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先生受邀来到云南。在云南近一年内，他在继续之前史学研究的同时，到昆明维则、禄丰、宜良多地进行民族调查，研究更加深入。顾先生所阐述的“中华民族是—个”，为中国民族研究的推进、民族理论的建设以及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先生所倡导的“多所见闻，以证古史”的治学方法，对推动中国民族考古学学科创建、促进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顾颉刚；云南；民族调查；学术活动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古史辨派”和禹贡学会的创始人。全面抗战爆发后，顾先生因创办通俗读物向民众宣传抗战遭日军通缉而离京，于1937年9月到甘肃、青海考察教育一年。1938年10月，顾先生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诚挚邀请，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委任来到云南，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昆明北平研究院[1]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至1939年9月离滇。在此期间，顾先生在云南进行了深入的民族调查，出版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关于顾先生在云南期间的学术活动及其影响，仅有王煦华[2]、王振兴[3]等先生进行过专题探讨。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顾先生在云南期间的民族调查和学术活动及其影响进行述评，以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顾先生学术生涯和学术地位的认识。

顾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前亦是主张为学问而学问”，[4]但身处动荡的时代，一个有责任心的学者，是压抑不住自己投身于民族救亡的热情的。1934年与同仁创办《禹贡》周刊，表明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抗战爆发后，顾先生深刻认识到民族问题对全民抗战的影响。西北一年的考察使他更“晓然于边疆问题之严重性”。[5]他“性好游览，腰脚之健足以济之，每莅一地，必穷其胜而后快”。[6]云南民族众多的现实条件为顾先生提供了一个调查的契机。他在1938年6月27日给闻宥的信中写道：“将来到滇，拟买一马，日日骑之，用当药饵，且为周历边疆之准备。弟自经此行，对于中国民族史更饶有兴趣。”[7]买马之事为虚，周历边疆却是实。顾先生一到云南，便与同仁调查昆明周边县城和村落，其日记载：“到宜良县伏虎镇，到路南县，至启明镇李氏鹿阜山庄（10月26日）；赴维则县，圭山小学戈衣黑小学，观教堂及邓明德墓（10月30日）；参观密枝神社（11月4日）；到大麦地庄调查沙人（11月5日）；到晋宁，文庙、教育局、民众教育馆、天女山、金砂山、金山寺、黑麻村、魁星阁（1939年7月21日）；访滇池城遗址（7月24日）。”[8]

昆明与路南、维则、安宁、宜良、禄丰等地之间，山大沟深，交通闭塞，道路坎坷，多处汽车未能通行。顾先生调查时或骑马、划船、乘人力车，间或步行，虽多次跌伤，却知难而进。他于1939年10月26日记：“一时许抵昌乐镇，遇大雨……四时至石林，至剑锋及亭上远眺，路滑石峻，幸未跌……五时十分下山，又遇雨，衣服尽湿。”[9]“路极难行，今日乘火车行百二十里，滑竿行七十里。山陡路滑，夜色又深，予轿夫老，力已竭，又不辨道路，跌了三跤。前两次滑竿扑地，人幸未坠，后一次则侧翻，予亦跌出，擦伤右膝盖之皮。”[10]10月27日记：“由车夫指导，步行而上，昨日雨后，路滑难行，予跌二跤，擦伤右腕……昨日骑马行四十里，今日乘滑竿行九十里。”[11]由于条件所限，住宿几多不便。11月15日记：“今晚到禄丰，适下大雨，不得进城，而站上客店人亦满，乃住车上。然大雨中芦席亦漏，几不得眠。”[12]对于这样的奔走，顾先生感叹：“自己一素不接触现实之人，竟得作此壮游……在我平淡之生命中，激荡此拍案波澜，实谓最可纪念之一章矣。”[13]

顾先生所到之地，多民族复杂、风俗特异、语言不通。先生以满腔的热忱和刚强的意志，克服了许多困难，深入路南、维则、禄丰等地的村寨、学校、寺庙、教堂、山林、街市，广泛接触各民族同胞、宗教人士、学校教员等，座谈、调查、学习、讲演、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对其学术研究颇有益处。在维则，“晤张校长等，与之同到夷民李凤林家”；[14]与在宥同访杨春和，毕映斗等”；[15]“与在宥、幼舟同到大麦地庄调查沙人，至刘品升家”。[16]在禄丰，“与赵克敦督学同到大北村，参观土主庙、赵宅、王宅、王氏家祠、乡公所、诸天寺等处”；[17]“与侯牧师等到县立初中，向城区各校教职员及学生演讲二时半”；[18]调查赶街事，与有义巡行街市，先至北辰街，转至县府街，出西门看猪市，转至南门进城，至南门街、西平街、文瑞街、文明坊等处”。[19]

在调查的同时，顾先生查阅了各地方志、家谱，抄录了许多地方志资料。在路南，“抄写《路南县志》，备作游记之用”；“看呈贡蒙化两县志”；“看《腾越厅志》……看《杨氏家谱》”；“看各地方志，抄录材料……续抄《蒙化县志》。[20]在禄丰，“借《云南通志》，回寓略翻一遍，即将沿革大事记抄写”；“看《云南备征志》，看《滇小记》中之滇云夷种，点毕……看道光《昆明县志》”。[21]以上工作加深了顾先生对云南地方史的了解，使其可以将实地调查与地方文献的记载结合起来。

作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路人”，[22]顾先生十分注重对地方民俗风尚的调查。“二十七年十月十三日，予与在宥同游路南县，止于城东四十里之维则乡，维则居民，夷九而汉一，当地设有天主教堂及圭山小学，为调查夷民生活之绝好中心。”[23]顾先生乐于访问夷人风俗，“到教堂访曾神父，遇之，谈夷人风俗”[24]“侯牧师来，出示滇西照片并述风俗”。[25]他还亲自深入民族地区调查风俗，“偕李凤林参观密枝神社”[26]“到土主庙，并游山上夷人村落”，[27]将调查心得记录下来，成为其日后写作的素材。《爨人祭祀》[28]就是在参观彝族密枝神社后完成的。

顾先生擅长书法，对文字学有研究兴趣，调查之时更十分热衷学习民族语言和文字。10月31日到戈衣黑调查时，摹写爨文。其日记载：“夷民黄贵心，年六十八，住黑泥村，离维则约廿余里地也，能作爨文，观其书写。”[29]顾先生还经常与民族人士交流书法和文字，如在维则时，“毕君等知予至，因持其经典来谈；夜，李、毕诸君来谈”[30]“沙人住大麦地庄者已不能讲沙语，仅刘品升能之”。[31]

“走长路不跑快马，建大厦需筑深基”，[32]顾先生的一次次调查和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关注，体现了他的现实关怀。云南地处西南，民族众多，顾先生在云南期间的生活和工作使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更加深了他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风俗人情、社会生活的了解，对其学术研究多有裨益。

顾先生是一位以研究上古史为主的历史学家，自幼喜欢研读经史典籍，希望继承清代学者的考据之学，大学毕业后，立志从事古史。顾先生早年的研究大都在高文典册之中，抗战爆发后，他认识到“把握现实问题方是学问出路”，[33]因而转向讨论现实社会。然而不论何时、何种环境，他都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史学研究，古史一直都是其心之所系。到云南后，顾先生虽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民族调查和社会活动上，但是凡有闲暇，他便会伏案写作，编写《中国上古史讲义》，深入阐述“中华民族是一个”，著《浪口村随笔》等，著述共计30余万字，学术研究成绩值得称道。

顾先生到云南后，于1939年1月迁家至昆明北郊浪口村，此后便一直居住在偏僻的乡间。躲避日寇敌机轰炸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顾先生想要一个清静的治学环境。自1939年春以来，北平文化机关尽乎迁至昆明，顾先生“苦于浮名为累……故去年到滇后，宁住在交通不方便之乡村，而不居城市”。[34]他以学术研究为终生之计，抵滇之时决心“将年来所得材料陆续写出，既为我生命中留一深刻之伤痕，且期以西陲风物报告国人，为他日开发之一助”。[35]顾先生在浪口村居住的8个月完成的研究成果，是其学术成果中很有特色的一部分。

顾先生遇事留意，勤于笔墨，不肯放过每一个灵感，主张学者治学应当先写短小的读书札记。在浪口村时，顾先生结合自己对西北和西南民族和民俗的调查和研究，将自己的思考和见闻写成读书札记。1940年移居成都后，顾先生将其随笔修改后发表于《责善半月刊》。抗战胜利后，顾先生再次修订编排，取其写作之地名，署名《浪口村随笔》，后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浪口村随笔》内容充实，资料广泛，“可以说是顾颉刚先生读书笔记的代表作”。[36]

顾先生在笔记中记录了他在西北、西南的见闻和心得，且不断运用调查所得的民族、民俗资料，写出了一批论述调查之地历史和风俗的文章。《浪口村随笔》第六卷第一篇《边民种族之分》[37]就是基于云南民族调查完成的论著。

顾先生“初至滇中，即欲知此省种族有几，而一加辑集，数乃无艺，为之投笔而欢”，[38]可见他对民族问题有浓厚兴趣，只因无从下手，只能作罢。但随后，顾先生又以光绪《腾越厅志》《后汉书•西羌传》为例，简要谈及对民族、种族的意见。

顾先生将民族调查与文字学知识相联系，往往有所新解，这在其笔记中亦有所体现。例如，1938年10月30日，顾先生与闻宥至路南县，与人讨论爨字。夷民毕汝安、毕映斗持《法夷字典》、夷文《圣经》与顾先生谈，谓顾先生曰：“夷文共四百余，皆单声，有象形者，如月作Ο，结作，以同声通假为多。”[39]当天夜晚，顾先生翻读夷文经典，“觉其笔法颇与甲骨文为近；惟甲骨文皆方笔，而此则方圆并具耳。其字直行，与汉文同；而其行自左讫右，又与满、蒙文同”。[40]可见，他对爨文、甲骨文、满文、蒙古文之间的联系有了自己的认识。

顾先生返昆明后，对此问题仍存兴趣，偶然读到李元阳《云南通志》卷十一，记载曲靖府唐代乡贤中阿町其人，注云：“马龙州人，撰爨字，字如科斗，三年始成。字母十千八百四十。”顾先生觉其中“十千八百四十”的数字与毕君等所谓“四百余”相差太大，因此心存疑问，为何现存爨文字数和文献记载有如此差距？之后，顾先生带着疑惑查阅记载爨文的相关史书，在清代倪蜕所著《滇小记》中找到了相关记载。《滇小记》载：“阿町，撰爨字如蝌斗，二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通过比对史书所载，加之与现存爨文字母相对照，顾先生考证出爨文字母约有1840多个，以证《云南通志》“十千”之讹。

顾先生将民族调查和文献记载相结合，以民族学、民俗学材料印证古代习俗制度，“开创了民族考古学的新领域”。[41]如《抛彩球》一文是顾先生以民族考古方法溯此习源流之作。顾先生幼时见抛彩球成婚者甚多，稍长，又在戏剧中多次看到，印象深刻，但他一直存有疑惑，为何这种婚姻方式在史书中没有见到？如其是想象出来的，为何此种想象出来的习俗可以如此风靡？此种问题困绕顾先生久矣。顾先生读《破窑记》，“知抛球成婚盖不信人事，惟听天命，由于委心任运之人生观而来”，[42]但仍有为何正式记载中没有提及这一点的疑问。在云南时，顾先生偶然读到袁嘉谷先生《卧雪诗话》卷八引柯绩丞《竹枝词》曰：“时样衣裳趁体妍，绣球抛掷早春天。邻家姊妹齐声贺，恰中多情美少年。”其自注曰：“夷俗订婚如此。”柯绩丞名树勋，清末民初在车里、猛遮一带（今西双版纳州境内）任职，其地皆为摆夷（今傣族）居地，故深知夷俗。顾先生乃发现此为摆夷风俗，且“由南诏、大理传入益、宁诸州，更由边州达于中原，于小说戏剧中乃大恢弘之”。稍后，李为衡[43]告诉顾先生，其幼年所居摆夷之地，“丢包”为阴历年至正月十六期间的娱乐活动。“丢包”即抛彩球。据柯绩丞记载，“丢包”为摆夷之订婚方式，而顾先生所见所闻皆为平常之游戏。因此猜测其大概是因为环境影响、汉化程度之深浅所致。加之李为衡所言，顾先生认为：“抛彩球为摆夷新年之俗，新年则以抛球为游戏而已；至于订婚，当有别期。抛球之用有二，其形制亦多异。”这样，顾先生“用傣族‘丢包’之习，说明了内地抛彩球择婿之风的由来”。[44]

在云南期间，顾先生的民族观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1938年12月19日，顾先生受邀创办《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作为边疆史地研究的又一阵地，推动民族史和边疆史的研究，促进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辱。顾先生对民族的思考和研究主要表现于其在《边疆周刊》发表的《“中国本部”一名亟废弃》《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文章，先生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要留神使用‘民族’二字”，“中华民族是一个”，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民族问题的一场大讨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学界已有十分全面详细的研究，本文不再作重复赘述。

关于以上成绩，顾先生后来在日记中说：在此重重叠叠的病痛中（失眠、血升、心悸、痱疮、头痛、鼻血、便秘、湿疹、疟疾、烂脚、腹泻、目涩、喉头炎、跌伤左足），居然还有这些成绩，大足自慰。然苟不住乡间，便不得有此矣。”[45]虽说此番成就与住在乡间不无关系，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顾先生作为一个学者所坚守的学术精神。在先生的读书笔记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关政治的言论。顾先生将其全部精力灌注于学术研究，而不分心其他事务。他希望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可以“以治学为职业”，以此为社会“作真实之贡献”。[46]

顾先生在云南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活动，是在《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在1939年《边疆周刊》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等系列论文，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战。顾先生深入阐述“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抗战时期凝聚人心、整合中华民族力量团结一致抗战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发表及由“中华民族是一个”引发的大讨论，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对深化中华民族整体研究具有深远意义。顾先生从历史事实角度论证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为中国民族研究的推进、民族理论的建设以及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费孝通先生虽与顾先生意见有所不同，但顾先生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认识和论证，为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

顾先生在云南期间的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对后世学人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顾先生通过现存的民俗习尚考证高文典册里的古史的研究方法，对汪宁生先生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20世纪60年代初期，汪先生“到云南来从事民族调查工作，开始很不安心，兴趣不大，以为是荒废自己的专业”，[47]但读完顾先生的《史林杂识》后，豁然开朗。汪先生在回忆顾先生在治学方法上给他的启迪时说：“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正在从事的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它对我研究中国考古学和古代历史的夙愿，不仅不相违背，而且大有益处。”[48]顾颉刚先生著有《浪口村随笔》及后来由此改写而成的《史林杂识》，专用民族学和民俗学材料印证古代习俗和名物制度，而且所用材料大部分来自自己的所见所闻，这可算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最早专著。尽管顾先生没有使用民族考古学这一名称，但他所做的，正是民族考古学的工作。顾先生将实地调查与古史研究、民俗学、民族学等研究相结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直接促成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形成。先生所倡导的“多所见闻，以证古史”的治学方法，对于推动中国民族考古学学科创建、促进中国现代史学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在顾先生的影响下，汪先生坚持“多所见闻，用以证明古代史事”，在民族考古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视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创建者”。[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