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村落社区的研究，肇始于19世纪末美国学者明恩溥（Arthur H. Smith）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此后，众多西方学者，如凯恩、狄特摩尔、白克令、葛学溥等，都以西方研究范式对中国村落社会进行了层次各异的研究。这些研究，“直接催生了中国本土学者对于中国村落研究的热情”。而在众多本土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它开创了通过村落社区窥视中国社会的研究范式。时至今日，这种对村落进行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仍然具有广泛的学术市场，诸多专家学者分别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领域对中国村落社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期间，也偶有武术学者对村落武术的探讨，比如，王明建博士论文中对河南“陈家沟”、贵州“鲍屯村”和山西“东街村”武术现状的研究。但从整个武术领域来看，对村落武术的研究还尚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本文利用文献资料法，在得出乡村武术具有“亮拳”、“玩拳”和“说拳”三种存在形态的研究假设之后，针对性地选择了冀南广宗县前魏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武术领域验证“田野工作有了理论的根据才有科学的意义，理论有了事实的基础才不至于空泛”的人类学研究过程。

1.1研究对象

冀南广宗县前魏村梅花拳及其“说拳”、“玩拳”和“亮拳”的活动形式。

1.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以“梅花拳”、“村落”、“社区”为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检索与“拳民村”研究相关性较高的文献30篇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在梳理出村落武术，特别是梅花拳具有“说拳”、“玩拳”和“亮拳”的文化特性之后，结合梅花拳的地域分布状况，选取《广宗县志》进行仔细研读，挖掘其中村落文化与武术活动相融合的文字记录。初步形成了关于武术活动构建村落文化空间的研究假设，为下一步的田野验证做好准备。

（2）田野调查法

据查阅的文献资料得知，广宗县前魏村是远近闻名的拳民村，民俗活动丰富多彩，且多与武术相关。故此，选取前魏村为田野调查点，先后于2015年4月5日至6日和2016年2月15日至17日两次深入前魏村进行调研。分别参与了当地的“亮拳”和“打醮”活动，并在此期间有针对性地选取9位村民进行了访谈。田野调查结束后对访谈记录做了分类、归纳与总结，试图通过田野和史料互证的方法论证本文的假设。

在前魏村，练武术常常被称作“玩拳”，而练武术的人自然被称之为“玩拳的”。一个“玩”字，道出了习武练拳和娱乐休闲之间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也充分说明了，在日常生活中拳民已经把练武当成了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真正实现了武术的生活化和娱乐化。

2.1 劳作之余的“玩拳”

前魏村位于广宗县城以北7.5公里、县级公路大牙线以西的广阔地域，村里没有任何工业，除了少数年轻人外出上学、打工之外，大多数人都以务农为生。而耕地多为沙壤土、较为贫瘠，又均为水浇地，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精心耕作才能维持正常生计。耕作的异常辛苦和生活的单调乏味，极大促生了村民对娱乐生活的需求。所以，劳作间隙、农闲时节玩上一段梅花拳调节一下心情、缓和一下劳作的辛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前魏村的村民们一直把练拳说成是玩拳，“白天去种地，晚上来玩拳”的娱乐传统一直流传至今。在调研中，常常听前魏村的老人们称梅花拳为“庄稼拳”，这不仅说明了梅花拳的练拳群体大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而且也说明了练拳的场地大都是在田间地头、打麦场等与生产劳动密切相关的场所。此外，梅花拳除了枪刀棍剑等常规武器之外，还有许多稀有的兵器，它们主要来源于一辆农用独轮车：拉车绳是“流星锤”，车轮子拆开就是一对“风火轮”，车攀绳变成了“七节鞭”，车爬头就是“大梢子”，还有“文棒”、“上天梯”、“护身披”、“群母枪”、“小拐”、“量天尺”、“梅花针”等都是由独轮车各部件变化而来的，就是连修车用的工具小锛也变成了“一锛三枪”，等等，一辆独轮车可拆成20多件稀有兵器。还不止于此，如果是性情所致，铁锨、锄头、镰刀等生产工具也能成为村民手中的兵器。这足以说明，在前魏村的社区文化空间中，村民已经把生产、练拳和娱乐三者有机融合为一体了。

2.2民俗节日的“玩拳”

民俗节日，是一个村落社区文化空间的重要构成要素，清晰生动地记录着该村落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节日就意味着欢乐、喜庆、温馨和幸福，“娱乐就成为民俗节日永恒的主题”。所以，极具娱乐性的梅花拳表演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前魏村民俗节日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承担起了乡村娱乐空间的建构任务。在前魏村，不管什么节日，武术和锣鼓这两项活动是万万不能少了，少了它们就不能称其为节日。由于前魏村是一个典型的梅花拳村落，村里人大多会打梅花拳，而梅花拳在“亮拳”时又必须要有锣鼓伴奏，久而久之，拳民在耳濡目染中也学会了锣鼓演奏。“节日上的武术表演主要是梅花拳，再早些年的时候还有洪拳，现在我们村洪拳已经基本失传了，就剩下梅花拳了。但是，敲锣打鼓的传统始终没啥变化。”（张俊华口述）每逢民俗佳节，梅花拳弟子就会聚集在一处,通常是在村里的广场上、主要路口或者是集市上，一边演练武艺，一边敲锣打鼓，吸引着里三层外三层的村民前来观看。如果观众太多太过拥挤，表演者就不得不舞动长器械（枪、棍等）或软器械（九节鞭、三节棍、绳镖等）来“开场子”，把观众“吓退”，以便腾出一块足够大的地盘进行武术表演。可不一会儿，在观众推搡、拥挤、争先恐后地观看中，场子会越缩越小，此刻就需要再次“开场子”。在每一次的“开”与“缩”的互动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唏嘘声、惊叫声、呐喊声……声声不绝于耳。武术表演的同时，锣鼓队自然不甘示弱，他们挺胸腆肚、左顾右盼、奋力擂鼓，足以把自己内心的喜悦之情通过锣鼓声传递出来，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村民。此时整个节日现场沸腾了，欢呼声、叫好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共同营造了一个喜庆祥和的空间。村民更是在欢快热闹的氛围中释放了压力，缓解了痛苦，增强了生活的信心。“玩拳”，在前魏村已成为一种调节身心、丰富精神生活的民间娱乐活动，村民把梅花拳“玩”出了水平，“玩”出了境界。

2.3宗教仪式的“玩拳”

前魏村村民主要靠农业生存，然而该村耕种环境却不容乐观，“春季暴风骤起，沙土横飞，咫尺莫辨……夏至雨量短少，历年多患亢旱。”而且，“全境均旱田，无河流可兴沟渠，无井泉可供灌溉。”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村民靠天吃饭的观念较为明显，再加之生活空间相对闭塞，“这就为村落信仰的产生、存在和传承提供了条件。”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只有烧香拜佛祈求神灵的庇佑了。所以，前魏村的庙宇较多，“解放前共有7座，分别是关帝庙（村东）、南海菩萨庙（村南)、三官庙（村北）、玉皇庙和齐天大圣庙（村西），另外，村东北角还有一座姜太公庙，村主街上还有一座土地庙。”（张玉宝口述）经过文革“破四旧”运动后，现在仍保留下来4座，分别是土地庙、玉皇庙、姜太公庙和齐天大圣庙。此外，村民家中均供奉天地、土地、灶王、全神、财神、南海等诸神位。逢年过节、初一十五村民都要摆供品、烧香、磕头，以祈求神灵保佑。所以，前魏村的宗教活动异常丰富，其中在全村影响大的就是“打醮”和“摆会”活动了。“打醮”是道士设坛为人做法事以求福禳灾的一种道教活动，“摆会”则是一种以佛爷信仰为代表的佛教活动，通过念诵佛经以祈福纳祥。这两种宗教仪式尽管在具体内容和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有一项活动却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通过“玩拳”来娱神娱人，以增加吉祥和谐的喜庆气氛。届时，不光本村的拳民跃跃欲试，邻村武术表演队也会受到邀请前来助兴。此时，炫耀武力、比试武功的意图已明显淡化，取而代之的则是同喜同乐、相互祈福、情感交流的互助心理。

总之，村落社区通过“玩拳”来构建休闲文化空间的方式有三种类型：一是个体性的，就是以娱乐身心、强健体魄、提高修养为目的的“娱己”型玩拳方式；二是交往性的，就是在民俗节日走出拳场到公共场合进行的交流表演、渲染节日氛围的“娱他”型玩拳方式；第三种是宗教性的，就是在宗教仪式中担当“娱神”重任的玩拳方式。通过这三种方式，村落社区就在文化层面上构建起了一个其乐融融的、“人神共娱”的娱乐文化空间。

在前魏村调研，你会发现一个很独特的现象，那就是“三句话不离拳”。不仅村民在拉家常时离不开拳，就是在跟陌生人初次打交道时，它也是打开话匣子的一种媒介。梅花拳在前魏村绝不只是一派拳种，一个组织，或是一种信仰，而已完全成为一种村落语言，通过梅花拳话语可以阐释村落的历史文化、社会变迁、生活空间等诸多话题。

3.1 说古：净化村落道德秩序的手段

说古，就是讲历史故事。然而前魏村人所讲的历史故事，却大都是历代拳师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进行了一种有意的重构”，即格尔茨所谓的“深描”，最擅长于演绎那种武术人德艺双馨、匡扶正义的英雄事迹。在乡村社会讲故事、听故事是一种灵活便捷、成本低廉的道德教化活动，即使文化水平很低的村民也能听得懂，并从中领会到主人公的高尚品德和侠义之举。前魏村上了年纪的老人大都能随口讲上三到五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有的甚至能讲到十多个。“老辈拳师的故事多着呢！比如，武探花护驾西域行、三德请师、史聪明皇宫教拳、佛祖梅开授拳、蔡师爷传道来河北、刀劈飞鸡、庙中仙人授艺，等等，还有很多，都是我们梅花拳的故事！”（李玉琢口述）这些故事可归为两类，一类是真实故事，即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大都是某些武术名人的生活经历。另一类是民间传说，这类故事往往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神话化了的历史，即原本是历史事实，后来却被附会上了许多神性的东西，故事丧失了其历史性，转而成为了一种理想或信念；另一种是历史化了的神话，故事本来源自于神话，然而在历代反复地讲述中，由于听众并不在乎它含有多少真实性的成分，最终就信以为真，把它们当成历史了。但不管哪类故事，其主人公都代表了忠厚、仁爱、正义、侠勇等传统美德。可见，武术故事所传递的都是对后人进行导德齐礼的教化信息。所以，给村里的年轻人讲故事，其实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净化村落的道德秩序，使年轻人能够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前辈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努力做一个安分守己、进德修业的好村民。

3.2 说招：以和为贵的比武形式

长久以来，强调社会的和谐融洽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特别是在乡村社会，以和为贵的处世方略更是根深蒂固。儒家思想追求的温、良、恭、俭、让，既是对个人修养提出的要求，也是检验良好社会风尚的标尺。所以，对村落社区来讲，最理想的自治状态就是村民之间“和睦”而“不争”。然而，对武术人来讲，却常常会因为比武而大动干戈，不仅伤了和气，更有甚者还扰乱了村落正常的生活秩序。为了避免冲突、化解争斗，前魏村传承着一种“说招”的比武方式。就是用交谈的方式把自己进攻的招式告诉对方，然后听对方说如何防守，或者对方一说出进攻之招，我立刻答出破解之法。如此往复，循环不已，在言语的“你来我往”中比试就完成了。“我们很少动手比武，越是老拳师越喜欢‘说招’，不是因为不能打了，而是怕伤了和气，无论谁‘花了脸’，都没面子，是吧？……就那么说说，比划比划就算是比武了，而噼里啪啦打起来的比武，在这里不常见了。”（李玉普口述）一场比武，用“说招”的方式能分出高下，自然会和和气气的结束。然而，仅“说招”也不能完全代替动手比试，只是人们在“贵和”、“尚和”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下，更希望把武力冲突降低到最低化，以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安宁无争。这样既能点到为止，又给对手留了面子，不至于在大庭广众下丢脸。“说招”把武术比试之“做”异化成了“说”，以交谈的方式替代了实实在在的身体对抗，由“动手”变成了“动嘴”，或变成了“只说不做”，契合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和谐文明价值取向。

3.3 盘道：与陌生人的交流方式

武林中向来就有“盘道”的习惯，所谓的“盘道”就是武术人利用行话，对陌生人进行“盘问”及陌生人“回答”的过程。“盘道”并不是有意为难陌生人或对陌生人的挑衅，而是一种友善的交流方式，是武术人为了确认陌生人的身份，而谨慎采用的一种自保性的语言试探。前魏村拳民“盘道”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问：你从哪里来？答：从东土而来。再问：你到哪里去？再答：去西域拜师学艺。又问：拜谁为师？又答：半云空中一领席，上写天地君亲师。还问：你吃的是谁家的饭？还答：邹、孟二师家。（王立稳口述）经过这样一番问答，如果陌生人对答如流，那么就知道他是“在拳”的“门内人”了，应该热情招待，接下来就是摆辈分、论称呼了。在前魏村，梅花拳弟子素来强调“天下梅花一家人”，只要是“在拳”的弟子，不管是本村的还是邻村的，也不论是本省的还是他省的，甚至是国际友人，见面时只要一“盘道”，一说出你在拳派中的辈分，就立马知道该如何相互称呼，晚辈还要向前辈行礼问好。[]梅花拳派的这种“盘道”行为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弟子的内心深处，并形成了一种习惯。当然，伴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以上程序虽有所简化，但“盘道”的习俗却始终以一种惯性的力量在广大梅花拳弟子中传承不息。

综上而言，知识分子可以在黄卷青灯、读书万卷中与古人神交，而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拳民则只能通过“说拳”与传统文化神交了，并在反复的述说中品味着武林生活的酸甜苦辣。也正是因为“说拳”有了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内涵，拳民的体味才不会只限于脆弱个体的表面娱乐和现实功利，而是上升为一种超越小我的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是说，“说拳”在构建村落道德伦理文化空间的过程中担当着不可替代的教化作用，不仅仅是习武练拳者的理性追求，而更有道德教化、伦理关怀、情感润泽乃至自我实现的内在文化意义。

前魏村，梅花拳亮拳的传统由来已久，往往“趁商贾墟市之场，约期聚众，在大庭广众之前，公开此赛表演，名曰‘亮拳’”。亮拳活动突出一个“亮”字，即明白地、清楚地、响亮地展示给别人看。据前魏村梅花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玉琢回忆，“以前的亮拳还有比武的内容，但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只有表演了。”（李玉琢口述）其实，不论是比武还是表演，拳民们都是在“比试”武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所以，亮拳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要炫耀武功、震慑他人。

4.1 使武术人获得“隐权力”

在儒家“贵和”、“尚和”等礼法思想的长期浸染下，中国人普遍形成了“贱讼”、“息讼”、“无讼”的观念。特别是在广大乡村，村民都认为打官司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所以，在遇到矛盾纠纷时，往往习惯以找村里的“头面人物”出面调解而不是到政府部门告状。这种“头面人物”虽然不是政府官员，但是却能凭借自己在村里的威望行使话语权，这种权力，借用吴钩先生提出的概念，那就是“隐权力”。它是一种虽缺乏合法性但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非正式权力，主要通过个人威望、人情关系、社会影响力等因素累积而成。在前魏村的“头面人物”中，武术能人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他们的这种“隐权力”就是靠着在“亮拳”时通过展示武功而获得的威望和震慑力。采访中，一提起梅花拳，村民随口就会说：“李玉琢武功最好，最厉害，亮拳的时候，只要他一上场，全场都给他叫好！”（王林竹口述）所以，在每次推选本村民俗活动的“会首”时，李玉琢都是其中之一。就是因为李玉琢在亮拳活动中，展示了自己的高超武功，足以令人震服。“村里的任何活动，只要他一出现，准能镇得住场！你想啊，凡是调皮捣蛋的都是会三拳两脚的，谁的功夫强，他们才听谁的。”（王林竹口述）由此可见，武术人在亮拳活动中展现出来的精湛武艺是其获得“隐权力”的主要来源，在日常生活中，足以凭借这种权力来镇住邪恶，甚至达到化解矛盾、息事宁人的目的。

4.2 促进武术人的“社会化”

武术人之所以重视“亮拳”，就是希望通过在公开场合的武艺展示，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替自己扬名，以利于自己将来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所以，“亮拳”还是一个把自己推向社会、得到社会认可的社会化过程。在梅花拳的亮拳传统中，往往是“一村亮拳，多村参与”。前魏村亮拳当天，早上还不到八点，梅拳圣地已经是人山人海，就连每条村路上也都是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虽然大都是附近十里八乡的梅花拳村民，但也不乏邻县、邻省的梅花拳表演队。对习武者来说，这是一个扬名立万、提高社会知名度的绝佳机会。武功高强者，往往会在一朝一夕之间成为远近闻名的武术能人或村落精英。“亮拳的时候，不用通名报姓，只要你练得好，人家都会去打听你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练得不好，报名字也没人记得住！”（陈志善口述）“其他村练梅花拳好的，我们都是通过亮拳知道的，比如杨家庄的邢银超、北杨庄的邢玉栋、后马井的李济民、赵寨村的王凤刚、砖窑村的侯永武，都是亮拳中的高手，谁都认得，不认得也听说过他们的大名！我们村的李玉琢、王孟强，附近十里八乡的也都认得。”（王连深口述）然而，提高知名度只是武术人社会化的第一步，更重要的还得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例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魏村的梅花拳弟子在交公粮、计划生育等村落事务中都起着带头作用，影响了一大批人。如今，在发展乡村经济、传承村落文化等社会实践中，相对封闭的村落更得依靠武术名人进行沟通与协调。在广宗县，很多村都是拳民村，习武练拳者占大多数，对他们来说，他们只知道附近村庄里谁练拳练得好，并不关注谁是村长、书记。所以，在村际互动中，只要武术能人一出面，都得给他面子，有时甚至能把村长书记不能办的事轻松搞定。

4.3 提升武术人的功夫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亮拳时每个弟子为了要在“台上”展示功夫、炫耀武力，就必须在“台下”（拳场）做充足的准备，即勤修苦练。因为只有技压群雄、脱颖而出，才能震慑对方，达到“亮拳”目的，也才能在乡人面前更有面子。在传统的乡村社区里，一个人要活得有自尊、有尊严，就必须得有“面子”。而“面子”必须通过互动和交往活动才能存在，也就是说“面子”需要从别人那里才能获得。武术人在乡民面前的“亮拳”正好构成了“面子”的生存空间，成为拳民争“面子”的一次人际互动。然而要想得到“面子”，就必须先做好“面子”。为了做足“面子”，拳民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在日常的拳场训练中苦练不辍，只有平时多流汗才能在亮拳时拿出值得炫耀的武功。这在无形中就为习武者提供了拳场苦练的动机，极其有利于自身武功的日益精进。“老辈人亮拳，都是以拳场为单位，谁该上谁不该上，谁先上谁后上，都是非常讲究的，生怕水平不够而影响了整个拳场的声誉。要想在亮拳时大显身手，就必须在平日里苦练架子，马虎不得。”（张兰娥口述）所以，亮拳时各方拳民都是把精心准备的、最好的武功表演给观众看。另外，拳民在展示武功的同时，也为他人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交流技艺的机会，使观众既可以学到新奇实用的招式又可以在与他者的对照中寻找不足和缺点，为日后自我武功的精进提供一个训练标准或努力方向。所以，无论从表演者的角度来说，还是从观赏者的角度来讲，亮拳都是一种促进练功效果的手段。

由此可见，“面子”是村落社区的典型文化特性之一，它不仅仅是人际交往中的技巧和策略，更是村民能够立足的根基。而村落社区的“亮拳”活动便是拳民获得“面子”的一种主要途径，它不但可以扩大自己的隐权力，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面子功夫”，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武功，以至于人际关系。最终，村民通过“亮拳-面子-权力”的运作机制，完成了村落权力文化空间的构建，并以此有效地促进了村落社区的人际和谐及秩序稳定。

检视这些年新农村建设的历程，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首先应该是社会文化的建设，对村落社区的文化构建才是农民真正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务。而今，乡土社会的急剧变迁导致了农民社会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甚至出现了一些畸形文化形态。针对村落社区的这一不良现象，急需给予正确引导和有力支持，积极建构健康活泼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仅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而更要让居民“记得住乡愁”。而作为村落武术三种存在型态的“说拳”、“玩拳”与“亮拳”就正是一种村落文化的集体记忆，它完全融入了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代表了当地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道德、处世原则、生活方式等文化模式。显然，“说拳”、“玩拳”与“亮拳”已成为构建村落社区空间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和有效载体。对其作用的充分肯定和适当利用，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民对村落文化的实际需求，大幅度增加农民的幸福指数，而且更有利于展示村落社区文化的独特魅力，最终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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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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