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64岁的吴绍进听老辈人讲过一些。如果不是侄子吴宗辉问起来，他不会想到，在老屋阁楼上竹篾箱里装着的那些破破烂烂的纸片，竟与他的家族紧密相关。
吴宗辉是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研究生，学校的契约文书博物馆收藏的10万多件文书，他翻过不少。那些文书，多源自乡间农户。2017年暑假，回到老家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大伯把一沓沓文书摊在他面前，吴宗辉此时才知道，家里不仅有百余件旧文书，而且时间跨度长达200年。多年来，这些记录了家族诸多重大事件的契约、账簿、字据，用旧报纸随意包裹着，放置在少人问津的角落，纸张已经脆化，水浸、虫蛀的痕迹触目皆是。
在庆元、在丽水、在浙江，在千千万万农户的阁楼上，还藏着多少这样的文书？它们的境遇如何？返校后，吴宗辉与余承霖、石靖菁、周思敏等同学自发成立了“民间文书生存状态调查”课题组。近两年来，课题组成员分头行动，奔赴浙江各地的多个村落展开田野调查。
整理实践：探路未来
不仅浙江有民间文书，近些年，在安徽、福建、贵州、四川、河北等地，都涌现了大量民间文书。民间文书搜集的速度如此之快，保护、整理能跟得上吗？
从农户到商贩，再到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收藏机构，课题组追随着文书流动的足迹，步步深入。他们不仅协助浙江师范大学搜集了万余件民间文书，还协助金华市档案馆、兰溪市档案馆等单位对千余册民间文书进行编目、整理。
在协助金华市档案馆修复馆藏文书时，余承霖发现，有两页残损的文书，虽然一页在“坊下庄”册，另一页在“坊上庄”册，但将这两个残页拼接到一起，不仅残损的边缘可以契合，而且文字内容也对得上。
“经过老师的指导，我们认定，二者本属一页，应该拼合到一起。”余承霖说，在调研、实践过程中，除了实地了解民间文书“生存”的状况，他们也尽力将那些已被分裂、打散的民间文书进行系统整合。
习惯于把文书装裱成长卷的那位古玩店老板，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与清代嘉庆年间一起诉讼案有关的63件文书，经他装裱成9米长卷后，出现多处错乱。课题组成员合力研读，根据整个案件的发展逻辑对文书进行了重新编排，使之脉络清晰。
“宋元以来的民间文书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继秦汉简帛、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之后的又一个文化宝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认为，“民间文书生存状态调查”课题组从多方面调查民间文书搜集与保护的现状，发现民间文书在保存、流通、收藏、保护、整理等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为民间文书的搜集与保护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板。
有人问：那些老人都不在了，留着这些文书还有什么用？有学者答：人虽然不在了，但是文书还在，我们可以从文书中认识历史，认识生活，认识他们，认识我们自己。这群年轻的学子秉承着的，正是这样的信念。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0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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