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金文中写作：

造字本义是儿孙搀扶老人，表示奉养和服从父母、长辈。《说文解字》中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自先秦以来，“孝”的含义一以贯之。

“孝”观念的产生和体系化源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两大原因：农耕文明和宗法家族制度。据考古发现证明，新石器中晚期，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原始农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中就出土大量交相叠压的稻谷、稻秆、稻叶、谷壳，厚度一般在20~50厘米之间，最厚处堆积达1米以上。从堆积的面积和厚度折算，稻谷总量在百吨以上。据专家鉴定，这一堆积层主要是人工栽培的稻谷，其中混杂着少量采集来的野生稻谷。有学者研究后认为，河姆渡人的水稻种植已经脱离初期的零星播种，进入原始农业规模种植阶段；稻谷已经成为河姆渡人的主食，早期人类一直赖以生存的采集和渔猎已降到辅助的地位。学界一般认为至迟到殷商后期，我国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已经转向农耕生产，进入农耕社会。农耕与渔猎采集的最大差异在于：在渔猎采集生产中，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人起着主要的作用，他们可以获取更多的食物，是一种对“力量”的崇拜，故当时有“食老”、“弃老”的习俗；而到了农耕时期，不再需要整天在野外奔波，不需要同猛兽搏斗，在保证农作物丰收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验”，正如《孟子》中所说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只要按时耕种收割，经过辛勤劳动后的成果能满足生活所需。而“经验”来自于长期的积累、世代相传，在无文字或文字不普及的时代，一个群体中经验最丰富的是老年人，因此逐渐出现了“尊老”的习俗。这是“孝”观念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但在世界范围内，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民族众多，为何唯独中国的“孝”文化最为系统丰富?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宗法家族制度。由于农业是以土地为对象的，定居成为可能，在聚族而居的情况下，大约在周朝确立了中国的宗法家族制度。在西方封建时代，也曾形成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如日耳曼人入侵罗马，便把罗马帝国拥有的广大土地分封给扈从侍卫；查理曼做法兰克王时，也大封功臣，形成了庄园式家族制度。但是，欧洲到18世纪末叶，随着蒸汽机和纺织机的发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取代了封建制度，家族社会也随之解体，而我国的封建社会自周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形成了一套健全的宗法家族制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了一套适宜于该制度的文化，即高达观所说的宗法精神：“此种精神规定于制度，见之于诗书，深入人心，积成习惯。举凡中国人民，自孩提以至老死，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居家、行事，无一不受宗法精神之支配，其影响于一般人之日常生活，应可想见。此种宗法精神，为万世不易之国是，顺之者生，逆之者死，融合凝固，以铸成中国家族社会之特性。所以中国家族社会之形式，虽时代更替不无变迁，独宗法精神自周初以迄近代，独一贯相传。”宗法家族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中心，同居共财，形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家族群体，有的十几人，有的达数千人。为了维系家族内部的和谐关系和确保家族的发展，逐渐形成一套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孝—悌—贞—顺。“孝”指晚辈对长辈的孝顺、服从；“悌”指同辈之间的友爱、和睦相处；“贞”指妻子对丈夫的忠贞、守节；“顺”指媳妇对公婆的顺从。其中“孝”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它三个准则都是“孝”的准则在不同人员身份间的呈现：“悌”包括弟妹对哥姐的“恭”(恭敬，听话)和后者对前者的“友”(友爱、爱护)，“恭”也是一种“孝”的表现；“贞”的最终目的是防止妻子“红杏出墙”，确保男性血缘的纯正，这对一个宗法家族来说，是最大的“孝”。而“顺”更是媳妇对公婆的“孝”，如《礼记·昏义》所言：“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明妇顺也……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孔颖达疏：“明妇顺也者，言所以特豚馈者，显明其为妇之孝顺也。”

由于“孝”在宗法家族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得到了上自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的高度认同。《孝经》说：“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民众认同孝俗，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统治者提倡孝道，利于统治。就连宗教也倡导孝道，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自不必说，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就明确提出：“天下之事，孝为上第一。”在《云笈七签》中，将孝顺父母列为道教“十善”的第一善：“万善之要者，道德孝慈功能也。”而在“十戒”中，“第一戒者，不得违戾父母师长，反逆不孝”。《净明忠孝全书》云：“万物之中，惟人最贵，不忠不孝，不如豺狼蝼蚁乎。”《抱朴子内篇》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不孝敬父母者不仅无法达到养生健身、延寿成仙的目的，还会受到惩罚。源自印度的佛教，主张出家修行，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相悖，为了适应中国的文化，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得不高举“孝”的旗帜，认为孝道分为世间及出世间两种：“世间之孝，一者承欢侍彩，而甘旨以养其亲，二者登科入仕，而禄以荣其亲，三者修德励行，而成圣成贤，以显其亲，是则世间之所谓孝也。出世间之孝，则劝其亲，斋戒奉道，一心念佛求愿往生，永别四生，长辞六道，莲胎托质，亲觐弥陀，得不退转，人子报亲，于是为大。”也就是说，佛教徒虽然出家，不能侍奉父母，不能承继香火，但他们要把父母度出三界，让他们脱离苦海，这才是世上极致的孝，它比世俗的孝更加伟大。

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孝”的观念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遵守孝道成为了人们的自觉行为，孝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孝”的最初含义是子女对父母的尊奉、顺从，但随着其影响的深入，逐渐构成了一套从家庭内部扩张到社区、国家的观念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面：

一是家族层面的观念。如前所述，在宗法家族制度中，“孝—悌—贞—顺”是四大准则，指向父子、兄弟、夫妻、婆媳四种关系，讲究子孝、弟悌、妻贞、妇顺。但这四种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如果是绝对的单向度，势必会引起另一方的不满和反抗，和谐的关系就难以维系，所以中国古代在确立这四大准则的时候，采取的是有限度的双向度，即在保证四大准则的前提下，确定了“子孝(妇顺)———父(母)慈、弟悌———兄友、妻贞———夫义(忠诚)”的双向维度。如《礼记·礼运》中所说：“何为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有限度的平等和维系家族内部的团结。

二是社区(社会)层面的观念。每个人都是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家庭是每个个体活动的第一空间，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观念、行为必然会延伸到更大的社区空间。虽然在家庭中和在社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质不同(前者有血缘或亲戚关系)，但从社会结构看本质是相同的。“父—子”关系即“长—幼”(上下辈)关系，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父慈子孝”，延伸到社区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尊老爱幼”的观念和行为。同样，“兄友弟悌”强调平辈人之间的相互友爱、关心，延伸到社区体现为邻居和睦、朋友有信的观念和行为。

三是国家层面的观念。“孝”原本是一种道德原则，是处理家族中长辈和儿女间关系的准则。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孝”被统治者利用来为治理国家服务，由道德范畴扩展到了政治范畴，即君仁臣忠、忠君爱国。正如《左传》所说：“孝，礼之始也。”“孝”成为了国家礼制的立足点。《论语》记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认为能够孝顺父母、尊重兄长的人，而冒犯上级长辈，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不会冒犯上级长辈的人，而喜欢造反的人更是没有。君子专心致力于推广仁孝这些根本，只要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有了。孝顺父母、尊重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

四是修身层面的观念。中国古人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孝经》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也即事亲、忠君最终归结到个人的修身养性、人格塑造，故《礼记》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是根本，而修身的根基在于“孝”，即人最基本的道德修养。假若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他对其他人大概就很难有良善、仁慈之心。一个讲德行的人，必然会孝敬父母。“孝”是一种应尽的义务，也是衡量一个人良心、品德的重要标准。《文昌帝君元旦劝孝文》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孝道的基础，不论做怎样的事业，都不会成就真正的功业；一个人如果没有孝道为基础，他所说的话所讲的道理都不会有根基，也不会被人信服。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孝道，即使功盖天下，终究其所谓的成就并非从性德中流出，所以必定会做虚伪之事，欺诈国家和人民，最终辜负违背人伦之根本而身败名裂。一个人要有“宽容”之心，首先必须是从对家人的宽容开始；一个人要懂得感恩，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首先始于对父母的感恩。这些都离不开“孝”的根基。

两千多年来，中国从统治者到普通百姓，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目的构建着“孝”的道德网络。

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倡导忠孝，动用国家机器从制度上、思想上强化“孝”的宣传。以儒家的忠孝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方针，将《孝经》列入十三经之一，以此来规范人们“孝”的行为准则。强调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并按照人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是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孝经》还把属于道德规范的“孝”与法律(刑律)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从而惩戒“不孝”的行为。在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前134)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不久，“举孝廉”就成为了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孝”成为普通人进入仕途的一条捷径，无疑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历代统治者还通过对“孝子”的表彰，为孝子立传、立牌坊来激励“孝”的行为。

在民间，人们通过各种口头叙事(传说、故事、歌谣、说书、宣卷、戏曲等)来歌颂“孝子”，鞭挞不孝的行为。例如民间故事《抬筐》讲述：从前有一个不孝子叫张三，有一天让儿子和他一起把体弱多病的老妈丢弃到荒郊野外。儿子说：“爹，抬筐不能扔，得拿回去留着。”张三问：“这个破筐没用了，扔了吧!”儿子说：“咋没用呢，等你老的时候好用它抬你呀!”张三满脸羞愧，将老妈背回家里，再也不敢虐待了。这则故事虽然只有短短数语，但富含哲理，起到很好的教化作用。由元代郭居敬(一说是其弟郭守正，一说是郭居业)选取历代二十四个著名孝子故事编录而成的《二十四孝》(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经人配图为《二十四孝图》，变成通俗易懂的读物，在民间影响巨大，几乎家喻户晓。民间普遍流传“不孝子孙，天打雷劈”“雷打不孝子”的俗信，认为雷神掌管天地刑罚，不孝之人会遭雷神的惩罚。如《湖海新闻夷坚续志·雷击不孝》就是一则雷神惩罚不孝之子的故事：

温之吴公口有二恶少，谋欲生事，尚各有母，欲假手于同谋者互杀其母，而后举事。其主谋者陈五四者，正在练店内烹饪，尚未得食，立于灶后。有牧童王正，忽见有丈身之人携锦皮薄书入门，恍惚间，先携小童出门外，霹雳一声，五四头巾穿破，头顶上一窍穿透，靠壁而死。故事中两个恶少在谋事前策划杀害自己的母亲，结果被雷击而死，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强化了“孝”的观念，并在价值观上赋予“孝”至高无上的道德制高点。而这种观念又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从而起到和谐人际关系以及稳定家族、国家的作用，具体呈现为两个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三角形”形态。

在家族内部关系中，以孝、慈为准则构成纵向的父子关系，以悌为准则构成横向的兄弟姐妹关系，形成一个超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同样，在国家的层面，以君仁臣(民)忠为准则构成君———臣(民)之间的三角形超稳定社会结构：

产生于农耕文明的传统宗法家族文化有许多已不适应当今社会，需要扬弃，如族长家长的权威意志，对女性权利的漠视与剥夺，共同体利益绝对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等；“贞节”、“妇顺”准则的单向度要求，当然也应该扬弃。但宗法家族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是值得借鉴甚至发扬的，其中的孝文化尤其如此。

自“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潮，将传统文化一律视为封建迷信加以扫除，数千年来建构的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瓦解，西方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又不完全适合中国社会，导致中国社会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混乱；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人们信仰缺失，物质至上，道德水准下降，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家庭成员内部关系方面，较为普遍存在“慈有余而孝不足”的情况，晚辈对长辈不尊敬，对老人不履行赡养义务，兄弟间为了一点小利益而反目成仇等；在社会关系方面，人与人之间情感冷漠，缺乏互助友爱、包容的精神，缺乏基本的诚信等等。而中国传统的孝道，强调长幼有序、上下有别，朋友有信，人人各司其职，每人都承担起各自的责任，以修身养性为最高追求。所有这些，对于纠正不良的社会风气、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准，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党中央提出用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民众乐于接受的传统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有益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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