出其技”、全福远祸的思想。这种解释可能更符合寓言的语境，以及唐代社会上对驴的一般心理状态。换言之，柳宗元笔下的黔驴形象，融合了佛教故事传统与当时文人对驴的普遍认同心态——“至则无可用”“出技以怒强······卒迨于祸”，说是文人的自况、自戒亦无不可。

文人骑驴

通过考察希腊寓言、印度民间故事和唐代文学中驴的形象，可以发现虚构的文学形象与现实的大自然中物种特点之间的深刻联系。（表2）

动物在人类的生活经验中有好几重面向。首先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上述表格正反映了动物的生理性特征在故事作品中的体现。在各种民间故事中，驴的叫声、大耳朵、倔脾气、踢踏的方式，都被观察得细致入微。但在文人化的诗作里，这些外在特征几乎都被抹平了，突出的是其象征含义，也就是动物在人类经验中的第二重面向，即符号与语言系统中的一个符码，具有隐喻义。在考察驴的形象时，其所处的结构与语义场非常关键。驴经常与马成对出现，形成对比：相比于马的“高贵”，驴更接地气，更平民化、边缘化。在印度的民间故事中，驴虽然低贱卑微，却是一个相当有亲和力的形象。它含辛茹苦干累活儿、经常受饥挨打，却依然向往吃饱、享受爱欲的生活，生命力顽强。这何尝不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写照？而马在《五卷书》《益世嘉言》《故事海》等故事集中，几乎是缺位的。在佛教的本生故事里，与命运堪怜的驴相比，马则是光辉的救度者的形象。佛在前世曾投胎为马，解救遭遇海难的商人。佛教还有马头明王的形象与信仰。

由于驴的文学形象的丰富性，还可以借此管窥民间传统、文人传统与宗教传统的相互关系。在印度，驴是民间故事中常见的动物，却极少出现在梵语古典诗歌、戏剧等文类之中。而中国的情况似乎不大一样，楚辞汉赋、唐宋诗词乃至文人画中驴的形象颇不少见。驴在《圣经》里的形象总体而言是正面的，因而在中世纪基督教的节日上多有驴的身影，但带来的往往是戏谑的效果，而不是令大众联想到驴所代表的优良品质。这大约是驴的近东传统与希腊罗马传统之间的撕扯。对于中世纪的学者来说，驴以微薄的食物维生、勤苦劳作、头脑单纯，与他们的书斋生活形成了一种有趣的映照。阿格里帕（Enrico Cornelio Agrippa，意大利，1486—1535）、巴莱里亚诺（Pierio Valeriano，意大利，1477—1558）、布鲁诺（Giordano Bruno，意大利，1548—1600）都歌颂驴的任劳任怨与单纯率直，驴简直成了他们本人的写照。粗茶淡饭、安于贫苦，是追求知识的前提；而心思率真、不工于心计，则是得见神显的必要条件。在这一意义上，看似愚笨的驴，反而是大智慧的象征，大智若愚，延续了《圣经》中智慧之驴的形象。

Festum Asinorum, asinaria festa, Fête de l’âne驴节，每年1月14日，11-15世纪

The Donkey Walk of tsar Alexis,Vyacheslav Schwarz,1865

在当代社会，随着机械化的到来，驴作为驮兽的功能削弱，获得了新的任务：其一，看护家畜。驴天然地讨厌犬科动物（如狼），见到它们会大声嘶鸣，甚至追逐、踢咬它们。在德克萨斯、澳大利亚等地，驴被用来看护山羊、绵羊等。其二，辅助治疗。由于驴天性坚忍、可靠，个头矮小，慢条斯理，故而一些有智力、心理障碍（如阿尔茨海默病、心理失调）的患者被鼓励抚摸驴，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甚至尝试豢养驴。而当下在中国流行的“驴友”风潮，是否可被认为是延续了古人骑驴入山、寻访诗思的传统？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