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叙事语境下，中国龙母传说具有广泛的传承空间，其历史渊源悠久而复杂，流变形态十分丰富。中国龙母传说的学术史已近百年，研究成果丰硕。总体来看，关于中国龙母传说的文化起源与流变研究比较全面，代表异文的个案研究特色鲜明，以龙文化为旨归的内涵研究多有创见，尤其以古百越民间崇拜为基础的区域性龙母信仰研究最为突出，揭示了地方文化传统与民间信仰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阐述了龙母信仰对于当代文化建构与产业发展的文化史价值。已有研究虽然厘清了龙母信仰的基本源流问题，但是尚无宏观的文化谱系性的传说研究。林继富提出了民俗谱系解释学的构想，从亲缘、姻缘、地缘、业缘、语言关系等角度解释民俗现象；田兆元认为，中国民俗现象的一个典型特点，是文化时空上的谱系性，经由华夏族为主体的多元民族融合，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渗透至现象中，积年累月，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就逐渐谱系化，形成具有整体意识的区域民俗。民俗谱系理论对于观照龙母传说具有深刻的阐释力量，我们以悦城龙母传说为中心点，全面梳理多民族、跨地区传承的龙母传说异文，讨论龙母传说的多民族叙事结构与核心母题，还原中国龙母传说的基本母题链，尝试构拟中国龙母传说核心母题的文化谱系，并阐释其成因规律与文化史意义。

由上文分析的中国龙母传说的三大核心母题来看，济世母题意义非凡。为此，我们须从主体的角度，讨论因为地域文化传统差异所带来的影响问题。此前的研究对地域文化亦有较为敏锐的思考与省察，如叶春生即对比研究过岭南掘尾龙故事与东北秃尾巴老李故事，认为不同的地域文化传统决定了龙子外形相同而品质相异，从而拓展了岭南的掘尾龙研究。“闯关东的历史与记忆是将秃尾巴老李从众多秃尾龙故事中去区别开来的关键因素,也是秃尾巴老李信仰在山东兴起与泛滥的根本原因。一方面，移民数量大小和时间先后使得山东各地秃尾巴老李传说与信仰发展具有不同步性，并在整个山东区域内呈多点分布的状态；另一方面，移民历史还直接导致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及信仰在流传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层累特性。这种特性既体现在传说情节的叠加与故事形象的融合上,也体现在信仰功能的积累与神格力量的交汇上,最终形成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秃尾巴老李。传说与信仰相辅相成，成为一种地方性文化传统，左右着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这些研究都将龙母传说作为叙事与信仰对象，只不过广东龙母研究侧重其保护神的一面，山东的传说研究则以秃尾巴老李的龙子形象为核心。正是这两种研究取向，折射出了中国龙母传说本有的两种形态，我们可以借助民俗谱系理论来加以深入研究。

民俗谱系理论的倡导者田兆元认为，“民俗学的谱系观念是强调民俗文化的整体性与联系性、强调互动性的一种研究思路。民俗的谱系是一种有关联的集体行为。民俗谱系关注人类的某些共性，但是更加关注民俗生活的现实联系与互动。没有互动就没有谱系，互动是谱系的存在形式。就像一个亲属谱系，没有联系，亲属谱系是没有意义的。”他将民俗谱系的核心内涵归纳为：第一层次是具有共同习俗与文化价值观的族群谱系。族群的文化有其传承性，但也有断裂重组、再造、回归的一面；第二层次是空间谱系。同一地理空间是特定民俗发生形成谱系的条件。但是，城市化、现代企业、现代机构，支离了原有的空间统一性，地理因素变得难以描述地理的民俗形态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较量，都会构成民俗的空间谱系形态；第三层次是时间谱系。时间谱系是考察民俗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的结构形式；第四层次是形式谱系。作为民俗的结构形式，包括民俗的核心形式、延展形式和变异形式；也包括其语言形式、行为形式和景观形式，还包括媒体形式。民俗的核心功能是认同，表现形式是叙事。民俗谱系理论立足于文化认同的民俗原理，以族群互动与联系为出发点，将族群、时间、空间、形式四个层次的谱系作为核心内涵，本质上考虑的是主体谱系、时空谱系和表达谱系，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民俗现象谱系化提供了解释框架，将人、时间、空间、文化现象呈现这四个维度建立起来，用以观察与评价一般民俗现象的特征和价值，尤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解具有重大的民俗学学科意义。

依据田兆元和林继富的民俗谱系理论，我们尝试对中国龙母传说进行谱系建构。中国龙母传说属于典型的民俗形式谱系，也即民俗表达的谱系。我们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地方传说类文本为依据，对28篇中国龙母传说的异文作了情节单元分析，从而构拟出以“龙母母题、龙子母题、济世母题”为核心的中国龙母传说母题链，鉴于本文的旨归是“济世母题”研究，因此便以“济世母题”为中心展开。

济世母题在中国龙母传说中主要表现为龙母善行与龙子报恩两个亚型情节。

首先，龙母善行的善是心善。龙母奇遇龙蛋之前，就是一个懂孝道、明事理的大善女孩。她在家里孝敬双亲，更多的传说中则是单亲，往往为母女或父女，这一情节构思与强化龙母的心善品性有密切关系，也反映了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大善者的生存困境的关注与思考。她乐善好施，以弱小之力为乡邻、亲友提供尽心尽力的帮助，这种奉献精神，被乡村社会共同认可与高度称赞，这些脱俗不凡的善心，凝聚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文化精神，也是中国乡土社会的理想价值观。善心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不能转换为一种实际的行为，但它所呈现的对于传统人生的心理信赖与价值认同，却常常令人感怀人性的美好，领悟到人生意义的真谛。其次，龙母善行的善是友助。龙母自小结缘乡邻，与传统村落的人际关系十分融洽，经常主动帮助邻里乡亲，虽然力量绵薄，却以友助的行为促成了乡村社会睦邻友好的良性人际关系。中国龙母传说中大部分异文都会描述龙母自小的热情与奉献，积极参与中国乡土社会公序良俗的建构，成为人们心目中乐善好施的典范。由于龙母家境贫寒，自顾生活常常自有不力，却仍然热心助人，奉献一己之力。其三，龙母善行的善是道义。龙母除了自己在奇遇龙蛋之前心存善念，积极施助，而且在哺育龙子后仍坚守善德，以育子之善作为母亲的使命。一些异文描述了龙母得知回来探亲的龙子损坏了乡邻的农田，带来了水涝，非常气愤，斥责龙子只顾孝道而违逆天道、损害乡邻利益的行为，后来，龙子就只在一年中的清明时节回来探亲，减少了对乡土社会道义的损害。还有一些异文也描述了龙母因为与异类相处，遭到乡邻们的批评与阻碍，她明理担当，大义灭亲，用赶走亲生龙子的“母子别离之痛”来守护中国乡村传统的道义。其情其行，令人敬仰。

龙子报恩是济世母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中国龙母传说“济世母题”的亚型情节。龙子报恩的济世行为首先是尽孝。中国龙母传说大多数异文都有龙子探亲、祭母、哭母的情节。孝道理想与孝行之间，龙子身为异类，遭到龙母乡邻的误解与驱逐，但他远离家乡后仍然牢记龙母的养育之恩，总要排除各种艰难与经受各种考验，回到龙母身边探望母亲，或者作为孝子表达哀思与怀念之情。这种敬孝行为与观念，在乡土社会中产生典范效应，发挥了济世功能。其次是帮助家乡消除旱涝灾害。

中国龙文化信仰中，龙是水神，也有火神的威力。因此，避走他乡的龙子得知家乡面临严重的旱涝灾害时，义不容辞的回乡抗灾，以自己的神性力量帮助乡邻度过艰难的日子，并作为风调雨顺的保护神为家乡造福。再次是帮助家乡驱邪避祸。除了帮助家乡打理日常自然灾害，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龙子还承担了守护家乡社会的安宁与保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重任。一些异文将斩除精怪作为龙子报恩的重要事迹，还有一些异文直接将恶龙作为为害者来塑造，这里就多了一份尖锐的考验：龙子作为人的异类尚被驱逐，又如何还以自己的同类作为敌对者来帮助人类呢？这种考验，是对龙子品性的巨大检视，也是乡邻社会出于自身价值向龙子提出的极度两难的悖论，龙子却坚持一如既往的报恩价值，义无反顾地斩杀自己的同类恶龙，在报恩与道义担当上继承了龙母的理想，堪称道义路上的先行者。

济世母题正是以龙母善行与龙子报恩两个亚型情节，彰显了中国乡土社会基本的人生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一心向善的人生，大义灭亲的道义，共同建构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公序良俗，维护了中国传统社会坚韧有力的民间立场。这一立场，也是一种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人们需要用善来维护稳定的人际关系，需要用道义来建构良性的社会秩序。

基于此，我们以济世母题为中心，将中国龙母传说的谱系建构为“双重谱系”：以龙母为核心的济世谱系和以龙子为核心的济世谱系，两大谱系多有交织与重叠，且具鲜明的文化地域特征。以龙母为核心的济世谱系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中心区在两广和江浙沪等沿海和大河流域地区，龙母本质上成为地方守护神。以龙子为核心的济世谱系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中心区在胶东半岛与太行山一带，影响波及东北小部分地区，龙子本质上是“远行求生、重孝开拓的游子隐喻”。

从中华文化的整体上考察龙母传说谱系的形成与发展，济世母题具有关键意义。龙母传说谱系中，形态丰富的“济世母题”呈现出我国多民族叙事的文化共性：中华文化的母性精神和济世品格。正是这些共性，形成了以济世母题为核心的中国龙母传说“双重谱系”，即以龙母为核心的济世谱系和以龙子为核心的济世谱系。

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指出：“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科学能帮助人满足他的需要，它们总是有限度的。人事中有一片广阔的领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和腐朽，它不能抵抗死亡，它不能有效的增加人和环境的和谐，它更不能确立人和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不论已经昌明的或尚属原始的科学，它并不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意外，及预测自然事变中偶然的遭遇。它亦不能使人类的工作都适合于实际的需要及得到可靠的成效。”中国龙母传说正是在科学主义不足以解决人类困境的文化生态史上，发挥着以信仰为中心的重要文化功能，其丰富而深刻的多民族文化结构中，充分显示出中国独特的文化智慧与坚韧的社会发展能力。

我们从中国龙母传说的文化结构中首先考虑的是其神话结构。刘守华从中国民间故事史的角度，系统梳理了龙母型故事的源流与变迁，认为龙感应怀孕生龙子的母题由古神话中移植而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哀牢夷有一妇人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后怀孕所生之子即龙子，推以为王，称为九隆。它们属于以龙为图腾的母系氏族的神话传说，所生的龙子因神奇往往被推举为首领，赋予英雄的品格；故事显然以“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氏族社会为背景，故尊崇龙母的感情表现得特别浓烈。这一精深的学术论断，基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厘清了中国龙母传说本土的多民族文化渊源，尤其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图腾信仰与崇母传统的分析，是对中国文化的多民族特质的认知与理解。

广东德庆的龙母诞期有燃花炮、抢炮头和演戏娱神的习俗。在清光绪年间，每年龙母诞期间，东裕堂都要在五月初八设坛演戏，连演七天，盛况空前。平时戏船经龙母庙前的水口，也要到龙母庙敬演贺寿戏三出，以报答龙母的安澜之功。龙母传说的俗信发展，实质上是龙母由凡人向神性的变迁、女神化的过程，乡邻们祈求的是龙母对当地村落社会的“安澜之功”，这与上海的一个异文直接塑造龙母为海洋保护神相呼应。也就是说，中国龙母传说的神话结构中，由龙母的神圣来源，到现实的神性需求，延续了一个由俗入圣、由现实走向神性的文化逻辑。

第二个层次的文化结构是中国龙母传说的伦理结构，这一结构所表达的伦理关系，意蕴深远。笔者收集到的28篇中国龙母传说的异文中，有23篇明确说明了龙母自幼为母女（或父女）相依为命，后来女儿因善心收养了龙蛋，成为龙母；或者是母子，因为儿子行善，得到报恩的龙珠，为乡邻带来生米的宝物，村里的恶霸在抢夺龙珠时，儿子吞服宝珠，化为龙子。另外2篇没有明确说明龙母的家庭成员，还有3篇浙江的中国龙母传说则强调了姑嫂关系，小姑与嫂子一同在水边洗衣时，奇遇不明的蛋形物，姑嫂互相谦让之时，小姑不小心吞服了蛋形物，后来才生下龙子，成为龙母。那么，这种伦理安排究竟表达了怎样的文化观念呢？

单亲家庭在中国社会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底层意义。乡土社会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劳动力是核心问题，尤其男性劳动力。中国传统社会常常将男性劳动力称之为“顶梁柱”，正是基于农业生产方式而言。龙女与母亲相依为命，往往依靠为他人洗衣、缝补作为生计，而从事体力劳动则极其艰难。这种苦命的日子在乡村社会中是有目共睹的，不仅要经历“孤儿寡母”的繁难的农业体力劳作，而且母亲还需要承担哺育子女、清守无趣的日常生活，这种艰辛，非与寡妇相处不得体悟其万般的痛苦。作为女儿，她的成长没有童年的阳光，更没有物质的幸福。可以说，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乡村失夫家庭，算得上最底层的、最值得同情的一个阶层了。从这一意义上，伦理结构上单亲家庭的安排，应当是中国传统社会理解、关怀单亲家庭最真诚的同情之声，对龙母善心的颂扬与期许，算得上是劳苦大众对这个不幸女子最美的祈福吧！

性别结构也是中国龙母传说十分特别的叙事逻辑。中国龙母传说谱系中，性别成了区分双重谱系的核心法则。女子意外吞下龙蛋而生下龙；男子被迫吞下而变作龙。前者的女性成了龙母，后者的母亲成为龙母。前者所吞龙蛋，虽则是意外之意外，一层是意外遇见奇怪的蛋形物，另一层则是不小心吞服，但是这种意外都是不经意而为之的。既可以说是上天对龙母善心的感应与厚赏，也可以说是龙母自己的善心所至，不排斥陌生之物而关爱有加。后者的龙珠则有一个经意的前提，即救鱼、蛇于危难之间，这些鱼蛇本非寻常物，多为龙王太子或公主，他们得救后回来报恩，送给穷小伙一个能够生米面的宝物龙珠，这种得珠，是感恩的结果。而后又因宝招祸，乡里的恶霸带人来抢夺，于是，穷小伙为了保护龙珠，不小心吞食，意外地变身为龙，与母亲别离，母亲才成为龙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得龙蛋，自己演为龙母，从此开创出以“龙母济世”为内核的中国龙母传说谱系；而男性吞服龙珠化龙，则演化出“龙子济世”为内核的中国龙母传说谱系。这两个谱系恰好又与两个特定的区域相关联，前者与两广、江浙沪地区，尤其是西江流域相关，“龙母传说与信仰在环大明山壮族地区广泛流传。武鸣县多地有龙母庙、龙母屯、龙母岩洞等祭拜龙母的遗址,是龙母文化传承发扬的典型。龙母文化不仅通过口头传承,更透过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加以展演和传播”。龙母实质上发展为海神或地方保护神；后者与胶东半岛、太行山区相关联，尤其在山东地区形成极强的文化乡土圈，这是历史上远游他乡、思念故土、感恩母亲的游子形象。

中国龙母传说在多民族叙事语境下皆有活态的口头传承，其中，悦城龙母传说是龙母传说谱系中的代表性异文，主要包括三大母题：龙母母题、龙子母题、济世母题。龙母传说以复合、变形、抽象、隐喻等叙事语法，承继了“慈爱”“宽容”“奉献”等中华文化的母性精神，建构了“忠孝”“感恩”“创造”的济世品格。济世品格是中国龙母传说谱系的灵魂，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精髓，由此确立了中国龙母传说凝炼中国龙形象、促进中国文化认同的基础性文本地位。龙母传说谱系支撑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也折射出中国文化普遍的龙信仰传统和中华龙文化的深远影响。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去，详参原刊）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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