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论述完成了两方面的超越：一是涵盖了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宗旨，又在文艺生存的逻辑层面将其起点和归属凝结了起来。人民不只是文艺服务对象的存在，而且是本体论的存在，突显人民在文艺创作、享用及评论各环节的主体地位。一是越过了人民与文艺关系的学术表达。“人民的文艺”的命题之所以能够成立，是立足于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基本事实;将人民与文艺的关系置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的语境当中，极具现实和理论的张力。基于两方面的超越，对民间文艺“人民性”的把握，不能止步于“深入民间”，应该突破以“我”为中心的民间文艺田野范式，重新认定当地民众在文艺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给予他们在民间文艺研究各个环节充分的话语权，建立平等、协商的民间文艺田野工作机制。

关键词：习近平 人民性 民间文艺

在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的论述中，“人民性”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明确了文艺事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实践准则依规。民间文艺植根于广袤的底层社会，产生、流传于民众当中，其人民性是与生俱来的。从民间文艺学的角度领会习近平关于文艺论述中的“人民性”，同样可以进入到本体论建构的体系当中，为“人民性”的阐释提供特有的民间话语和民间立场。尽管习近平同志在有关人民性的论述中，没有具体指涉民间文艺，但对民间文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仍具有指导意义。

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人民”是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他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文艺脱离了人民，也就失去了社会主义属性。从文艺活动实践状况而言，习近平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人民的需要就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人民是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的基本价值追寻，文艺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以是否满足人民的需要为评判准绳。人民在文艺生成的过程中具有生活本源的意义，归还了人民在文艺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身分和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指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人民的文艺”这一命题，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全称判断;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立场旨归，从民间文艺的角度切入，则不仅体现了文艺要表达人民的心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诉求，以及超越了将人民定位为文艺服务和书写、表达、反映对象的判断，而且给予了人民在文艺实践中的明确的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与“为人民服务”的表述差异，就在于后者还只是将人民价值定位于对象存在，而前者则显然定位于本体存在。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牢固地夯定了“人民”的界桩:“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可见，人民并不是抽象的。“人民的文艺”应该是属于这四种人的文艺。在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和习近平都集中讨论了“文艺与人民”基本关系的命题，关键在于作家文艺与人民之间存在亟待跨越的鸿沟。在文艺理论中，“人民性”只不过是被断断续续言说的一个概念。习近平同志对“人民性”的重新诠释，不是致力于学术追寻和范畴陈述，而是确立了文艺性质和归属的人民本体论，即将本来属于人民的文艺归还给人民，但绝不是让文艺返回到原初的口传时代。人民本体论的前提是:人民已然当家作主，自然也是拥有文艺的主人。值得深思的关键点在于，习近平同志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中定义“人民的文艺”，人民充分地享受和拥有自己的文艺是伟大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语境里，人民本体论的文艺思想应运而生，并且嵌位于治国理政的整个体系当中。

关于这一本体存在定位的阐释，在文艺学领域并不充分，因为文艺学的文艺均为文化精英所掌控，文学艺术家们的创作主体身分与审美客体泾渭分明，“他者”固定在被审视的位置。就民间文艺学而言，从文艺“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本体论并非语境的转换和表达的改变，而是出于对不同于作家的民间文艺活动性质的深刻认知，出于对人民在民间社会文艺活动中所处支配地位的准确体察。从民间文艺学学科出发，领会和理解习近平同志的新时代文学艺术观，可以从民间文艺实践活动中获得直观的生动启示，在学理上高度认识这一本体论之于民间文艺研究的学术意义。鉴于此，习近平同志关于文艺论述中的人民性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我国民间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极大地拓宽了民间文艺研究的思想视阈。

民间文艺产生于民间，主要流传于民众当中，具有与生俱来的人民性。习近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民间文艺的人民本体是客观存在的，无需刻意为之。习近平有关文艺的论述没有直接指涉民间文艺，恰恰说明民间文艺不存在远离人民的问题。

民间文艺活动本身就是人民的审美生活，是人民不可缺少的生活样式。民间文艺具有浓厚的生活属性，民众演述和传播民间文艺时，是在经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民间文艺的“无功利性”使之不至于陷入一些功利性的泥潭。“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这些困扰作家文艺的问题在民间文艺中无从生发。精英主义们在响应习近平同志的号召，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方式正努力治愈文艺创作的顽疾。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本应以民间文艺为参照，却对民间文艺的“人民性”熟视无睹。这种对待民间文艺的态度与政治立场无关，但也不同程度地透视出对民间文艺的肤浅偏见。

民间文艺的人民本体既是既定的，也是全方位的，表现为人民创作、人民传播和人民享受。民间文艺调查和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区域内广大人民的口头文艺活动，它以口头演述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演述的过程和形式。口头文艺属于人民自己的知识和意识形态，是人民对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感情的演述。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在现代文艺体系中，民间文艺与作家文艺、外国文艺并列，这三种文艺形态在精神特质上各有特点和功用，互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民间文艺而言，具有鲜明的人民特性。民间文艺在人民生活中，属于人民群众带有审美色彩的生活方式，并非仅仅作为一种文艺样式存在，其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综合体存在并发生影响，是以文艺的形式展现民间社会的各种思想沉淀和生活现象。

民间文艺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为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对于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记忆，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历史文化依据和广大人民情感、立场的支撑。同时，坚固人民在文艺事业中的主体地位，高举“人民的文艺”这面大旗。

认定民间文艺的人民本体特质，取决于民间文艺无功利、无利害的生存状态。在民间，人民的创作活动，基本上是一种无意识，或下意识的。也就是说，人民在进行民间文艺演述活动时，一般并不把它当作艺术行为来对待，民间文艺活动，常常是伴随着物质生产或生活一道进行的，大多情况下，无需腾出专门的时间。这正好迎合了康德提出的“审美无利害”的美学指向。“每个人必须承认，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人必须完全不对这事物的存在有偏爱，而是在这方面纯然淡漠，以便在欣赏中，能够做个评判者。”与康德不同，习近平如是说:“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随着消费主义和民俗主义的盛行，功利主义和利害关系也进入到民间文艺领域，一些民间文艺步入市场化。倘若按照康德“审美无利害”的审美法则，审美便不复存在，这是审美实践当中的一个悖论。习近平同志站在更高层次论述人民与文艺审美的关系，为理解这一问题确定了方向性维度。他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这既是美学原则的创新，也是对人民主体性的全方位判定。对“人民”而言，无所谓利害还是无利害，因为人民是文艺及文艺审美的绝对主体。

与精英文艺不同，所有的民间文艺都不是个体的，而是群体的，但又是通过个体的审美实践展开的，因为审美体验都是个体的。以往学术研究都在强调个体的文艺经验和表现，倾向于个体与文艺关系的个案分析和把握。然而，任何个体都不能构成“人民”。人民与民族、国家相并列，是一个蕴含主人翁精神的神圣概念，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关注人民主体本位，说明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论述超越了单纯的学术层次，而是把文艺纳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诉求的框架之中。正是基于宏伟的民族理想，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更是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历来高度重视，这是因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高扬社会主义人民至上的艺术价值取向是文艺事业的主旋律，而作为具有直接人民性的民间文艺，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更是责无旁贷。

既然民间文艺具有鲜明的人民属性，是我国各民族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弘扬和发展民间文艺就成为民间文艺工作者神圣职责。这样一种神圣而又纯粹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民间文艺界的市场在民间、在田野，田野永远是民众生产和传承民间文艺的土壤，日新月异，只有在田野中不断感受民间文艺的实际，才能不断为发掘、整理、利用和发展民间文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民间文艺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如何体现人民性?在唯物史观中，人民主体性只有通过人民的艺术行为和活动才能实现，只有通过人民自己的创造性艺术表现才能得以落实和确证。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自我实现”。人民有自己文艺和富有民族及地域特色的审美情趣，他们的文艺是自给自足的，洋溢着历史积淀的永久魅力。作为民间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向民间学习，经历和感受当地的民间文艺传统，理解当地人对自己文艺传统的理解，这是民间文艺工作者“深扎”的基本要求和专业特质。

民间文艺工作者如何才能发掘、整理出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品力作？关键在于能否真正潜心于民间生活，把握当地人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差异性，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当地生活梗概的掠影，不能将学者自己的观点、立场强加给当地人。如何向人民学习?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才能够确立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方向。”在学术的层面，也同样要以人民为中心。民间有自己的文艺，也有自己的学术，只不过民间的学术话语不符合学院派的学术标准而已。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学术路径就是把当地人推向言说的前台，让民间文艺人才进入到自己的学术语境当中，而不是替他们说话。这才是在学术领域尊重并实现人民主体地位，彻底改变以往当地人只是资料的提供者而完全剥夺了其学术言说和书写权力的局面。

以往一直倡导民间文艺工作者参与观察，以深度访谈的形式了解民间和民间文艺。这种田野动机依旧是为了满足民间文艺工作者个人的学术意图，即便有对话，那也是单向度的。民间文艺工作者以所谓的学者和专家自居，主体意识极端强烈，面对田野，居高临下，远远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如此境况，显然难以真正做到向人民学习和理解民间。适当的心态和学术指向，就是将当地人民视为平等、合作的学术伙伴，并给予他们应有的创作或学术的署名权。民间文艺工作者在田野创作和书写的过程中，应建立与当地人合作的工作机制，生产出交流的、平等的、共享的田野产品。同时，方可避免对当地生活的误读和误写，并使当地生活得到更为生动、更为贴切的表达。当地人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和体验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也只有他们才能把当地的文艺传统和表演行为说清楚。与其民间文艺工作者替他们说，不如腾出足够的空间让他们自己说。

长期以来，民间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的目的在于为了自己的创作或学术，这本无可厚非。但这种以“我”为中心的田野操作伴随无以消弭的困境。因为无论如何深入，民间文艺工作者与民间的距离是巨大的，巨大到不可逾越。正是在迷茫的田野环境中，反而导致他们极易陷入自以为是的泥潭，以自己的理解强加给当地人。这源自于他们秉承的专业能力的身分自豪感，固执地以为唯自己才有资格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习近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对人民创造力的礼赞当然也包含文艺创作和学术能力，或者说，人民主体性贯穿一切既有的领域。当地人民之所以被挡在文艺和学术屏障之外，是因为他们的话语表达不符合学院派制定的规范。其实，所谓的“学术”和“理论”只是学者标榜的话语形式，意旨在划清生活话语和学术话语分界线。习近平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不只是解决人民的温饱、改善民生的命题，而是触及到寻求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人民利益”既是物质的，也是思想的和学术的，延伸至话语权益保障的田野作业的核心问题。

践行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的有关文艺的重要论述，不只是文艺要表达人民，反映人民的诉求和愿望，也要把人民推向艺术创作的舞台。“人民的文艺”也即人民创作的文艺，而不仅指称人民艺术家的文艺。其实，人民不仅是文艺作品的评判者、接受者及享用者，也不只是文艺讴歌的对象，还是文艺的创作者和研究者。如此这般，才是理解到位的民间文艺的人民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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