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农村建设、乡村城镇化过程之中，“社区营造”之理念也随之回流中国。在文化保护的问题上，强调空间、呼吁居民享有知情权甚或参与权的社区保护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正如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强调的那样，空间、人口和文化是一个社区的三个基本要素。无论有形还是无形，文化都不外在于人，而是与特定的人群捆绑一体，这个特定的人群又始终是生活在具有支配力的特定时空。换言之，民俗、非遗以及传统文化的社区保护，不仅是要关注似乎外在于人的文化，更要关注与人和特定时空——村庄或街巷胡同——一体的文化。因应时间维度的“遗产”，空间再次高调回归人们的视野。时空一体、人物互动互现、惯习与文化弥漫而个性独特、有内在逻辑、韧性十足的“场域”(field)、“地方”(place)重要莫名。

在此语境下，似乎逆现代性而动、指向过去和远方之“乡愁”的“故乡”“家乡”与“乡土”更加强调的是文化与人的土地性，是乡景、乡邻、乡音、乡情、乡韵的五合一。与此不同，浓缩、凝聚“城愁”的大城小镇之“老街”，守望的则是街坊可以踟蹰而行、游湖浪荡、气定神闲的“慢”城古韵。究竟何为老街？

作为一个场域与地方，老街是居住者创造、拥有、享用与消费过的一种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是人情味、生活气息浓厚，让人心暖的某座城市的标志性存在。对长短不一的居住者而言，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的挪移、空间的变形，老街会漫不经心地转型为一种情感性的存在，是印象也是愿景，是温馨也是感伤。对于短暂置身其中的游客抑或过客而言，老街有着让其过目不忘、念念不忘的魅力。对于不一定身临其境的他者而言，通过不同媒介获得了老街的相关信息之后，老街就成为其心向往之的所在。进而，通过老街，一座城市在远方的他者那里也有了别具一格的意义。

无论是作为具体时空还是一缕情思，家长里短、人情世故等浓厚的生活气息都与“老街”唇齿相依，如影随形。在人们的记忆或愿景之中，老街是发小放心打闹追逐，街坊邻居互帮互助，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不疾不徐的货郎定点定时游走的地方。它留存并显现在个体的感官感觉世界中。如同乡愁一样，作为“城愁”的核心，温馨、慢节奏与人情是指向过去抑或理想的老街的基本组成部分。换言之，老街首先是人们能够存身生活，具有安全感，回想起时会产生幸福感，至少是让人“念想”的地方。对于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而言，老街所指向的空间和在该空间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本身既是群体心性、社会事实，也是一种理想型的人生图景与文化形态。

简言之，在人与之或长或短互动的架构关系中，老街如“家”，同时兼具地方(place)的安全与稳定和空间(space)的敞阔与自由。

然而，当人们在念想、叙说老街时，理想型的老街并不一定就是指向过去。反之，它完全可能是针对当下的一种批判性的存在，是观察、理解当下世界的一种认知论与方法论。尤其是在新近自上而下、强力规划的对老街“历史文化街区化”的治理过程中，老街原有的居民——原住民/坐地户——基本处于缺位的状态。他者强调、看重并试图在此留住、堆砌的不少文化符号，成为支配居民挪移(拆迁抑或腾退)的工具。“老街”始终秉持的人情和以人为本，反而在街区化的实践中成为拦路虎。在乡野，与都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同步的则是“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或变脸的“生态博物馆(ecomuseum)”。

正是这种“老街—城愁”的长期存在，随着近代以来北京的巨大转型，在日新月异且不知明日是何番风景的快速巨变中，北京城本身也有了浓厚的“老街”意味，被人反复以不同的方式叙写。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萧乾的《北京城杂忆》、王世襄的《忆往说趣》、北岛的《城门开》、维一的《我在故宫看大门》和刘心武的《钟鼓楼》等文学创作，都是如此。同样，王军对大历史之下大北京宿命的幽思，季剑青对厚重民国北京不同文类的辨析，杨青青对当下北京胡同空心化日常生活的民族志细描，谢一谊对近些年来十里河和潘家园两个新生市场民俗艺术“市场化乡愁”的洞察，莫不如是。这些不同文类背后都有着对作为“老街”之北京——理想化北京——的眷恋与深情厚谊，有着研究者对北京挥之不去的其乐融融的乌托邦梦想。

与此同时，在北京城上演的的个体生命史，以及将之视为“真实”的大小口述史，同样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北京作为千年帝都终结的语境下，罗信耀就撰写了传记色彩浓厚的《吴氏经历：一个北京人的生命周期》，试图通过个人的生命史来展现被终结的帝都之日常。异曲同工的是，七十多年后，面对北京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华丽转身，关庚同样试图通过其家族三代人的“流年留影”，再现二十世纪北京的风俗、人物、自然景观和人文建筑的诸多变迁，图文并茂地记述着他自己的“老街”北京。

或直接或间接，或感性或理性，这些叙写回望、回味的都是似乎一去不复返的北京。在一定意义上，将“旧”京与“新”京对立了起来，至少，旧京成为新京的参照，新京有着无处不在的旧京阴影。其实，无论有多少帝王将相、皇族贵胄、文人雅士、名伶俳优、大德高僧在此风流、点染，因农耕文明而生的“流体”北京始终都有着浓厚的乡土性、杂吧性，抑或说杂合性。由于国际化的追求，这种乡土性、杂吧性可能在城市外在景观上不停地退缩，可在理念、气韵上却难以挥之即去，反而甚至变形为现代性的诸多面孔，散布新京的大小角落。在相当意义上，无论是一度的放以及倡导，还是当下的收与治理，城中村以及私搭乱建就是杂吧性以现代性的名义，在官民合力之下的强势回归。跨越边界的“浙江村”、群众演员扎堆的杨宋镇、拾荒部落占据的六环外的冷水村等等，作为近四十年来突飞猛进且不容置疑的现代性、全球化支配下的这些北京城内外“飞来峰”般的城中村或城郊村，很快也就成为兼具乡愁与城愁的另一种“老街”。

如今，哈尔滨的道外，上海的城隍庙、田子坊，南京的夫子庙，开封的相国寺，成都的宽窄巷子，西安的湘子庙、骡马市等，都是海内外知名度很高的“老街”。在北京，当进入这个巨大城市的内部，让人们念念不忘的老街更是多多。地处内城的东安市场、西安市场、荷花市场，前门外的大栅栏、天桥，等等。毫无疑问，在这众多被人念想的老街中，被老北京人惯称为“杂吧地儿”的天桥，更是别具一格，五味杂陈。

老天桥，它没有黄发垂髫的怡然自得，却有“体面人”对之的鄙夷，有下等阶层的生计无着、平地抠饼、等米下锅的艰辛，有假货、旧货，有下处、鸡毛小店，有乞丐、缝穷妇，有光膀子的耍把式卖艺，等等。人生的悲剧反串为喜剧的黑色幽默、冷笑话，在老天桥随处可见、日日上演。尽管如此，杂吧地儿天桥却让人念想，甚至魂牵梦绕，以致一个多世纪来始终在不停地被叠写、刷新，如奇幻而瞬间即逝的沙画。

遗憾的是，经过不停的刷新，如今朝夕在天桥这个空间存身的人及其生活不再是文化，更不要说杂吧地儿天桥曾经具有的北京市井文化、“东方的文化和中国人民杰出的智慧”的典型性和象征性。尤为关键的是，如同被节育的人体，天桥这块多年被誉为“民间艺术摇篮”的沃土、母体，不再具有生产文化、艺术的能力。

鉴于一战后到中国的日本游客日渐增多，与鲁迅、周作人都交好的日本人丸山昏迷为其同胞编写的“指南书”《北京》，在1921年出版。虽然篇幅不长，甚至仅仅是一个词条，此前不大被注意的“天桥”，以“天桥市场”之名在这本颇受欢迎的导览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原文如下：“天桥市场位于前门大街南端，天坛以北，日本人都知道琉璃厂的古董店很多，而天桥市场除北京当地人之外知道的人不多。这个市场都是露天经营，古董、日用品、寝具、服装类等物品廉价出售是这里的特征，在这里往往可以发现珍奇物品。这类露天经营的景象是中日风俗研究的一个特色。”

丸山的写作、介绍，开启了日本人对天桥的关注，也是日本人对北京进行文学想象进而欲实现其文化殖民的一个转折点。正如丸山不长的文字点明的那样，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城市中的露天经营既是一种社会现实，也是一种历史记忆，更是一道东方本土主义的人文地景，是中日共有的“风俗”。因为有着东京浅草的参照，明治维新后多少有着“亚洲救世主”情结的日本文人关于天桥的写作，很快经历了将天桥和浅草类比，强调其平民性，到污名、抹黑天桥的质变。这个看似是被文化殖民主义逻辑支配而将天桥定义为“文明的‘耻部’”，并非全然是王升远强调的在东方主义射程之内殖民逻辑的“双重战胜”。

正如王升远意识到的那样，日本文人无论是否到过天桥，其写作大抵是以张次溪的天桥书写，尤其是《天桥一览》为向导、为底色。在那时北京城的现实地景中，天桥的脏、穷、乱、俗甚至“邪”“贱”，确实是其一种真实的状态。不仅仅是诸如张次溪这样有心文人的写作，民国以来，政府主导下对天桥一带香厂“模范市区”的规划、建设，城南游艺园、新世界等大型前卫的购物、休闲、娱乐中心入主天桥，模范厕所的修建和北平城女招待在天桥一带饭馆的率先出现等，都是试图改变天桥作为“贫民窟”“红灯区”，尤其是“杂吧地儿”的行政努力和文化试验。1950年代初期，地处天桥的龙须沟换颜的成功，对天桥一带八大胡同、四霸天、会道门的清理，都是新北京、新社会、新中国建设卓有成效的标志性成果。包括老舍殚精竭虑的话剧《龙须沟》在内，这些标志性成果实际上延续与强化的是本土精英对可以反复试验、不停刷新而成本相对低廉的杂吧地儿天桥的基本定位。换言之，对本土高度认同西方文明标准并力求奋起直追的精英而言，人欲横流的旧京“下半身”——杂吧地儿天桥，一直都是传统的“耻部”，是不同时期精英都试图割舍的阑尾。

有些不同的是，民国北京对天桥的“平民”定位，多少延续了北京城这个肌体内在的演进、生长逻辑，顺应了既有的“城脉”。因为既有的权力格局、交通条件，清末以来的天桥是穷人、落魄者扎堆的地方。吃喝拉撒睡玩、满足人最低生存需求的物什，在尔虞我诈、真假参半、欺行霸市、弱肉强食与江湖义气、相互砥砺、抱团取暖、互帮互助中应有尽有。穷人可以短暂地游荡到大栅栏、东单西单甚或紫禁城，但他们明白自己的归宿在天桥。作为北平这个大市场的一端，天桥以最低成本养活着与之相依为命的一群群市井小民。蹦蹦戏、估衣、大力丸、瞪眼儿食、骂街的、乞讨的、耍把式卖艺的、鸡毛小店、倒卧儿等，使天桥如一张五彩斑斓、熙熙攘攘还叮当作响的风中拼盘。

打破城墙区隔的城与乡，在北京城艰难而曲折的“现代化”演进历程中，天桥犹如京城具有强大吞吐能力的胃抑或储存物品的小阁楼、循环再生的垃圾回收站。无论将之比附为胃、阁楼还是垃圾回收站，“开放”而敞阔的市场始终是天桥的底色。哪怕买卖不一定公平，还有欺行霸市、规范与越轨等常态，作为市场的天桥却为各色人等，尤其是边缘群体之生计，提供了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仅仅昙花一现，甚至是海市蜃楼。

改革开放后，迎合众多健在的中老年平民的“天桥”情结，天桥市场的营业，天桥乐茶园率先的股份制运营，天桥乃民间艺术摇篮之命名，重建老天桥此起彼伏的呼声等，都有将天桥老街化、文化化、符号化进而资本化的诉求。显然，观演一体、任心随性、舒展欲望、夸饰下半身，时时洋溢着末世狂欢之歇斯底里的天桥与规范化、绅士化、西方化也即文明化之都市化的主潮背道而驰。即使想保留一丝丝杂吧地儿老天桥的气息，也只能远离中心，到位居地理意义上的城市边缘。对于孕育了老街坊念念不忘的天桥文化、天桥特质的都市空间杂吧地儿天桥而言，已经处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它，只能东单西单化、大栅栏化，必须要浅草化，要穿西装打领带，进而要百老汇化。“耻部”的残酷美学与穷乐活的贫民性、阿Q胜利法，只能也必须遮掩、驱离和阉割。这就出现了一种杂吧地儿天桥特有的、富含悖论的政治诗学——土得掉渣儿，洋得冒尖儿!

在天桥地界上重建天桥之不可能，促生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北京城三环沿线内外诸多“天桥”的出现。2000年，依托已经声名鹊起的东南三环潘家园旧货市场，欲再现“原汁原味”老天桥的“华声天桥民俗文化城”隆重开业。不但云集了各色旧货－古玩，相声、中幡、掼跤等与老天桥有关无关的艺人，也纷纷在此现身卖艺。2001年，厂甸庙会重开后，老天桥的表演成为每届庙会组织者必然首先要邀请的对象。同样，地坛庙会、龙潭湖庙会等众多的庙会都争相以老天桥艺人的表演为特色。在北三环，目前已经基本被腾挪却存活了数十年的金五鑫批发市场，虽然没有强调老天桥这一文化符号，但五行八作、天南地北的各色人等、各色物品亦纷纷汇聚在此。这些都为不同阶层的人的生计、生活提供了可能。不断拓展的北京城，依然显现出其抚育众生的博大、厚道与慈祥。

随着一座城市核心功能区的持续外扩，三环沿线原本有着杂吧地儿意味的大小“天桥”抑或说“类天桥”市场，也只能继续被远迁。这正如近四十年来扎堆的北京的哥的聚居地之撤退。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家住远郊区的的哥们在北京城的租住地从三环边挪移到四环边，再到五环边，直至很多的哥不辞劳苦地直接回远郊的家。然而，我们不必为核心区有形杂吧地儿的不断被改造、驱离和阉割焦虑。因为无论采取哪种手段，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同在、善恶并存、美丑混融的人之杂吧性抑或说主体性永远难以根除，无处不在。作为旧京“人力车夫”的延展，今日北京的哥虽然也是在消费肉身，但较其“骆驼祥子”等前辈，则明显豁达、开朗，有着更多、更强支配自己感官世界的能力、意愿。以主人翁的姿态和责任感，的哥乐观地建构着他们自己的感官北京，并同样曾在北京奥运会中与其他人众一道，扮演“形象大使”的角色。

堵在北京城任何一个高架桥或角落，的哥当然会对食物、空气、教育、医疗、月供(份儿钱)等高谈阔论，但也完全可能心安理得地沉醉在马三立、单田芳、田连元或他们喜欢的任何一位艺人以及节目主持人依托声音建构的传统性浓厚的“古典”世界中。妲己、东汉、三国、隋唐、包公、民国、袁世凯，······一切远去的东西，似乎一直萦绕在其身边。用着智能手机、吹着空调、嘻哈骂娘聊天侃大山的他们，对乘客眉飞色舞地说着“哪吒城”“四九城”的他们，似乎与以高架桥、高楼、拥堵为基本表征的今日北京关系不大，自得其乐地沉浸在其迷离的感官世界之中，流连忘返。

2001年香山红叶节期间，人们既能在香山脚下听到失明的乞讨者用大喇叭唱“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的高亢歌声；能听见卖锅摊贩的“单口”：“不省油不省盐，咱这锅就不收钱”；也能听到卖刀具小贩唾沫横飞地“吆喝”：“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大家看，大家买。切得多，就像北大清华的博士多，切得烂，好像美国在伊拉克扔炸弹······”同样，直到如今，密布京城的不少酒店，为了得到客人的青睐从而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不但要求服务员给客人端酒，还要求服务员定期创作以更新端酒词。这些充满才情和智慧、不时插科打诨又朗朗上口的吉祥话，见招拆招，眼到嘴到。其化腐朽为神奇的野气、地气与阿谀且不带脏字的缠斗，俨然当年在大街小巷游走、耍牛胯骨的数来宝的回归。诸如：“夕阳无限好，老人是块宝，给您端杯酒，祝您身体好!第一杯祝您万事吉祥，万事如意，万事多赚人民币；第二杯祝您好事成双，出门风光，钞票直往兜里装；第三杯，一杯金二杯银，三杯才喝出个聚宝盆。头发一边倒，钱财不会少；头发往前趴，事业顶呱呱；头发根根站，好运常相伴；头发两边分，喝酒一定深。戴眼镜学问高，喝酒肯定有绝招!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铁，喝出血。金杯银杯世界杯，不如一起干一杯。”

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有言：“不管我们是谁，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私密的博物馆······人的幸福本身就是阴影中的一束微光。”在今日豪奢的北京，这些古老帝都之市井常见的方式———大小不同空间的聆听、叫卖，让人亢奋的祝福抑或喃喃自语，携带着不同个体的隐秘、欲望，穿过耳膜，直渗心田。对感官世界的全方位包裹、抚慰，使在“快城”北京中奔波的芸芸众生有了丝丝喘息，有了巴什拉所言的“一束微光”。

拉图尔(Bruno Latour)强调，人与物之间不仅是互为主体的关系，二者还有着互为物体的本体关系。谢一谊对于效仿老天桥的潘家园和十里河两个“旧货”市场，尤其是对相对新生的“文玩核桃”的深度观察，就深受拉图尔认知论的影响。在其长时段的民族志研究中，谢一谊描述出了在快速国际化、都市化、资本化与市场化的当代北京，文玩核桃者等对旧京有着一定文化认同和怀旧的“类中产者”，也是“北京老大爷”哺育出的“类北京老大爷”——北京老大噎——的群像。在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今日北京，这些“北京老大噎”执着地建构出了指向旧京的感官世界。通过长期的揉搓、抚摸、聆听、赏玩、评说，人与核桃之间形成的一体感，似乎是有意抵抗“现代北京”的旧京象征与实践。换言之，对当下在京城生活的相当一批市民而言，如同数十年前的玩票、提笼架鸟、品茗听曲儿、玩鼻烟壶、斗蛐蛐、养鸽子、逛琉璃厂、上妙峰山等，在双手拥抱新北京带来的红利、便利，并力求改变自己经济收入、生活水准的同时，人们又不自觉地在对“物”的把玩、经营而与物互现、互感的过程之中，建构着现代北京的“传统性”，稀释、解构着新北京的“现代性”。

尽管大音渐稀，这种对传统性坚守的执着，在八角鼓子弟票房的勉力坚守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当然，相对文玩核桃者这些“北京老大噎”而言，强调自己子弟属性抑或身份的八角鼓票友们，有着其不言而喻的典雅属性，抑或他们格外珍视的皇族－旗人之正统性。这种对典雅“回旋式”的强调和追寻，也出现在始终热闹的相声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表现是似乎“现代”的由俗变雅而主动服务于政治的自我蜕变，近十多年来则是反向回归传统的“清门儿”之自我归类。同样，当京城一角的某个子弟票房可能正在演唱《大过会》时，因为非遗运动的助力，众声喧哗的金顶妙峰山不时也有了锣鼓的回响、笼幌的摆动，烧香磕头者络绎不绝。纠缠一处的“皇会”与非遗在金顶上下、四九城内外举案齐眉，相互唱和，一往而情深。

《大过会》唱演的是昔日京城诸多会档在妙峰山等“三山五顶”庙会时，前往行香走会而耍练各种技艺的情形，是多年传承的行香走会这一仪式化行为的音声呈现。因此，在流传过程中，子弟票房中传唱的《大过会》有着多个版本。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规范，这种绵延不绝的音声化呈现的“大过会”为改革开放后京城内外各会档的重整提供了相当的基础。换言之，在行为北京、景观北京，也即可视北京的身后，还存在着一个不绝如缕的可听的“音声北京”。当然，这个音声北京远远不只是近些年来反复被高调宣扬的街头巷尾的“吆喝”。音声北京始终与行为北京、景观北京互为表里。不仅如此，因为只需人体和空气就能产生、传播与传承而具有的不可摧毁性，无论是素朴的日常交际抑或审美的艺术表达，音声北京甚至能更多、更好地承载北京的记忆与屐痕，从而延续北京这座老旧帝都的香火。于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要了解、知悉一座城市，也就有了聆听、甚至“伏地”侧耳倾听的必要。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小而微的气息与声色，今日亮丽的物化北京、都市北京，或隐或现地延续着、弥漫着、飘荡着旧京的文脉，虽气若游丝，却袅袅不绝。

何以让“土得掉渣儿，洋得冒尖儿”不是一种悖论，而是有着可能?

将原本“平铺直叙”且参差错落、横七竖八、一点也不规整的胡同，修建成有22栋楼房、122个楼门的天桥小区显然是二十一世纪初一个标志性的“惠民”工程。因为这一工程，2000年前后福长街一带大小胡同的“贫民窟”风光荡然无存。通过建筑的毁容改观，传统意义上狭义的老天桥已经完全都市化、街区化。在外观上，天桥小区甚至比被很多建筑专家、规划设计师染指的菊儿胡同更加高大上，至少宏伟。这种改变使得央视拍摄与老天桥相关的专题片要取昔日街景时，除了从老的影像资料中剪辑、拼贴之外，只能扛着摄像机到永安路北侧尚未改造的留学路、大喇叭、赵锥子胡同一带取景。当然，就是这片待腾退的“棚户区”，依然有鲜花、绿叶，有在秋风中轻轻摇曳的鸟笼、饱满的葫芦，有声、光、影编织的情趣、惬意与梦幻，有老街、慢城的余荫，有着“下里巴人”的倔强。

对天桥小区社区的整改，人们没有忘记利用腾挪出来的空间，同步建造文化广场、修建大剧场、大厦。除原本附属于城南游艺园的四面钟重建在广场东端外，老天桥不同时期的撂地艺人如穷不怕朱少文、拉洋片的大金牙、曹麻子曹德魁、耍中幡的王小辫、掼跤的沈三、顶宝塔碗的程傻子、砸石头的常傻子、赛活驴等八位艺人，都以现代雕塑的方式固化在了这个存在多种可能性的露天“剧场”。作为一个没有关隘、四面敞视的“空的空间”，天桥文化广场多少延续了杂吧地儿天桥撂地卖艺的旧意，虽然没有人能在此摆摊设点、招揽生意。在这个专家称是、游客不时驻足的文化广场修建起的当时，昔日目睹过这些撂地艺人的老街坊们只是摇头叹息。包括这些“平地抠饼”的艺人在内，天桥各色人等生活的艰辛、恣睢、惨烈完全被荡涤得干干净净，只有被表现的唯美、轻松和雕塑的轻浮。然而，随着老街坊的凋零，这种后现代口味的现代艺术对前现代生计的揶揄、嘲弄，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现在和将来的他者的天桥之景。

对于雄心勃勃的管理经营者和想扬名立万的规划设计者而言，高楼林立的天桥小区和这个敞阔的广场，仍然无法与定调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城的大气、豪气与洋气相匹配。作为一个被定格在必须改造与改变的“老街”，不少青年学生也纷纷参与到对天桥规划设计的行列中来。天桥必须更加强有力地成为他者的。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支配的必然结果，是剥离原有的互现的主客体，并将客体工具化、符号化。大栅栏的改造与保护同样如此。然而，与将大栅栏定格为“精品商业街”并要打造成历史文化街区和北京城的金名片不同，原本就是穷人穷乐活的天桥的娱乐色彩被凸显了出来。天桥必须走出其露天撂地和低矮的小戏院子之“痼疾”与阴影，而成为“首都核心的演艺区”，成为想象中八方来朝，万国来贺，来演、来观的“世界的舞台”。

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百老汇成为新天桥理想的样板，急不可耐地要将天桥装扮成东方的百老汇。豪华的天桥剧场、天桥艺术中心、大厦迅速拔地而起，纷纷开门接客。国内外的音乐剧、歌剧、舞剧、话剧、儿童剧纷纷被邀请前来献艺。与国家大剧院一样，这里的门票是昂贵的。演戏唱戏的艺术家们是外来的，观众也基本是外来的。他们来演完就走，看完就走。全然没有过去杂吧地儿天桥演观一体、早不见晚见、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坊邻里之熟人关系。因为一纸昂贵且绝不向平民低头的门票，为之腾挪出空间的天桥“土著”，基本被冷漠地阻隔在了透明的玻璃门和大小的闸机之外。在天桥地界的大剧场，像一根强行嵌入老天桥这个原本生殖力强的肉身的巨大钉子，在将老天桥的平民性用现代都市的傲慢、繁丽、排场与洋气羞辱之后，彻底粉碎踏平，终止绝育。

让郭德纲红火、坐地升空的天桥乐茶园原本是老天桥具有标志性的小戏院子——天乐戏院。2005年前后，随着郭德纲的走红，天桥乐茶园很快成为“德云社”的主场。天桥乐茶园墙体上原本有的诸多老天桥艺人的图示，旋即大抵换成了郭德纲本人及其搭档的巨幅照片。天桥乐茶园也易名为德云社。在快速崛起的大剧场的俯视与逼视下，德云社巨大的牌匾特意涂染成了醒目的大红色。然而，在大剧场的伟岸面前，主要以传统色彩浓厚的“天桥相声”著称于世的“德云社”三个不小的红字，依旧土气、低矮、憋屈，有着强出头的猥琐。

更为关键的是，虽然是一朵“恶之花”，杂吧地儿天桥长期都有着文化自生的能力，犹如一只营养不良、瘦不拉几，却下蛋多多的老母鸡。至今，被称颂的人民艺术家如连阔如、侯宝林、马三立、新凤霞等，都有着杂吧地儿天桥的滋养、哺育。无论人们去不去天桥，说到北京的市井文化、平民文化，人们自然会想到无奇不有的老天桥。也因此，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老天桥才有了“民间艺术(家)摇篮”的钦赐牌匾。然而，大剧场入住的天桥，始终不断被改造的天桥，其自身却不再具备文化繁殖能力，俨然先天的不孕不育患者。

大剧场的建设与运营，至少在形式上，进而在舆论上给人以首都文化创新区、国际文化交流展示区的印象。然而，何以让天桥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示范区，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引领区，从而实现“接地气”“聚人气”的惠民目标依然是一个问题，是一道让人头痛的巨大难题!

与大剧场的建设配套，在北京城中轴线原有的位置，天桥那座曾经存在过的桥，作为景观被修建起来了。作为仅具展示意义的景观，桥下弄了一小池水的天桥，自然不能触碰通行。如果愿意，凭吊和追忆也只能按照树立在桥南侧的两通洁白的“御制”石碑之碑文有序进行。朱国良老人记忆中在桥头招兵的小白旗布景和招兵时“当兵吧，当兵吧，当兵吃馍呀”! 的音声，遥远得如一个无法感知的神话，演绎、证实着缪勒(Max Müller)的“语言疾病说”，抑或是柳田国男曾感叹过的“不可捉摸的梦话”。

天桥这座桥的复建，为当下“洋得冒尖儿”的今之天桥添加了一点“土”味。当然，这是带有“皇气”自上而下的土味。与此不同，遵循当下时髦的城市记忆之影视形象建构的常规套路，2018年建成开馆的“天桥印象博物馆”则是自下而上地为今之天桥增加土味。它借用电子技术，竭力将杂吧地儿天桥“土”味还原、活化。规划设计者们自己也知道，所谓的杂吧地儿天桥也只能以这种方式留些许香火了。因此，说是印象，但并不轻盈，反而厚重、沧桑，还不乏悲壮，也就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难言之隐。

正如印象博物馆宣传册页声明的那样，博物馆“以彰显与传承天桥地域优秀文化为核心，以天桥历史文化发展传承为线索，通过现代展陈手段和高科技互动项目，全面展示天桥地区的历史沿革、景观风貌及悠久的历史文脉”。自然而然，博物馆重点展示在今天看来与老天桥有关的各种重要人物、历史故事、文化遗存。展柜里既有张次溪的天桥著作，墙上也同时悬挂有邵飘萍、林白水、赛金花以及诸多当年撂地卖艺、小吃摊、估衣铺等街景旧照。博物馆展厅的空间分布体现了历史与现实并重的原则，分为了序厅、天子之桥、文化之桥、百姓之桥、复兴之桥五个板块。而且，按照总体规划与布局，人们还会在此配套开设天桥文化讲堂、老舍读书会、文创产品设计与研发、天桥艺人技艺表演、非遗互动体验、公共阅读空间及文化传播，以此实现服务市民的公益文化传播、天桥演艺区文化配套升级，以及创新公益博物馆与市场化文创品牌运营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理念都是完美的! 然而，如同当下众多的博物馆一样，在经营实践上，尽管增添了不少参观者可以体验的互动环节，主动前来的参观者却不多。设计经营者故意在掩饰、混淆老街和博物馆之间的本质差别。老街是潜意识中让人生根的地方，感到那就是“家”之所在。而源生于对过去的崇拜的博物馆“只反映出一个思想习惯，与人把地方识觉为生根的、神圣的和不可亵渎的所在恰巧相反”，仅仅是一个被迁徙移植的物体的组合。这些物体可能珍贵、奇特，却完全撕裂了其原本有的我群与地方两位一体的情感意涵。换言之，陈列在博物馆中的孤零零的物之影像性大于确实性，而且还要使之有着教导性。这既难以感染作为他者的参观者，也使得“土著”对之有着天然的距离感、陌生感。

自然而然，在天桥印象博物馆门口坐了半天的我，目睹了不少问路的长者。他们更热衷于正在举办的书画展，丝毫没有进印象博物馆一游、一观的冲动。主要展现老天桥这个文化符号的博物馆，依然远离当下在京城过日子的人们。天桥印象博物馆之“印象”命名，未强调其展示一定是真实的，它仅仅是印象。这种印象既针对过去，也针对复兴的当下和不确定的未来。而天桥印象博物馆的选址“天桥艺术中心下沉广场”之“下沉”犹如老天桥现状的隐喻，浓缩着新、老天桥之间所有的恩怨情仇。

在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中，仍然没有“下沉”这个词。《说文解字》中，以“丅”之形出现的“下”与“丄/上”相对，指“底也”；“沉”的解释是：“陵上滈水也。谓陵上雨积停潦也。······一曰浊黕也。黑部曰。黕，滓垢也。”将《说文解字》中“下”与“沉”两字的注解合在一起，“下沉”的意思大抵是：底部沉积的滓垢，或沉积在底的滓垢。早已经频频出现在现代口语和书面语中的“下沉”与“上升”相对，指竖直向下的运动。对主要呈现杂吧地儿天桥的印象博物馆而言，无论是“下沉”的滓垢之古义还是向下之今义，明显都吻合作为事实或符号的老天桥的现状。

在定位为现代的、国际的、典雅的天桥艺术中心运营数年后，老天桥荣幸地在其地下分得呈现自我的空间，逼仄而阴暗，一如弃妇。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新型的天桥艺术中心原本是依托于老天桥而生的，至少在言语和空间层面如此。也即，杂吧地儿天桥是母体，天桥艺术中心是其次生物、衍生物，虽然基因明显突变。然而，通过层层专家论证、建筑规划师的设计、各种匠人技工的努力，最终以宏伟建筑景观呈现出来的二者之关系发生了反转：老天桥在下沉，只能在地下，终将成为过去，灰飞烟灭；由老天桥孵化出来的天桥艺术中心则阳光灿烂，必须在地上，并全方位覆盖、碾压老天桥；通过这种“弑父/母”式的建筑语言，天桥艺术中心高耸入云，拥抱蓝天白云。然而，在弑父之后，张扬的天桥艺术中心似乎并没有“西方”百老汇人流如潮的热闹、火红，于是它又不得不低头忏悔，凭吊其生身父母，在“下沉”的一角设置祭坛，重新认亲祭祖。显然，貌似孝顺的反哺其实是为了敲骨吸髓，自我壮大，即实现所谓化蛹为蝶的“配套升级”。这或者是新、老天桥凤凰涅槃的必由之路。

各色人等合力，以简洁而繁杂、直白而隐晦的建筑语言，在杂吧地儿天桥这个幕天席地的巨大舞台，成功地上演了一出今日北京版的悲喜剧“俄狄浦斯王”。当然，这出继续在演绎的悲喜剧之主角“俄狄浦斯王”——天桥艺术中心、天桥剧场这些大剧场——依然坚挺，并未放逐自己，也没有首先服务于当下在天桥地界生活的“土著”的情怀。洋得冒尖儿的它们，有更高远的梦想：拥抱世界、成为世界的王，成为效百老汇之颦的东施。

无论从哪个层面而言，与二十一世纪以来京城众多如雨后春笋般呈蓬勃之势的博物馆一样，天桥印象博物馆都是现代的，洋气的。它同样也有着所有博物馆的通病：按照某种标准抑或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将已经远离人们视域而僵死、垂死或者活态的东西装进大小的玻璃匣子，方方正正地贴在墙上，投影在屏幕上；在如此标准化、格式化、程式化和空洞化之后，又环绕、粉饰以各种镜头、灯光和闸口，将之珍宝化、神圣化与神秘化；对于所展示物品全无体认或潜意识认同的他者而言，设计的动手动脚的互动环节游戏化着原本有的生活，完全无法抵达人与物曾经有的互为主体、互为物体之循环再生的良性关系。这种困境，让对这几十年天桥演进熟悉而在博物馆临时充当解说员的义工深感苦恼。原本想展示的个性、特性、厚重，对多数没有探知欲的他者和没有朝圣者之虔诚的游客而言，没有社区居民深度参与的博物馆成为了双重的撒谎者。

骨子里就像殖民者对待被殖民者一样，这些高调宣称要保护老天桥文化的上位者，以自己熟练操演的“普通话”之普适性，常常任性地低估、蔑视“每个人特有的声音”。其真实目的，正是通过其所宣扬的学习、了解、尊重，进而保护的积极姿态，来服务、强化其已经有的优越地位、身份。自然而然，老天桥的民与俗都仅仅是其冰冷的、强制性的且必须教化改造的工作对象，而非能互相示好、致意、交心的情感对象。在服务于民的口号与策略下，老天桥也就一本正经地被具有支配权的上位者文化化、文明化、旅游化与产业化。在强制性地将老天桥当作商品、产品而生产(消耗)、变卖(吞噬)、消费(咀嚼)——一种隐晦的食人主义——的过程中，天桥大小的十字路口也就布满了各式各样通往“文化”的路标、箭头。虽然天桥被抽空、一无所有，表现得却是空对空、以空证空的应有尽有，完全与专制的“全景敞视结构”水乳交融、天衣无缝。

一种声音的博物馆所张扬的艺术与文化、历史与文物，正在全面地哺育着伪文艺“青年”。在此意义上，作为现代性的标配，新兴与新型的博物馆，同样有着在现代性历程中精英们始终试图摒弃的老天桥的杂吧性抑或说杂合性。换言之，巧妙也悄无声息吞噬人之灵魂、鉴别力的博物馆，同样在将人庸俗化、市侩化，以文化的名义将人变得没有文化，更不知文化为何物。如同人头攒动的图书大厦，不时拥挤的博物馆成为了今日北京一种时尚。对这种低俗却认真的文化消费主义与娱乐主义，张柠有一幅不留情面也痛心疾首的素描：“大厅的顶是玻璃的，四壁刻满了浮雕，一束强光从上面投射下来，那么高的穹顶，给人一种教堂一样庄严的感觉。环绕大厅四周的电梯载满了人，缓缓地上下移动。几千人集中在一起，人头攒动，像一个盛大的庙会。大家都默默无语，但这里并不寂静，众多急促的呼吸汇集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喧嚣声。大厅中央，人们一堆一堆地在那种宝塔一样的柱子周围，低头忙碌。那些柱子是由书籍码放起来的。在购书中心的“神殿”里，人们安静地围在那些书塔周围，默默地翻阅，有的嘴唇还微微翕动，仿佛在祷告似的。他们间或彼此交换一下眼神。然后，有人拿起其中的一本，留下钞票，欣喜地离开这个盛大的仪式，把位置让给等在身后的其他人，消失在嘈杂的人流中。行色匆匆的人们，离开购书中心，赶往下一个购物天堂，去参加另一类商品的消费仪式。”

在西方，地铁早已经是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这对于一直奋起直追，在物质、技术层面师法西方的中国而言，地铁也就成为一个拿得出台面的现代性国际大都市的标配。借北京奥运会的春风，北京的地铁，日新月异，成几何级数的增长。方便人们出行，以任何一个点为中心，方圆数百米就有地铁站的地铁网，成为大力宣传的“新北京”、地下北京的蓝图。这一振奋人心的地下北京之伟大工程的稳步推进，将谢阁兰(Victor Segalen)想象中的勒内·莱斯出入北京内外城的秘密通道，变为了事实，也是对谢阁兰这个西方人对有层层叠叠城墙阻隔而内外城交通不便的旧京嘲讽的嘲讽。

继续在延伸和加密的地铁强力地改变着、刷新着北京人——在北京谋生者——的日常面孔。

然而，虽然如蛛网的地铁已经形成，但北京的交通状况并未得到根本的缓解。上下班的拥堵继续是常态。与此同时，“廉价”乘坐地铁的人们，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把地铁变成自己的。在乘坐未分段计价而是均价三元的数年，为了降低成本，在物流员、快递小哥、聪明的小商小贩中，通常有人常住地铁，将大小包裹、货物从一个出口/进口安然地送到另一个进口/出口。在相当意义上，这延续了当年在老天桥讨生活的人的生存智慧与策略，是一种有效地对地铁之高效、优质的利用与合法占有，使现代化的地铁猛然间有了杂吧地儿的属性。

当然，管理经营者是不会允许这种现象长时间存在的。他们会精心而又迅速地塞堵住每一个“非法”占有——占小便宜——的动作。以分段限时计费的方式，对地铁化公为私的“小农”式占有很快消散。不久之后，一小簇人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将地铁占为己有。这种方式迥然有别于小农或小市民经济学的精明算计，而是都市化的、文明的，被视为是与现代性、国际性大都市相匹配。在上下班摩肩接踵的高峰期，当百分之九十九的乘客都忙着拨弄手机、划拉屏幕时，地铁上出现了稀稀拉拉的读书人。

在那样拥挤的地铁，这些陆续现身、专注读书的人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正如拍摄者朱利伟所做的那样：不做个有心人，不坚持不懈地努力去扫描，这些必然会跟与勤奋、品味、高雅、心静捆绑一处的身影，擦肩而过。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地铁上稀有的读书人，与手机控的低头族、拇指族、游戏族、追星追剧族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作为当下北京城的稀有物类，因为朱利伟持之以恒拍摄和记述的集中呈现，很快被大小媒体高调宣扬、提倡的地铁读书人如一道划空而来的光。这道光让读书人自己，也让管理经营者，更让地下北京、现代北京、蛛网般的地铁北京风情万种，风光无限!

在伦敦、东京、香港、台北、巴黎，地铁、火车上读书是相当一部分人的日常，因此没有舆论媒体大幅度的报道，也没有大惊小怪的热议。物以稀为贵! 在2018年盛夏的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必然会成为一个“美丽北京”的代名词。毫无疑问，真正在地铁上习惯性读书、到现在都少有发声的行动主体被客体化、对象化其实是非常无辜的。但是，对于对他们一厢情愿、一往情深的旁观者而言，他们无疑被同时赋予了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意涵：乡下人的厚道、勤奋与坚韧；城里人的典雅、个性与洒脱。然而，无论旁观者、颂扬者将多少美德添加在这些确实值得尊敬与可圈可点的身影上，或是偏向于其中的哪一种美德，他们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些读书人以自己的方式宣誓着对之或长或短存身的地铁空间的占有。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得不如此，也只能如此!

无论地上与地下，北京是拥挤的。对包括乘客在内，管理经营者批评并巧妙遏制的占小便宜的地铁运货者、媒体热议并张扬的地铁读书人，两者与飞驰的地铁这一空间之间的关系并无本质的不同：占有! 用他们自己理解也可能的方式占有和使用。毫无疑问，在蓝天白云下，无论是开着卡迪拉克，还是肩挑背驮，如果一个商贩能在同样的单位时空获得他梦寐以求的利润，他应该不会终日如夜行者潜伏地铁不出。同样，如果一个人不需往返奔波数小时的劳累，而是“当下”拥有一张窗明几净的书案，他也断然不会日复一日地在地铁上读书“充电”，成为被他人“加持”抑或“扶贫”的客体。

连同永远清理不尽的“乞讨者”，地铁上的这些少数与绝大多数手机控一道，共同形塑着地铁、地下北京和今日北京的“杂吧地儿”属性。

“杂吧地儿”是旧京土语。它多年都专指前门外那个叫作天桥的地方。旧京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容许老天桥这样的地方发生、发展，从而开放式地为各色人等提供生存的契机，为参差不齐的芸芸众生提供表达自己、完成自己的可能，不论是轰轰烈烈、红红火火，还是凄惨悲壮、不值一哂。如果注意到晚清时期散布在大栅栏一带的“堂子”和参与、混迹其中各色人等的交互感染性，即长期被遮蔽的大栅栏的复杂性、杂合性，那么今天这个被高调宣扬和保护的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实则也是一块与老天桥一样的杂吧地儿。千百年来，无论是作为一个空间还是一个地方，北京实则就是这些大大小小、有名无名、有形无形、若即若离或亲密无间的杂吧地儿拼凑、粘连、组合而成。这些杂吧地儿，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浸染、涵盖，互相物化的同时也互为主体，如同一个巨大的不停旋转、翻飞的彩色拼盘。因此，无论作为一个具体时空，还是作为一个思维符号、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说杂吧地儿天桥更能代表北京并不为过。何况，正如这里所言的蛛网地铁，北京的生机正在于其不断试图清理、消除的“杂吧地儿”属性和市井小民不断在刷新的“杂吧地儿”之韧性。

2014年11月，在广安门外国家话剧院上演的过士行编导的话剧《暴风雪》，惟妙惟肖地在室内借漫天飞舞的雪花布景，上演着人性的杂合性和雪地这个场域的杂吧性，催人泪下。同样，无论是金宇澄的原著长篇小说《繁花》，还是2018年6月在天桥艺术中心连续三天上演的马俊丰导演的话剧《繁花》，都在事无巨细地表达着一个时代、一座由大小异质空间组成的大城市、一群身不由己的“草民”的杂吧性。悖谬的是，艺术家及其艺术竭力再现、尽力表演的这种指向不完美的杂吧性、复杂性——一座城市的真实生态、人性的普遍性——只能锁闭在敞阔而封闭的舞台上，只能印刷在纸张上。在现实生活中，力求完美的“现代化”城市追求的是单一、偏执的高贵与典雅，允许病态的、不乏畸形的美，却拒绝、封堵美丽动人的丑。

在精神世界始终有一席之地的杂吧地儿，不是被政治医学化的“毒瘤”，不是被殖民化的“耻部”，也非拥有话语权、表达权，尤其是支配权的精英一本正经艺术化、娱乐化的“丑”。正如东区(East End)之于伦敦、科纳维尔之于波士顿、凯镇(Catonsville)之于巴尔的摩甚至整个美国、老城广场之于布拉格、浅草之于东京，古今中外，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与动力，杂吧地儿才是一个空间、一座伟大城市真正的生态和常态，是一座城市前进的推进器。不仅如此，如果一座城市没有杂吧地儿，人们也会刻意制造出来，然后消灭，再生产，再消灭······如此循环往复，无穷匮也。

无论有多强大的权力，多尖锐的技术，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是，都是他自己空间的王。每个人都有生存下去的权利与本能。他必然会以自己习惯的方式抑或觉得舒服的方式表达自己、表现自己。以现代化为标准的均质化、标准化、格式化美学为基调的城市，仅仅是一种梦想，甚或说“异托邦”(heterotopias)。在此种意义上，北京也终将永远是一块大写的蕴藏着矛盾、生机和多种可能的“杂吧地儿”。

其实，包容且给更多人提供生存的空间以及可能的“杂吧地儿”，是传统中国城市甚至国都固有的底色。《世说新语》“规箴”第十三则记载了这样的故事：东晋元帝时，住在小集市的廷尉张闿，私自修建了里巷的总门，早晚开关，这给同居一地的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在知晓之后，同时也迫于世交贺循的面子，张闿拆除了总门。与张闿利用特权而终知悔改的“私搭乱建”、小里小气不同，治世之能臣的谢安则有着民为贵的大格局，并赋予了京都以人本主义。《世说新语》“政事”第二十三则云：“谢公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塘下诸舫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若不容此辈，何以为京都?’”

一千七百年前，谢安这句“若不容此辈，何以为京都?”的反问，道出了传统士大夫对于自己拥有主宰权的城市和黎民百姓生命二者之间必须妥协的结构性也是制度性的关系。作为一种空间的城市，首先是让各色人等有可能生存下去甚至自由生活的地方。这一洞见和顶层设计，实乃中国文化对世界城市的伟大贡献。

毫无疑问，在将杂吧地儿视为一种方法(论)时，上述论断难免会有“情人眼中出西施”或一叶障目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嫌疑。好在基于当下瞬间胜利性抑或灾难性的抉择，不可重复之“地方”的特质已经悄然改变。因为无论场域还是地方，其托身的空间都是“那个让生灵被迫互相遥远地生活的东西”。个体抑或说小我点染、占有的内在化城市从未退场。

蓦然回首，向来萧瑟。天桥是天桥，又不是天桥；北京是北京，又不是北京。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