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钧鉴
遵嘱,让我写的东西,已经写好了。写的不成文理,没章没序,词不达意。也许所答非所问,也许牛唇不对马嘴,也许纯是谩言谬误。这是文化程度所限。可是我已尽了心了,陈老师您必理解。
要写的东西还有。有需要说明的,有需要补充的,有需要纠正误解的,等等问题还不少。可是我不写了。因为您的尽心考察,用自己的心理判断把疑古派的观点完全夯实了。我这点微不足道的文化程度,怎能化解呢?干脆,不写了。写的再多,也是枉费心机,没必要。
这是我源自内心的坦诚,绝无别的情绪,陈老师不必多心。
但是颓唐情绪这是必然的。因为您的坚持就是我的失败,怎么能够愉快呢?我想这种不快感是暂时的,以后会慢慢消失,陈老师不必为我悲凉。
日来事冗,临书仓促,书不尽意,余容面叙。
敬祝
金安顺祝
王老师教祺
王老师指王尧。王尧现在荣任了北京师大教授,我不能称名道姓了,称则不礼,必须称老师。
罗兴振
2017年7月7日
《背过身去的大娘娘》,这是陈老师硬硬的用自己心与血的付出编写的一本大作。1可惜这部大作,对我这个抗日时期的初中生来说,实在太难理解了。一篇“序言”、一篇“绪论”,我费尽心机的读了七八遍,怎么也看不懂。这样的话,想要叫我完成陈老师让我完成的答卷,这真是打的鸭子上架了。可是陈老师的嘱言,我又不敢以不文辞,辞则不礼,愧对陈老师盛意。因此,我只好不惭谫陋写一点我也说不来的拙见,也许写的牛唇不对马嘴,倘属谬误,祈不吝赐教,万莫因我无知而见却。
自从我认识陈老师,通过多次接触,我就认为陈老师生而颖异、赋性忠实,这是我对陈老师的理性认识,绝非感性认识。这种认识源于陈老师崇尚实学、务实求真的精神,我亲眼看到的,不论大事小事,即便就是针尖大的小事,陈老师都要解出,体现了他不死心而尽心的求实精神,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根本目标。
陈老师为了落实洪洞走亲习俗的历史背景及其文化内涵,前后来过16次,每次来了都是背着个背包,身穿短裤,脚穿凉鞋,亲自参与民俗活动,采访采撷,履足田野发掘考察。历山3000米范围内的每一寸土地都有陈老师流下的汗水,特别是不惜千辛万苦,去过生舜的圣王乡诸冯姚墟处,到过尧访许由的九箕山,到过垣曲的舜王坪,还去过山路崎岖的王家坪,对洪洞走亲习俗的考察,我认为这就尽心到极点了,用陈老师话说,对当地传说的了解,已经比任何一位当地居民,包括那些民俗精英们要多得多。
想不到陈老师有了这么大的收获,思想上仍以为不足,又进一步增强了调查频率,展开了大规模调查。这些情况以前我都不知道,这是我在陈老师的大作中看到的。凡是有关尧舜遗迹和传说分布的地方,不管省内省外,全都跑遍了。我根据大作中的记载,统计了一下,您跑过的省、市、县竟达22处之多,亲自访谈的人有名有姓的88人,无名无姓的不计其数。还参阅了128部历史典籍,我今年90岁了,崇尚实学的人也接触过多位,陈老师算是头一位。这充分体现了陈老师忠与实的赋性,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说到这里我却想起了一些质疑。忘记年月日,大既是认识陈老师的头二年,因为我认为陈老师平易近人,谦和卑下,所以我敢掏心掏肺的畅所欲言。出于这种理性认识,我便毫无忌惮的冒昧直问。我说:“陈老师,我发现你好像是一位疑古派。”陈老师微笑着说:“你怎么看出的?”我忘记我怎么回答。我总记得不知在什么地方拾了一句没有出处的话,说什么“尧舜之传,汉儒所编,非其实也。”根据这个意思,我觉察到陈老师似有疑古观,这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我也想不起来了。
怀疑只是一时的,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怀疑早就不自觉的消失了。特别是您为“洪洞走亲习俗”的非遗申报,连续多年躬身考察,费尽心机,主笔为文,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若非陈老师尽忠尽心,非遗申报的获批,恐怕是个大大的问题。基于陈老师的这种贡献,我对陈老师的疑古怀疑更是不以为然了。可是直到现在,陈老师的疑古观依然如故。把我“视为生命的历山的真实性论证,站在学者的立场,认为不能成立,不但不赞成舜耕历山在洪洞,也不赞成别的任何历山”。
陈老师这种坚定不移的疑古观,我不妨举出其他多位专家学者的观点,作个对照:台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1999年百岁大寿时,他的属下给我来了一封信,告知这个消息。我当时除给他寄了三百元的贺礼以外,还给他寄了些舜耕历山在洪洞的相关资料,让他表个态。陈老给我回信说:我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权威专家,关于舜耕历山在什么地方我不能下定论,但是我愿意对历史说句负责的话,舜耕历山在洪洞无可非议,所以我写了“古历山”三个字,连同我的近照一并寄去。
陈立夫这三个字不是随便写的,因为他除了在国民党的政治地位以外,他还担任着世界至孝笃亲舜裔总会名誉理事长,如果他写这三个字,分居全球各地的两亿多舜裔,有不同意的人提出抗议怎么办,他既然敢写,就是他自信能够代表所有舜裔观点。据此而论,陈立夫这三个字,具有一定的权威价值和定论价值。再有台湾著名教育家陈大络,2002年他专程来历山考察,临别时他说:“我姓陈,我是舜的直系后裔,通过这次考察,我才真正了解到我陈氏根祖虞舜的老家确在洪洞无疑。”还有三晋文化协会会长刘合心在其《舜耕历山考辩》一文中写道:“笔者曾实地考察过几处历山,也翻阅了一些有关资料,窃以为各处的历山虽都有自己的证据,但还是洪洞历山较为靠谱。”还有山西大学国学院、文学院院长刘毓庆,在其为《舜耕历山在洪洞》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有人问我舜是否真的耕播于此,我说,我愿意相信这是事实”。还有《尧文化》杂志主办人蔺长旺,在其《舜耕历山考辨》一文中写道:“虞舜这位历史兼神话中的人物,出生于洪洞,成长于洪洞。舜耕洪洞历山,开启了中华农耕的先河,舜初执政于平阳,而后大显身手于永济蒲坂一带,他是从洪洞临汾走出去的一代圣帝。”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当代著名作家李存葆,在其《祖槐》一文中写道:“洪洞一桩赓续四千多年的习俗,会让人们觉得舜耕历山在洪洞合情合理。”还有著名学者周文杰,在其《帝舜老家在何处》一文中写道:“虞舜出生并成长于洪洞,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特别是山西大学地理系教授、考古专家马志正,为了考证舜耕历山在洪洞,曾连续五年九上历山进行田野考察,亲自挖掘出大量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最后他写了多篇宏论和专著《尧舜与古历山研究初集》(北京:地质出版社,2011年),论证舜耕历山在洪洞无可辩驳,还有不少专家学者的共识不一而举了。
陈老师,为什么同样的一个问题——我视为生命的历山真实性论述,也都是同样的专家学者,您的观点和其他学者的观点不能统一呢?我认为尧舜其人其事,从地方民间传说来看,不论是传统传说,规范传说,抑或改编传说,它们的文化内涵都是秉持着“真的有”的观念而传播,相互间并没有质的矛盾。从传说的生息来看,传说的生息就是历史真实的延袭,推动生息延袭的动力是一种心的力量,这力量就是人们不愿意忘记自己的祖宗。这和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母亲、祖父、祖母乃至三代祖宗一样,虽然他们都已离世,但人们总不会忘记,每年清明时节,都要备以时馐祭品到祖坟上虔诚祭祀,有些在异乡工作的人,还要远道返里完成自己虔诚的心愿。这就是人们不愿意忘记自己的祖宗,落个大逆不道的人。这种行为是人伦道德忠与孝的高度表现。据此推理,尧舜之传不只“按说有”而是“真的有”。
陈老师,您不死心而尽心的奔波,我最初以为您并不是为疑古派专心服务,也绝没有个人化倾向,而是以学者的立场,对尧舜之传找一个合乎逻辑最为公正的答案。为了达到这个学术追求,您不惜千辛万苦,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觅是寻非,您还沉潜在古籍的海洋里寻寻觅觅,可是您觅来寻去,却仍然没有跳出疑古的迷阵,我知识谫陋,根本没有能力对您对各种事务的心理判断,正确理解。可是我有些问题想不通,斗胆直陈,敬祈不吝赐教。
(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是从唐尧、虞舜开始,如果尧舜之传是汉儒所编并非其实的话,那么唐尧、虞舜这段历史,应该怎样理解,是归于原始社会呢,还是有其他朝代取而代之呢?或者是就从夏启开始呢?再有启是禹的儿子,禹是舜的接班人,如果不承认尧舜的话,那么尧、舜、禹这个禅让关系又该怎样理解?
(二)民俗是历史的活化石,它隐藏着历史的信息,这信息告诉人们,如果不是舜耕历山在洪洞,帝尧就不会到洪洞历山访舜;如果不是帝尧到洪洞历山访舜,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就不会嫁到洪洞历山;如果不是娥皇、女英嫁到洪洞历山,那么羊獬人接姑姑住娘家,历山人迎娘娘回婆家的走亲习俗,绝不会产生和绵延。这是一条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也是一条合乎逻辑的真理。如果不承认尧舜其人其事的话,那么产生民俗的历史根源又该怎么说起呢?
(三)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没有狐立存在的,它必然与周围一切事物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制约,这是一条认识事物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我认为有民俗活动就必须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有人类存在就得有相应的建筑。而历山周边三千米范围内就有七十多处先民居舍(白灰皮窑洞,白灰皮地面)和多处灰坑、陶窑。有建筑就得有个地理名称,诸如因舜而名的舜田、舜井、舜洼里,舜牧人尸葬处的羊圈墓(有残碑为证);舜居妫汭的妫水河(以下有专题解释)等三十多个村名、地名。有地理名称就得有生活生产用具,诸如我们先后挖掘出的石器、骨器、大量陶器(历山博览室有展品)。所有这些遗存,恰好形成了一个舜耕历山的系列文化圈。这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这个完整的体系,我们先后邀请了山西文化考古研究所理事长陶正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建民,现住临汾市内的考古专家解希恭等多位权威专家,专程历山考察。专家们考察的结果都认定是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恰是尧舜时期。我为了验证专家们考察的结论,本着务实求真的精神,去过山东、浙江的舜耕处,还不止一次的去过垣曲舜王坪,还有垣曲境内与尧舜传说相关的村村庄庄,也去过湖南九嶷山、岳阳君山二妃墓,还到过运城舜帝陵,临汾的尧陵、姑射山仙洞沟等地,所到过的地方,没有一处与走亲习俗相关的完整体系。说到这里我就想请教陈老师,如果尧舜其人不是“真的有”的话,那么洪洞历山的龙山文化(或曰陶寺文化)晚期遗存又该归哪个朝代呢?总不能拿上古二字概而论之。
以上三个问题也算是学术问题,很有探讨的价值,请陈老师逐一解读,帮我获得一点历史新知。
以下我再谈几个必须向陈老师解释的问题:
(一)舜娶曾祖姑乱伦说纯是误解
陈老师大作第120页,关于舜娶曾祖姑乱伦的说法纯是误解。从五帝三王血缘关系图来看,舜和娥皇、女英是同根不同系。所谓同根都是黄帝的后裔,所谓不同系就是黄帝有两个儿子,一名玄嚣,一名昌意。娥皇、女英是玄嚣这一系,玄嚣生桥极,桥极生帝喾,帝喾生尧,尧生娥皇、女英。而舜则是昌意这一系,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桥牛,桥牛生瞽叟,瞽叟生舜。从辈分上看,娥皇、女英是皇帝的五世孙,而舜则是皇帝的八世孙。这个血缘关系已经超出了五服,在民间传统习惯上,五服以内同姓不结婚,五服以外就不算亲戚可以通婚了。何况又是同根不同系呢?这种事实在民间司空见惯,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个亲叔伯侄女名叫李月玲,今年七十岁左右,她是我的堂侄李丑疼的女儿。她十八岁嫁给东圈头李圪斗。东圈头和西圈头(我是西圈头)的李姓都是同宗,一坟祭祖。西圈头李姓先祖李大义清朝时才从东圈头迁到西圈头的。我记得小时候每年清明节两个圈头的李姓都要拿上祭品,同一时间到同一祖茔地祭祖,可是两个圈头的李姓早已分成两系了,东圈头李姓祖坟在祖茔地的地垅上,西圈头的祖坟在祖茔地的地垅下,祭祀时分成两路各祭各的。我的侄女女婿比我大两辈,订婚时全家人都不同意,可是人家男女双方两情两愿,要求自主。婚姻法规定父母不能包办,我的侄子是个村干部,他也不能强行干涉,于是这门亲事就新事新办了。像这样的例子五服以外的婚姻在社会上并非奇事,何况又是同根不同系呢?据此,舜娶了他的曾祖姑不能算是缺德。
舜受尧命敬敷五教,躬身力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达到万民克从,致使社会上告别了原始社会的野蛮风气,出现了文明祥和的新气象。同时舜的道德并非只是敬敷五教方面,他的道德行为还表现在政治道德、伦理道德、社会道德、职业道德等四个方面。所谓政治道德就是临终禅让帝位,他抑子让贤,没有把帝位让给不贤的儿子商均,而是让给于自己有仇的鲧的治水有功的儿子禹,这是他高尚的民本思想。所谓伦理道德,就是对父母的残暴迫害,不藏怒、不宿怨、克尽孝道。所谓社会道德就是以仁处世,与德为邻,善与人同,乐于助人,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所谓职业道德,就是他一生做过小生意,也耍过手艺。他在从事这些职业时,不制假卖假,不粗制滥造,不缺斤短两,童叟无欺。所有这些表现都是集于舜一身的道德行为。除此舜的道德行为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孔子说舜的道德“民无能名”,我这点微不足道的知识怎么能“名”尽呢?总的来说舜的道德文化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发轫之功。所以《史记》上说的天下明德始于虞舜是有道理的。当今社会,我国自上而下地大力提倡弘扬虞舜精神,促进两个文明建设,这是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如果一味宣扬疑古派的观点,这岂不和现在的主流文化唱了对台戏吗?我觉着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陈老师,您的学术追求我总结了七个心字:忠心、实心、决心、精心、耐心、细心,一句话真正是尽了心了。尽心的结果完全否定了“真的有”的历史真实,充分肯定了疑古派的疑古观点。您对历山有天大的功劳,我不敢干涉您的出版自由,我要尊重您的自我精神,要干涉就是侵权行为,就是不仁不义不德的人,我不是那种没有天良的人,今天我说的只是个不可公开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二)陈老师在很多地方指出我有不切实际的记载,比如说,我在历山布满了舜和二位娘娘的传说遗迹,其目的是想把历山佐证成舜当年真正生活成长的地方。这是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发明创造的,这个判断我接受,但是我认为在我国历史上自圆其说、人云亦云、顾名思义、牵强附会、道听途说、望风扑影的人太多了,在许多古史典籍上见到的上述现象不胜枚举。因为上古时期没有文字,也没有一个人出生于上古时期,因而那些文人墨客、名公巨儒的著作大都源于传说,而传说就不可靠了,一传十、十传百,传了几千年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就难免失真,所以便出现了上述不良现象,致人们扑朔迷离、莫衷一是。我觉得我的态度还是比较老实,凡是一件事都是用唯物的观点、科学的态度分析推理,“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句)。以下我根据陈老师的心理判断,提出几个问题重点说明,多了不说太麻烦。
1.关于妫汭说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居妫汭”。《尚书·尧典》载:“厘降二女于妫汭”。根据这两则记载,妫汭这个地方肯定有。那么妫汭在什么地方呢?翻阅一些古籍有以下几说。
(1)《地记》云:“河东郡青山东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妫水,北流者汭水,二水同源,合流出谷,西注河,即妫水北曰汭也”。
(2)《括地志》:“妫水源出蒲州河东南山”。
(3)《史记集解》注:“(汉)孔安国曰:舜所居妫水之汭”。《史记索隐》注:“皇甫谧云:妫水为河东虞乡县历山西,汭,水涯也,犹洛、渭然也。”
(4)《水经注》:“郡南有历山,谓之历观,舜耕处有舜井,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北曰汭。
(5)《蒲州府志》云:《路史》历辩、乐史《太平寰宇记》言:“历山在偃师西北二十五里,有舜庙、舜井、妫水、汭水……”。
(6)《蒲州府志》说:《通志》云:二水东西相距二里,合流入黄河。
关于妫汭之说,除上述外,散见于其他典籍中的还有,但是各有所指,不一而举了。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都是顾名思义,牵强附会,人云亦云,甚或以诬传诬之说,有说妫汭是一个水名的,有说妫汭是两个水名的,有说在东的,有说在西的,弄得人们扑朔迷离,莫衷一是,该信谁的呢?所以说,在是非真伪面前,不能盲从书本,必须根据客观存在,唯物的分析,科学的推理,但是必须相信《史记》《尚书》的记载,这是真实的,因为这是我国史书中的正史,不能不信。
既然《史记》《尚书》有这个记载,我就认为这个妫汭必须在洪洞历山脚下,因为民俗证明舜耕历山在洪洞,娥皇、女英也是嫁到洪洞历山的。《洪洞县志》有明人王楷苏留下的一首诗《英山颂》:“杨城(洪洞古为杨城,隋时始改今名)西望貌仙山,生长英皇在此间,一去潇湘云飘渺,独留妫汭水潺湲……”。这里说的妫汭无疑是指历山脚下的妫汭。既然民俗证明舜在洪洞历山耕稼,娥皇、女英是嫁到洪洞历山的,那么舜和娥皇、女英绝不可能到几百里乃至几千里以外的任何地方居住,必须在洪洞历山脚下的妫水河居住。这就是我强调的用唯物的观点,科学的态度分析推理的道理。
为了验证我的观点,我还亲自到历山脚下的沟北村,访问了一下我的老同学张忠武,这是沟北村唯一一位有知识的人,比我大四岁,同学不同班,高一个年级。我问他:“你听说过你们村子下面的沟北河,古时候叫什么河吗?”他说:“哎呀,小时候听老人们讲过,古时候这条河叫妫水河,因为妫和鬼是同音,人们都怕鬼,不愿听鬼的说法,因为它在我村子底下哩,就把它改叫沟北河。”我又问:“你听过妫汭的说法吗?”他说:“没有,就光听说过妫水河。”我又问:“你听说过你们村子下边的女英泉是怎么回事吗?”他说:“知道,知道,这件事谁都知道,人家说古时候爷爷娘娘在沟北河那个洼洼里停过(停是住的意思),因为河里天气大旱就没水了,为了解决吃水问题,小娘娘觉得那洼洼里有水源,就组织群众打,结果打了一半尺深,就打出水里,水还挺大,天气再旱也断不了水,原来叫‘神泉’,后来人们为了不忘小娘娘打井的功劳,就把它改叫‘女英泉’。”
根据张忠武的说法,这就证明了《尚书·尧典》注,“妫,水名,汭,河流变曲处曰汭”的记载是正确的。《洪洞县志》记载的“女英泉”也正在妫水河的变曲处。
这就是我写妫水河的真实情况,陈老师说我有意发明的,把我冤枉了,我没有发明的本领。
2.关于舜井说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瞽叟使舜浚井为匿孔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象下土实井,舜从匿孔出。”《孟子·万章》曰:“……瞽叟使舜浚井,出,从而掩之”。
《史记》《孟子》这是我国最具权威的两个正史,上面的记载我怎能不相信呢?所以我认为史书上这个记载,必然发生在洪洞历山。因为民俗证明舜耕历山在洪洞,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想到这里,我便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关注考察。一九九一年我在舜殿西侧捡到一块残碑,长一尺,宽五寸。上面有几行文字清晰可辨,一行是“父母及象常谋杀舜”。一行是“圣人潜伏若神龙亦”。第三行是“皋陶为士瞽叟杀”。最后一行是“一人以鲧治水也”。这块残碑上的几行文字,当时我不能理解,就交给时任会计的杨景宗保存,博览室建成以后,我把它放在博览室里待考。就在这一年的冬季,我去程家寨看望我的老同学程瑞泉,去后在他的书桌上见到一本袁珂写的《中国神话故事》。我仓促的看了一下,可巧上面有这么一段:“瞽叟使舜浚井,舜告尧二女,二女曰:去,衣龙工往。舜入井身着龙衣化而为龙,从它井潜出。”看了这段文字,我马上联想到我在庙上捡的那块残碑上的一行文字,“圣人潜伏若神龙亦”。仔细一想,莫非这块残碑就是舜井的碑,可是从潜出的它井来想,必然是两个舜井,而历山只有一个舜井,这怎么能行呢?我又很泄气,于是我曾专门到东圈头请教李天圣老人(这是东圈头唯一一位读过四书的人),谈之间老人告我说:“爷爷井儿上就有两个水井,你怎么还不知道呢?”我说:“不知道”。也没听耀祖(小罗)讲过。老人说:“明天我领上你找一下。”我说:“太好了,我在庙上等你。”第二天早饭后,老人把我和耀祖两个领上同去察看。结果在距爷爷井儿的西上方找到了这口井,井口不宽,深浅莫测。这口井紧靠山脚,周围荆棘丛生,又没人行道,谁也看不见,也绝对想不到。我又问:“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井呢?”老人说:“小时候给牛割草遇见的,我回去还问过老人们,他们都说,爷爷刚到这里时,为了解决吃水问题,看见这里草木长的恶(恶就是茂盛的意思),又在山根头(山脚下),认为肯定有水源,结果打成以后,是些淋山水,水源太小,要是遇上天旱,一点水都没有了,于是又在这口井东下方打了一口井。这眼并不是淋山水,有泉眼,但是每天泛的水还不理想,于是他又想了个办法,在两眼井的中间打了个水道,让上边井水流来汇在一起,水量就大了,打成以后,不但满足了神立周围群众的吃水,就连沟北村的人都来这里挑水吃。”
这件事我还问过我的小学老师李天禄和其他几位老人,他们都说:“只是听说过,没有查看过”。
这种事,就是上了大岁数的老人知道一些,但是这些老一辈都已经离世了,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连他祖父的名字都不知道,这些事没人传说怎么能知道呢?当地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文盲,没人讲的事,怎能知道呢?不希奇。
根据这段考察,我认为浚井一事发生在洪洞历山肯定无疑,因为他和《孟子》《史记》记载的匿孔旁出完全吻合,所以我便理直气壮的写入我的传说,这是历史真实的遗存,怎么能是我的发明呢?陈老师把“发明”二字加在我头上太不合适。
3.关于其他地名传说
历山周边的许多地名,都是李耀祖(小罗)给我讲的(我不是东圈头人,这些地名都属东圈头,李寅子是东圈头老支书,他不讲我怎么知道呢?)什么舜洼里、圈羊沟、羊圈墓,马地里、饮马池、桑坡沟……等等。这些地名我顾名思义的联想,都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于是我便想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没有孤立存在的、它必然与周围一切事物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这条认识事物的准则。”比如:民俗证明,舜耕历山在洪洞,他必须有个住处,这样,舜洼里这个地名是舜居住过的地方,应该确信无疑。(舜洼里现名“神洼里”,因为舜是我们的老祖宗,后人为避圣讳,改为现在的“神洼里”)再如圈羊沟。《史记·五帝本纪》有记载:“……尧赐舜纟希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这样,尧给了舜许多牛羊,他必然要有个圈羊的地方,顾名思义圈羊沟是舜曾经圈羊的地方,完全合乎情理。有个圈羊的地方,还必有个牧羊人,因而圈羊沟沟畔有个叫羊圈墓的地方是舜牧人尸葬处,这也是情理之中。因为我们还在羊圈墓捡到一块手掌大的残碑,上面就有一行文字“舜牧人卒而葬之。”据此推理,圈羊沟,羊圈墓是两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遗存,绝对可信,再如马地里、饮马池这两块地位于历山主峰的西南方向一百米处,马地里在垅上,饮马池在垅下,两块地只是垅上垅下之分,地名称谓亘古未易,这把它说成因舜而名的上古遗存,也完全可信,首先我认为舜被尧举用以后,他在尧都平阳上班,从历山到平阳六十华里,每天往返必须骑马,步行不可能。根据几千年争大小的传说,其中有坐马车,马生驹,马刨泉之说,这就证明了舜肯定有马。既然有马,就必须有拴马的地方,有养马的地方也必有饮马处。两块地也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一个体系,把它当作舜耕历山于此的佐证依据,完全有道理。还有桑坡沟,这个地方并非罗小水说的井儿沟,这是在东圈头念菜沟的东侧,从沟底到沟畔大约百余亩地形成一条大坡俗称“桑(桑读朔)坡里”,土质尚好,传说颗首就在这里种植了满坡桑树,旨在养蚕缫丝。这也是耀祖给我讲的。这件事我还问过我的小学老师李天禄(东圈头李迎喜父亲),他说:小着(小时候)总是听老人们讲过,桑坡里满坡都是桑树,人都说娘娘栽的,没听说是颗首栽的,详细情况再不知道了。之后我又问过李天圣老人,我问:你知道古时候桑坡里满坡桑树是怎么回事吗?老人说:“听说是一位蚕神栽的喂蚕哩,详细情况不知道。”我又说:头几天我问李老师,他说是娘娘栽的,我看他说的不对。没等我把话说完,天圣老人抢着说:“不对,不对,是位蚕神栽的。”我又问:“你知道蚕神是谁吗?”老人只说了一句:“爷爷的妹子。”我听了又很惊讶的说:“哟,可以,你怎么知道是爷爷的妹子?”老人又只回答了一句:“听老人们讲的。”谈到这里快到午饭时间,我便告别老人回庙上吃饭。
根据上述情况,这些地名的来源都是历史真实的遗迹,并非我的发明,虽然是顾名思义的分析,但不牵强附会。它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不是毫无关联的单一事物。这些用以佐证舜耕历山在洪洞完全有道理。
还有地名朔源一文中有“回心石”“思过洞”之说,那时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马志正不辞劳苦,履足历山发现的两个地方,他还亲自把我和罗耀祖领上到实地观察过一翻,看过后马老师认真分析,写出了与舜相关之说,我认为他的分析有道理,便把它采纳了。除此马老师还提出两件事:一件是郭家庄有株大槐树,他定位爷爷树;一件是东圈头有株大杨树,他定位娘娘树。这两件事我不同意。我认为这两棵树虽然古老,也不过几百年,绝不会有几千年,所以我坚决不采纳,这就是我说的:“其不善者而改之”。
陈老师,想写的问题就此住笔,需要写的问题还不少,不写了,太麻烦,也没必要。
陈老师,实话对您讲,我的思想叫走亲习俗绑架了,挣也挣不开,脱也脱不掉,您坚持您的疑古观,我坚持我的“真的有”。反正我总不能忘记我的老祖宗。
【编后记】本文的刊出,基本按作者的“原话”,旨在保持其话语风格,专此说明。
注释
1 此文作者为山西洪洞“接姑姑迎娘娘”流传地村民回应学术论著的文章,为保留其原貌,除编辑文章所需及个别错漏之字予以修订外,其他不做改动,文中有引用之处亦不加注。另文章正标题“来自田野的回音”为陈泳超所加。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去,详参原刊)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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