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神话学，需要先熟悉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神话学家。在我的四十年求学生涯中，率先相遇的三位大家是弗雷泽、弗莱和埃利亚德。他们三人研究神话的专业特点分别是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全球化取向、文学整体的系统理论取向和比较宗教学模式取向。归纳三位的共同旨趣，则是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要将研究结果归结到一种类似公式的原型或模式上去。这样的研究倾向对我自己的学术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从神话原型模式的探究起步，根据中国文化资源的特质，发展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文学人类学。

随后相遇的是约瑟夫·坎贝尔。他的研究旨趣是直指人心的，因而更具有人文主义的情愫。坎贝尔在北美国家的知名度，要远远大于他在中国的知名度。除了一部《千面英雄》（这是他所有著作中最能体现科学主义模式化倾向的一部）早有中文译本，并且在文学研究界流行以外，他的学术发展和整体成就基本不为大陆学界所知。尤其是他突出表现人文精神和治疗意向的特色方面。我在上世纪80年代时对坎贝尔的关注，主要看中他的神话学四部曲大著中的第一部《原始神话学》，学习他如何让神话学研究走出纯文学的小天地，进入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大传统中的。后来又知道，他不仅是纯学院派的学者，还是大众传媒方面鼎力传播神话学知识的第一人，在电视节目和电影制作方面都有很大作为。如今，思考神话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位美国神话学界的宗师级人物。至于坎贝尔学术的心理医学倾向，也被国内的文学人类学一派充分吸收，和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相结合，提升为一整套“文学治疗”的理论范式。[1]

在本书出版之前，坎贝尔的巨大学术成就和广泛社会反响在我国学界的接受情况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张洪友在2010年考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他本来报考的专业方向是赵毅衡教授领衔的符号学，学院调剂他跟随作为兼职博导的本人读博，而我这边的研究方向是文学人类学。那时他的求知欲好像被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所主宰，一心想在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方面有所建树。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商讨、纠结和筛选，他最终决定转向神话学研究，并听取建议，确定选题方向为坎贝尔的神话学理论研究。这也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学术传播任务。他努力找来所有能够找到的坎贝尔的英文著作，一页一页地进入到这位巨匠的神话学研究的世界里。

从学术起步看，坎贝尔在美国读大学时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英语现代派小说的代表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这部经典昭示着利用古希腊神话题材进行再创作再编码的现代派写作诀窍。这样的再编码实验，也同样成为好莱坞和迪斯尼的专业编剧们事业成功的一种“过关考验”。不过，要充分理解乔伊斯，光懂得希腊罗马神话的知识背景还不够，还需要深入把握乔伊斯的文化认同特点，需要理解爱尔兰文艺复兴的整个文化背景。看到坎贝尔著作中随处引用爱尔兰诗人叶芝的作品情况，就知道他在这方面也是积累相当深厚的。要理解爱尔兰文化的根脉，还必须懂得先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登陆英伦三岛的“原住民”凯尔特人的传统。这是在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以外的，对西方文明具有奠基作用的第三种重要文化传统。这也是让《指环王》和《哈利·波特》的作者——托尔金和罗琳们掀起一场席卷全球的魔法风暴的文化底蕴所在。国内译介西方神话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恰恰缺乏对凯尔特神话的译介。为弥补这个知识空缺，我主编的“神话学文库”第一辑中，就组织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利用课外作业的方式，翻译出版了一部题为《凯尔特神话》的专辑。没料到这部书成为17种书中销量最大的一本，已经加印多次。张洪友当年专程从成都赶来西安外国语大学听课，就这样歪打正着地加入到“神话学文库”的翻译校对者行列。现在他的博士论文经过修订，又加入到著作系列。希望他的这部书，能够在当代美国神话学的智慧导师与中国读书界和文创产业界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按照文学人类学派最近对文化大传统的关注和重视，要理解欧洲文明中凯尔特人的文化根脉，光靠阅读历史书籍和神话民俗还是远远不够的。“纸上得来终觉浅”。凯尔特人的先民在英格兰大地上留下的最壮观的遗迹号称“巨石阵”，如今是世界旅游的大热点，其始建年代距今接近5000年之久。将巨石阵作为一种无字天书来解读破译，已经成为今日英伦学界和媒体的一大热点，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在巨石阵西侧的格拉斯顿伯里小镇，如今是西方世界中的新时代运动的聚集地，当地书店里出售有全球最全面的神话学书籍。希望每一个以神话学为专业的师生都有机会到那里去体验一番。一种文化氛围，是在课堂上永远学不到的。

从早年热衷西方文学的青年，到晚年成为神话学大师，坎贝尔一生的学术道路，就是从文学出发，经过跨越东西方宗教的穿越之旅，又经过穿越原始与现代的心灵探险，最终成长为继弗洛依德和荣格之后，又一位著名的精神导师。跨越西方文化自身的壁垒，进入到东方文化传统之中，是坎贝尔和荣格一样，获得学术观念大变革的契机。穿越现代文明自身的壁垒，进入到原始文化传统之中，这也是坎贝尔和众多人类学家们一样，终于能找到诊疗现代文明病的秘方所在。看看坎贝尔怎么看待神话的：神话和象征的思想资源意义，突出表现在精神医学所说的“感动意象”（affect image）。每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都有这样一种“感动意象”。找到并且能够调动它们，正是一切堪称人类精神导师者的特殊本领。在古代西方，这是基督教牧师们的职业能力。在当今，则是一切心理治疗师力求掌握的秘诀。

笔者遵循这样的提示，希望在华夏传统的深处找到这种具有核心动力的“感动意象”。于是，聚焦到汉字“能”和“熊”的因果关系上，以及华佗五禽戏中的“熊戏”（一招一式都是模拟熊的动作）操练实践上，在十多年前写出一部《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什么是国人先民心目中的“能”？会在冰封的寒冬季节里冬眠的陆地猛兽——熊，即被狩猎时代先民理解为拥有死而复生之生命能量者，这就是在十万年前的狩猎社会筛选出来的史前人类的感动意象啊。今天人所说的“正能量”，在史前时代就被理解和认同为熊、熊神和天熊之类的神话观念就此建构出来，影响非常深远。古代字典《尔雅》称熊为“蛰兽”，意味深长。《山海经》则写到中原一带的熊山熊穴中年复一年地走出“神人”，没有人知道这是讲的什么意思。这个华夏初民时代的“感动意象”一旦得到揭示，古书中的一系列过去根本无解的哑谜，相继得以解读：从我们所认同的人文初祖黄帝号“有熊氏”，到伏羲大神号“黄熊”，鲧禹两代的“化熊”神话，乃至楚国王族25位统治者改称“熊某”的事实，都一一变成现代人可以理解的东西。神话学知识所特有的文化符码解读意义，于此可窥一斑。

对于生活在原始文化范围中的美洲印第安人，集体表演的野牛舞便是部落最主要的仪式活动。其所围绕的核心意象，就是野牛。为什么呢？坎贝尔说：“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与原始狩猎先民的生活方式惊人地相似。在以宗教维持的社会秩序中，人和能为自己提供食物来源的动物的关系是最核心、最关键的。因此，随着野牛的消失，粘合这个民族的象征不复存在。十年间印第安人的信仰在历史长河中得到沉淀和凝固，而来自南面墨西哥的异域宗教，则从此在印第安人中肩负起了救赎心灵的重担。”[2]看到这里，终于能体会坎贝尔所理解的神话，为什么被重新定义为人类“赖以生存”的东西。人类走出狩猎状态主要在新石器时代的到来之际，农作物取代作为狩猎对象的动物，成为农耕文明的新图腾，古汉语中指代国家政权的“社稷”一词，便由此而来。毫无疑问，“社稷”正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农耕文明“赖以生存”的东西。

要进入坎贝尔所描述的这种神话境界，需要设身处地先把自己转换成为一个原住民。这需要当代知识分子自我培育一种心灵体验的功夫。这也当然和人类的仪式活动或修炼行为（如瑜伽）密切相关。这与当今的大学生们在民间文学课堂上所惯常听到的那种被肢解为故事母题、人物和情节的文学神话，其实是大相径庭的两类东西。在坎贝尔眼中，神话一定离不开人的信仰和信仰实践。“一旦仪式和意象丢失，作为概念载体的文字在当代可能有意义，也有可能显得不合时宜。仪式由神话象征组成。只有在参与仪式的时候，个体才会直接真切地感受到这些。”他一方面强调关注神话与仪式体验的不可分割性，另一方面强调西方学生需要向东方传统学习。学什么呢，就是东方智慧者“朝向他们自身的神秘内在旅程”。他认为这样的文化寻根和文化转向，必然给西方文明带来积极的疗效：“如果能和当代生活密切相连，这将会使人们在生活、文学和艺术领域重开历史新纪元。”[3]

神话不应是和文学课堂上的作家作品并列的东西，神话本来就是人类文化之根和信仰之根。对于“散失了灵魂的现代人”（荣格语），神话意味着重新教会我们怎样做人。学会做人的第一要义，则是首先学会面对现实。正如神灵世界里有善神和恶神：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生命邪恶的本质和这种本质中所蕴涵的光彩夺目的特色：认识到生命就是如此，不可能也不会被改变。很多人自认为他们知道如何将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并宣称如果他们是造物主，这个世界将没有痛苦，没有忧伤，没有残酷的岁月，也没有变化无常的生命。这都是一派胡言。也有很多人发出这样的心声：“先改变社会，再抽时间改变我自己”，遗憾的是这些人永远无法进入神的宁静世界。其实所有的社会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充满邪恶、忧伤和不平等。如果你真的想有所作为，那么你首先要学会怎样在这个世界中生存。[4]

面对充满邪恶和魔鬼的现实，人必须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至于如何让自己强大，坎贝尔通过他的博通的专业视角向人们表明：各民族古老的神话故事，能充当永恒的精神充电器和能量源。

张洪友的这部著作，既然以《好莱坞神话学教父》为题，其所侧重研究的，是坎贝尔神话学对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重要启迪，希望日后也能在神话的心灵治疗学功能方面，再有所进取和有所创获。我们这个的时代，文化变迁的速率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带来的社会竞争、价值冲突和精神压力，对于每个个人而言，也是非常惊人的。在20世纪来临之前，德国人尼采就曾呼吁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在“上帝已死”的精神空缺语境下，要努力去做一名“文化医生”。时至今日的21世纪初，全球化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全社会浮躁地拥抱着未知是福是祸的新上帝——机器人，我们人文学界则更需要加倍努力培育“文化医生”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和大智慧。

写出上述的期待，与张洪友博士共勉。

是为序。

2018年8月19日星期日

草于上海北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