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 | 漫谈七夕文化与文物




七夕文化与文物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宋人秦观《鹊桥仙》中脍炙人口的佳句。古来多少名士才女,将对美满姻缘的企盼,吟诵成华彩诗章,这些咏叹爱情的创作源泉,就是七夕节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这个古老而凄美的爱情神话。


七夕乞巧节,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它绵延数千载,其隆重程度堪比春节。农历七月初七这天,青年女子们聚集在月下乞巧、乞美、乞姻缘、乞子,童子们还要乞聪慧。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植根于古代农业社会秩序与文化基础上的七夕节,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逝了。然而,这一节日的内涵,对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其中,深入人心的牛郎织女传说,是我国民间文学的重要题材,它与民俗生活结合起来,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民间活动,是文学、民俗学、文化史学等社会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2006年,七夕节以民俗类申报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愿这一行动,能让它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使七夕节的文化内涵得到挖掘和保护。


本文结合历代七夕文物,探究乞巧节俗的社会成因,并阐述其文化价值。力求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为保护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略尽微薄之力。


乞巧文化的渊源与成因



牛郎织女其名,最早见于《大戴礼·夏小正》:“初昏,织女正东乡。”《诗经·小雅·大东》中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这时的“牵牛”、“织女”,在人们的意识中,还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两颗星辰。古人在观测星宿的运行规律时,将自己的美好愿望寄情于此,产生出丰富的联想,这是牛郎织女传说形成的文化基础。两汉时期,它们已经演变为神人形象,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中,就有“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的记载。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撰的《文选》中,收录了东汉班固《西都赋》:“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其后又引李善注《汉宫阙疏》曰:“昆明池上有二石人,牵牛、织女象”,另录有东汉后期《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将爱情元素融入其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首诗中的“织女”,已开始弄机织布,思念流泪,并被描绘成忍受夫妻隔绝之苦的思妇,这是故事趋向定型的标志。唐代韓鄂所撰《岁华纪丽》中,录东汉应邵编撰的《风俗通义》,其中记载:“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另据《文选》中,魏文帝曹丕的乐府诗《燕歌行》,李善引曹植《九咏注》曰:“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可见牛郎、织女故事,在三国魏初时已基本成型。这个传说的最早记载,始于西晋傅玄的《拟天问》:“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西晋周处《风土记》:“……七月俗重是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机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荧重为稻,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


七夕节是女性的节日,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注入了爱情的内涵,表达了古人追求幸福婚姻的愿望。节日期间,举办各种祭祀及智力游艺活动。主要有1、祭拜牛郎织女,瓜棚下听“天语”;2、穿针试巧、投针卜巧;3、七姐妹结盟;4、接露水、种生;5、祭七夫人、魁星、文昌、关公、天孙诸神;七夕节用品有牛郎织女年画、七夫人像、乞巧楼、乞巧针、乞巧果、七巧板、摩喝乐孩儿等。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说明至迟在东汉末年,已有七夕月下穿针试巧之俗。据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载:“是夕,人家妇女结綵缕,穿七孔鍼。或以金银鍮石为鍼,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乞巧楼》载:“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此书中还录有“蛛丝卜巧”之状,“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遊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合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四》云:“七月七日……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遂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次乞巧于女、牛。或取小蜘蛛,以金银小盒儿盛之,次早观其网丝圆正,名曰‘得巧’。”明清两代,盛行投针验巧。乾隆四年《祥符县志》:“七日之午,妇女多乞巧。以碗贮水曝烈日中,顷之水膜凝面,举绣针投之则浮,谛视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鸟之影者为上,有成剪刀牙尺之影者为次,谓乞得巧,女伴相贺;其影粗如槌、细如丝、直如矢则拙矣,幼女尤忌,或至垂涕泣,其母每曲慰之。”未得巧的女孩儿,会因此事痛哭流涕,以至母亲不得不找出种种理由劝慰,其虔诚程度可见一斑。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任颐绘《乞巧图》轴 纸本设色 34.5×34.5厘米:这幅图描绘了七夕日下,年轻女子们将小针投入碗中卜巧的情景。画中的女子们望着碗中的小针,表情专注紧张,似乎这并非游戏,而是在占卜自己未来的命运。


七夕节在古代社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因为织作这种家庭手工业,是古代妇女创造财富的方式,心灵手巧是对其劳动角色的要求。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南宋《耕织图》轴 绢本设色 163.5×92.3厘米:画中描绘了男耕女织的劳作场景。树下左屋内三位梳高髻、着对襟小袖衣、长裙长裤的女子正在缫丝。右屋一名年龄稍长的女子在织机前劳作,一少女在旁协助,后面女孩儿负责提花。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女孝经图》卷 绢本设色 43.8×68.7厘米:这是其中一段描绘了四名女子树下席地而坐,左侧女子缝衣,右侧三名女子围在纺车前纺线。


她们仪态端庄,举止淑贤,可见勤于女红织作,不但是她们承担的经济职责,更是妇德高尚的表现。我国古代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命途多舛,七夕卜巧、验巧等活动,正是她们对自己命运无法掌握的反映。乞巧的女子们,明为卜巧,实则卜命,她们在七夕之夜,向织女乞求心灵手巧、聪颖灵慧、美貌多子,以此来博取男性的欢心,从而生存下去并巩固其家庭地位。这是乞巧节俗千年不衰的社会成因。


磨喝乐与乞子


古代妇女除承担织作等物质生产外,更要为夫家沿袭子嗣,因此七夕的另一内容是乞子。从唐至明清的各类文物上看,常见一种被称作“摩喝乐”的童子形象。南宋赵师侠《鹊桥仙·丁巳七夕》中吟道:“……摩孩罗荷叶伞儿轻,总排列、双双对对。花瓜应节,蛛丝卜巧,望月穿针楼外。不知谁见女牛忙,谩多少、人间欢会”。此处吟唱的“摩孩罗”,为泥或瓷质的偶像,它们是牛郎、织女的化身。《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御街扑卖摩侯罗,多着乾红背心,系青纱裙儿;亦有着背儿,戴帽儿者。牛郎织女,扑卖盈市。卖荷叶伞儿,家家少女乞巧饮酒。”“背儿”是宋时女性穿的长上衣,可见市中所卖磨喝乐的穿戴,是时人服饰。穿“背儿”者是织女,“戴帽儿”者为牛郎。


宋话本《碾玉观音》中,有琢玉摩侯罗的情节:“……去府库里寻出一块透明的羊脂美玉来,……这块玉上尖下圆,好做一个摩侯罗儿。……摩侯罗儿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唐宋时玉摩侯罗较多,下图便是其一。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宋青玉持莲童子佩 宽3.9厘米 高8.3厘米 重61克 青白玉圆雕:童子头顶梳双发辫,双眼呈橄榄形,直鼻小口,耳贴于颊部,身穿无领对襟衣,手持莲花,足下置瓶。话本《碾玉观音》中提到的玉雕“摩侯罗儿”,即指这种持莲童子玉佩。


在古陶瓷中,南北方的著名瓷窑亦常见摩喝乐形象。元孟汉卿《张孔目智勘魔合罗》中第四折的几支曲子,描写了魔合罗的神力及形象:

【叫声】你曾把愚痴的小孩提教诲,教诲的心聪慧……

【醉春风】不强似你教幼女演裁缝,劝佳人学绣刺……我教人将你享祭,煞强如小儿博戏。

【滚绣球】我与你曲湾湾画翠眉,宽绰绰穿绛衣,明晃晃凤冠霞帔。妆严的你这样何为?你若是到七月七,那其间乞巧的将你作一家儿燕喜,你可便显神通百事随依。比及你露十指玉笋穿针线……

【倘秀才】枉塑你似观音像仪……

依曲可知,魔合罗可以把“愚痴”的小孩“教诲”得“心聪慧”,教女孩“裁缝”和“绣刺”;它是儿童玩具,被化了妆,穿上漂亮的衣服,像一尊观音,在七夕时显神通。


湖南长沙铜官窑址发现的唐代童子执莲纹壶(残):褐彩施绘,童子体态丰满,头部侧倾,面庞富态,身穿肚兜,肩披飘带,右肩扛盛开荷花。此形象于唐代文献中虽无记载,而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中却有:“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做双头莲,取玩一时,提携而归,路人往往嗟爱。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儿童辈特地新粧,竞誇鲜丽。”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睺罗’之状。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记也。”这件执壶所绘,即是七夕时儿童肩扛荷叶,效仿磨喝乐巧神,乞求聪慧的真实情景。此纹亦称“持荷送巧”纹,这件唐代童子执莲纹壶,应是迄今所见最早表现儿童乞巧题材的七夕文物。


南宋《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綵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这种铺陈磨喝乐偶像,祭拜牛郎织女的习俗,一直延续到清代。


天津博物馆藏金代磁州窑白釉红绿彩持莲童子立像 高30.8厘米 底座宽8.2厘米:童子面部丰满,发髻饰黑彩,红底绿花衬衣,腰系绦带。双手持莲,赤足踏莲瓣上。莲花为红绿彩,白地墨彩六边形底座。造型生动,色彩鲜丽。


江西吉州窑宋代黄釉持莲蓬童子,高8厘米:面容丰满,身材浑圆,头顶褐发,右手持莲蓬。


清代磁州窑持荷童子立像 高19厘米:圆脸双髻,眉目清晰,右手持连瓶荷花,左手握带蕊莲蓬,正面端坐。


这些传世的历代童子持荷瓷像,均是七夕节时铺陈在供桌上的磨喝乐巧神,并非简单的儿童玩具。在宋、金时期磁州窑瓷枕的枕面上,常绘有农家小儿持荷叶或荷花赶鸭归牧的场景,这是此时制瓷匠人将磨喝乐形象世俗化的反映,受人崇拜的偶像走下神坛,变为普通的农家小儿形象,给人予更多亲切感。宋以后的娃娃荷叶枕,乞子寓意是显见的。


广东省民间工艺博物馆藏明代白地黑花卧童枕 长26厘米:童子双髻,面目清秀,柳叶眉,双目闭合呈酣睡态,神情安然地卧于钱纹枕上。枕面荷叶形,褐彩绘荷花。枕之入眠,有乞生聪明智慧的贵子之意。


宋时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及江西等地,摩喝乐崇拜十分兴盛,留存文物非常丰富。河北磁县观台镇磁州窑址内,就有不少磨喝乐题材的文物。


磁县博物馆藏金代孩儿枕瓷泥模具 长21.7厘米 高10.3厘米:童子横卧,面庞浑圆,眉目清秀,手持荷叶,模具顶部为枕面。除磁州窑外,其它窑场也生产此类瓷器。


北京故宫博物院 宋代耀州窑青釉刻花婴戏莲花纹碗:青绿釉,碗内刻划婴戏莲花纹,婴孩体态丰腴,右肩扛莲花,穿游莲花荷叶间,姿态可爱。


宋代影青婴穿莲花纹斗笠碗:影青器是景德镇民窑中,产量最大的品种之一,“娃娃碗”又是影青器中常见的产品,可见磨喝乐乞巧习俗的普及性之广。


宋、辽、金、西夏政权并立,各民族间既有政治冲突,又有文化融合。在宁夏的西夏灵武窑遗址中,发现一件白釉剔刻婴戏纹瓷片,童子头部硕圆,眉目清晰,元宝大耳,目光炯炯,手持荷叶,神采奕奕。蒙古族建立元朝以后,汉族七夕节俗也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化。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元代大德九年铭黑釉剔刻花婴戏纹嘟噜瓶:嘟噜瓶是蒙古族使用的盛酒器,器身浑圆粗犷。此瓶圆腹上剔刻持荷孩儿,童子面容丰满,憨态可掬。以上两件带有乞子寓意的纹饰,运用在少数民族瓷器上,是汉族节俗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结果。

除瓷器外,更多的摩喝乐还是泥质的土偶。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载:“……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生活繁荣。民族文化各异,这些社会条件促进了宋代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使磨喝乐的内涵,不再限于乞巧节的偶像崇拜上,而是更多地反映世俗生活。它是宋代社会生活信息的载体,代表了宋代民间泥塑的艺术水平,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在河南新乡市上林雅集古典艺术馆,笔者见到很多宋代的磨喝乐泥偶,它们以黄河红胶泥为原料,多呈椭圆形、菱形。按题材可分两类:


1、宗教偶像。

佛像:褒衣博带式大衣,头部斜格纹刻划肉髻,周身葫芦状大火焰背光;


菩萨半身像:头戴宝冠,面容丰满慈祥,胸前佩缨络,肩带披帛,头部有圆形背光,身后是山岩;


摩喝乐立像:面庞丰满,神态和悦稚气。身披长衣,袒胸露怀,穿花裤,右手持荷花柄(花头残),站于须弥座上;


2、世俗人物、生活场面泥塑。

仕女立像:面容丰满,神情和蔼,云鬓双髻,身着大衣、披云肩,裙带飘逸;


仕女头像:梳朝天髻,这是一种富于时代感的高髻。据《宋史·五行志·木》载:“建隆初,蜀孟昶末年,妇女竞治发为高髻,号朝天髻”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宋代彩塑中,也可见到类似的高髻仕女形象。


竞渡小龙船:二人乘龙舟竞渡,前者奋力划桨,后者吹笛鼓劲,栩栩如生。


宋代盛行龙舟竞渡,且举行时间不限于端阳节。宋人张择端在画作《金明池争标图》中,生动地展现了北宋时期清明节龙舟竞渡的场景。《东京梦华录卷七·池苑内纵人关扑游戏》载:“小龙船,……上巳,上开金明池……细民作小儿戏弄之具,而衒卖者甚众,而龙船为最多,大率仿御座龙船,及竞渡龙虎头船,其巨细工绌不一制也。……三月一日……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亦有小龙船,为争标游戏者,而非此玩具小龙船者。”这段文献,明确了泥塑的竞渡小龙船,乃“细民所作小儿戏弄之具”。又记载了三月一日,金明池争标竞渡的小龙船,是真正的赛船,而非玩具。这些小泥塑,由摩喝乐泥偶衍生而来,它们将当时真实的生活场景或人物形象定格下来,是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


七夕节是中华民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下来的七夕文物较多,它们是研究民俗史、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物证。


    文章转载自:博物馆丨看展览,2014-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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