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普遍认为，父母权威的衰落和年轻一代自主性和权力的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最明显的两个变化。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些变化导致了养老危机和对孝道规范的侵蚀。孝道衰落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重点。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不仅考察了导致孝道衰落的社会因素，还指出个体意识的增强和追求更加私密的家庭理念，在年轻一代对传统家庭结构的挑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代际冲突中，年轻人的胜利和老年人的后退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了高峰。新世纪初，我开始观察到代际关系改善的迹象。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对下岬村的回访中，我发现这种迹象变得愈发明显。越来越少的老年村民跟我抱怨他们老年生活的困难；相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表扬已婚子女对他们的支持和呵护。他们使用“亲近”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新的进步。

我也注意到，这种亲近的关系不同于传统的孝顺概念。因为这种关系不再要求晚辈对长辈的顺从，同时这种关系增添了亲密性这种新的元素，比如更多的沟通、情绪的分享和几代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年长的被访者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差异，许多人用“孝而不顺”来形容他们成年子女的行为。这表现出他们对于这种新的亲密关系苦乐参半的感受。而早已抛弃孝道中“顺从”这一元素的年轻人则认为，当他们的幸福生活也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了幸福的时候，他们就是孝顺的。在本文中，我致力于论证这种新兴的代际亲密关系，其标志着对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突破。传统的家庭文化要求以压迫亲密关系为代价，来维持家庭作为一个联合体的纪律、等级和效率。当前的父母-子女关系中服从关系的消失，有效地重新界定了孝顺的规范。这种发展是上面所提到的“父母权威的衰落”、“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年轻人权力的增长”的继续，而不是与之矛盾的。同时，这种发展也在解决代际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让两代人之间达成和解。导致这种良性结局的唯一重要因素就是第三代儿童的向心力量。这些孩子吸引了祖父母和父母的关注、爱护和照顾，从不同方面让各代人聚集在一起，激励所有成年家庭成员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即培养一个能够承担整个家庭希望的完美孩子。祖孙三代人适应一种新的、灵活的家庭结构形式，各种家庭资源向下流动，最重要的是，生活的根本意义已经从祖先身上转移到子孙身上。这些变化也导致了一种下行式家庭主义的出现。

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除了有关家庭和亲属关系的人类学文献以外，我也受到两类关于西方社会家庭生活学术研究的启发。

第一类研究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亲密关系转向有关。亲密关系作为一个分析对象，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被收录在《心理学摘要》中；从那之后，它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然而，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多数有关亲密关系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性与婚姻情感基础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改变这一规则的是Anthony Giddens在1992年出版的《亲密关系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将性与人类繁衍剥离开的新发展带来了一种纯粹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会导致“人际关系领域的全盘民主化”。尽管许多学者批评Giddens夸大了民主化的主题，但他们基本都认同情感越发重要的地位，以及享受感知和理解婚姻中另一方的自我之特权（即Lynn Jamieson所说的公开的亲密关系），已经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家庭生活和亲密关系的核心。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探寻这种亲密关系转向背后的社会因素，而这也激发了更多的以亲密关系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但是，现有研究亲密关系的文献，除了Harriet Evans关于生活在北京的母亲和其成年女儿的研究之外，较少关注年长的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

第二类学术研究是Vern Bengtson 和Robert Roberts在探究美国家庭中代际关系的状况时所提出的代际团结模型。他们将代际关系分为六个维度：联系的维度（互动的频率）、结构的维度（住宅的地理距离）、功能的维度（资源和支持的交换）、感情的维度（情感和感受）、一致的维度（观点的统一）和规范的维度（共同的家庭规范）。他们通过调研收集六个维度的自我报告数据，然后用二分法将这些数据编码进行定量的分析和建模。代际团结模型已被用来探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挪威和瑞典等西方社会中代际关系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最近这一模型开始被引入中国研究领域。尽管代际团结模型有效地补充了亲密关系研究的路径，但是很少有研究能够脱离分类法的局限，解释代际团结在现实中的实践。这种形式化模型建构的内在弱点，可以通过人类学生活志 (ethnography) 的研究路径得到很好的解决。

总而言之，在人类学关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的研究中，由于亲密关系被认为是一种源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西方观念，与非西方社会的人和文化无关，而一直较少受到关注。同样，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偏见，社会学领域对亲密关系的研究也很少超越性关系和亲子关系，因此对人类学研究几乎未能产生任何影响。家庭社会学中的代际团结模型，一般通过研究年长父母和成年子女的关系来弥补这一缺陷。然而，这类研究对问卷调查研究方法的依赖，使其无法深入探讨一般分类法之外的亲密关系行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本文将西方家庭生活研究中的亲密关系转向和人类学中通过生活志来研究和理论化家庭的方法相结合，强调家庭转变中个体的主体性，代际关系中沟通、情绪和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家庭的个体化进程中的自我主义和灵活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共生关系。我相信，我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将对家庭研究和亲属关系人类学作出一定贡献。

我的研究基于近30年来在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省下岬村追踪式的田野调查。我从1971年到1978年在该村生活，见证了它从20世纪70年代一个相对成功的生产大队，转变为21世纪一个人口流出的行政村。如今，村民的生活通过经济作物种植、家庭副业和外出务工，与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到2015年，雇佣劳务已经成为村民唯一的重要收入来源。在所有年龄组中，近70%的劳动力每年至少有四个月在城里务工；但由于家庭农业能够为村民提供生存保障，其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在本文中，我将研究对象分为以下三类：（1）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老年父母，他们成长于激进的毛泽东时代，在1983年农村集体制解体的时候分得了全部的农田，这些土地现在依然是这代人最重要的资本。（2）80年代出生的成年子女和年轻的父母，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数量很少的兄弟姐妹或者根本没有兄弟姐妹。由于集体化经济解体的时候他们还太年幼或者还没有出生，未能分得土地，所以他们完全依靠外出务工来生活。（3）90年代或以后出生的孙子辈的第三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城市长大。诚然，这些分类的依据是人为制定的，并不能精确地与现实相匹配。按照上述分类，70年代出生的人一部分被分入第一类、一部分被分入第二类。还有一部分访谈对象是生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曾祖父母辈的人，他们在家庭生活中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少了。

在传统的家庭生活中，家庭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成员彼此相处的方式。例如，在一个大家庭中，年轻的夫妇不能在长辈面前表现得亲昵，而长辈则通常表现得比较矜持以获取晚辈的尊重和顺从。因而，当下岬村年轻人的自主权增长了以后，新婚夫妇就通过建立自己的家庭来挣脱大家庭的束缚。这种家庭核心化的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高峰，但是由于两种非常规家庭结构形式的出现，这种趋势在21世纪初开始逐渐衰弱。

我将第一种新的家庭结构称为准主干家庭。大约从2000年、2001年开始，一些富裕的村民在双城市（原县城）为他们不想再在农村居住的成年儿子购买住房。这种新的想法被村里的青年人所接受，城里的财产很快就成为彩礼的一部分，并且成为必要的尊严象征。与此同时，由于国家教育改革，村里的小学被关闭了，因而年轻的父母不得不将孩子送到乡里教学质量不佳的学校，或者送到城里的好学校。很多年轻的家长选择了后者，因为他们如同中国其他父母一样，将自己的希望和梦想投入到对孩子的教育中。将孩子送到城里的幼儿园和学校的梦想，进一步增加了购买城市住房的必要性。到2015年，102个家庭已经在城里购买了住房，这些家庭占下岬村总家庭数的26%。通常情况下，年老的父母为孩子支付占总房价30%的首付，之后他们的成年子女通过努力工作来偿还贷款和负担在城市的生存费用。他们经常需要打两份工，因而没有什么时间照顾小孩。所以，他们通常要父母搬到他们城里的家中，帮他们照顾小孩。从房产所有权的角度来看，父母和他们的已婚子女是两个单独的家庭，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父母通常以补贴家庭开支和免费照顾孩子、照料家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的子女。因此，家庭虽然以主干家庭的模式运行，但在事实上是一个合二为一的单位。

中国农村较为普遍的第二种新的家庭结构形式是跨代家庭。跨代家庭，指的是那些年轻父母因进城务工，而将子女留给在农村的父母照料的家庭。在这样的安排下，年老的祖父母与他们的孙子、孙女在日常生活中组成一个临时家庭，而父母作为中间一代则在生活中缺席。但是，年轻一代的父母为他们年迈的父母提供资金支持，以作为他们代为照料子女的补偿。像准主干家庭一样，年老的父母与他们的成年子女在财产所有权、财务管理和家庭身份方面相互独立；但是在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像一个合二为一的家庭一样一起生活。这样的家庭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许多农村地区大量出现，但是由于外出务工在下岬村发展得较晚，所以直到世纪之交才开始在下岬村出现。

我将每年至少共同生活六个月，作为区分准主干家庭和跨代家庭的依据。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两个婚姻家庭分开生活。准主干家庭中的老年父母通常在农忙时节会回到农村耕种土地，而跨代家庭中的年轻父母则在城市用工的淡季或至少是春节期间回农村与孩子团聚。换句话说，下岬村村民不断调整自己的家庭结构使其符合自己的需求，但其中的主要力量来源于中间一代的年轻父母。例如，在1999年的田野调查中我十分震惊地了解到，由于刘老师新婚的独生子和他的儿媳不想跟长辈一起生活，但是依然要求拥有宽敞的住房，而把刘老师和他的妻子从家里赶了出来。在2008年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同样惊讶地了解到这两个家庭在2006年的时候又重新团圆了，而且从那以后和平相处。根据很多村民的说法，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刘老师给予他的儿子和儿媳绝对的自主权。2015年我再次拜访下岬村的时候，遇到了刘老师并且发现他们夫妇当时住在儿子城里的公寓里，照顾他们正在上学的孙子，而那对30多岁的小夫妻则回到下岬村做生意。刘老师家是一个反过来的跨代家庭。在我们的交谈中，刘老师看起来很满意现在的生活。他告诉我，他的儿子和儿媳跟他们很亲近，也在很努力地为他们孙子的教育而赚钱。他很高兴地说：“为了孙子我们老两口也在城里发挥余热。”

基于1980年户籍登记和我自己在1991年、1998年和2013年家庭调查的纵向数据，我在表1中总结了家庭结构的这种灵活而复杂的变化特质。其中有三点十分重要。

注：a 在这里，我按照这些术语的常规含义来进行家庭结构分类：核心家庭指由一对已婚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主干家庭指一对已婚夫妇与至少两代的未婚夫妇或未婚子女的幸存配偶组成的家庭；大家庭中有至少两名已婚兄弟，可能有未婚子女。不完整的家庭指的是由一个人组成的家庭或者其他不能划入上面三个分类的家庭。

b 我在2011年夏季首次进行家庭调查，由于家庭组成的巨大变化，我在2013年9月大幅度更新了已有数据；根据2015年收集到的新数据，我又对2013进行了小幅调整。

第一，过去35年间，独立的婚姻家庭和小家庭成为一种愈发明显的趋势。在1980年至集体化解体的三年前——下岬村1469人生活在276户家庭中；11年之后，下岬村有1542人组成368户家庭，人口净增长了73人，而家庭净增长了92户，家庭平均人口则从1980年的5.3人下降到1991年4.2人。到1998年的夏天，家庭总数增长为381户，而总人口则下降为1492人。人口的减少源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90年代中期的外出务工潮，那时几十户家庭搬出下岬村。到2013年，由于同样的原因下岬村的人口进一步缩减为1273人，但是家庭总数则增长为386户，家庭平均人口数为3.3人。

第二，婚姻家庭独立需求的不断增长，并未如家庭变化的现代化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导致核心家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表1中的数据显示，在过去33年间，主干家庭的数量虽然最初有所下降，最终却能保持稳定；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主干家庭的权力已经从年老的父母手里转移到年轻人手里。在2006年和2008年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观察到越来越多的新婚夫妇实际上选择与父母在一个主干家庭中共同居住以便对家庭进行管理，从他们还在全职工作的父母那里获得帮助，同时享受婚姻家庭的亲密和选择的自由。由于代际冲突，1998年下岬村的空巢家庭增长到令人印象深刻的42户，但是到2013年，由于代际冲突的减弱和他们逐渐增长的年龄，大量老年人已经搬回到子女家与他们共同生活，这个数字下降到9户。然而，最有趣的变化是核心家庭数量 从1980年的162户（占59%）迅速增长到1998年的266户（占70%），而当许多核心家庭重新组合为准主干家庭或者跨代家庭的时候，这一数字在2013年回落到127户（占33%）。

第三，在2013年的调查中，96个准主干家庭、74个跨代家庭、127个核心家庭和9个空巢家庭加在一起，共306个婚姻家庭，占下岬村总家庭数的79%。这表明，一方面，早期婚姻家庭独立的趋势在今天仍然保持不变，大多数村民珍惜婚姻家庭的自由和便捷；另一方面，超过一半的婚姻家庭选择以二合一家庭的形式居住和运作，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新挑战。这种灵活而又矛盾的家庭组织形式用下岬村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分家以后一起过”，而在中国其他农村地区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

Myron Cohen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判断，即中国家庭由房产、家庭集体和经济三部分组成。这三种成分可以以集中或者分散的形式存在，而它们具体的结合方式取决于一个家庭的实际需要。下岬村的案例反映了Cohen对于中国家庭结构灵活性的看法。但同时，本文所研究的分家之后两个拥有独立房产的家庭依然共同生活和劳作，同时享有婚姻家庭的独立和劳动分工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益处，这一点也丰富了Cohen的论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家庭结构合二为一的形式从本质上看，形成了一种使个人（尤其是年轻的父母这一代人）能够追求个人发展和生活意义的灵活的集体主义策略，而不是一种延续家庭组织的策略。

从表面上看，不断变化的家庭结构中的决定性因素，似乎是规模经济和代际功能团结所带来的好处。实际上，如表2所示，在过去的33年中，主干家庭的经济状况总是相对更好一些：在1980年，11%的主干家庭属于富裕类别，1998年这个百分比是21%，2013年则达到30%，而2013年余下的主干家庭多数属于一般类别，没有任何一个主干家庭属于贫困类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0年只有4%的核心家庭属于富裕类别，1998年14%的核心家庭和2013年5%的核心家庭属于这一类别。同时，在1980年、1998年和2013年，超过30%的核心家庭属于贫困类别。在2013年，家庭生活状况最好的是准主干家庭，62%的这类家庭属于富裕类别，而剩余的准主干家庭在经济层面上则属于平均类别。

然而，基于实际需求的理性选择这个单一元素不能解释一切，仍然有一些年轻夫妻和老年夫妻选择独立生活，因而，2013年下岬村依然有127个核心家庭和9个空巢家庭的存在。在这些家庭中，超过20个家庭有着非常严重的代际冲突。当我问访谈对象，为什么这些家庭中大多数的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的时候（2013年家庭经济一般的家庭中有64%是核心家庭，家庭经济状况为贫困的家庭中有31%是核心家庭，9个空巢家庭中有6个是经济困难的，参见表2），他们的答案是这些家庭中长辈和晚辈无法和睦相处，因而他们倾向于独立生活。这也印证了我早先的发现，即许多村民以大家庭潜在的经济利益为代价，优先考虑婚姻家庭的独立和自由。

注：根据1980年的户口登记和我1991年、1998年、2013年的三次家庭调查，我整理出下岬村的经济分层模式。根据年收入、家庭财产和未决主要支出，下岬村的家庭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富裕、中等和贫困。由于空间限制和缺乏显著差异，1991年的调查结果未在此表中列出。

但为什么这些家庭不能和谐相处呢？几乎所有的被访谈者或者是批评年轻人太独立、太自私，或者是批评老一辈的人太苛刻、脾气太坏。有趣的是，被访谈者所给出的答案与他们的年龄没有关系，一些年长的被访者也会认为那些老一辈人的态度不好、对家庭没什么贡献，从而导致家庭的分裂。而一些年轻的村民也会指责他们的同龄人不够体贴、工作不够努力。但是，这些核心家庭和空巢家庭中的所有人都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我采访的所有村民，无论他的家庭结构是什么，都认同“家和万事兴”的道理，也都认为良好的代际关系是成功的关键。根据一些比较善于表达的村民的说法，家庭和谐的关键是，两代人都必须各让一步、沟通协商、在孝道和家庭关系上达到新的认识。

我在2006年与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交流的过程中，第一次注意到这种对于孝道的新认知。当我批评少数年轻人不孝顺的时候，一个口齿伶俐的男人反驳说：“孝顺就是要让自己的父母开心。什么能让父母开心呢？如果他们的儿子过得幸福，那么他们就开心。所以我自己过得幸福就是我孝顺父母最好的方式。”他的说法得到他的朋友们的赞同，有趣的是，我采访的大多数老年人也是这么认为。他们基本认为，生活的终极意义就是看到他们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从在城市生活的父母那里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而且我看到这种想法逐渐被城市年轻一代所推崇；直到2006年时，我才第一次在下岬村从两代人的口中听到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传统的孝顺观念。

简而言之，精英儒家思想和日常生活伦理的孝道传统规范包含了三个方面：（1）晚辈无条件地尊重和顺从长辈；（2）成年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呵护；（3）通过生育和祭祀祖先来延续家族血脉。在这三个方面中自我牺牲都是必要的，最终目标是血缘亲族的安全与繁荣。个人幸福被理解为是子女的孝顺和自我牺牲所促成的祖先和父母的幸福，因而无条件的尊重和服从在孝道中十分重要。

在孝道中，幸福的载体一旦从祖先向下转移到晚辈，老一辈人从成年子女身上索取无条件尊重和服从的特权，就丧失了意识形态和心理学方面的基础。这导致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老一辈人在反对年轻一辈追求婚姻家庭独立和个人幸福的代际冲突中败下阵来。在之后的20年里，大多数老年人已经接受成年子女可以在很多情况下违背父母要求的事实，并且认为生活的意义不再是光宗耀祖，而是让子女过上幸福的生活。两代人共同组成一个主干家庭时，长辈让年轻的夫妇掌有权力；或者在两代人以两个婚姻家庭的形式生活时，长辈为子女提供帮助，都是转变的标志。在这两种情况下，老年人也意图与年轻一代建立密切的情感纽带。

代际沟通的另一方面是，年轻人自己经历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之后变得越来越体贴父母，他们现在也将注意力、关系、爱和生活的目标集中在孩子身上。如前文提到的我在2006年田野调查时遇到的那个年轻人和他朋友的转变，就是这种变化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我2015年与同一拨人进行长时间的访谈时，这个年轻人告诉我说，2010年他35岁的时候，他就完全变了，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他的朋友身上。他开始感谢从父母那里获得的一切，认识到父母为他所作出的牺牲和他现在为六岁的儿子所做的一切。他和妻子现在与他的父母一起住在父母帮他购买的一个公寓里，但由于他想为孩子的教育、结婚、买房子和其他所有能让儿子过得快乐的事情攒钱，他现在仍然做两份工。他的朋友完全赞同他的说法，他们也说现在更加理解父母，也能与父母更好地相处。但是他们也有些尴尬地承认，因为他们在城里为了糊口而奔波，所以他们仍需要依靠父母帮忙照顾孩子 。正如我在2013年和2015年的40个单独访谈和两次小组访谈中发现的，这些观点和行为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中最为明显。

简言之，“孝而不顺”是21世纪为大多数村民所接受的对孝顺的新理解。这种新理解通过放弃要求晚辈服从长辈，而成为消除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代际冲突的主要原因。代际团结的功能性益处和对孝顺的再定义，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为转变，共同产生代际之间的团结一致。对于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来说，他们辛苦工作的最终目标和生活的意义在于第三代的幸福和成功，关心、爱护和家庭资源都向下流动，为代际亲密关系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导致我所说的下行式家庭主义。由于中国文化中对人格的关系性定义，西方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中难以扎根，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新型的下行式家庭主义中的文化特征。

代际亲密关系，指的是一种反映在情感依赖关系上的深度沟通、口头表达和肢体表达上的跨代际的互相认知、理解和情感共享。这与传统的社会亲密类型不同。在传统的社会亲密类型中，由于缺乏移动性和隐私、思维的相似性以及生活轨迹的高度可预测性，家庭成员、社群成员之间熟悉彼此的思想和行为。这种早期的社会亲密关系主要是通过相同年龄、性别和社会地位小群体的社会化而实现的，这种关系极少跨越家庭中的代际界限。因此，过去20年来家庭生活中代际亲密关系的出现，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

其一，最明显的是Harriet Evans所说的交流亲密性。在日常实践中，这表现为父母与儿孙之间频繁而友好的聊天和笑声。这些对话的主题从日常生活中的家庭事务、村里的八卦、对各种电视节目的评论和转述听到的故事，到对家庭经济策略的计划。在描述家庭生活中这样开心的时刻时（即村民所说的“沟通”），很少有人使用现代的城市用语“亲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经常使用“亲近”这种表达方式。当他们使用沟通这个新引入的词汇时，村民们实际上指的是晚辈和长辈之间不同于传统孝道规范的双向思想和情感交流。正如杨老师所说，在过去只有辈分或社会地位高的人给辈分或社会地位低的人训话，后者只能听从前者的指示，“我们都不敢跟父母大声说话，更不用说争论了”。

其二，村民们将情感方面的亲密关系视为一种进步，他们称之为“亲情很浓”或者“很亲近”。村民们通过具体的实践来表达情感上的依赖关系，包括与亲人参与活动，为对方做的事，或者直接表达情感。当被问到更具体的描述时，村民们一般会用“总是想着我”、“在意我”等短语。老一辈人倾向于用一些更实际的表达方式，类似于“嘘寒问暖”或者“心疼老人”等，来表扬他们的子女和第三代；年轻人则倾向于使用时髦的表达方式，比如“理解”、“尊重”和“支持”等来描述父母积极的变化。

其三，交换个人礼物作为表达情感亲密关系的一种方法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以前在农村的礼物交换传统中并不存在这种做法。尽管过去在一些特殊场合，晚辈为长辈提供食物和酒水，这种供给与服从和恭顺一道被视为孝道的一部分，而不被视为个人对情感依赖关系的一种表达。然而在过去20年中，越来越多的年轻村民会在生日、过节（包括父亲节和母亲节）和返乡时送父母或者祖父母礼物。在送礼物的时候，许多人会说一些类似于“在外面的时候我很想你”之类的话。他们会送任何他们认为父母或祖父母喜欢的东西，可能是一顶冬天保暖的帽子，也可能是一部手机。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在仪式化场合下家庭之间所交换的传统礼物，这些是家庭成员之间交换的私人礼物。前者代表的是家庭组织之间的社会义务，而后者表达的是同一家庭中成员之间的个人情感。因此，代际关系中情感亲密关系的发展开辟了家庭生活的新空间，同时重新定义了家庭内部的关系。

其四，一些村民将旅游视为促进代际亲密关系和团结的方式。我第一次知道这种方式是之前研究中描述过的王先生和他父亲告诉我的。2013年王先生和妻子、他的父母和他刚结婚的儿子儿媳一起去北京旅行了7天。“旅途中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很开心；我们什么都聊，而且总是在笑。这才是生活中真正的幸福。”在谈话中，王先生至少以类似方式重复了三遍他的感受。他的故事启发我去调查，有多少村民曾带着他们年迈的父母去大城市或者旅游景点旅行。截止到2015年，我发现有32户家庭进行过这样的旅行。带父母在假期旅行对中国城市居民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对于像下岬村这样偏远的农村来说，这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突破。不仅仅是因为旅行所涉及的花销，也是因为在过去家庭成员之间，仅以观光为目的而共度一段时光或分享情感是很罕见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上文所提及的代际亲密关系源于已婚妇女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亲密交往。尽管这些年轻妇女（在我目前的研究中他们属于年轻父母一代）与父母之间的沟通和情感纽带不断增强，她们同时也制造了与公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代际关系迅速衰弱的重要原因。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婆们逐渐适应新的家庭关系模式，不再试图控制儿媳，这得到了儿媳们积极的回应。由于已婚妇女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代际亲密关系缓慢而间接地从一个已婚女儿与娘家之间的关系，扩展到其与婆家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例子就是妇女为年迈的父母和公婆支付电话费。2015年夏，我在村里商店进行观察的两天内，有4个妇女为公婆购买预付费电话卡，有5个妇女为父母购买电话卡。

其五，代际亲密关系也会引发代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实践也确实造成了对他人生活的干扰。成年子女常常做一些他们认为父母会喜欢的事情而不再事先征求父母的意见，比如给父母买一些父母不喜欢的时装，或者强迫父母使用新的社交媒体；年长的父母则试图规范他们成年子女的情感生活，或者将自己的育儿观念强加在子女身上。过去由于村民们并不在意隐私和个人选择，这样的做法并不重要。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隐私和个人选择的意识大幅增长。成年子女与孩子在同时获取隐私和亲密关系上的困境尤为突出。他们有着较强的自我意识，对私人空间也有着更高的重视程度，这些情况加剧了他们与老人之间的矛盾。此外，与父母情感上的亲密关系，也会对个人的婚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点在已婚妇女身上尤为明显，已婚妇女经常主动请父母和兄弟姐妹干涉自己的婚姻生活。这种现象在过去十年间造成至少三对夫妇离异，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在80后一代人的离婚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

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2010年的下岬村村民更多依赖家庭、更加努力构建有意义的家庭生活，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对孝道的再定义、代际亲密关系的增长，以及下降式家庭主义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否会扭转我之前研究中所探讨的家庭和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呢？我的答案非常直接：不会。这些重要的新发展尽管不都是事先设计好的，但实际上却来源于个体化进程。

首先，中国缺乏重新嵌入的机制，使得当个人在个体化进程中被从社会中剥离之后，家庭成为个人重组和重建安全感的最重要机制。简单来说，西欧社会的个体化经常通过机制变革和市场力量，将个人从之前的社会范畴（例如家庭、亲属关系、社群和宗教）中分离出来。但是，个人不得不寻找新的社交和重获归属感的机制，比如自由结社、非政府组织、宗教活动或新的亲密关系。然而，中国的个体化进程，是由国家主导的快速实现现代化的策略。在减少国家提供社会福利和支持，将个人从以往的农村集体和城镇单位所提供的保护伞下剥离出来的同时，政府须严防任何可能加强社会力量的重新嵌入机制的形成。因而，孤立的个体在国家和市场的强大力量之间独立存在，家庭则成为个体获取保护、归属感和生命意义的唯一源头。

与上述现象密切相关的一个因素是社会信任下降。现代社会依赖于对机构、专家和陌生人的信任。然而，在国家权威主义下，市场经济的胜利使中国在成为风险社会的同时，社会信任在最需要的时候不断下降，这一现象由于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而愈演愈烈。因而，家庭成员成为个体能够得到的最可以信赖的唯一对象，这在亲子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对年轻的父母和村里的青年人进行了关于信任的结构化访谈和小规模调查研究。绝大多数的被访者将他们的父母列为最值得信赖的和始终可以依赖的靠山。在回答分享失望、焦虑、绝望等感受的问题时，2/3的受访者将父母列为首选，将最好的朋友列为次选，而少于1/3的人选择了相反的顺序（城市青年中也存在相似的现象）。当我就同一话题对老年人进行访谈的时候，毫无例外地，他们都坚称将永远支持子孙，同时也坚定地认为子孙是其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对象。

其次，进城务工和城镇化进一步刺激村民在家庭内部寻求支持和帮助。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工的人数从1980年的200万人增长到2014年惊人的2.73亿人，其中包含着1.68亿长距离迁徙的农民工，以及1.05亿在临近城镇工作的农民工，这些正是全国迅速城镇化所造成的结果。下岬村虽然在这股全国性潮流中起步较晚，但在过去的15年间逐渐赶上了这股潮流。到2015年，一共有102户家庭搬去临近的双城市居住，而剩下的家庭中的大多数依靠季节性外出务工生活，这些导致了上文所讨论的新的家庭结构和对代际团结的急迫需求。在不友好却十分有吸引力的城市环境中，以农民工身份生存的共同经历，使得跨代人之间形成一定的共识。老一辈中的很多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城市里从事雇佣劳动的先锋，正是他们将进城务工介绍给下一代人，因而造就了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基于共同经历的相互理解。作为进城务工人员生活的一部分，一方面，定期的分离和团聚让家庭成员间的每日碰面变得不可能；另一方面，这种分离和团聚在特殊的家庭聚会时制造了寻求感情联系的迫切需求。跨代家庭尤其如此，祖孙三代人的生活都被进城务工者的离去和归来塑造着。正如一些村民告诉我的那样，当家人（也包括亲戚）不能经常见面的时候，他们会思念彼此并且会对彼此产生更强烈的情感联系。由于农民工工资的上涨，进城务工也创造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这一点在过去五年中尤为突出。这些可支配收入又有助于减少以前由于资源稀缺而造成的代际矛盾（这也是我的受访者反复提及的一个因素）。

再次，在过去30多年间，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市场流行文化少有变化，造成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思想一致。电视和手机对村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最大的影响。电视将家庭成员聚集在一处，将他们融入同一种流行文化中（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描写家庭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手机则让在城里务工的人可以与家人保持亲密联系。父母和成年子女经常在消费方面持有不同意见，但是由于享有同样的信息来源，他们在情感民族主义达成方面几乎出乎意料的统一，他们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骄傲、对日本感到愤慨、对美国的全球霸权表示不满。这与上世纪90年代的情形不同，那时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依然生活在毛主义集体化的影响下，并且表现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父权文化的特征；而他们的成年子女，即本文中的父母辈，已经开始离开村庄在城市里短期务工，因而在社会和家庭生活的许多方面与上一辈的想法不同。

最后，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很多方面影响着中国的家庭，例如不断下降的生育率、不断减少的家庭人口数和4-2-1（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父母、独生子女）家庭关系结构的出现，以及长辈对独生子女在物质和情感上急剧增加的投资。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促成亲子关系的情感化，这又为代际亲密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父母介入已婚子女家庭生活；另一方面，成年子女在遇到生活危机时依然依靠父母的持续指导和道德支持，这正是上述代际团结的例子。在下岬村，如同在中国其他农村地区一样，地方政府从未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夫妻像同龄的城里人一样，选择生一个、最多不超过两个孩子。他们将更多的物质和情感投入到子女身上。而在城市里，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影响使得已婚的女儿对父母来说更有价值，由于两对祖父母并存和家庭构成的灵活结构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孝道的父权式规范逐渐为新形式的妥协所取代。

在本文中，成年子女一代的迅速成熟也在代际亲密关系和下行式家庭主义的出现上起到重要作用。当他们步入30岁以后，以前自我放纵和被溺爱的这群年轻人开始感激父母，并通过更多的沟通、更亲密的关系和更深的情感依赖回报父母。但是，他们对孩子的珍视程度远甚于当年父母对自己的珍视程度，因而他们不得不依靠父母的帮助来养育完美的下一代，以应对竞争愈发激烈的社会中的种种挑战。这些成年子女将对第三代的奉献和牺牲作为持续依赖父母的理由，这就是典型的社会自我主义。我也将在文章的末尾对这点进行简要的阐释。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在下岬村观察到的家庭生活中最有趣的发展，就是代际亲密关系的发展，这种变化必须建立在对传统孝道规范再定义的基础上。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八九十年代孝道和代际团结受到冲击的时候，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物质需求也从来不是严重的问题。当时代际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晚辈的服从和恭顺的期望。一旦长辈不再要求服从和恭顺，就可以与子女逐渐达成新的共识，在新共识下孩子的个人幸福成为老年人生活的目标。因而，逐渐形成的代际亲密关系继续发展下去而未被逆转。家庭变迁的早期趋势主要表现为，家长权威的衰落和子女权力的增长——这也是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的个体化进程的一部分。然而，现实生活中这种亲密关系转向的到来，也与家庭将精神和物质层面的重心向第三代转移密不可分，这样的转移导致了下行式家庭主义的出现。

下岬村的案例可能代表了中国城乡两地广泛存在的家庭和家庭生活的个体化趋势。近来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表现为冲突频率的减少、高度的相互信任、关心和责任感，以及在器物和交流层面上的代际互惠。移民并不一定会削弱代际团结和亲密关系，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移民事实上对这两者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但新型的代际亲密关系似乎在城市家庭中更为普遍。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在代际关系的新模式中，爱、关心和物质资源共同向下流动。这种趋势也可以被称为望独子成龙现象、代际沟通的亲密关系、以儿童为中心的关系和以第三代为中心的双边-多代家庭。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研究试图将这些点连接起来，或者试图在单一框架下将这些现象加以总结，也很少有研究将这些家庭变化的新趋势，置于中国社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个体化进程的大背景中进行讨论。我在下岬村的追踪田野调研以及与村民之间不间断的联络，使得我能够在一些重要变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及时发现它们，并且将这些变化置于当地和国家历史的背景下进行考虑。此外，我在之前有关个体主体性的文章就指出，个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是，个体应对个体化的方式既依赖于其个体化的路径，也同时塑造着这一路径；因而，不同的个体化会产生不同的新个体。在这方面，对于下岬村代际亲密关系和下行式家庭主义的人类学研究，也加深了我们在主体层面对个体化进程的理解，即特定文化下个体或人格的定义既塑造着个体化进程，也反过来被个体化进程所塑造。

西方社会的亲密关系，以平等的个体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以及在尊重隐私基础上建立的透明性为特征，因而，这种亲密关系只能在平等的人之间出现。亲密关系不能替代个体之间的边界，所以只能通过认识和理解来展示真实的自我。相比之下，中国人对亲密关系的理解恰恰是对个体边界的相互侵犯，以达到两个人之间“不分彼此”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下岬村所出现的代际亲密关系，也同时产生干扰、矛盾和冲突。

中国式的亲密关系和隐私之间模糊而有争议的界限，根植于中国社会对个体人格的文化建构。基于西方社会经验的亲密关系研究和代际团结模型，建立在下述假设的基础上：个人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与内在自我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以及真正的亲密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然而在中国，个体是由关系界定的，自我只存在于一个被称为差序格局的、以等级排序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在这种关系化的个体中存在着一个分裂的自我：以欲望和利益为中心的“小我”和关系集体（家庭、亲族和国家）利益的“大我”。当两个“自我”发生冲突的时候，“小我”必须服从“大我”。因此，尽管对孝道的再定义消除了之前对于晚辈顺从的期望，但是这种新出现的亲密关系，并不能使不同代际关系的性质平等。相反，它导致老年父母放弃了从前的阶层优势，从而换取成年子女的情感关怀和物质支持以及其他超越个人生活有意义的事情。正如沈奕斐在她研究上海中产阶级家庭的书中所证明的，年轻的父母主导着这种转变，因而普遍享有更多的权利，但是当老年父母拥有丰富资源时，这种权利的平衡就会反转。这样看来，中国家庭的代际团结要比代际平等更容易实现。

正是因为中国人依然是一个处于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关系个体，并且有一个分裂的自我，西方那种为自己而活的理想在中国文化中很难获得充分的道德合法性。尽管个人的欲望和权利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许多认可——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确实已经使追求幸福成为新的家庭理想的一部分——个人生活的意义依然深深地扎根于人际关系网之中，而且必须通过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来获得。换言之，赤裸裸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自我主义总是会遭到谴责，但是以“大我”为名的自我主义行为则是可以接受甚至是被推崇的。延续Stephan Feuchtwang的说法，我将此称为“社会自我主义”。在传统中国，这个大我就是祖先；而在毛泽东时代，祖先被社会主义国家所取代；到了今天，“大我”主要体现在第三代身上，这些孩子承担着实现父母和祖父母梦想的责任。因而，代际亲密关系和下行式家庭主义——广义上说是家庭和社会的个体化——既是现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通过这一建构，个人对幸福和生命的意义的追求带有明显的中国式“社会自我主义”的特点。

    图文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微信公众号 201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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