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翠潇，黑龙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中心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文章以133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为研究样本, 通过对论文数量年度变化、学科专业分布、院校分布、师承关系、研究对象的类型、所涉及的民族、分布地域等统计分析, 主要用量化和可视化方法呈现了口头程式理论在中国研究生学位教育领域的传播与应用状况, 并分析了现象背后的原因及研究发展走势。
关键词：口头程式理论；学位论文；计量分析
一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知网（CNKI）硕博学位论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数据库、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数据库、北京大学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论文数据库，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在中国民族文学网上公布的学位论文提要；使用17个检索词：“帕里-洛德”“帕利-劳德”“帕里-劳德”“口头程式”“套语理论”“口头诗学理论”“口头理论”“艾伯特·贝茨·洛德”“阿尔伯特·贝茨·洛德”“米尔曼·帕里”“阿尔伯特·洛德”“Parry-Lord Theory”“Oral FormulaicTheory”“Oral Theory”“Milman Parry”“Albert Lord”“Albert Bates Lord”，检索范围为主题、题名、关键词、摘要、目录，并使用“程式”“主题”“典型场景”“故事范型”这4个检索词在关键词字段补充检索；学位年度截至2017年；最后一次检索是在2018年8月11日。去除重复和无关论文后，共得到133篇学位论文作为本文的样本文献。本文主要采用描述统计分析法对样本文献做计量分析。
二 使用“口头程式理论”的学位论文概览
学位论文数量的年度变化可以大致显示出硕士、博士生对口头程式理论的认知和应用的总体情况。这133篇学位论文分布在2000年至2017年中的16个年份，共有44篇博士论文，年均2.75篇，89篇硕士论文（其中2篇为专业学位论文,87篇为学术型学位论文），年均5.56篇。
图1 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年度分布
从论文数量年度分布（图1）看，第一篇使用口头程式理论的学位论文出现在2000年，为朝戈金的博士论文《口头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的程式句法研究》[2]。2000年至2010年论文数量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2011年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扩增节点后开始缓慢下降，2017年出现明显下降[3]。论文总量峰值出现在2011年，共18篇,这一年也是硕士论文的峰值年，数量为14篇；博士论文数量的峰值是6篇，出现在2010年和2016年。
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呈现出如下基本样貌：
（一）以口头传统为主，类型多样。样本文献的研究对象有近百种，归属于口头传统、中国古典文学、民间戏剧和戏曲、中国古代典籍、宗教典籍、学术史、外国文学、语言教学等类别。研究史诗、叙事诗、民歌、民间说唱等口头传统的论文占大多数。研究史诗的论文最多，共39篇，其中《格萨（斯）尔》9篇，《江格尔》7篇，《玛纳斯》4篇，《伊玛堪》和《梅葛》均为3篇。
（二）涉及多个民族。共涉及中国境内28个当代民族，其中研究对象属于蒙古族和汉族的文章明显高于其他民族，分别为28篇和24篇；藏族8篇；彝族和柯尔克孜族各6篇；瑶族5篇。有3篇论文涉及古代民族或境外民族。
（三）分布地域广阔。分布在中国境内23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内蒙古最多，有20篇论文的研究对象位于内蒙古；其次为云南，15篇；第三是新疆，13篇。有5篇论文的研究对象位于中亚、西非等海外区域。
三 学位论文的院校分布
从样本文献的院校分布看，133篇学位论文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26座城市的50所院校。各院校的论文数量呈现出较大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论文最多，为14篇；中央民族大学位列第二，10篇；西北民族大学第三，9篇；论文数量大于等于4篇、排名前10位的院校论文共计70篇，院校数量占总数的19.6%，论文数量占比则多达52.6%；只有1篇论文的院校有24所，占院校总数的48%，而合计论文数仅占论文总数的18%。
四 学位论文的学科专业分布
133篇论文涉及21个学科专业，其中2篇专业学位论文分别来自法律专业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其余131篇学术型学位论文分布于4大门类的19个学科，具体统计如下：
文学门类共88篇，分属12个学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36篇、文艺学18篇、中国古代文学10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6篇、英语语言文学4篇、中国民间文学4篇、中国古典文献学2篇、亚非语言文学2篇、中国现当代文学2篇、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2篇、中国语言文学1篇、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1篇；法学门类共31篇，分属2个学科：民俗学30篇、民族学1篇；艺术学门类共10篇，分属3个学科：音乐学7篇、戏剧与影视学2篇、艺术学1篇；历史学门类2篇，分属2个学科：中国思想史1篇、中国史1篇[4]。由上述统计数字可见，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俗学的论文数量占有绝对优势，两学科论文合计66篇，占论文总数近半，达到了49.6%。
图2显示了各学科学位论文数量的年度变化，线条越粗表示该年份的论文数量越多。从图2可以看出，使用口头程式理论的学位论文整体上呈现出学科分布范围越来越广，个别学科分布相对密集的状况。2000年出现了第一篇使用口头程式理论的学位论文，出自民俗学专业，至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法律、音乐学、艺术学相继有学位论文使用了该理论，但数量不多。论文集中出现在2008年至2016年间，主要来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俗学、文艺学这三个学科。
图2 各学科专业历年学位论文数量变化图
口头程式理论是民俗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主要研究对象是口头传统。中国少数民族的口头传统极为丰富，因而口头程式理论在民俗学专业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位论文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应用。同时，由于这一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跨越了学科门类，应用到诸如艺术学、历史学，甚至法律专业中。
五 学位论文作者与导师之间的师承关系
133篇学位论文的作者共计131位（其中两位既有硕士论文也有博士论文），导师共计109位，有8篇论文的导师为2名或2名以上，有19位导师指导论文2篇或2篇以上，占导师总数的17.4%，只指导了1篇论文的导师共90位，占总数的82.6%。图3显示了样本文献的师承关系，深色圆点代表导师，圆点越大表示该导师指导的学位论文越多，浅色圆点代表学位论文的作者。由图3可见，样本学位论文并不集中由几位导师指导，而是非常分散。由于口头程式理论被中国学界认知和规模化应用的时间还不太长，使用口头程式理论的学位论文作者仅有一小部分在高校任教，其中大多还未成为硕士生导师或博士生导师，因此大部分师承关系只有两代。唯有朝戈金指导的博士生冯文开毕业后在内蒙古大学任教期间指导硕士生白存良使用了该理论，形成了三代师徒传承[5]。
图3 学位论文师承关系网络图
学位论文集中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和民俗学专业，显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以朝戈金、尹虎彬[6]、巴莫曲布嫫等为核心成员的口头传统研究团队的贡献分不开。2003年，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同年，在研究生招生目录中设定了口头传统研究方向，并于2004年招收到了中国第一批口头传统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他们为研究生开设多门口头诗学、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专业课，带领学生阅读和翻译经典著作、系统地学习口头程式理论，并亲身指导学生田野实践，使学生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深入地探究和理解中国的口头传统。关于该系口头诗学教学模式更详细的介绍可参见冯文开、张保的论文[7]。
然而，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课堂的学生毕竟很有限。为向更多的研究生传授口头传统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国际前沿知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从2009年开始举办“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系列讲习班”（以下简称“讲习班”），至今已举办7届。每一届讲习班设定不同的主题，面向高校研究生免费开放注册，邀请过包括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劳里·哈维拉赫提(Lauri Harvilahti)等在内的国际和国内知名史诗学和口头传统研究专家为学员授课。每一届学员约六十至八十人。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新疆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几十所高校的研究生参加过“讲习班”，甚至有的高校教师也注册为学员听课。讲习班对有志于研究口头传统的学子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佳的学习机会。
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总体上看使用口头程式理论的研究生并不依赖其导师传授该理论的知识：样本学位论文的导师分散在多所院校的多个学科。据不完全统计，72.5%的导师并没有发表过与口头程式理论相关的文章，甚至指导论文2篇或2篇以上的19位导师中有近半数（9位）也没有使用过口头程式理论[8]。当然，研究生还有其他渠道获得口头程式理论的知识，如阅读相关专著与论文。从另一方面讲，这一现象也凸显出口头程式理论广泛的适用性和较强的易操作性。
六 学位论文的研究特点与发展走势
考察样本论文的研究主题、研究深度，可以发现这些学位论文呈现出如下研究特点与发展走势：
（一）将口头程式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时，虽然不少论文还仅限于对程式、主题等做形式上的分析，用本土传统检验外来理论，也有些论文作者超越了这一层次的分析，努力探究研究对象的诗学特征，从多方面探索程式形成的原因、寻找创作规律、形成新的理论认识。如朝戈金分析了《江格尔》程式句法，总结出《江格尔》史诗集群的诗学特征，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认识[9]；索南措在分析格萨尔史诗的“程式”和“主题”的基础上，又从外部影响和内部成因等方面探究了史诗艺人表演程式的成因，并阐释了产生这种程式化的思想成因[10]；董明文用口头程式理论研究元明小说戏曲中的“套语”，分析了其构成和在作品中的作用及美学意义，并探寻我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戏曲运用套语创作的一般规律[11]。
（二）有多篇学位论文对不同传统进行了比较研究，如“花儿”与《诗经》的比较研究，胡仁·乌力格尔《封神演义》文本与汉文原著《封神演义》的比较研究，《列王记》与《玛纳斯》的比较研究等。然而这些研究尚流于简单的对比，未做更深层次的分析。
（三）研究资料虽然仍以书面资料为主，但开始更加重视对活态传统的研究，重视田野调查，重视传承人。中国有许多活态传承的口头传统，这是中国研究者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样本学位论文来看，有多篇对活态口头传统做了田野调查。如朱刚对白曲的研究[12]、屈永仙对傣族村落仪式中的叙事诗研究[13]、黄旭涛对祁太秧歌表演传统的研究[14]，都是在对活态传统做了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所有学位论文中，有5篇是以传承人为研究对象的，包括乌力格尔齐、胡尔奇、玛纳斯奇、柯尔克孜史诗歌手、白族调歌手。其中杨玉成在音乐学领域对胡尔奇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研究了胡尔奇及其负载着的音乐，还研究了科尔沁叙事系统的内在构成以及与民众观念、民俗生活之间的关系、创作的本质、口头文本的基本属性等相关内容[15]。
（四）注重个案研究和应用研究，理论研究和学术史梳理不足。133篇论文中，除了朝戈金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用大量篇幅梳理了口头诗学理论之外，专门做理论研究和学术史研究的学位论文只有3篇：阿拉德尔吐对20世纪蒙古史诗学的研究[16]，冯文开的中国史诗学史论研究[17]，张杨对口头诗学理论的梳理[18]。
（五）口头程式理论在其他学科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产生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
口头程式理论除了用于分析中国古典文学，如《诗经》《乐府》《古诗十九首》《红楼梦》等作品，还用于敦煌变文、民间小戏、宋初奏议、语言学套语现象、对外汉语教学、口头传统英译、电子时代口语文化的发展以及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等研究上。
结语
本文以2000—2017年的133篇使用口头程式理论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为研究样本，通过多维度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从论文数量年度分布看，2000—2017年论文数量经历了逐渐上升、明显扩增（2011年）、缓慢下降、明显下降（2017年）的过程，论文总量峰值出现在2011年。学位论文的学科专业分布、院校分布出现覆盖面广，但数量分布明显不均的情况，论文集中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和民俗学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央民族大学。论文指导教师分散在多所院校多个学科中，大多数导师本人没有发表过与口头程式理论相关的文章，使用口头程式理论的研究生并不依赖其导师传授相关的理论知识。论文研究对象类型多样、涉及多个民族、多个地域。论文研究资料仍以书面为主，但呈现出更加重视活态传统、重视田野调查、重视传承人的趋势。虽然多数论文还停留在对研究对象的程式、主题等形式上的分析，但已有一些论文开始从诗学特征、程式形成的原因、创作规律等方面做更深入地探寻，并形成新的理论认识。口头程式理论被应用于跨学科研究中，产生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然而样本学位论文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对不同传统的比较研究尚流于简单比对；应用性研究较多，理论研究和学术史梳理较少。
本文主要采用描述统计分析法对样本文献做计量分析，样本数据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影响研究结果。在数据搜集过程中，笔者发现中国的学位论文数据库数据不全，开放程度和使用便利程度尚待提高。目前仅有中国知网的硕博论文数据库提供了全文检索，本文数据来源的其他学位论文数据库仅能检索部分字段。高校自建的学位论文数据库全文浏览功能限于校园网内使用，或只能到馆使用；有的学位论文数据库甚至没有全文浏览或下载功能。此外，口头程式理论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更多地在于概念工具、观念、理念的影响，如“文本”的概念，“演述中的创编”等。然而，学位论文作者受到口头程式理论的观念的影响、使用其概念工具，并不能完全通过检索词搜索到。量化研究方法有其局限性，本文无法穷尽使用口头程式理论的学位论文，限于篇幅，对于口头程式理论在中国研究生学位教育领域的应用只能做一个概貌式的呈现（仅限大陆院校的学位论文，未包含港澳台地区），更深入的分析笔者将另撰专文。
注：原文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文中注释请参考原文。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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