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文化与文物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宋人秦观《鹊桥仙》中脍炙人口的佳句。古来多少名士才女，将对美满姻缘的企盼，吟诵成华彩诗章，这些咏叹爱情的创作源泉，就是七夕节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这个古老而凄美的爱情神话。

七夕乞巧节，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它绵延数千载，其隆重程度堪比春节。农历七月初七这天，青年女子们聚集在月下乞巧、乞美、乞姻缘、乞子，童子们还要乞聪慧。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植根于古代农业社会秩序与文化基础上的七夕节，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逝了。然而，这一节日的内涵，对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其中，深入人心的牛郎织女传说，是我国民间文学的重要题材，它与民俗生活结合起来，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民间活动，是文学、民俗学、文化史学等社会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2006年，七夕节以民俗类申报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愿这一行动，能让它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使七夕节的文化内涵得到挖掘和保护。

本文结合历代七夕文物，探究乞巧节俗的社会成因，并阐述其文化价值。力求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为保护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略尽微薄之力。

乞巧文化的渊源与成因

牛郎织女其名，最早见于《大戴礼·夏小正》：“初昏，织女正东乡。”《诗经·小雅·大东》中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睆彼牵牛，不以服箱。”这时的“牵牛”、“织女”，在人们的意识中，还仅仅是自然界中的两颗星辰。古人在观测星宿的运行规律时，将自己的美好愿望寄情于此，产生出丰富的联想，这是牛郎织女传说形成的文化基础。两汉时期，它们已经演变为神人形象，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中，就有“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的记载。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撰的《文选》中，收录了东汉班固《西都赋》:“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其后又引李善注《汉宫阙疏》曰：“昆明池上有二石人，牵牛、织女象”，另录有东汉后期《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将爱情元素融入其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首诗中的“织女”，已开始弄机织布，思念流泪，并被描绘成忍受夫妻隔绝之苦的思妇，这是故事趋向定型的标志。唐代韓鄂所撰《岁华纪丽》中，录东汉应邵编撰的《风俗通义》，其中记载：“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另据《文选》中，魏文帝曹丕的乐府诗《燕歌行》，李善引曹植《九咏注》曰：“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可见牛郎、织女故事，在三国魏初时已基本成型。这个传说的最早记载，始于西晋傅玄的《拟天问》:“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西晋周处《风土记》:“……七月俗重是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机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荧重为稻，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

七夕节是女性的节日，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注入了爱情的内涵，表达了古人追求幸福婚姻的愿望。节日期间，举办各种祭祀及智力游艺活动。主要有1、祭拜牛郎织女，瓜棚下听“天语”；2、穿针试巧、投针卜巧；3、七姐妹结盟；4、接露水、种生；5、祭七夫人、魁星、文昌、关公、天孙诸神；七夕节用品有牛郎织女年画、七夫人像、乞巧楼、乞巧针、乞巧果、七巧板、摩喝乐孩儿等。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说明至迟在东汉末年，已有七夕月下穿针试巧之俗。据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载：“是夕，人家妇女结綵缕，穿七孔鍼。或以金银鍮石为鍼，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乞巧楼》载：“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此书中还录有“蛛丝卜巧”之状，“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遊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合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四》云：“七月七日……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遂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次乞巧于女、牛。或取小蜘蛛，以金银小盒儿盛之，次早观其网丝圆正，名曰‘得巧’。”明清两代，盛行投针验巧。乾隆四年《祥符县志》：“七日之午，妇女多乞巧。以碗贮水曝烈日中，顷之水膜凝面，举绣针投之则浮，谛视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鸟之影者为上，有成剪刀牙尺之影者为次，谓乞得巧，女伴相贺；其影粗如槌、细如丝、直如矢则拙矣，幼女尤忌，或至垂涕泣，其母每曲慰之。”未得巧的女孩儿，会因此事痛哭流涕，以至母亲不得不找出种种理由劝慰，其虔诚程度可见一斑。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任颐绘《乞巧图》轴 纸本设色 34.5×34.5厘米：这幅图描绘了七夕日下，年轻女子们将小针投入碗中卜巧的情景。画中的女子们望着碗中的小针，表情专注紧张，似乎这并非游戏，而是在占卜自己未来的命运。

七夕节在古代社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因为织作这种家庭手工业，是古代妇女创造财富的方式，心灵手巧是对其劳动角色的要求。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南宋《耕织图》轴 绢本设色 163.5×92.3厘米：画中描绘了男耕女织的劳作场景。树下左屋内三位梳高髻、着对襟小袖衣、长裙长裤的女子正在缫丝。右屋一名年龄稍长的女子在织机前劳作，一少女在旁协助，后面女孩儿负责提花。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女孝经图》卷 绢本设色 43.8×68.7厘米：这是其中一段描绘了四名女子树下席地而坐，左侧女子缝衣，右侧三名女子围在纺车前纺线。

她们仪态端庄，举止淑贤，可见勤于女红织作，不但是她们承担的经济职责，更是妇德高尚的表现。我国古代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命途多舛，七夕卜巧、验巧等活动，正是她们对自己命运无法掌握的反映。乞巧的女子们，明为卜巧，实则卜命，她们在七夕之夜，向织女乞求心灵手巧、聪颖灵慧、美貌多子，以此来博取男性的欢心，从而生存下去并巩固其家庭地位。这是乞巧节俗千年不衰的社会成因。

磨喝乐与乞子

古代妇女除承担织作等物质生产外，更要为夫家沿袭子嗣，因此七夕的另一内容是乞子。从唐至明清的各类文物上看，常见一种被称作“摩喝乐”的童子形象。南宋赵师侠《鹊桥仙·丁巳七夕》中吟道:“……摩孩罗荷叶伞儿轻，总排列、双双对对。花瓜应节，蛛丝卜巧，望月穿针楼外。不知谁见女牛忙，谩多少、人间欢会”。此处吟唱的“摩孩罗”，为泥或瓷质的偶像，它们是牛郎、织女的化身。《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御街扑卖摩侯罗，多着乾红背心，系青纱裙儿；亦有着背儿，戴帽儿者。牛郎织女，扑卖盈市。卖荷叶伞儿，家家少女乞巧饮酒。”“背儿”是宋时女性穿的长上衣，可见市中所卖磨喝乐的穿戴，是时人服饰。穿“背儿”者是织女，“戴帽儿”者为牛郎。

宋话本《碾玉观音》中，有琢玉摩侯罗的情节：“……去府库里寻出一块透明的羊脂美玉来，……这块玉上尖下圆，好做一个摩侯罗儿。……摩侯罗儿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唐宋时玉摩侯罗较多，下图便是其一。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 宋青玉持莲童子佩 宽3.9厘米 高8.3厘米 重61克 青白玉圆雕：童子头顶梳双发辫，双眼呈橄榄形，直鼻小口，耳贴于颊部，身穿无领对襟衣，手持莲花，足下置瓶。话本《碾玉观音》中提到的玉雕“摩侯罗儿”，即指这种持莲童子玉佩。

在古陶瓷中，南北方的著名瓷窑亦常见摩喝乐形象。元孟汉卿《张孔目智勘魔合罗》中第四折的几支曲子,描写了魔合罗的神力及形象:

【叫声】你曾把愚痴的小孩提教诲，教诲的心聪慧……

【醉春风】不强似你教幼女演裁缝，劝佳人学绣刺……我教人将你享祭,煞强如小儿博戏。

【滚绣球】我与你曲湾湾画翠眉，宽绰绰穿绛衣，明晃晃凤冠霞帔。妆严的你这样何为？你若是到七月七，那其间乞巧的将你作一家儿燕喜，你可便显神通百事随依。比及你露十指玉笋穿针线……

【倘秀才】枉塑你似观音像仪……

依曲可知，魔合罗可以把“愚痴”的小孩“教诲”得“心聪慧”,教女孩“裁缝”和“绣刺”；它是儿童玩具，被化了妆，穿上漂亮的衣服，像一尊观音，在七夕时显神通。

湖南长沙铜官窑址发现的唐代童子执莲纹壶（残）：褐彩施绘，童子体态丰满，头部侧倾，面庞富态，身穿肚兜，肩披飘带，右肩扛盛开荷花。此形象于唐代文献中虽无记载，而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中却有：“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做双头莲，取玩一时，提携而归，路人往往嗟爱。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儿童辈特地新粧，竞誇鲜丽。”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睺罗’之状。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记也。”这件执壶所绘，即是七夕时儿童肩扛荷叶，效仿磨喝乐巧神，乞求聪慧的真实情景。此纹亦称“持荷送巧”纹，这件唐代童子执莲纹壶，应是迄今所见最早表现儿童乞巧题材的七夕文物。

南宋《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綵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这种铺陈磨喝乐偶像，祭拜牛郎织女的习俗，一直延续到清代。

天津博物馆藏金代磁州窑白釉红绿彩持莲童子立像 高30.8厘米 底座宽8.2厘米：童子面部丰满，发髻饰黑彩，红底绿花衬衣，腰系绦带。双手持莲，赤足踏莲瓣上。莲花为红绿彩，白地墨彩六边形底座。造型生动，色彩鲜丽。

江西吉州窑宋代黄釉持莲蓬童子，高8厘米：面容丰满，身材浑圆，头顶褐发，右手持莲蓬。

清代磁州窑持荷童子立像 高19厘米：圆脸双髻，眉目清晰，右手持连瓶荷花，左手握带蕊莲蓬，正面端坐。

这些传世的历代童子持荷瓷像，均是七夕节时铺陈在供桌上的磨喝乐巧神，并非简单的儿童玩具。在宋、金时期磁州窑瓷枕的枕面上，常绘有农家小儿持荷叶或荷花赶鸭归牧的场景，这是此时制瓷匠人将磨喝乐形象世俗化的反映，受人崇拜的偶像走下神坛，变为普通的农家小儿形象，给人予更多亲切感。宋以后的娃娃荷叶枕，乞子寓意是显见的。

广东省民间工艺博物馆藏明代白地黑花卧童枕 长26厘米：童子双髻，面目清秀，柳叶眉，双目闭合呈酣睡态，神情安然地卧于钱纹枕上。枕面荷叶形，褐彩绘荷花。枕之入眠，有乞生聪明智慧的贵子之意。

宋时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及江西等地，摩喝乐崇拜十分兴盛，留存文物非常丰富。河北磁县观台镇磁州窑址内，就有不少磨喝乐题材的文物。

磁县博物馆藏金代孩儿枕瓷泥模具 长21.7厘米 高10.3厘米：童子横卧，面庞浑圆，眉目清秀，手持荷叶，模具顶部为枕面。除磁州窑外，其它窑场也生产此类瓷器。

北京故宫博物院 宋代耀州窑青釉刻花婴戏莲花纹碗：青绿釉，碗内刻划婴戏莲花纹，婴孩体态丰腴，右肩扛莲花，穿游莲花荷叶间，姿态可爱。

宋代影青婴穿莲花纹斗笠碗：影青器是景德镇民窑中，产量最大的品种之一，“娃娃碗”又是影青器中常见的产品，可见磨喝乐乞巧习俗的普及性之广。

宋、辽、金、西夏政权并立，各民族间既有政治冲突，又有文化融合。在宁夏的西夏灵武窑遗址中，发现一件白釉剔刻婴戏纹瓷片，童子头部硕圆，眉目清晰，元宝大耳，目光炯炯，手持荷叶，神采奕奕。蒙古族建立元朝以后，汉族七夕节俗也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化。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元代大德九年铭黑釉剔刻花婴戏纹嘟噜瓶：嘟噜瓶是蒙古族使用的盛酒器，器身浑圆粗犷。此瓶圆腹上剔刻持荷孩儿，童子面容丰满，憨态可掬。以上两件带有乞子寓意的纹饰，运用在少数民族瓷器上，是汉族节俗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结果。

除瓷器外，更多的摩喝乐还是泥质的土偶。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七夕》载：“……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生活繁荣。民族文化各异，这些社会条件促进了宋代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使磨喝乐的内涵，不再限于乞巧节的偶像崇拜上，而是更多地反映世俗生活。它是宋代社会生活信息的载体，代表了宋代民间泥塑的艺术水平，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在河南新乡市上林雅集古典艺术馆，笔者见到很多宋代的磨喝乐泥偶，它们以黄河红胶泥为原料，多呈椭圆形、菱形。按题材可分两类：

1、宗教偶像。

佛像：褒衣博带式大衣，头部斜格纹刻划肉髻，周身葫芦状大火焰背光；

菩萨半身像：头戴宝冠，面容丰满慈祥，胸前佩缨络，肩带披帛，头部有圆形背光，身后是山岩；

摩喝乐立像：面庞丰满，神态和悦稚气。身披长衣，袒胸露怀，穿花裤，右手持荷花柄（花头残），站于须弥座上；

2、世俗人物、生活场面泥塑。

仕女立像：面容丰满，神情和蔼，云鬓双髻，身着大衣、披云肩，裙带飘逸；

仕女头像：梳朝天髻，这是一种富于时代感的高髻。据《宋史·五行志·木》载：“建隆初，蜀孟昶末年，妇女竞治发为高髻，号朝天髻”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宋代彩塑中，也可见到类似的高髻仕女形象。

竞渡小龙船：二人乘龙舟竞渡，前者奋力划桨，后者吹笛鼓劲，栩栩如生。

宋代盛行龙舟竞渡，且举行时间不限于端阳节。宋人张择端在画作《金明池争标图》中，生动地展现了北宋时期清明节龙舟竞渡的场景。《东京梦华录卷七·池苑内纵人关扑游戏》载：“小龙船，……上巳，上开金明池……细民作小儿戏弄之具，而衒卖者甚众，而龙船为最多，大率仿御座龙船，及竞渡龙虎头船，其巨细工绌不一制也。……三月一日……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亦有小龙船，为争标游戏者，而非此玩具小龙船者。”这段文献，明确了泥塑的竞渡小龙船，乃“细民所作小儿戏弄之具”。又记载了三月一日，金明池争标竞渡的小龙船，是真正的赛船，而非玩具。这些小泥塑，由摩喝乐泥偶衍生而来，它们将当时真实的生活场景或人物形象定格下来，是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

七夕节是中华民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下来的七夕文物较多，它们是研究民俗史、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物证。

    文章转载自：博物馆丨看展览，2014-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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