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云南卷（一）》是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成果之一。全书收录了云南省境内14个少数民族的19篇创世史诗作品。创世史诗亦称神话史诗和原始性史诗，它是以幻想形式解释天地开辟、万物创造及人类起源、文化起源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叙事诗。本卷突出了云南创世史诗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作品多结构庞大，气势恢宏，具有“崇高”“神圣”品格。虽是文本作品，但依然能感受到其演唱或讲唱的形式魅力，语言简洁，柔美清新。本卷内容丰富，是当时云南省各族社会生产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尚和历史文化知识的总汇，堪称“百科全书”，充分体现了“口头文学”媒介时代，云南省文学的辉煌成就和艺术特色，具有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

史诗是一种古老的源远流长的韵体叙事文学样式。虽然在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认识和界定史诗的尺度和标准彼此或有不同，但大都认可史诗应具备如下基本特征：篇幅宏长、风格庄严、主题重大，围绕主人公（往往是神或者半神半人）丰功伟业展开故事，形式上通常是长篇韵体叙事。在人类文化史上史诗常常被认为具有特殊的或者标志性的意义。

西方文学批评家们过去在讨论史诗时，往往以古希腊史诗作为范例。随着全球范围内各国、各民族史诗传统的不断发现，学界逐步认可了新的史诗分类框架：民间口传史诗，文人书面史诗，以及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以传统为导向”的或“准书面”的史诗。要用例子说明的话，我国的《格萨（斯）尔》是口传史诗的样本，古罗马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是文人书面史诗典型，芬兰的《卡勒瓦拉》则是“准书面”史诗的代表作。

史诗是一个文学的文类，但具有某些特殊属性，于是有时史诗还被称作“重大文类”或者“超级文类”，强调其巨大的包容性。这是说史诗是一个独立的文类，但又往往包容其他文类，如谚语、赞词、祈祷词、咒语、挽歌、传说、谱牒等。作为超级文类的史诗，经过长期发展和演变，在各不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走上了彼此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叙事传统。这也就导致了下面这个局面的出现：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在界定史诗这一文类时根据各自学术传统和研究对象的特征，各有侧重地提出过一些标准。这些标准概括起来说，大致是“八个尺度”：（1）诗体的或散或韵兼行的；（2）叙事的；（3）英雄的；（4）传奇性的；（5）鸿篇巨制或规模宏大；（6）包容着多重文类属性及文本间有着互文性关联；（7）具有多重功能；（8）在特定文化和传统的限度内传播。

由于荷马史诗在西方文学传统中长期占据崇高地位，西方史诗学术传统过去主要集中在讨论“英雄史诗”上。随着过去的一两个世纪中口传史诗在世界各地的大量发现和记录，以及同步或稍后开展的研究工作，关于史诗的定义和范围的认识也越来越具有包容性，界定史诗的理念也逐渐趋向于在多样性、地方性与概括性、普遍性的对立统一中寻找平衡点。今天，国际上的史诗专家大多承认，一方面，各民族史诗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形成不同的史诗艺术传统；另一方面，它们还是具有可以类比和互证的特质，或者说具有内在的同质性。“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关于史诗的界定，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史诗传统的基本特征：

史诗，是民间叙事体长诗中一种规模比较宏大的古老作品。它用诗的语言，记叙各民族有关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的传说，以及关于民族迁徙、民族战争和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重大事件，所以，它是伴随着民族的历史一起生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民族史诗，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

在全球范围内，巴比伦史诗、希腊史诗、印度史诗、非洲史诗、南亚史诗、芬兰史诗、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等，都被视作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和人类文明的丰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框架下，截至2018年年底，“希拉利亚史诗”“阿肯—吉尔吉斯史诗演唱人的艺术”“拉瑙湖马拉瑙人的达冉根史诗”“奥隆霍—雅库特英雄叙事诗”“格萨（斯）尔史诗传统”“玛纳斯”“亚美尼亚史诗‘萨逊的大卫’即《萨逊的大卫》之演述”“吉尔吉斯史诗三部曲：‘玛纳斯’‘赛麦台’‘赛依铁克’”“呙尔奥格里史诗艺术”“达达阔尔库特/阔尔库特阿塔/达达阔尔库特遗产：史诗文化、民间故事及音乐”等先后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蒙古图兀里—蒙古史诗”和“摩尔人史诗泰伊丁”则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说到中国的史诗传统，就其总体状况我们曾经作过这样的概括：

中国少数民族的口头史诗蕴藏丰富，型类多样，分布广阔，源远流长。举世闻名的“三大史诗”—藏蒙史诗“格萨（斯）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及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内涵丰富，情节曲折，结构恢宏，气势磅礴，皆为几十万诗行的鸿篇巨制，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人类最伟大的英雄史诗之列。除“三大史诗”外，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学界还至少发现并记录了数以千计的史诗或史诗叙事片段，蒙古、土、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赫哲、满等北方民族，以及彝、纳西、哈尼、苗、瑶、壮、傣等南方民族，都有源远流长的史诗传统和篇目繁多的史诗叙事，而且大多至今仍以活形态的口头演述方式在本土社会的文化空间中传承和传播。

中国各民族史诗，从传承和流布的地域、族群和历史民族地理区、经济文化类群角度考虑，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北方民族主要以长篇英雄史诗（heroic epic）见长，南方民族的史诗则多为中、小型的创世史诗（creation epic）和迁徙史诗（origination epic），它们就分别形成为“北方英雄史诗带”和“南方民族史诗群”。因相关族群叙事传统所依托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生态的不同，学者杨义将中国史诗分别形象地称誉为“雪域史诗”“草原史诗”和“山地史诗”，堪与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和印度的“森林史诗”比肩而立，成为世界文学地图上相映成辉的盛景。

在中国东起黑龙江漠北，西至天山两麓，南抵青藏高原的广袤地域，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主要分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三大语族，以及汉藏语系的藏语语族。在这些族群中长期流布着异常丰富的英雄史诗，形成了一条跨东北三江流域、西北草原戈壁和青藏雪域高原，呈“半月形”分布的“中国北方英雄史诗带”。

在中国北方英雄史诗带的西段，广泛分布着众多的史诗传统，这里仅举几例，如柯尔克孜族的“交毛克”（jomok，故事）叙事传统，典范性的叙事有《玛纳斯》《艾尔托西图克》等；维吾尔族的“达斯坦”（dastan，叙事诗）传统中，则《乌古斯可汗传》《先祖阔尔库特书》等闻名遐迩；哈萨克族的“吉尔”（jir，古老的歌）传统中，以《阿勒帕米斯》《阔布兰德》等为代表。其中，柯尔克孜族民众长期传唱的《玛纳斯》名列中国“三大史诗”，近年广受各界关注。千百年来，《玛纳斯》史诗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布在中国新疆西南部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新疆西北部的特克斯草原和塔城等柯尔克孜族聚居的区域，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及阿富汗北部地区也有流传。有学者推断说，该史诗的雏形产生于10世纪前后，到16世纪逐渐趋于定型。史诗歌手在柯尔克孜族民间被尊称为“交毛克奇”（jomokqi，故事演述家）；“玛纳斯奇”（manasqi）则是专指演唱史诗《玛纳斯》的职业化歌手，他们是史诗得以长久传承和广泛传播的中坚力量。从著名的玛纳斯奇居素普·玛玛依的唱本来看，《玛纳斯》以史诗第一部的英雄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同时也是整个史诗演唱传统的总称。史诗的其他各部也都以各自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依次为《玛纳斯》《赛麦台》《赛依铁克》《凯耐尼木》《赛依特》《阿斯勒巴恰别克巴恰》《索木碧莱克》和《奇格台依》。史诗以一代英豪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的英雄业绩为主线，展示了柯尔克孜人民为保卫家园、抗击外来侵略者和追寻生活理想的历程，歌颂了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洋溢着崇高的英雄主义格调。史诗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前赴后继的英雄人物群像。史诗的谱系式叙事结构非常独特：每部史诗描写一位玛纳斯家族的英雄，前一部史诗的主人公与后一部史诗的主人公均为父子关系。因此，每部史诗都有相对完整的叙事结构，可单独演唱；而各部史诗的演唱则通过“续谱”式的人物关系得以顺时序纵向贯连，在情节发展、故事范型、程式化风格等诸多方面彼此衔接并前后呼应，从而构合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史诗叙事序列。因此，史诗《玛纳斯》又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仅指史诗的第一部；广义则指整一性的八部史诗叙事。作为柯尔克孜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史诗广泛涉及古代柯尔克孜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历史、民俗、哲学、美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各方面，不仅是柯尔克孜族人民心目中的“百科全书”，也是研究中国北方民族乃至中亚族群关系史和文化源流史的重要口头文献。

在这个史诗带的中段，蒙古语族人们长期创作和传承了大量口头史诗，形成若干传承核心区，或者叫“传承中心”—巴尔虎、科尔沁－扎鲁特和卫拉特等地区，都有繁盛的史诗演述活动。《江格尔》《格斯尔可汗》《汗哈冉贵》《勇士古诺干》等名篇脍炙人口。从延续了大约两个世纪的田野作业和文本搜集记录史来看，在分布各地的蒙古人中流传下来的英雄叙事多达六百余种，其中同时流布在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新疆卫拉特人中的《江格尔》（Jangar）堪称蒙古史诗演述传统中的一个典范，一个集大成者。与世界上的许多史诗一样，《江格尔》也是以主人公江格尔的名字命名的英雄史诗。它的人物群像，是圣主江格尔可汗和他的六千又十二位勇士；它的核心内容，是江格尔和他的勇士们如何英勇地保卫美丽富饶的宝木巴国，同形形色色凶残的敌人进行惊心动魄的战斗历程。就史诗的演述形态和叙事结构而言，《江格尔》有时被称为“史诗集群”—史诗故事大都围绕着婚姻和征战这两个最基本的蒙古史诗主题来展开，形成许多在内容上相互联系，在情节上彼此独立的“诗章”（bölög）；每一个诗章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又是整个史诗系统的一个有机部分。在这种串行并联的叙事结构中，不少诗章的核心人物并不是江格尔可汗，而是他手下的某个勇士，例如洪古尔、阿拉坦策吉、古恩拜、萨布尔、萨纳拉、明彦等英雄人物。但灵魂人物江格尔往往会出现在每一个诗章中，成为功能性的链接要素。从史诗歌手“江格尔奇”（Jangarchi）的口头演述实践上看，每一个诗章，往往就是一个演述的叙事单元；它通常有数千诗行，演述活动要进行数个小时。为了在各章之间求得某种一致性，歌手们往往将“序歌”和讲述江格尔英雄童年建功立业的单元当作叙事的始端，同时以“序歌”来规范整个故事发展的基本进程，向听众呈现一个宏大的背景。在结构上，各诗章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先后逻辑关系，所以被称作“集群”。

对史诗《江格尔》的最早报告来自西方世界，可上溯至两百多年前。各国学者先后开展的史诗搜集和整理工作也逾百年之久，寸积铢累，到今天已经形成了规模壮观的文本体系。大体说来，约有百种相对独立的“诗章”和至少数百种“异文”和“变体”。即便是将异文、变体排除在外，《江格尔》仅在中国境内记录的就有近70个诗章；各诗章的篇幅，从几百诗句到数千诗句不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演述文本，有俄国卡尔梅克歌手鄂利扬·奥夫拉的10个诗章版的《江格尔》，有中国加·朱乃和坡·冉皮勒的各20多个诗章的《江格尔》，等等。迄今为止，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都先后出版了各种文字的《江格尔》，使其声名远播。就中国而言，胡都木蒙古文、托忒蒙古文和汉文翻译本《江格尔》计有数十种，研究专著也有多种面世。

位于北方英雄史诗带东段的满－通古斯英雄史诗群，晚近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赫哲族“伊玛堪”（yimakan，说唱）的“大唱”传统中，有围绕“莫日根”（勇士、英雄、神箭手）展开叙事的《希尔达鲁莫日根》《满都莫日根》《满格木莫日根》《安徒莫日根》《爱珠力莫日根》；在鄂伦春族的“摩苏昆”（mosukun，说唱）传统中有《英雄格帕欠》；达斡尔族的“乌钦”（urchun，说唱）中也有“莫日根”叙事系列，如《少郎和岱夫》《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和《绰凯莫日根》，以及改编自汉族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的故事；满族说部“乌勒本”（ulabun，传、传记）中也有英雄史诗，如《乌布西奔妈妈》和《恩切布库》等。这些演述传统全面反映了相关族群的历史文化风貌和艺术品格，是他们生活世界的艺术化表达，同时，诸多叙事传统承载了这些操持渔猎、农耕和畜牧等生产方式的人们坚忍不拔地与自然的严酷考验和社会的异己力量进行对抗和斗争的历程，内里则浸透着民众的审美理想、生活实践、社会经验及民间智慧的诗性表达。

从北方英雄史诗带的西段向下弯曲，我们就有了地处西南但在文化上往往被视作“北方”的青藏高原。在青藏高原，史诗传统呈现了雪域高原的整体文化风貌。《格萨尔王传》是关于藏族古代英雄格萨尔（Gesar）神圣业绩的神圣叙事，藏语称为“岭仲”（Gling Sgrung）。史诗以韵散兼行的方式讲述了英雄格萨尔一生的神圣功业，以独特的串珠结构，将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和谜语等口头文学样式，熔铸为气势恢宏、内涵丰富的“超级故事”，经过一代代说唱艺人的不断创编，形成了规模浩大的史诗演述传统。藏族古代的国王用“仲”（sgrung，故事讲述）、“德乌”（lde’u，谜语）、“苯”（bon，占卜）三种方法教化民众；其中，“仲”专指口头传承与历史谱系的叙事传统，《格萨尔》乃是其枝干。史诗艺人在藏语中多称为“仲堪”（sgrung-mkhan，又作“仲肯”），正是继承了古老的部落文化传统，因而他们的叙事从起初便打上了浓厚的西藏本土信仰—苯教的印记。史诗在漫长的流布和演进过程中逐步成熟，其间也伴随着佛教因素的逐渐增强。虽然长期以来主要是口头吟诵，但一些口头演述也因各种机缘被文字记录下来。一些宗教学者也参与了史诗的誊录、编辑、加工和修订工作，于是若干比较成形的手抄本和木刻本渐次出现。据报道，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藏文手抄本是《姜岭大战》之部，其成书年代可上溯到14世纪（手稿现藏西藏博物馆）。先后也有若干刻本传世。在中国蒙古族地区，史诗《格斯尔》（Geser）以与藏族传统同源异流的形态到处传唱，迄今发现的《格斯尔》文本中，以1716年在北京出版的木刻本《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当属最早。几十年后该文本被介绍到欧洲，先后出现了俄、法、英、日等十余种文字，引发国际学界对中国藏蒙史诗《格萨（斯）尔》的关注。传承地域广阔是《格萨（斯）尔》的又一特色。它主要流传于中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和内蒙古等七省区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普米族、白族等社区；与此同时，还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传播到了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国以及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和图瓦等国家和地区，成为众多族群共享的文化遗产。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和不同的族群中不胫而走，各地的说唱艺人们用各自的母语讲述着格萨尔的丰功伟业，这样的文化共享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随着诸多民族的口头史诗得以记录和出版，加之民族古籍文献整理工作的推进，学界对南方民族史诗传统的发掘、认识和研究也在逐步深化。近年首先在史诗类型学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不再取例西方学界的英雄史诗定义，而是专注于以叙事主题和口头程式为尺度的史诗类型，于是，作为史诗亚类型的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得到确认。再加上数量可观的英雄史诗，以及这些亚类型以不同方式组合而形成的复合型史诗，就一同构成了丰富的南方史诗群的整体样貌，拓展了世界史诗宝库的谱系。

在南方少数民族史诗传统中，以创世神话为基本内容，以天地、万物、人类、社会、文化之起源、演变、发展为叙述程式的创世史诗令人叹为观止。彝、哈尼、纳西、白、拉祜、傈僳、羌、普米、景颇、阿昌、德昂、傣、布依、水、苗、瑶、侗、土家、壮等民族中都广泛流传着本民族或本支系的创世史诗。由于这类史诗的主要特征是由众多的神话连缀而成，就构筑起颇具特色的韵文体神圣性叙事系统，或曰形式上是韵文文体，内容上是体系化的神话叙事，故而一度被学界某些人称作“神话史诗”。彝族的《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勒俄》《阿黑西尼摩》《尼苏夺节》，哈尼族的《十二奴局》《奥色密色》《窝果策尼果》（古歌十二调），拉祜族的《牡帕密帕》《盘古盘根》，傈僳族的《创世纪》，纳西族的《崇般图》，白族的《创世纪》《人类和万物的来源》，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景颇族的《勒包斋娃》（《目瑙斋瓦》），独龙族的《创世纪》，普米族的《帕米查哩》和《金锦祖》，佤族的《司岗里》《葫芦的传说》，德昂族的《达古达楞格莱标》，傣族的《巴塔麻嘎捧尚罗》，布朗族的《创世纪》，基诺族的《大鼓和葫芦》和《阿嫫尧白》，怒族的《创世歌》，土家族的《摆手歌》，布依族的《赛胡细妹造人烟》和《十二层天·十二层海》，仡佬族的《十二段经》，苦聪人的《创世歌》，壮族的《布洛陀》和《姆六甲》，侗族的《侗族祖先哪里来》和《起源之歌》，水族的《开天立地》，苗族的《金银歌》《枫木歌》《蝴蝶歌》《洪水滔天歌》，瑶族的《密洛陀》和《盘王大歌》，畲族的《盘瓠歌》（《高皇歌》），毛南族的《创世歌》及黎族的《追念祖先歌》，等等，一同构筑起了令人瞩目的“创世史诗群”。南方创世史诗大都被赋予历史属性，也就是说，它们被各民族人民视为“根谱”“古根”和“历史”。这类史诗叙事程式的纵向构造明显，在结构上体现出完整的体系性，即从开天辟地、日月形成、造人造物、洪水泛滥、族群起源、迁徙定居、农耕稻作等，形成为一个完整的创世纪序列，并始终以“创世”（各民族心目中的历史）这条主线为中轴，依照历史演变、人类进步的发展程序，通过天地神祇、先祖人物、文化英雄及能工巧匠等形象塑造，把各个诗章的主题和基干情节连贯起来，构成一个自然而完整的创世程式，以众多历史画面向人们展示了古往今来纷披繁复的文化创造和文明进程，反映了各民族先民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持有的历史观。

迁徙作为特殊的史路历程对南方诸多民族的叙事传统之模塑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大凡有过族群迁徙史的民族，都有一种“寻根”意识塑造的历史观。“先祖的古今啊，像哀牢山的竹子有枝有节有根。”哈尼族著名歌手朱小和在其迁徙史诗的“歌头”部分这样唱道。南方少数民族的迁徙史诗，大多以本民族在历史上的迁徙事件为内容，展示族群或支系在漫长而艰难的迁徙道路上的社会生活、文化风貌和历史命运，塑造迁徙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民族英雄、部落首领等人物形象，生动描绘各民族迁徙业绩的壮阔画卷。迁徙史诗在西南彝语支民族中有典型的群集特征：以各民族的世系谱牒为时间线索，以迁徙辗转的路线、沿途的迁居地为空间线索，以迁徙原因、迁徙活动、迁徙结果为叙述内容，如哈尼族的《哈尼阿培聪坡坡》《雅尼雅嘎赞嘎》《普亚德亚佐亚》《阿波仰者》，拉祜族的《根古》，以及彝族的“六祖史诗”诗系等。这些史诗通过口头演述或经籍文献流存下来，构合为独树一帜的“迁徙史诗群”。此外，苗族的《溯河西迁》和《鸺巴鸺玛》，瑶族的《寻根歌》，侗族的《天府侗迁徙歌》和《祖公之歌》等也都属于迁徙史诗的范畴。迁徙史诗“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是十分深重的，至今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文化认同功能和广泛的文学接受效应。

由于南方各民族的社会进程不同，相关族群的英雄史诗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演述风格和不同的文本形态。流传至今的演述传统和文本化成果，主要积聚在壮侗语族和藏缅语族的相关族群中，大致可以分为雏形期英雄歌与成熟期英雄史诗两大类，构成南方民族的英雄史诗群。南方诸民族的若干叙事诗是在勇士歌和英雄短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羌族的《羌戈大战》，普米族的《支萨·甲布》，彝族的《阿鲁举热》和《戈阿楼》，傈僳族的《古战歌》，白族的《白子王》，拉祜族的《扎弩扎别》，以及景颇族的《宁贯娃》等。这些口头叙事当属英雄史诗的雏形：从主题内容到人物形象，都具有早期英雄史诗的类型化特征，在故事范型和表现手法上也都初步具备了英雄史诗的基本属性。在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上，也不乏以反映重大历史题材为主、以塑造英雄人物为中心的长篇英雄叙事长诗，如壮侗语族中傣族的《厘俸》《相勐》《粘响》和《兰嘎西贺》，壮族的《莫一大王》和《布伯》，以及侗族的《萨岁之歌》；藏缅语族中纳西族的《黑白之战》与《哈斯争战》，彝族的《哈依迭古》《铜鼓王》《俄索折鲁王》和《支嘎阿鲁王》等，大都属于成熟的英雄史诗范型，在民间广为传诵。南方英雄史诗与国内外其他各民族的英雄史诗有着相同的共性，即着力于塑造和讴歌各民族理想中的英雄形象，叙述英雄人物“奇才异能神勇”的功业，折射出英雄时代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观念。南方英雄史诗大多在神话、历史和现实的深层交织中，以细腻的笔触描写激烈的古战场和恢宏的战争阵容，以崇高的风格艺术化地表达人们的社会人生理想。

南方少数民族的史诗传统，类型多样，数量繁多，经历了久远而漫长的口头流传过程，至今依然在各民族的社会实践和民俗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在中国多民族、活形态的史诗长廊中，南方诸多民族的叙事传统实则兼容并包着“创世”“迁徙”和“英雄”这三个基本主题和传统程式，有时彼此间难分畛域，有学者以“复合型史诗”名之，如彝族的《勒俄》、土家族的《摆手歌》、壮族的《布洛陀》，以及苗族的《亚鲁王》等，在时空上呈现出巨大的历史跨度，以贯古通今的气势和繁复恣肆的铺陈，高度集中地映射着一个民族探索人生、寄托理想的精神世界和历史观，生动地折射出人类口头文化及其表达形式的纵深光谱。中国的南方史诗研究广泛涉及彝、苗、壮、傣等数十个民族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以及以不同方式统合创世、迁徙和英雄史诗内容的复合型史诗，有关史诗的源流发展、传播形态、传承人与传承人群体、演述传统、文本类型、口头性特征、文化根基，以及对后世文学和现代艺术创作的影响等问题的探讨，都随着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的深入在进一步的拓展中。

不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传统，大都以气韵生动的口头演述和极具生命情态的表现形式，长久地承载着相关族群的历史源流、人文传统、文化认同和生活世界，一直被人们珍视为历史的“根谱”和文化的“宝典”。从歌手到听众，从语言传统到口头演述，从传承轨范到传播形态，从文本到语境，各民族史诗既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及其卓尔不群的诗性智慧，也印证了中国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文化的创造力。史诗传统作为一种口头叙事，与相关族群和社区的人生仪礼、节日庆典、民间信仰和宗教仪式等民俗生活及其文化空间密不可分，不断强化着人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连续感。

诚然，以口头传唱的形式活在民众中间，这是中国各民族史诗存在的基本形态。不过，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史诗文本形态，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以载体介质论，有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现代印刷本等；以记录手段论，有记忆写本、口述录记本、汉字记音本、录音誊写本、音/视频实录本等；以学术参与论，有翻译本、科学资料本、整理本、校注本、精选本、双语对照本乃至四行对译本；以传播─接受形态论，则有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源于口头的文本或与口传有关的文本，以及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以解读方式论，有口头演述本、音声文本，以及书面口头文本等。就依然处于活形态传承之中的史诗文本而言，一方面，试图建构或者追求作家文学观念中所谓“权威本”或“规范本”则是与民间口头演述传统不相适应的，往往也不现实；另一方面，史诗又不会无限制地变化，历史悠久的演述传统都拥有内在的机制，制约着文本的变异方向和变异限度，尤其是史诗的基干情节、程式与演述语境大都有着稳固的传统性制约，杰出的史诗歌手往往也是在传统叙事的框架中来完成自己的即兴创编的。

史诗汇集了众多口头文类样式和民众的语言艺术精华，不仅是相关族群和社区的宗教信仰、风俗礼制、本土知识、母语表达和传统教育的主要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经验情感、诗性智慧和口头艺术之集大成，具有多学科的综合价值与社会功能。与此同时，各民族史诗还多以音乐、戏剧、舞蹈、绘画、雕刻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得以拓展其传播范围。近年来，史诗又以多种形式进入表演艺术、影视艺术、游戏动漫等，乃至城市景观和建筑装饰，史诗传统被当作艺术创造的资源和灵感来源，获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长的契机。

中国稍具规模并有一定规划的史诗发掘、搜集、记录、整理和出版工作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迄今几经沉浮，我们终于可以说已大致厘清了各民族史诗的主要文本及其流布状况。至于学术工作，较为系统的史诗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方得以推进；至临近新世纪关口形成了一批梳理资料全面、论述有一定深度的著作。其中，《中国史诗研究丛书》立足于三大英雄史诗和南北方数百部中小型史诗的丰富资料，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史诗的总体面貌、重点史诗文本、代表性演唱艺人，以及史诗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并提出了建立中国史诗研究体系的工作目标。

进入21世纪，中国史诗研究获得长足的发展，若干学术转型已然出现：以何谓“口头性”和“文本性”的问题意识为导向，以“史诗传统”而非“一部史诗作品”为口头叙事研究的基本立场，突破了以书面文本为参照框架的文艺学研究模式和基于社会形态发展的外部观照。从个案研究走向理论方法论建设，从学术话语的抽绎走向工作模型的提炼，进而开启了中国史诗研究的新范式，也引领了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文本走向田野，从传统走向传承，从集体性走向个人才艺，从传承人走向受众，从他观走向自观，从目治转向耳治之学。随着以民俗学田野实践为导向，“以演述为中心”的一批批史诗研究成果相继面世，田野与文本的关系，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演述事件与社区交流的关系，传承人与受众的关系，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关系，都得到了全面强调。目前，以口头诗学作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中国史诗学理论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新的目标已经设定，新的探索正在路上。

今天，我们身处新的历史时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评价，进而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几次在重要会议上述及“三大史诗”，并将这些史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成果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是“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眼下我们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卷》，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责尽力。“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我们坚信，《史诗卷》之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学史意义和文化史价值，一定会得到当世和后人的认可。

朝戈金 巴莫曲布嫫 尹虎彬

2019年6月

左玉堂，彝族，研究员，中共党员，1938年生，云南省巍山县人。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民族文学《山茶》副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兼《云南民族报》总编辑，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云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曾翻译整理《猎歌》《种瓜调》《招魂调》《盖房调》等10部民间中长诗和《木必的故事》《光加桑的故事》等100多篇民族民间故事；曾编选出版《云南少数民族机智人物故事选》《大风天鹤他的兄弟们》，并与人合编《僳僳族民间故事选》《怒江独龙族民间故事选》《寻找太阳头发的故事》等5部民间文学作品。此外，还著有《僳僳族文学简史》，与人合著《楚雄彝族文学简史》；主编《云南彝族歌谣集成》《毕摩文化论》，参与编撰岀版《彝族文化大观》《僳僳族文化大观》《云南文化艺术辞典》等9种大型辞书，撰写发表《中国彝族毕摩文化》《迴然有别的创世历程与英雄业绩》等40余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