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亲属关系是什么：文化

建构论

施耐德与涂尔干

存在的相互性

存在与互渗

插入语：人性

超越个体的实践

论亲属团结和冲突

关系性的神秘有效性

第二章 亲属制度不是什么：生物学

亲属关系浓于血

人类生殖的亲属制度模式

权当是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中英文译名对照表

译者后记

这本小书旨在解决纠缠人类学150年的问题：何谓亲属制度。我认为，亲属制度的特定属性是“存在的相互性”（mutuality of being）：亲人们本质上互相参与对方的存在；他们相互之间是对方的一部分。“存在的相互性”既适用于以生育建立的亲属制度，也适用于以社会建构方式建立的亲属制度，正如它可以解释艾杜瓦尔多·维维罗·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所说的“关系的神秘效力”：即在情感上和象征意义上，亲人们如何同生共死。

由于亲属制度在存在和经验层面都涉及此种超越个体的关系，所以它在本体论领域可以与魔术（magic）、礼物交换、巫术（sorcery）和魔法（witchcraft）等量齐观。但若就此要知道亲属制度是什么，也意味着要知道它不是什么。本书第一章回答前一个问题：“亲属制度是什么：文化”，而第二章关注的是“亲属制度不是什么：生理”。即便是生育关系亦早已与更大的亲属制度母体勾连在一起，这些生育关系则是在为该母体生产社会人。亲属制度范畴不是诸种血亲（birth）关系的表征或隐喻性拓展；这和我们*的本土智慧以及长期受惠于此种智慧的人类学科学的理解不同，如果血亲关系是什么的话，它反而是亲属制度的隐喻。

第一章曾以连载的形式分两次发表于《皇家人类学研究所学刊》（萨林斯，2011），本书有修改。我感谢编辑马修·恩格尔克（Matthew Engelke），感谢他的鼓励，感谢他给我如此大的发表空间。感谢文字编辑贾斯汀·戴尔（Justin Dyer）出色的以及普通职责之外的工作。我对同事们的合作表示感激。许多学者阅读过本书的早期手稿或者某些部分，并提出他们的看法、批评或者建议；在按常例事先声明他们对书中（肯定会存在的）任何错谬不负有任何责任之后，我衷心感谢以下诸位的评论：莫里斯·布洛赫（Maurice Bloch），罗伯特·布莱特曼（Robert Brightman），简妮特·卡斯滕（Janet Carsten），菲利普·德科拉（Philippe Descola），吉兰·费里-哈尼克（Gillian Feeley-Harnik），克劳斯·韩伯格（Klaus Hamberger），罗伯特·麦金利（Robert McKinley），苏珊·麦金农（Susan McKinnon），安妮-克里斯汀·泰勒（Anne-Christine Taylor），托马斯·特洛特曼（Thomas Trautmann），和艾杜瓦尔多·维维罗·德·卡斯特罗。特别感激艾兰·拉姆塞（Alan Rumsey）就若干相关议题与我进行长期的电子邮件往来。“亲属制度是什么：文化”最初是我在伯根（Bergen）大学纪念布鲁斯·卡普斐勒（Bruce Kapferer）七旬华诞的讲座中发表的。布鲁斯持续地与我的这项工作保持着联系。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的朋友，并给予我启迪。

* 这里指的是西方——译者注。

陈波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博士。以民族学及人类学为研究方向。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荣退教授马歇尔·大卫·萨林斯（Marshall David Sahlins，1930- ），中文本名司马少林（Sima Shao-Lin）；他欣然同意，在史学家司马迁的复姓的意义上，专门使用它来署名本书的中译本。

本书梳理摩尔根之后百余年来西方人类学的亲属制度研究，涉及涂尔干、施耐德等学者的亲属制度理论，尤其是建构论、解构论和族性生理学等，是司马氏文化论的延续。他在《文化与实践理性》（1976）中对文化所作的言说，若无法解释亲属制度这一人类学的古老议题，则文化论不彻底：换句话说，在血缘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之间，何者在先？他在该书中已经有答案。他在本书中重申：血缘纽带在逻辑上或时间上不先于文化，不先于亲属关系。人们的亲属关系或生而嵌刻，或后天获得；无论怎样，都不是血缘关系造就的；各地的人们从后者的角度来理解，其实把生命事实弄错。相反，血亲关系不过是亲属关系的隐喻；人们在生育关系之外，尚有建立亲属关系的各种手段：实际上，即便生理性因素也是由社会性文化意义所结构的。社会性是由文化象征符号所组织，而后者有不同的社会性组织方式；社会性和人类实践的本质是亲属关系。亲属关系宇宙无所不在。这便附带涉及《甜蜜的悲哀》的议题：一如西方人类学不外于西方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其基督教背景，自然也不外于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列维-斯特劳斯《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中对自然-文化二元关系看法的转化。并非不重要的是，司马少林是结构主义者，对列维-斯特劳斯和路易·杜蒙的结构主义，在书中有精彩的综合和体现。

他提出存在的相互性、交互主体性互渗和分异共与人（dividual person）等重要概念，是对西方个体主义的直接否定；对这种资产阶级个体，他且不无嘲讽之口吻。他也指出，等级和权力都来源于亲属关系。权力是相互性存在的某种不平衡，也就是说有的人，如酋长可以更多地占用世系表述。

我们在他所作的解释中发现，各地人群的他者和陌生人的观念，是亲属关系造就的，并内在于其中，且不说陌生人王。他们是相互的存在。这些思想是对近世西方盛行的民族-国家观念的釜底抽薪，但它们并不只是限于各地的观念他者，而且也包括西方思想中与民族-国家观念不相容的那一脉，这且要上溯到西历纪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本体论。世界各地人们界定的“互相归属”有所不同，所谓的族与族之间的互相归属也会有不同的方式。

这可能对中国当前的民族议题论争有所启示。他谈到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但漫长而多元多样的文明史使他无法总体和整体地把握中国，没能提及天下与共主观念（一包含多并包含于多，尽管他谈到“礼物极可能产生不平等、宰制和/或等级性包容”——多少是以亲属关系名义进行的）朝贡体系等的意义，我们在用司马氏的存在的相互性亲属关系概念来反思欧美的族-国（nation-state）理论时，感到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译者强烈地感到，司马少林在提炼观点时，离不开长期阅读为数甚巨的西方民族志著作：那是西方数代学人一个多世纪的成就。这些经验性著作是提出人类学综合性理论的基础。这一点对建设中国人类学既有压力，亦有启迪。

在翻译过程中司马少林为译者提供不少解答，并进行此外的交流，译者对此表示感谢。感谢王铭铭老师向他推荐我作为此著的中文译者。癸巳年仲春，在联系翻译的过程中，意大利人类学家吉欧瓦尼（Giovanni da Col）给予过宝贵的支持；他并承诺为中译本写一篇序言。感谢商务印书馆李霞师姐欣然同意推动译本在有着悠久出版历史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并经高丙中老师的惠允，纳入到他主编的著名的人类学汉译名著译丛之中。感谢胡苑华对若干疑难处不惮烦地给予解答。译文在最后修订时，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刘丹枫同学提供雅正意见，让译者对部分译文有新的理解。感谢之余，无论如何，译责自负。

最后要感谢若干无名英雄：在线词典iCIBA（www.iciba.com），海词（www.dict.cn），自由词典（www.thefreeedictionary.com），汉典（www.zdic.net）以及百度和谷歌（尽管后者的许多功能在中国大陆受到极大的限制）；也曾参考吴泽霖先生主编的《人类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它们使译者得以快速地解决译文中的诸多技术性疑难。

甲午年夏间本书初译于青衣江畔；后复三次校阅，定稿时已至夏历年末。再次修订时，则是乙未年末、丙申年初，译者已在英伦泰晤士河畔。岁月荏苒，司马氏所言依旧，让人颇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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