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奠基人，学界称他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百岁学术泰斗”。在我的心中，他永远是一位对事业始终如一、不知疲倦的劳动者。钟敬文是“五四”时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本可以在这些领域里大放异彩，他却几十年如一日，耐得住寂寞，毫不懈怠、毫不动摇、心无旁骛地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感到时间紧迫，可以说拼着老命搞学科建设。1995年，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作为重点学科进入高校211工程建设，为了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他不顾年迈体衰，顶着中午火热的太阳，让我陪他到北师大主楼找校长。1997年，领导提出要调整民间文学的学科分类，或归入古代文学，或归入现代文学，事关学科存亡，他又是撰写文章，又是开会发言，据理力争，毫不退让。1998年，他利用暑假疗养的机会，修改《民俗学概论》，每天工作几小时，几乎整个假期都没休息，最后终于晕倒。大家说，先生这哪里是在疗养，简直是在拼命。先生视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为自己的生命，这种执着和忠诚，源于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自信。先生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是创立中国民俗学派，他提出：“要将中国优秀文化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民俗文化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点。先生坚持“五四”以来一个深刻的理念，即要重视民间文化。他的根本立场，就是要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先生提出，中国民俗学派“指的是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从研究对象看，中国民俗学具有独特的性格。它不是单一民族的民俗学，而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中国有56个民族，存在着民族文化多样性；中国地域广阔，存在着地方文化多样性。在统一的中国境内，多民族多地区文化长期共处与交流，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国情，中国的民俗文化有自己的独特资源和历史形态，这是祖先的馈赠和人民的功劳。西方学者称中国是民俗学的乐园，先生说，我们把中国民俗学建设好，就是对世界文化宝库的一种丰富和贡献。

从学科建设来看，先生认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要增强学科的自觉意识。中国人认识和谈论民俗的历史很长，从“五四”开始，借鉴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步建成民俗学的学科。在中国民俗学的早期阶段，是受到外国影响的，他称为“描红格子”的阶段。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我们不再“描红格子”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再三强调，中国民俗学研究要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要以民族文化为基础进行建设。中外民俗学要相互尊重和相互学习，但两者之间不是主仆关系。中国民俗学学者要有国际视野，但不能成为外国民俗学的附庸。

先生举起中国民俗学派这面大旗，并且毕生践行。他提出，中国民俗学派要从事中国民俗事象的搜集、整理和阐发，更重要的是要在民俗学理论上有所建树，要从中国民俗事象中概括和提升出具有中国特色、能与国际民俗学展开对话的理论，《钟敬文全集》正是他全面奠定中国民俗学派基础理论的里程碑。其中，他提出的“文化三层说”，是重大理论贡献之一。俄罗斯著名文艺学家巴赫金提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是有区分的整体，要重视底层民间文化对作家创作强大而深刻的影响。钟先生从中国文化实际出发，早就提出“文化三层说”，认为中国文化可以分为三大干流，即一是正统的上层文化，二是中层的市民文化，三是下层的民间文化。三层文化荟萃，构成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他特别强调民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部分，对于整体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转型时期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他还认为，“五四”运动也不是一概反对传统，它打击的是上层封建文化，对下层和中层文化却大力弘扬（如提倡白话文、征集歌谣、提高通俗小说的地位、发动民俗调查等），因为后者所体现的反封建精神正是对“五四”运动的极大支撑。先生的中国民俗学派理论还有其他重要学说，对整个文化研究都有不可估量的理论价值，在国际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1998年，先生参加《巴赫金全集》中文版首发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巴赫金的学术贡献，但他没有照搬巴赫金的理论，而是结合中国民间文化的实际，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一个在西方已经引起很大反响的理论，经先生的阐发，不仅具有民族品格，在理论上也引向深入，还可能产生更为普遍的学术意义。

钟敬文先生自觉地扛起民族自信和学术自觉这面大旗，他的理论取向和治学道路，对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