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

在读者打开本书的第一时间，我需要说明，我的专业是民俗学，不是自然科技史学，但我在高校所从事的民俗学教学科研较多地涉及自然科技史学，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交叉学科现象，而我也不可能踟蹰于以往的学科分类束手束脚，所以，在民俗学和自然科技史学之间，我会跳进跳出；在本书中，我也会经常谈到人文学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技术民俗学”的概念是我提出来的。事出有因，20世纪90年代，我协助钟敬文先生组织编写《民俗学概论》，当时书中设有《民间科学技术》专章，由钟先生力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科学家华觉明先生率队撰写。以后，我在给北师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时，也从不绕过“科技”的问题，此举要归结为这次工作给我留下的深刻记忆，同时也因为我从小就对科技怀有十二分的兴趣。但是，从技术民俗学的角度讲技术，与从自然科技史的角度讲技术，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具体落实到学者上，各自的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就很不相同。在我工作的大学中，至少到20世纪末，听讲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也都会受到这种学科分类的影响，文理科之间的楚河汉界很清楚。但是，到了21世纪，情况就变了。中国社会已被高新技术大面积地覆盖，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已成为应用技术的活跃主体。他们乘坐高铁和地铁往来于高校与社会之间，用手机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追求，没有高科技的日常生活已不可想象；然而，任凭技术发明怎样千变万化，华觉明先生在《民间科技学术》中介绍的“手”上的工艺都未曾过时，难道现代人打手机不是还要用“手”吗？年轻一代通过网络沟通世界不是还要用“手”吗？中国人与“手”上的社会活动的联系，渊源太深，从礼仪治国到现代科技腾飞，中国人的“手”都是“勤劳”的，不但作揖，也耕织，也书法，也云计算，始终处于一种技术与文化合成的状态，这是中国的国家风格和思维传统。正是这双手，让中国人又聪明、又实干、又幸福，而不是单纯依靠技术去制造幸福感。高校的青年学生知道这些吗？知道。八〇后，九〇后，〇〇后，都应该知道，高校课程的功能就是要针对学生的这种实际“按需分配”，还能有所引领。

几年下来，我有了一个想法，就是要发展“技术民俗学”。我希望用它建立一个新的研究分支，侧重中国技术现象，又能让中国技术传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找到立足之地。终于机会来了，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编写十一五规划，领导班子鼓励创新，我就把“技术民俗学”写进我所负责的民俗学专业的发展规划中，我同时还写了“历史民俗学”的建设规划，一并交给了当时负责全院科研管理的副院长王一川教授。让我高兴的是，这些想法得到他的肯定。

说干就干，我把“技术民俗学”方案中的具体工作交给一位年轻教师，告诉她坚持下去，必有所成。我也从未袖手旁观，直到写这本书之前，我自己也一直在探索，比如带领部分有兴趣的研究生完成了“华北水资源与基层村社自治用水管理”、“地方知识与行业文化”和“清宫造办处传统手工行业现代老字号传承”等系列课题的田野调研、数据库建设和研究论文的撰写工作。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的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教授曾加盟前两个项目，跟我们一起下乡、回城、讨论数字化方案，我不能忘记他的贡献。华觉明先生多年给我鼓励，从未拒绝我的任何请教。与英国爱丁堡大学白馥兰（Francesca Bray）教授的密切往来，让我心中那颗热爱科学的种子盛开了鲜花，我将她引为知音。见到薛凤（Dagmar Schäfer）教授和她的赠书，我还知道德国科技史领域存在着怎样一个现代化的平台。感谢张柏春教授，他是华觉明先生的弟子，我们之间已有很多学术合作。

自2015年起，法国阿尔多瓦大学金丝燕教授和我共同组织“跨文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从那时起，自然科技史就被纳入跨文化学的教学框架，这一步的推进，还要说，受教于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理事长陈越光先生，他做过《科技中国》的主编，对于跨文化学不可绕开科技史学有先见之明。感谢乐黛云先生一直做我们的坚强后盾。

直到今年，我都是一只手被技术民俗学占着，一只手被跨文化学占着，心里满满的都是快乐。我为技术民俗学的调研写了不少讲义，发表了一些文章，本书的第三节的主要内容就是从已发表的成果中遴选的。

现在这本书的章节，有的偏重于理论，有的偏重于个案，但不是全貌。不过，它们都是脚印，而脚印也是有路线和方向的。

最后，向承担本套丛书出版工作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科学术分社的郭银星社长、曾辉副社长与负责本书的徐文静责编表示诚挚的感谢！

董晓萍

 2018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