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种子埋进土里:踪寻林耀华《金翼》的主体性表达


“一架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孙辈们抬头仰望这充满敌意的天空,但老人却平静地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忘记把种子埋进土里了!’”[1],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就此落笔。这一意味深远的巧妙结尾,似乎道尽了年逾古稀老人东林的人生哲学。这好似与杨降先生的百岁感言“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如出一辙,此感悟看似“鸡汤味”十足,并常在网络上穿梭被借用于表达个体的心境,却也实实在在地道明了生活的真谛。


林耀华是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开拓者与实践者,作为学界的泰斗人物之一,他留下了《金翼》、《义序的宗族研究》、《凉山彝家》等重要的作品,当然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的《金翼》一书。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别具一格地借用小说体裁撰写文化,描绘出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中国福建乡村家族兴衰的一个剖断面。它的社会场景在闽江下游地处商旅要道的黄村,实际上是村落到乡镇乃至都市的循环流动的过程,展现了黄东林与张芬洲两位姻亲及其家族背道而驰的兴衰历程。具体来说,起初两人携手并进顺遂地从农村到乡镇、从农民变商人,但命运浮沉短短几十年两家结局却大相径庭,张家迅速衰败,落得个人丁零落的下场。相反,东林渡过逆境节节高升,以致达到人生乃至家族繁荣的巅峰。



(一)以小说体裁书写文化

林先生借用了小说形式展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文化,于当时学界而言,在研究对象和民族志文本呈现路径上均有所突破和创新。该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如人类学家弗思(R.Firth)所说:“他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2]它不是戏剧般的虚构,而是时间序列上一个个真实生活事件的勾连,精致地描绘了乡村社会的生活细节和个人的内心情感。笔者对文中一些场景颇为熟悉,竟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共情与理解,或许是中国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乡村社会文化与人情伦理具有共通之处,读罢自然没有西方学者那般质疑它真实性的念头。作为仍在路上的学人,也能深刻感知到书中生活描写和学术表达的相得益彰,在小说体大框架下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人类学的视角与关怀,凸显人类学整体观的理念。例如在东林准备新居中木材的来源问题使他陷入一场纷争,作者围绕这一主题解释了当地司法制度,由此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被有条不紊地呈现出来。


在三哥婚礼上对酒席座位顺序的描写隐含着人际关系的表达,“在诉讼案中帮过他的舅母被安排在第一贵宾席就坐,位于堂屋左侧最里一桌。第二贵宾席在堂屋右侧最里一桌,留给黄太太的养弟郑安齐。伯母林氏的一个兄弟应邀坐在中间一桌第三贵宾席的位子。如芬洲、一阳、立阳、卢国以及其他湖口商店的店主们也都坐在上宾席。”[3]当文中涉及婚丧礼俗和节庆时,都细致入微地叙述了前前后后整个过程,如谈及冬至时节当地做的一种“汤团”的食物时,描述了母猿回家的孝道传说,新奇且感人。这对于小说本身来说可能会有冗杂之嫌,但作为人类学作品则实有必要。


书中对药铺、闺中、土匪老巢中的每个人言行举止的描述,直达他们的心灵深处,仿佛作者身临其境。特别是对小哥在土匪巢中的经历和心理状态的精彩描述,似乎作者自己就是小哥。林先生自己说:“这本书包括了我的亲身经验、我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描绘的每个事件甚至细枝末节,从本质上讲都是真实的,每个人物皆有所指。”[4]腊克斯也说道,作者对这一时期风风雨雨了如指掌,可能林先生即是东林之子。从林先生的成长环境和写作背景中,便能理解该书为何能如此生动地描绘社会文化的每一个侧面。林耀华先生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从小便受家乡风土人情的熏陶濡染,幼年入私塾,学习儒家经典如《论语》等,促进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理解,他说他“一直拖着一颗中国人的脑袋在现代西学的教育体系中颠簸”。《金翼》是他博士毕业后依自己的经历和1934年至1937年两次返乡的调查完成,人类学的关注与思维理念常会让我们联想或觉悟似乎自己的家乡就是田野,或许我们都脑补过这种内在关联。这一切让这一无心插柳的本土之作成功诞生得自然而然,这一主体性十分突出的民族志怕是难以被后人超越了吧。


(二)均衡论中的人生哲学

于个体与社会而言,变化是社会事实,变才是永恒。哪怕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个体的生命历程也难免处于变化中。林先生把社会生活看成人际关系网络,像竹竿和橡皮带绑在一起的网状架构,处于永恒的平衡状态,称之为均衡。变化就是人际关系体系的破坏,然后再恢复或者建立的新的体系的过程。他十分强调人际关系的均衡,在修订本最后一章“把种子埋进入土里”提及影响人际关系的四种力量,即物质环境、技术环境、人的适应力、各人际关系系统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些因素打破人际关系的平衡,人们便会建立起另一种新的平衡。因此人类生活摇摆于平衡与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


林先生用平衡论解说人及其社会生活的动向,但书中依场景所做平衡论的解说似乎都聚焦在东林经历上,东林的生活一次一次被粗暴的打乱,但他从磨难和过错中学会了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在摇摆的动态中达到平衡状态。第一个失衡的节点是偏爱东林的爷爷去世,让只有14岁的他感到悲伤和孤独,经过一年多,与母亲和哥哥的生活将他拉回来。紧接着他遭到母亲和哥哥的嫌弃,哥哥东明甚至公然声称他是不思进取的傻瓜,永远娶不到老婆,这种刺激把他推向了商路上的茶馆,之后两三年时间里卖花生的经历竟成了他生命中的重要一环,是逐步把他引向外面世界的基点。林先生把命运归于人际关系网和人的调适,但在书中张家和黄家截然相反的遭遇和东林潮起潮落的生活,似乎显示个人主体性的调适决定着各自的命运。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除却一些偶然因素,在相同的环境之下人事的走向或许多半也由个人自身主导着。东林安宁与艰辛继替的生活中,彰显着他自己的生活智慧和人生哲学。


而当地人惯于把一个人的命运浮沉归于“风水”,风水是一种偶然的不受控制的力量,体现在盖新房、看墓地等等实践中。在芬洲和东林合伙做生意拿到第一桶金后,颇有了些积蓄,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为各自的家盖新房,盖房首先得看风水,风水先生注意到山脚与河流转弯处一片静谧的田野,盛赞这里是“龙吐珠”的好风水。不料芬洲仗着自己年长,捷足先登,抢先占据了这块吉祥宝地,瞒着东林建起了新居。东林对姐夫的做法极为不满,但作为小辈又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独自在远离村庄的地方盖起了新房。尽管如此,东林一如既往来往于闽江上下游之间做着稻米和咸鱼生意,送孩子念书,祭祀祖先等等。在时间的洪流里,一波接着一波的内部困难和外部打击冲向他,他遭遇过打官司进牢狱、大女儿二女儿去世、洗劫店铺、小哥被绑架、土匪抢劫等等,虽然文中有些遭遇只是轻描淡写,但在这些失衡的节点上东林该是尝遍了人情冷暖,也使他在以往的经验中学会了顺应命运的潮流,在商海沉浮中形成了坚强沉稳、能言善辩、思维敏捷的个性。他尊重下属也认同下属,这赢得了他们的忠诚,他也注重维护家族关系。他心中终存着“人算天定”的智慧与哲学,相信“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古训,他努力谋划着准备直面困难,因此他从来不会太过失望与灰心。


相反,芬洲遭遇大儿子去世,他短暂离开店铺后回来时已经不适应。小儿子茂横偷偷霸占好的墓地,与舅母私奔,听信方杨,不听忠告等等都显露了他的无能,最后芬洲在阴郁中离世,家庭破败。面临此景况,风水先生又有新的解释,西路像一把利剑,斩断了龙尾,龙因而死了,这里也就成了不祥之地。画风一转,因东林家的兴旺其新宅被笃信有好风水,有一次三哥暑假带同学,健谈的香凯来他家玩,在东林家后山上,香凯看着山脊惊呼:“这就是‘风水’啊,兄弟们!这座像鸡的山(金鸡山),头和脸偏向一边,但一只金色的翅膀却伸向你们的房子,那必定是你们家兴旺发达的原因,我们就叫它‘金翼之家’吧!”[5]


弗思说,真正的命运存在于各个人的心中,一个人选择善或恶、聪明或愚蠢,确实不取决于兴之所至或偶然的机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这些爱好和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一个人的善恶智愚实际上早就选定了。由于内外复杂因素的牵制,人际关系网络不免松弛或失衡,要在动态的人生中达到平衡,个人才是人生动向的主导者,东林调适内化淡然的人生哲学值得我们拥有。如果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那东林便是这种英雄吧。


(三)民族志主体性表达的反思

人类学书写在于更好地表达文化,从科学民族志到实验民族志及本体论的转向,一直在反思人类学研究与呈现文化的路径。传统实证研究常常会从个别事件的分析提炼出普遍性,或常受既有的理论概念禁锢,在概念主导和理论预设下从事田野资料的收集,这或许会导致对文化本质的理解和呈现的缺失,甚至误读他者的文化。我们应该跳出既有概念的限定,从现象出发去直面事物本身,在田野中“聚焦田野直觉、精神与情感的互动瞬间”,更好地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秉性。林先生借用小说体裁细致入微地书写,通过叙述一小群人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对社会过程加以考察和解释,这种生活细节都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书中的人际关系、他们的责任,以及每个人的信仰和态度,有助于充分了解该文化的本质。


林先生运用自观emic)的研究方法,每个人的行为、动机、情感都是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社会与文化的创造者,都是自己运命的主导者。该书中有多处情境化的情感表达使得主体性十分突出,如对林母去世时的描述,“在林母病情恶化的时候,东林把所有家人叫到她的房间。等到大家聚在一起,大哥嫉妒二哥得到了祖母的钱,在病床前挑起争端,和二哥吵起来。东林加以制止,但是盛怒之下的大哥用力推翻了一个木箱子,箱子倒在地上发出巨响。就在这一刻,老祖母停止了呼吸。在深深的悲痛中,东林低下了头。他原本希望母亲能够走得安详,但是当时他的内心已经无暇去责怪两个侄子”。[6]


早在1995年,庄孔韶先生提出“不浪费的人类学”的实践理念,提倡人类学多元方法呈现。强调如今人类学诗学/民族志诗学研讨范围已经不限于传统的叙事诗、散文、小说等。“人类学家个人或群体在一个田野调查点上将其学习、调研、阐释和理解的知识、经验、体悟、直觉和情感用多种手段展示出来。著书立说以外,尚借助多种形式,如小说、随笔、散文、诗歌,戏剧、影视等文学手法创作;邀集地方人士的作品或记录,甚至整合同一个田野点相关专业的跨学科作品,以求从该族群社区获得多元信息和有益于文化理解与综观”[7]虽然这并不容易,但多元的人类学呈现方式值得被接纳和实践,多种文化书写方式并置可弥补各自的缺失,多方位地呈现文化本质。但不管何种文化书写方式,扎实深入的田野仍是根基所在,不能忘记把种子埋入土里。




注:该书有原始版和修订版两个版本,原始版为1944年出版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修订版为1948年出版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原始版介于小说与民族志之间,写作手法夹叙夹议,议不多但依场景做及时的文化阐释,字里行间混合平衡论的解说。修订版稍微调整了段落,抽离了平衡论的理论解说部分,增加“把种子埋进土里”专章解释人际关系的均衡论。


图文来源:“书斋里的人类学家”微信公众号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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